蘇軾與《周易》陰陽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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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與《周易》陰陽觀

　　《周易》陰陽觀不僅對蘇軾的處世態度、性格修養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他文藝創作中的審美追求也產生了極大啟示。

蘇軾與《周易》陰陽觀

　　陰陽觀是《周易》中的重要哲學思想，學界對此已做過許多論述。要言之，陰陽觀的核心精神就是“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系辭上》)。“‘一陰一陽’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陰陽之間的對待，二是指陰陽之間的流行，天地人物，莫不有陰陽，莫不受一陰一陽的支配，因而易道就是通貫天地人物的總的規律。”宇宙萬物只有遵循這種既互相對立又相互轉化的規律運行才能獲得順暢完美的發展。否則，則可能引起各種禍亂。

　　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說：“《周易》認為整個世界是以‘一陰一陽’為始基的一個相反相成的有機統一體。在《周易》看來，只有在互相反對的雙方貫通、聯結、合作、平衡、統一的情況下，事物才可能得到順利地發展”，“只有這種平衡統一才能給世界帶來安寧和快樂。相反，平衡統一的破壞必然要引起各種禍亂。”終生服膺易學且有易學專著傳世的蘇軾對這一哲學思想深所認同，在自己的處世態度、性格修養、審美追求等方面自覺加以實踐運用。可以說，這一觀念是成就他人生、文藝的重要思想資源之一。

　　一、蘇軾的處世態度與《周易》陰陽觀

　　依據儒家的觀點，“君子”與“小人”之間似乎應涇渭分明、勢不兩立，但《周易》哲學則主張“君子”與“小人”之間應彼此接納、和諧共處。總的說來，蘇軾盡管對小人嫉惡如仇，但其處世態度卻更多地汲取了《周易》哲學的處世智慧。

　　《周易》“陰”、“陽”兩個范疇應用于社會倫理領域中時，其象征意蘊之一即“君子”與“小人”。從卦、爻辭中可以明顯看出，《周易》有推崇君子、貶斥小人的傾向。如《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象》日：“‘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言開國承家，需用君子，勿用小人;若用小人，必亂邦國。又如《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說明使國家中興，……只有具備文明之德、剛武之威的殷高宗那樣的人才能擔此重任。……不要任用小人，若任用小人，國家不但不能既濟，反而會更加喪亂”，等等。總而言之，凡是有關開國承家、治國安邦、外交征伐等重大事情，《周易》主張重用君子、勿用小人。

　　但這并不是說小人就應該被憎惡棄絕、不予重視。作為陰陽象征意蘊之一的君子與小人之間同樣應遵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一宇宙規律。因此，《周易》盡管更看重君子，但并不忽視小人，而是強調兩者應彼此包容、和諧相處。如《遁・象》：“……遁。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遁卦象征退避。君子應當遠避小人，不顯露憎惡之情但應儼然矜莊。余敦康先生闡發日：

　　由于君子與小人共同生活于社會的統一體中，魚龍混雜，不可分離，所謂遁世，并不意味著棄絕小人而離群索居，退隱山林，……而是指一種如何在亂世正確處理與小人的關系明哲保身的行為方式。因此，在小人得勢的社會。君子應當采取明智的做法避免小人的迫害，但也不必憎惡小人，斷然拒絕與小人交往，只是在這種交往過程中，保持嚴肅的態度

　　可見，《周易》對待小人的態度相當通達。又如《睽・初九》：“……見惡人，無咎。”為什么接見惡人反倒沒有咎害呢?孔穎達疏日：“若標顯自異，不能和光同塵，則必為惡人所害”，余敦康先生日：

　　對于作為對立面的惡人，要有一個全面的觀點，做到異中求同，不可偏狹固執，采取排斥拒絕的態度，而要主動接納，擴大交往，因為只有通過交往的過程，才能捐棄前嫌，達到諒解，避免因矛盾激化而產生的咎害。

　　為避免矛盾激化而產生不堪設想的禍害。君子與小人均不可偏狹固執、相互排斥，而應求同存異、彼此接納。所謂“保合大和，乃利貞”(《乾・彖》)也，宇宙只有維持至為和諧的狀態，才有利于萬物的正常運作。正如劉綱紀先生所說：

　　《周易》認為美在生命之中，生命即美，而這種美的最高表現即是“大和”。因為只有在“大和”的狀態下。生命才能獲得最順暢、最理想的發展。……以“大和”為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只以生命合規律的、和諧的發展為美，而且以各不相同的個體生命都能共同和諧發展為美，以整個大自然和人類全體生命的興旺發達為美。

　　既然生命只有在“大和”狀態下才能獲得最理想的發展，而“大和”不僅包括個體、更包括整個大自然和全體人類的共同和諧發展;那么。君子與小人的和諧相處也就是宇宙規律的必然要求了。《周易》中所蘊含的這些思想對蘇軾的處世態度產生了重要影響。

　　秉承儒家孔孟思想傳統的熏陶，蘇軾自小養成了剛直不阿的君子人格，對損人利己的小人嫉惡如仇。但在深入研治《周易》的過程中受陰陽觀啟示也洞悟到：君子與小人兩種勢力只有平衡和諧，且君子占據主導地位，才有利于社會的安泰穩定、個體的順暢發展。這種認識最集中地體現在他對“泰”卦的闡釋中：

　　“泰”而后為“大壯”，“大壯”而后為“�”。“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夾”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圣人獨安夫“泰”者。以為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退之，使之窮而無歸，其勢必至于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為無措，然后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為最安也。

　　泰卦只有三陽爻，而大壯卦與央卦分別有四、五陽爻，象征君子愈盛而小人愈衰。依常理，“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央”之世。但在《周易》中，“泰”卻象征最安泰穩定之世。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在《周易》看來，世上的小人是不可窮盡的，若必欲逼迫驅逐之，使之走投無路，必將激起小人的致死反抗，兩者爭斗則勝負難料。而泰卦是三陽爻居內，象征君子占據主導地位掌握著控制權;三陰爻居外，象征小人擁有安身立命之地，不會因無所措手足而鋌而走險，這樣禍患便無由而起。這就是泰卦之所以象征最安定的原因。其《罪言》一文也表達了類似思想：

　　萬夫之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寧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乃陰乃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在蘇軾看來。能成為眾人所望所依的人并不在于才華超群絕倫，而在于具有包容眾人的宏大氣量。從終極觀點看，眾人其實是相濟相成、殊途同歸的，根本沒必要相互敵對、排擠。正像“疾惡”、“矯枉”若超過一定限度，就會產生相反的結果一樣，宇宙萬物只有保持均衡和諧的關系，才有利于各自的完美發展。因此，君子與小人彼此包容、和諧共處實乃理之當然。

　　另外，蘇軾還深切體悟到，小人的存在對君子的發展來說與其說是一種阻力，不如說是一種不可或缺的促進力。如蘇軾解大過卦彖辭日：

　　《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陵陰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陰之過乎陽之為禍也，豈知夫陽之過乎陰之不為福也哉!立陰以養陽也，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棄其衛。

　　《周易》所貴尚的是陽能控馭陰，而不是凌駕于陰而忽略之。人們一般只知道陰的勢力過

　　盛會帶來禍害，卻不知道陽的勢力過盛也不為福祥。因為設立陰是用以奉養陽的，設立臣是用以護衛君的，“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棄其衛”。這種見解在蘇軾對《無妄・九五・象》“無妄之藥，不可試也”的闡釋中也表達過：

　　善為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乃至于盡喪。無妄者驅人而內之正也，君子之于“正”，亦全其大而已矣。全其大有道，不必乎其小，而其大斯全矣。……“無妄”之世而有疾焉，是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養其大正也，烏可藥哉!以“無妄”為藥，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誰安之?故日：“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真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會以一種尺度去苛求蕓蕓眾生，若這樣去要求必將盡喪天下。無妄卦象征不妄為，所有人都應遵循正道而行;但君子對于“正”有一個標準――“全其大而已”，保全大節即可，不必苛求于細枝末節。無妄之世有疾，象征在“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而這些“小不正”是用來養“大正”的，因此無須藥療。若以“不妄為”為藥來療治這些“小不正”，則是以“至正”荼毒天下，天下必將永無寧日。所以說“無妄之藥，不可試也。”這里的“大正”、“小不正”其實就是陽與陰、君子與小人的另一種指稱而已，其所表達的宗旨仍是強調陰的存在對于陽是有利的，不可除去。

　　正因有以上洞見，所以在面對小人們的攻擊詆毀時，蘇軾依然能保持樂觀曠達的處世態度。如《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

　　慎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壤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荑。

　　從辯證的角度看，小人的謗讒正是激發自己探討宇宙之謎、參悟人生大道的資源。就像淤泥里生出潔凈的蓮花，糞壤中長出肥嫩的菌芝一樣，負面因素往往是促成正面事功的必要基礎。這種辯證思維可說是蘇軾無論何時都能保持樂觀曠達處世態度的主要心理調節機制之一。

　　二、蘇軾的性格修養與《周易》陰陽觀

　　蘇軾是一個善于學以致用的智者，當他以《周易》陰陽觀反照自身時，便找到了導致自己屢遭禍患的內在原因一勝格缺陷。

　　蘇軾天性剛褊率直、是非分明，這種性格給他招來了無盡的禍患。所謂“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眾”。他與洛黨結怨便導源于此。“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奸，形于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可見，蘇軾與程頤、賈易等洛黨人士結怨并非為了什么重大事情，僅僅是由于他剛直偏激的性格所致。蘇軾晚年被貶海南遇赦北歸時曾總結說：“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在遭受了7年瀕臨死地的貶謫之后，蘇軾沒有一句怨天尤人之言，而把這一切歸咎于自己“性多忤物”、“剛褊自用”、“猖狂妄行”的性格之失。可以想見，這種剛褊之性給他的身心帶來了多么沉痛的傷害。

　　正因有這種痛楚體驗，所以蘇軾對“一陰一陽之謂道”的哲理深蘊就體悟得更加透徹。如其解《賁卦》彖辭曰：“剛不得柔以濟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柔者所以利往也。”剛若沒有柔的相濟，就不能亨通;柔若不附著于剛，則不能有所前往。只有剛柔相濟，剛才能得以亨通，柔才能有所前往。同理，只有遵奉陰陽剛柔相濟相成之道，天下之人才能成為有用之材，天下之道才能成為可行之道：

　　陰不得陽，則終不得�而成也;……陽不得陰，則無所附而見也。五行皆然，莫不生于陰陽之相加;……茍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無五行之用。夫易亦然，人固有是材也，而渾沌樸鄙不入于器;易則開而成之，然后可得而用也。天下各治其道術自以為至矣，而支離專固不適于中;易以其道被之，然后可得而行也。是故乾剛而不折，坤柔而不屈，八卦皆有成德而不窳;不然，則天下之物皆棄材也，天下之道皆棄術也。

　　“獨陽不能自生，獨陰不能自成，是必陰陽相須，然后可以生成萬物。”不管是人還是道術，都必須經過“一陰一陽”之易道的陶冶、整合，才可成為有用之材、可行之道;否則，“天下之物皆棄材也，天下之道皆棄術也”。易言之，陰陽剛柔相濟，是成就人才、推行道術的必備前提。這種觀念蘇軾在《葉嘉傳》、《謝制科啟二首》之二、《謝王內翰啟》等文中也表露過，限于篇幅，茲不贅述。

　　在這種認識啟示下，在對“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眾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歷史事實的觀照下，在對自己屢遭禍患根由的反省中，蘇軾醒悟到，必須對自己的剛褊性格加以修正。如《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別來未一年，落盡驕氣浮。……至言雖久服，放心不自收。……納之憂患場，磨以百日愁。冥頑雖難化，鐫發亦已周。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

　　此詩是元豐三年(1080年)蘇軾剛從獄中出來、蘇轍來看望他時寫的。蘇軾前因激烈反對新法而被新黨誣陷入獄。經過近半年牢獄生活的摧折、磨煉，蘇軾認識到災禍的引起主要源于自己那驕狂浮躁、冥頑偏執的個性;因此決心要把平時那種種驕狂之氣、剛褊之性消磨掉。此種悔改意識在《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之一及《與葉進叔書》等詩文中也透露過，應是他的肺腑之言。因自己深受性格剛褊之禍，所以，蘇軾諄諄告誡晚輩們性格一定要修煉得寬和平易些。如《龍尾石硯寄猶子遠》：“偉節何須怒。寬饒要少和。吾衰此無用，寄與小東坡。”此詩是紹圣二年(1095年)蘇軾60歲時寫的。“偉節”指東漢末年的賈彪，“彪兄弟三人……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日‘賈氏三虎，偉節最怒’。”“寬饒”指西漢的蓋寬饒，“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于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寬饒不納其言”，后竟被害。與其說蘇軾在勸誡為人類己的侄子“小東坡”性格要和順些，毋寧說是在警戒自己。我們從蘇軾的兩則雜記中即可證實此點。如《劉沈認屐》：

　　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此人后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為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日：“是卿履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之，麟士日：“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人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不知何人所在。……識者嘆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唏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日：“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從蘇軾鮮明的褒貶態度“人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中，即可看出蘇軾對寬容通達、沖和恬淡性格的追慕之情。實際上，蘇軾在有生之年的確也修煉到了這種境界。據《說郛》載：“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誨少許可，嘗戒子瞻擇友，子瞻日：眼前見天下無一個

　　不好人。”正可作為他寬和通達性情的最佳注腳。

　　三、蘇軾的審美追求與《周易》陰陽觀

　　《周易》陰陽觀不僅對蘇軾的處世態度、性格修養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他文藝創作中的審美追求也產生了極大啟示。

　　就蘇軾的秉性來說，他更推崇富有氣勢力量的剛健之美，而不太欣賞嬌弱無力的陰柔之美。這種審美觀其《黃州春日雜書四絕》之二中即可看出：

　　中州臘盡春猶淺，只有梅花最可憐。坐遣牡丹成俗物，豐肌弱骨不成妍。

　　在蘇軾眼中，只有那傲骨凌雪、不畏嚴寒的梅花最值得愛憐;而那骨骼柔弱、肌膚豐腴的牡丹則俗不可耐。這種審美傾向在其詩文中也多有流露：“六郎亦不廢學……作文極峻壯，有家法”，“筆力奇健，深增嘆服”，“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自去中州，未始得此勝侶也”等等。剛健之美在蘇軾心中的地位于此可見一斑。

　　然而，蘇軾畢竟是一位深得文藝創作三昧，且有深厚哲學理論素養的大家。盡管他更欣賞剛健之美，但在《周易》陰陽觀的啟示下也透悟到：文藝創作要想取得最佳審美效果，必須把各種對立元素渾融無間地統一于一體，而不能偏于一端。所謂“文生于相錯，若陰陽之專一，豈有文哉”，凡能給人以美感的文采。必是各種元素相互交錯而成;若只有一種元素，豈有文采可言?所謂“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是也。這種審美觀念最典型地體現在蘇軾的《和子由論書》中：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茍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貌妍容有顰，璧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體勢本闊略，結束入細么。……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

　　在蘇軾看來，只要通曉書法之意，既使不學書法技巧也可以。那么，書法之“意”是什么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端莊之中夾雜流麗的筆法，剛健之中蘊含婀娜多姿的形態;即把對立因素和諧完美地統一于一體。“體勢本闊略，結束入細么”、“守駿莫如跛”等正是這一審美觀念的具體運用。這種觀念在蘇軾文中多有表述，又如《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于飄揚，草書難于嚴重。大字難于結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余。”《書硯》：“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萬事無不然。”世間萬事萬物大都是“二德難兼”，文藝創作也不例外，但若把“二德”完美地兼容起來則必為至品。

　　這種富于辯證色彩的審美觀念可說是蘇軾評價文藝作品的最高尺度。在這種尺度衡量下，古今詩人中符合他標準的就屈指可數了。如《與子由六首》之五：

　　……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

　　蘇軾平生唯一喜好的詩人就是陶淵明，景慕之至，竟寫了一百零九首“和陶詩”。陶詩究竟有什么魅力令蘇軾如此心儀呢?“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連“詩仙”李白、“詩圣”杜甫都不能企及的陶詩的特點是：詩歌外表質樸而內涵綺麗，表面清瘦而內蘊豐腴。“質”與“綺”、“癯”與“腴”這兩對看似矛盾的審美風格達到了完美統一。又如《評韓柳詩》：“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枯”與“膏”、“淡”與“美”實即“質”與“綺”、“癯”與“腴”的另一種表達而已。“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其實也正是蘇軾自己文藝創作的審美追求。如他曾教導侄子云：

　　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只書字亦然，善思吾言。

　　照蘇軾看來，無論是學寫文章還是學習書法，盡管最高的追求是平淡，但少小時應使氣象崢嶸，采色絢爛，等到年老手熟后才能達到平淡境界。但這種平淡不是淺薄的平淡，而是“豪華落盡見真淳”的平淡。蘇軾的文藝創作確已達到了這種境界，明代茅維曾予高度評價：

　　蓋長公之文，……若無意而意合，若無法而法隨，其亢不迫，其隱無諱，淡而腴，淺而蓄，奇不詭于正，激不乖于和，虛者有實功，泛者有專詣，殆無位而攄隆中之抱，無史而畢龍門之長，至乃羈愁瀕死之際，而居然樂香山之適，享黔婁之康，偕柴桑之隱也者，豈文士能乎哉!

　　茅維幾乎把文章中可能出現的對立元素都列出來了，但蘇軾的文章卻把這些看似不能兼容的因素都恰到好處地統一到了一起。若沒有深厚的理論認識，沒有自覺的審美追求，能達到這種境界嗎?可以說，蘇軾的各類文藝創作之所以都能達到千古獨步的境界，與他精湛的哲學理論素養及對這些理論融會貫通的運用有密切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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