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地位與意義

時間：2024-11-07 13:26:29 易經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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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地位與意義

　　周易它是上古時代社會生活的真實記錄，也是商周時期古人思想的真實反映。以下是小編分享的周易的地位與意義，歡迎大家閱讀!

　　一、《周易》的地位和影響

　　《周易》又稱《易經》，簡稱《易》。它是一部在中國文化史、思想史上影響極為廣泛深入的古代經典著作。歷代學者對它的研究和探討，曾付出了極大的熱情和至多的精力。該書約在戰國時期即被孔門弟子列為《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六經”;漢代則被奉為儒家經典之首(因西漢武帝時曾設“五經博士”，專門講論《易》、《書》、《詩》、《禮》、《春秋》五經);魏晉南北朝時，玄學盛行，《周易》被列為“三玄”之一(即《老子》、《莊子》、《周易》);唐代修撰《五經正義》，《易》為首經;宋代注解《十三經》，《易》為第一經;元、明、清三代，《四書》、《五經》為欽定教材，《易》居“五經”之首;清代阮元編輯《十三經注疏》將《周易》排在第一位，清代乾隆時編纂大型的《四庫全書》，同樣將《周易》列為第一部經書。由此可見，在中國傳統文化史上，《周易》占據著極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因而被稱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可看作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淵藪和先導。

　　《周易》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尊崇，是與它所包含的思想內容密不可分的，正如《四庫全書·經部·易類小序》說的“《易》道廣大，無所不包”。它是上古時代社會生活的真實記錄，也是商周時期古人思想的真實反映。其中不僅包含古代農業、牧業、漁業、手工業等方面的生活內容，而且包含古人關于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的思想內容。正因如此，歷代學者面對這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典籍，曾為之孜孜以求、探賾索隱，作注解疑之書，可謂連篇累牘、層出不窮。據初步統計，古代有關研究《周易》的著作，將近三千種，居各種經典著作之首。而研究《周易》也已成了一門豐富多彩的專門學問——易學。有人甚至將它稱之為“經學中的經學，哲學中的哲學”。它對后世的影響于此可見一斑。盡管如此，清代著名學者皮錫瑞還大發感慨，謂“說《易》之書最多，可取者少”(《經學通論》)。由此可見，研究《周易》的人最多，但真正將之融匯貫通的人則少之又少。這也從另一側面告訴我們，《易》道的確廣大。而我們今天將之作為一項學術研究的課題，還須付出更加艱辛的努力，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長進。

　　二、關于《周易》的經、傳、學及象、數、理、占

　　學術界習慣上將《周易》分為經、傳、學三方面來進行研究。所謂“經”，即指六十四卦卦象、卦名及其卦爻辭，也就是帶有符號系統的《周易》古經;所謂“傳”，指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以解釋《周易》古經為宗旨的十篇專論，古人曾稱之為“十翼”，后人將之合稱為“易傳”或“易大傳”;“學”則指漢代以來的學者對《周易》經和傳所作的各種解釋。這種分法比較符合《周易》的歷史實際，也易于把握和研究。然而在學習和研究時一般人往往容易混淆，因為《周易》或《易經》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周易》或《易經》包括古經文和“易傳”。本來經與傳是分開的，自西漢費直將“易傳”的“文言傳”附于乾、坤兩卦之下，將“彖傳”、“象傳”分附于各卦之下，又將“系辭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附于古經文之后，遂成為后世的通行本，于是人們習慣上便將它們稱之為《周易》或《易經》。狹義的《周易》或《易經》則專之古經文而言，即指六十四卦卦象、卦名及其卦爻辭。事實上，經是經，傳是傳，我們在學習和研究時必須分清經是源，而傳和學只是流。若將源、流混為一談，則既不利于對經的研究，也不利于對傳的探討。在本書中，我們一般所指的往往是廣義的《周易》或《易經》，包括經與傳兩個方面，而在需要時則將經、傳分開敘述。

　　所謂象、數、理、占，一般是針對易學研究史上的學術流派而言的。大致說來，象學派偏重于《周易》卦象的研究和探討;數學派偏重于探討《周易》中包含的數理與卦象之間的關系;理學派則主要致力于研究《周易》經傳中包含的哲理;占筮派主張將易學研究用于社會生活實際。事實上，不論哪個學派都離不開研究《周易》的卦象和卦爻辭以及它所包含的道理，因此，一般學者只將它們籠統地歸為象數和義理兩派。這種歸類是適當的，因為不論從易學史的角度來看，還是從歷代學者研究的實際內容來看，他們的研究傾向往往或偏于象數，或偏于義理。況且研究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結論也便不同，象數派從卦象和數理入手，最終的歸結點往往趨向自然事理;義理派從卦象和卦爻辭入手，最終趨向社會與人生事理。因此，我們主張將象數和義理的研究作為重點，而把占筮派作為參考。因為占筮派的理論主張及其實際操作很容易將人們引向迷信的道路。當然，不論象數派還是義理派他們的研究都不可能離開占筮，因為《周易》本身就是以占筮的面目出現的，不了解其中的占筮原理就沒有辦法進入《周易》殿堂，也無法探究其中所包含的哲理，這也就是我們為什么把占筮僅作為參考的主要原因。

　　三、《周易》經傳與古代文化研究概述

　　關于《周易》與古代文化關系的全面研究，首推二十世紀初的郭沫若，他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專列了一篇“《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將《周易》與社會生活聯系起來考察，并且在“精神的生產”一節中從宗教、藝術、思想三方進行了初步探討。然而郭先生的研究顯然偏重于就時代論時代，缺乏縱向的掘進。迨至當代，高亨、朱伯崑、唐明邦、劉綱紀、金景芳、張政烺等學者，或遵循傳統的訓釋方法;或從哲學、倫理學、美學、史學、文學等角度加以探討;又缺乏橫向的比較。盡管朱伯崑、劉大鈞、周止禮、李申、潘雨廷、胡道靜等學者，曾試圖從縱、橫兩方面對《周易》的研究歷史進行總體探討，也確實涉及到了一些文化問題，但要么偏于史，要么偏于某一學科，再不就是《周易》與古代文化的一般性比附，未能真正從《周易》與古代文化的互相影響角度入手進行研究。當然，也有一些學者曾專門撰文探討《周易》與古代文化的關系問題，如張岱年先生的《〈周易〉與傳統文化》、臺灣張廷榮的《易學與中國文化及文化中國》，可惜又只是宏觀上的綜論，缺少細致的具體分析。關于伏羲八卦與《周易》的連帶關系，近年來，隨著《帛易》、《簡易》等出土文物的增多，張政烺、李學勤、張立文、劉大鈞、廖名春、鄧球柏等學者，從史學、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角度探討二者的關系，初步傾向傳說中的伏羲八卦當是數字卦，《周易》中的陰陽符號是由數字卦的“一”和“六”演變而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突破。但是，以上學者的研究大多從文字考證的角度入手，間或涉及文化社會學的范疇，又可惜未能從宏觀上作更深入的系統研究。

　　在學術界，一般將《易傳》定格為闡發《周易》本經的哲學著作，而對于《周易》本經的看法則主要集中在是筮書還是哲學著作的爭論上，一種觀點認為《周易》本經首先是卜筮之書，因其中包含一定的哲學思想，所以隨著對它的解釋，到《易傳》時才逐步演變為一部講哲理的書，馮友蘭、高亨、朱伯崑等學者持基本相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沒有經的哲學蘊涵，就不會有傳的哲學闡發，并且《周易》本經的成書過程極為漫長，是古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此，應將《周易》本經視為一部獨特的哲學著作，這種觀點以李景春、張善文等學者為代表。第三種觀點認為《周易》本經是一部史書，其中保存了多方面的古代珍貴史料，特別是反映了殷周之際的歷史變革，因而應從史學的角度來解釋，平心、胡樸安等學者持這種觀點;第四種觀點認為《周易》是一部講天文歷法的書，也就是一部科學著作，其中所蘊含的科學思維不僅對古代的科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與現代自然科學的基本思想相吻合，因而應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解釋，杭辛齋、薛學潛等持此觀點。然而這部著作卻包容了上古時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郭沫若先生曾將之列為“《周易》時代”加以考察，現當代也有一些學者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家庭婚姻以及農、林、牧、漁、手工業等方面進行研究。故我們將《周易》本經定格為碩果僅存的一部古老的文化典籍。我們認為，《周易》本經不僅僅是一部筮書，也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史學或天文歷法著作，而只能說它包含了一些哲學思想、史學內容和有關天文歷法的思想內容。因為這部獨特的著作，像甲骨卜辭一樣，用卜筮的方法記錄了商周時期的社會生活內容，諸如享祀、征伐、畜牧、漁獵、行旅、婚姻、飲食以及各種自然現象，反映了那個時期的民眾對自然現象和社會事物的初步認識。同時這部著作不像甲骨卜辭是零散的記錄，而具有嚴密的體系和較為完整的敘述。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獨特的著作是我國上古時代社會生活完整而具系統性的真實記錄，它不但對研究商周時期的歷史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而且對研究我國古代的思想史、文化史也是極有價值的思想史料。所以，應將《周易》本經視為一部以卜筮為表以自然現象和社會生活為內容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文化典籍。正因如此，我們應將視野放開闊一些，除了從哲學角度研究外，更應該從文化學、社會學等廣闊的領域內對它進行全方位的系統觀照。

　　目前在國內，關于《周易》與古代文化的研究依然是學術界的熱點問題之一，然而對此作了較為系統研究的著作，也只有有周止禮的《易經與中國文化》，李申的《周易之河說解》，胡道靜、戚文等編著的《周易十日談》以及朱伯崑主編的《周易知識通覽》等幾部。盡管這些著作分別從不同角度對《周易》與古代文化的關系作了或深或淺的論述，但從總體上看，這些研究尚處于知識普及性的起步階段，論述還顯簡略和隨意。正因如此，楊慶中的《二十世紀中國易學史》既沒有收入這些研究成果，也沒有進行專門論述，正如方克立先生在該書的序言中所說：本書“對二十世紀后20年易學研究中的某些熱點問題，如《周易》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也未作充分的論證。”雖然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的確還很有限，論述也還不成熟。

　　綜觀目前國內對《周易》與古代文化所作的相關研究，盡管討論非常熱烈，但真正意義上的深入系統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現，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周易》與古代文化的關系問題實在過于龐雜，既有自然科學的內容，又有社會科學的內容，若非通才，決不可能完成這樣一項浩大的工程;二是這種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還須作大量的基礎性的研究工作，然而目前既懂《周易》又兼通古代文化的人才較少，尚需進一步的培養。鑒于上述情況，本教材也只是為這方面的研究作了一些基礎性的鋪墊工作。在教材中我們不僅首次提出了應將《周易》古經視為一部文化典籍從宏觀上加以觀照，而且提出應將經、傳、學分開來放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進行微觀考察。以故本教材首先對《周易》的性質及其內容作了一些概括性的介紹，并對歷代易學研究概況作了一些評述，同時就如何解讀《周易》古經提出了一些具體方法，以期在學習中對《周易》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其次，我們分別從《周易》與我國古代的哲學、政治、倫理、美學、文學藝術、史學等幾個方面分經和傳探討了二者的關系，從而闡明作為大道之源的《周易》對我國古代文化思想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當然，《周易》對我國古代文化的影響遠不止以上幾個方面，然而受編著者的專業知識和學養所限，不可能進行全面的探討，只能就傳統的文、史、哲三個大的方面作一些基本探討，以求窺斑知豹。

　　四、學習《周易》經傳與古代文化的意義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周易》熱以來，時至今日這種熱潮依然沒有衰減。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周易》作為“群經之首”的特殊地位和影響所造成的，它促使學者們想對這部特殊的著作一探究竟。二是由于人為的推波助瀾所造成的，因為這部著作本來就是以占筮的面目出現的，同時歷史上又有占筮派，他們試圖用《周易》的原理來進行占卜或預測，將這部著作搞得神秘莫測，加之當今有人又利用它大搞所謂的預測，致使人們趨之若騖。事實上，這部著作正如《系辭上傳》所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周易》這部書所講的是一陰一陽相互對立轉化的道理，繼承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人的本性。仁人看見了它的道理就叫做仁，聰明智慧的人看見了它的道理就叫做智慧，百姓每天都在用這個道理卻不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認識君子之道的人就少了。由此可見，《周易》實際是一部古人將自己的人生經驗用占筮的方法記錄下來以供后人借鑒的書，其中包含著許多自然事理和人生道理，可以說它是一部修身養性之書。正因如此，歷史上自漢代以來就將它列入經典著作的行列，而將與之有關的占筮列入了術數類。并且從古至今，學術界也始終將研究《周易》的義理作為主要對象，認為《周易》中的“理”才是大道;而將占筮視為術，認為“術”僅為小道，不值一提。因此，我們學習和研究《周易》也應將其中的義理作為主要對象，而不是相反。當然，在新的時代，我們也不必因循守舊，象古人那樣，只是一味地闡發其中的人生哲理，而應將眼光放得更遠一些，將學習和研究的范圍放得更大一些，除了研討其中的義理外，還應學習和研究其中所具有的思維方式，諸如整體思維、邏輯思維、辯證思維、抽象思維、直觀意象思維等。尤其應從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的角度去學習和研究它所包含的多方面的文化意義及其價值。這是我們學習和研究《周易》與古代文化的基本立足點和出發點。而學習《周易》與古代文化的意義，我們認為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對學習和了解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作為一個中國人，不懂得中國文化，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人。因為你生于斯長于斯，你的語言、你的思維方式乃至你的思想都是中國這片土地上所孕育出來的，不管你愿意與否你都必須無條件承認并接受它的熏陶。中國文化最起碼應該包括古代文化和現代文化兩大方面，而文化的繼承性又決定了沒有古代文化就不可能有現代文化。因此，不懂得中國的古代文化，不珍惜中國的古代文化，就不僅僅是“數典忘祖”，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講，也不能稱之為一個合格的中國人。而要懂得中國的古代文化，繼承我國古代優良的文化傳統，學習和了解《周易》以及必要的易學知識，就顯得頗為重要和必不可少了。因為《周易》不僅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文化典籍，而且是我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淵藪和先導。

　　從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史的具體角度講，我國古代文化思想中最為重要的兩大學派——儒家和道家，它們的思想基礎毫無疑問與《周易》有著至為密切的關系，如果說儒家所遵奉的是《周易》的乾道，即剛健有為;那么道家則遵奉的是《周易》的坤道，即柔順無為。當然，無可否認，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源頭還有別的方面。比如儒家思想與古代祭祀禮儀之間的關系，道家思想與商代敬奉天命思想之間的關系，就是研究儒家和道家思想時不可回避的問題。眾所周知，一種新思想的誕生，或者說一所新的思想大廈的建立，除了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外，還必須借鑒前人多方面的先進理念作為其思想基礎，否則這所大廈只能是空中樓閣。因此，我們說《周易》是儒、道思想的源頭之一，就絕不是生拉硬扯和牽強附會，而是符合思想發展的歷史軌跡和客觀實際的。換個角度來講，今日學術界針對《易傳》是儒家著作還是道家著作的爭論，也正好反證了儒、道兩派曾經借鑒過《周易》的事實。雖說《易傳》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然而它在解說《周易》本經的過程中借用儒、道兩家已經成形的思想來加以說明，不正說明儒、道思想本來就與《周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我們一直尊奉“天人合一”和“儒道互補”為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兩大主流，而這兩大主流的思想淵源本來就與《周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周易》不僅探討自然宇宙問題，也探討人生事理，它研究探討的出發點原本就是“天人合一”，只不過它是通過占筮方法來進行探討的罷了。而儒、道兩家的思想只是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它的思想加以闡發而已，作的更加具體、更加細致罷了。事實上，他們所研究的不過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從宏觀上講，二者之間并沒有根本性的沖突。后世之所以講“儒道互補”，只是將它們的研究成果在更高層次上作了整合。所以，我們說《周易》是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史的源頭之一。既然《周易》是我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源頭之一，那么，我們要了解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就必須對《周易》的思想內容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否則將不得其門而入。

　　對學習和了解中國古代哲學、史學、文學等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學術界向來講究文、史、哲不分家，《周易》作為一部古老的文化典籍，也自然包含了文、史、哲等諸多方面的內容，下面我們分別加以敘述。

　　如前所述，《周易》是我國古代一部最早的文化典籍，這部典籍之所以倍受青睞是與它本身所包含的文化思想分不開的。而這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哲學思想的萌芽，更為后世所津津樂道。正因它包含著一定的哲學思想的成分，《易傳》才能在它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闡釋和發揮。

　　《易傳》是公認的哲學著作，事實上，我國古代的許多哲學問題正是《易傳》通過闡釋《周易》來展開的。比如太極、乾坤、陰陽、道器、理事、理氣、象數、言意、形而上和形而下以及神化等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哲學范疇，都來源于《易傳》。因此，不懂得《周易》經傳，也就難以真正理解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并且可以這樣說，自《易傳》始，歷代哲學思想的研究從來就沒有離開過《周易》經傳。漢代產生的以孟喜、京房為代表的卦氣說、費直為代表的義理說以及借助道家黃老之學解釋《周易》的陰陽變易學說，就都是從《周易》經傳的闡發中逐步形成的。魏晉時期形成的以王弼、韓康伯為代表的玄學派易學以及稍后的“鄭王之爭”(即鄭玄派和王弼派的學術爭論)，鄭玄主象數，王弼倡義理，兩派之爭的實質是關于《周易》究竟是以象數為主還是以義理為主的問題，同樣沒有離開《周易》經傳。唐代的易學哲學則融合了象數、義理兩派的觀點，尤其是孔穎達以義理為主又結合象數派的觀點，發展了王弼的玄學易，將玄學派的貴無論引向了崇有論，重新肯定了元氣說和陰陽二氣說，為易學哲學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他的這一貢獻依然未能離開對《周易》經傳的闡發。至于宋明理學，不論就其哲學體系賴以出發的思想資料，還是就其理論形式來看，都是通過易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宋明理學的五大學派(即理學派、數學派、氣學派、心學派、功利學派)則無一例外地同易學理論結合在一起，他們對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基本上也都來源于易學問題。而這些學派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頤、二程、朱熹、邵雍、張載、陸九淵、楊簡、王守仁、王夫之等不僅是理學大師，也都是易學大師，并且均有著名的易學著作傳世。如果不懂得《周易》經傳，要想真正懂得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幾乎是不可能的。

　　漢代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曾說他著《史記》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里的“究天人之際”，就是探究古代所謂的天人之學，也就是易學;所謂“通古今之變”，就是要溝通古今的變化之道，而易學本就是研究古代關于變化規律的學問;因此，司馬遷的《史記》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以易學作為他的指導思想完成的。清代著名史學家章學誠曾說“六經皆史”，作為“六經”之一的《易經》無疑也是一部史學著作。且不說漢代的鄭玄、宋代的程頤、楊萬里等著名易學家就曾引史證經，單從近代以來，王國維、顧頡剛、聞一多、郭沫若、屈萬里等學者就利用《周易》卦爻辭中的材料，揭示了中國上古尤其是商周時期的許多古史秘密，也足證《周易》本經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其中最為典型的例證莫過于顧頡剛對商周史事的考證，他在王國維對殷商先公先王考證的基礎上，借助《周易》卦爻辭材料，進一步推衍王說，撰寫了《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一文，揭示了殷商先祖王亥喪牛羊于有易部落、殷高宗討伐鬼方、商王帝乙嫁女于周文王等一系列商周史事，為后人解開這些歷史謎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這些研究成果則填補了長期以來使史學界感到困惑的部分商周古史的空白。由此可見，學習中國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更不能離開《周易》古經。

　　同樣，學習中國古典文學也不能離開《周易》。《周易》古經是我國迄今為止保存的最早最完整且成系統的用散文寫成的古籍，因此有的學者主張我國散文史應從《周易》寫起并非沒有道理。不僅如此，《周易》的卦爻辭有許多是用古歌謠的形式寫成的，并且往往押韻，被學者們視為“古代文學的起源”，“中國詩壇上最早的萌芽”，“是中國詩歌的先聲”。著名易學家高亨先生還就這些卦爻辭進行了系統研究，發現其中許多歌謠形式的卦爻辭分別采用了賦、比、興手法，從而認為它們是《詩經》的先導。由此看來，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散文史也好，詩歌史也罷，都是難以離開《周易》古經的。

　　同時由于《周易》的卦爻符號和卦爻辭都采用“立象以盡意”，或者說運用了“假象寓意”的手法，使之具有了文學意義的象征形象，從而對先秦文學中的象征手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易傳》作者又在此基礎上做了高度概括和總結，進而提出了“象”與“意”、“化”與“神”、“陽剛”與“陰柔”等許多美學范疇，為我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國古代第一部系統的文學理論巨著《文心雕龍》，就是依據《易傳》的基本理論而來的，作者劉勰在該書的《序志》也明確表示：“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不僅全書的編排依照“大衍之數”設置為五十篇，而且全書的內容幾乎處處與《易傳》相關聯。因此，不懂得《易傳》也是不大容易真正懂得我國古代的文學理論的。

　　當然，《周易》與我國古代文化思想之間的關系，遠不止以上三個方面。它與我國古代的政治管理、倫理道德、美學、藝術、軍事、教育、宗教等均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僅如此，它與我國古代的天文、歷法、數學、物理、化學、建筑等自然學科也有著緊密的聯系。由此可見，學習《周易》經傳不僅對了解我國古代的社會科學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了解我國古代的自然科學也具有重要意義。

　　對繼承我國優良的文化傳統和弘揚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古老國度，曾創造過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被奉為“大道之源”、“群經之首”的《周易》，在建立我國古代文明的歷史進程中曾起過顯明的指導作用。如前所述，中國古代文化歷史中最重要的儒家和道家兩大學派的思想基礎源自《周易》，中國古代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也與《周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從《周易》本身來看，它所謂的易道，至少有這么幾個方面的思想對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和“生生之謂易”的天人合一的整體宇宙觀。它認為自然宇宙是由一陰一陽組成的，并且由一陰一陽相互推蕩而生生不息。《說卦傳》則將這種陰陽變化之道做了更加具體的描述，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不僅認為自然宇宙是由陰陽規律所組成，而且社會人生也是由這個規律所支配。這個囊括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維模式構筑了一個以陰陽哲學為內涵、以天地人為主體的完整的思想體系。它把世界的統一性看作是一個自明之理，它所探討的是天與人、主與客、自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以便人們從整體上把握其中的規律，并用它來指導人事，特別是社會政治。雖說《說卦傳》的這種概括有些牽強附會，但它的這種整體思維方式無疑具有指導社會人生的積極意義。而對于“一陰一陽之謂道”和“生生之謂易”的整體思想觀，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它確實揭示了自然和社會人生的一些基本規律，從而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二是它所追求的是一種以“太和”為最高目標的天與人、自然與社會的整體和諧觀。先秦時期的學者們普遍把天人和諧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他們一方面援引天道來論證人道，把天道的自然規律看作是人類社會合理性的根據;另一方面又按照人道來塑造天道，把人們對合理的社會存在的主觀理想投射到客觀的自然規律之上。《周易》乾卦的《彖傳》則明確提出“太和”的概念，對天道和人道的整體和諧關系做出了最完美的論述。它指出：“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天道(即大自然的運行規律)的運行變化，使萬物各自端正它的性命，保全和合太和之氣(《周易本義》釋太和為“陰陽會合、沖和之氣”)，就能守持正固。天開始生出萬物，使萬國都安寧。可以說這種“陰陽會合”的太和之氣，不僅是萬物產生的根源，也是使天下安寧的基本條件。因為只有陰陽和諧，才能風調雨順，也才能使萬物茂盛生長，從而形成五谷豐登、萬民歡欣的和諧局面。不僅如此，作為個體的人也需要保全這種太和之氣，才能達到陰陽和諧，而個體的和諧才有可能導致整體的和諧。雖然《易傳》作者的思想尚未上升到通過個體和諧達到集體和諧的這樣一個境界，但它為后人的進一步闡發卻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事實上，儒家思想中本來就有這樣的和諧觀點，但是儒家所偏重的僅僅是社會人生的問題而不及自然，而《易傳》作者卻將兩者巧妙地統一了起來。它的這種天人和諧觀同樣對后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三是持中而行的中道觀念。人們普遍認為“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思想觀點，孰不知中道觀念其實源自《周易》。在《周易》卦爻辭中曾多次提到“中”和“中行”，雖然這些“中”的觀念還不完全是后人所理解的中道觀念，但“中行，無咎”是《周易》本經首次提出的。而且最為值得注意的是《周易》三百八十四爻中，凡是屬于二爻和五爻這兩個上下卦的中爻的爻辭，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五是吉利的。關于這一點，《易傳》的《系辭傳》曾做過很好的總結，它說：“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又說：“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兇，五多功，貴賤之等也。”不僅指出了二與五“多譽”、“多功”而三與四“多懼”、“多兇”的客觀事實，并且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我們先不管它尋找的原因正確與否，我們只就這一事實也足見《周易》本經對卦爻辭安排上的顯明傾向。事實上，《周易》本經有兩個最基本的編排原則，那就是崇陽抑陰和居中則吉、居偏則有休咎。由此看來，持中而行的中道觀念正是《周易》的一個最基本的思想觀念。盡管這一思想觀念是在卜筮經驗的基礎上產生的，然而它對后世的影響確實深遠。我們甚至可以說它直接影響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民族文化心理。我們在批評別人時喜歡用“不中不正”或“不三不四”，而這種批評的背后實際上隱含著《周易》的價值取向和是非觀念。“不中不正”是從上下卦的爻位關系來說的，二、五兩爻為上下卦的中位，中則正、不中則不正，本來就是《周易》最基本的價值判斷標準;“不三不四”是從天地人三才之間的關系上說的，因為上天、中人、下地構成了所謂的“三才之道”，這個道是不可違背的自然之道，誰違背了它，也就等于違背了自然之道。具體來說，五、六爻為天位，三、四爻為人位，一、二爻為地位，而“不三不四”也就是不在了人位上，人位居中，不在人位上也就是離開了中位，離開了中位的人也就不稱其為人了。這是多么刻薄的教訓言辭，而這種教訓言辭背后所包含的中道觀念又是多么的發人深省，真可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四是“窮則變，變則通”的變通思想。在《周易》的卦爻辭中，六爻絕大多數是不吉利的，六爻是一卦中的最后一個爻位，從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看，它已經發展到了盡頭，而發展到了盡頭的事物只能向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是《周易》通過卦爻的變化告訴我們的又一基本規律。對此《系辭傳》作者將它總結為“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一變通思想同樣滲透到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之中，人們常說“不要在一棵歪脖子樹上吊死”，其中所暗含的正是“窮則變，變則通”的變通思想。當然，需要指出的是變通的前提條件必須是“窮”，也即到了盡頭的時候才可變，而不是毫無原則的變通，必須與前述中道觀念結合起來運用。五是剛健有為、自強不息和寬厚仁慈、厚德載物的人文精神。崇陽抑陰是《周易》的基本原則，但它在提倡崇尚陽剛的同時，又不忘提倡寬厚仁慈的柔順之德，事實上這二者并不矛盾，因為“一陰一陽之謂道”，只有陽剛之道而無陰柔之道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符合一陰一陽的自然規律的。《大象傳》在解釋乾、坤兩卦的卦象時明確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而這兩句名言歷來被視為中華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清華大學的校訓“厚德載物，自強不息”正來源于此。它所倡導的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以及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的確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所固有的文化傳統和特有的人文精神，值得后人進一步借鑒并使之發揚光大。《周易》經傳中還有許多值得后人繼承和借鑒的優良的文化傳統，比如“順天應人”的革命精神，“與時偕行”的發展觀點，深沉強烈的憂患意識，“獨立不懼、遁世無悶”甚至“致命遂志”的人格尊嚴等等。我們就不再一一具體敘述了。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傳統，既是我們立國立身的根本，又是我們走向世界的依靠，所以我們只有認真學習和借鑒中華民族優良的文化傳統，以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努力奮斗，才有可能弘揚民族文化;同時也只有以海納百川的胸襟借鑒全世界的優秀文化，我們也才有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這才是我們學習和研究《周易》及其所包含的文化傳統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五、學習《周易》經傳與古代文化的方法

　　在學習《周易》與古代文化的關系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對《周易》有一個大致的了解，但由于《周易》是一部卦爻符號與文辭相結合的獨特著作，加之文辭晦澀難懂，向來被視為“天書”。因此，我們又必須先對如何學習與研究《周易》做一些必要的說明。關于學習和研究《周易》的方法問題，黃壽祺、張善文撰寫的《周易譯注》列舉了八條建議：一是從源溯流;二是強干弱枝;三是在明確經傳既相區別又相聯系的基礎上，應當以《易傳》為解經的首要依據;四是應當掌握六十四卦表現哲理的特殊方式：象征;五是應當掌握前人總結出來的切實可用的《易》學條例;六是應當結合考古學界發現的有關《周易》資料，細蜜辨析《周易》經傳的本來面目及易學史研究中的各方面問題;七是應當重視多學科、多課題相互貫通的比較研究;八是應當注意國外漢學者研究《周易》的成果，吸收其可取的因素，以增進中外文化學術的交流。這八條建議可謂既全面又細致，值得認真借鑒與參考。現根據自己學習《周易》的一點心得體會，并結合前述八條建議談幾點個人意見，僅供參考。

　　第一步，由易入難、由概括到具體。所謂由易入難就是先閱讀一些有關《周易》及易學史的入門讀物，以期對《周易》經傳的基本內容和易學史的概況有一個大致的了解，然后再去學習《周易》經傳。如孫振聲的《白話易經》，金景芳的《周易講座》，朱伯崑主編的《易學基礎教程》、廖名春等編寫的《周易研究史》等。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由易入難、由概括到具體。因為入門讀物畢竟是用現代漢語寫成的，容易讀懂，也容易接受。同時對易學史有了初步的了解，也易于選擇那些在易學史上產生重大影響的著作，為今后的進一步學習和研究打下基礎，而不致于在一開始學習《周易》就走彎路。由于易學著作五花八門、形形色色，如不了解易學史則很容易將術數類的著作誤認為是易學著作，導致入門之初就誤入歧途。

　　第二步，由傳及經，由淺入深。在具體學習《周易》本經之前，應對《易傳》內容有所了解。一方面傳畢竟是為解經而作，理解了傳，方能登堂入室;另一方面《易傳》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學者所作，從語言難度上講遠比完成于商末周初的《周易》為簡，更易于了解和把握。但是一定要分清源流，經是源，而傳是流，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以傳代經，誤認為傳的內容就是經的內容。事實上，傳在很大程度上所反映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學者們的思想，并且有許多地方作了發揮，與經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步，循序漸進，逐步提高。前兩個步驟其實只是鋪墊，學習《周易》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解讀卦爻辭。而如何解讀《周易》卦爻辭的確是頗為犯難的事，因為直至今日對許多卦爻辭的解說仍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不管怎么說，解讀卦爻辭還是有一些規律可循的。具體說來，首先必須熟練掌握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卦象，因為卦象與卦名、卦爻辭緊密相關，不懂得卦象就連卦名都無法理解，更別說解說卦爻辭了。比如大有卦的卦象為上離下乾，也即上火下天，火又代表太陽，因此這個卦象所揭示的就是如日中天的形象，放到人事上來講，就象征人到中年、大有收獲，故命名為大有。而如果不懂得卦象，就會覺得這個卦名莫名其妙。卦名的解釋是如此，卦爻辭的解釋更是如此。因此惟有懂得了卦象，才能正確解釋卦名、卦辭以及爻辭。其次，要熟練掌握卦位、爻位以及爻象的各種關系。卦有卦象、卦位，爻則有爻象、爻位，若不明白它們之間的各種復雜關系，同樣不能很好地理解卦爻辭。比如上下卦位的問題往往與卦辭密切相關。再如初爻與四爻、二爻與五爻、三爻與上爻具有同位關系，爻辭的吉兇與否往往和這種同位關系緊密相關。這些都需要認真學習和掌握。再次，借助今注、古注，尤其是易學史上的名家注解。這些注解，不僅注釋精當，而且兼釋卦象，對進一步理解卦爻辭不失為最佳捷徑。比如今人黃壽祺、張善文的《周易譯注》，高亨的《周易古經今注》、《周易大傳今注》，唐·孔穎達的《周易正義》，宋·朱熹的《周易本義》等。再其次，以傳解經、經傳合參。等到對經有了一定了解后，應回過頭來將經傳合到一起再行解讀。這時對傳的解讀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經文;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區分何者為經的思想，何者為傳的發明，以求從思想的高度對《周易》經傳有更深入的了解，并為從文化學的角度研究《周易》作好鋪墊。最后，應注意從多角度挖掘《周易》經傳所包含的文化價值和文化意義，這是我們學習和研究《周易》經傳的目的，也是學習和研究《周易》經傳的價值所在。

　　拓展：周易故事

　　王湛，字處仲，是西晉司徒王渾的弟弟。王湛讀書很多，學識淵博，但很少和人講話，也從不在別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學問;再加上他長得身材高大，龍頰虎鼻，一副戇兮兮的樣子，活像個傻大個，因此即使是王家的族人也不知道他是個學富五車之人，而認為他是個癡呆。只有他的父親王昶認為王湛是個不同尋常的人，但決不癡呆。

　　王昶死后，王湛在父親的墓地搭了間茅屋，穿了孝服守墓，更少和人交往。他吃的用的，一切都十分簡陋，過著十分儉樸的隱士般的生活。

　　有一次，他的侄子王濟去看望他的這位叔叔，看到王湛的床頭竟然放著一本《周易》，不由十分驚奇。因為當時之人，好清談，崇尚《老子》和《周易))，便說：“叔父也愛讀《周易》嗎?你讀了《周易》，派什么用場呢？”

　　王湛回答說：“我閑著無事的時候，隨便看看罷了。”

　　王濟自己日常也研讀《周易》，覺得此書深奧難懂，便說：“叔父能為侄兒講解一下《周易》嗎？”

　　王湛笑笑，就滔酒不絕地給王濟大談《周易》中的玄理，剖析得頭頭是道，那些高深而又有奇趣的玄妙之處，都是王濟聞所未聞的。

　　王濟回到家中，對父親王渾說：“父親，我一直以為叔父是個癡呆，今日去看望他，竟發現他對《周易》的研讀非常人能及，一點也不癡。從今天起，我才真正認識了叔父，他是個真正的高人啊！”

　　當時，晉武帝也知道王湛是個癡呆。他見了王濟，常問：“你那個癡呆叔叔死了沒有？”王濟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

　　王濟見過王湛后的一天，晉武帝又問：“你那個癡呆叔叔死了沒有？”王濟回答說：“我叔叔王湛一點也不癡呆。”接著，王濟便把王湛大大贊美了一番。

　　晉武帝聽了，又問：“那他可比得上誰呢？”

　　王濟答道：“上比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余。”

　　于是晉武帝召見王湛，見他果然毫無癡呆之狀，而且才識過人，便拜他為太子洗馬，讓他教授太子讀書。后又任命他為太子中庶子、汝南內史等職。王湛四十七歲那年，死于任上。

　　后來，“床頭周易”這一典故，用來形容人懷才不露，以讀書排遣;有時也用來形容文人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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