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詩序合一的創作模式及其成因

時間：2020-08-25 12:28:34 劉禹錫我要投稿

劉禹錫詩序合一的創作模式及其成因

　　詩和序文，本是古代文學中兩種不同的文體。關于劉禹錫詩序合一的創作模式及其成因大家清楚嗎?

　　詩和序文，本是古代文學中兩種不同的文體，一為韻文，一為散體文，而二者的合一，是指詩人在進行詩歌創作時，在詩題之下、詩作之前先有一段序文，這樣，在同一題目下便有了兩種不同的文體，這兩種不同文體之間往往呈現出多樣性的關系。同時，序文的敘事寫實色彩也為詩作表現的內容規定了一個特定的指向，進而影響到對詩歌的理解。在唐代，這種詩序合一的創作模式得到了詩人的大量運用。尤其是中唐詩人劉禹錫詩序合一的作品更多，也更具典型意義，在其現存的詩作中，具有詩序的共43首，其中長序占近40篇，不僅數量上在唐代詩人中是最多的，而且其詩序中的內容、詩序與詩作的關系也更加豐富多樣，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

　　一

　　在詩序合一的作品中，序文與詩作的關系往往影響到作品的整體表達效果，二者結合得好，可以使其相映生輝，深化詩歌的意境;而二者之間融合得不好，也會造成詩歌內涵及形式上的矛盾與分裂。在劉禹錫詩序合一的作品中，序文與詩作的關系表現為多個方面：

　　其一，詩序直接記述作詩的緣起、目的，記述作詩的時間、地點等背景因素。這樣的序文相對較短，內容較單純，也是詩序之中較為常見的形式，在劉禹錫之前許多詩人的作品中亦可見到，多是敘述當時社會生活中真實存在的某一現象或事件，寫實色彩十分明顯，后面交待自己寫作的緣由或目的。如《賈客詞并引》中說：“五方之賈，以財相雄，而鹽賈尤熾，或曰，賈雄則農傷，予感之，作是詞。”這里的`序言與白居易“新樂府”詩中“首章標其目”，即指明諷諭的內容，所起的作用是相近似的。再如《采菱行》序中所說：“武陵俗嗜芰菱。歲秋矣，有女郎盛游于白馬湖，薄言采之，歸以御客。古有采菱曲，罕傳其詞，故賦之以俟采詩者。”這段序文中所交待的事實是武陵這個地方的風俗，人們喜食芰菱，秋天，有女郎在白馬湖采菱，回去待客。詩人因此作采菱行，希望被采詩者采入。《插田歌并引》中說：“連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樓，適有所感，遂書其畫為俚歌，以俟采詩者。”這些作品中詩人往往是因看到異地的某些特殊風物而引發了內心的感觸，所以吟之于詩篇，并希望采詩者采之于樂府。

　　其次，寓言式詩序：詩序敘事，詩作說理。序為詩中的感慨和議論提供了依據，而詩則是對序文所記內容的進一步引申和闡發。這樣的詩作若有序無詩，則序本身亦是一篇完整的作品，且寓意鮮明，若有詩無序，則詩作成了無本之木，其議論說理缺少了依據。這一類序文多是在諷諭詩之前，可以作為一篇寓言故事來讀，其本身具有突出的文學價值。作者往往以極強的概括力敘述一個富有諷諭和哲理意味的故事或一種現象，這一現象既可能是生活中實有的，也可能是作者概括抽象出來的，所關注的是其中所含的諷世道理。在序中不作過多議論，不發表看法，而讓寓意在故事中自然現出，只在序的結尾交待“余感之”之類，而詩是以議論闡發這一故事中蘊涵的哲理。如《昏鏡詞并引》：

　　鏡之工列十鏡于賈奩。發奩而視，其一皎如，其九霧如。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工解頤謝曰，非不能盡良也。蓋賈之意，唯售是念。今夫來市者，必歷鑒周睞，求與己宜。彼皎者不能隱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數也。余感之，作昏鏡詞。在詩序中作者敘述了一個故事：鏡工于賈奩中列十鏡，其中一個照上去十分清晰，而九個照上去都是模糊的，有人便問，為什么鏡子好壞區分如此之大。鏡工解釋，不是不能盡好，商人的目的是出售貨物，今來買鏡者，必對著鏡子逐一照一番，選一個適合自己的，照上去清晰的因不能隱一點瑕疵，如非美貌者是不適合用的，所以選這種鏡子的只有十分之一。詩人的諷諭之意，實已在這個寓言式的故事中見出。而下面的詩作則是直接發表詩人的看法，類似于在一個寓言故事結尾處揭示其所蘊涵的哲理，諷諭人們一種瑕疵不自見的自欺行為。再如《養鷙詞》一詩序說：“途逢少年，志在逐絕，方呼鷹隼以襲飛走，因縱觀之。卒無所獲。行人有常從事于斯者曰：夫鷙禽饑則為用，今哺之過篤故然也。”在序中同樣是講述了一則類似寓言的故事，暗示出“鷙禽饑則為用”的道理，而詩中多為議論之語，并直接得出“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的道理。

　　其三，人物傳記式序文：詩與序的重復與疏離。

　　在劉禹錫的詩序中還有人物傳記式序文，這種序文中，有的呈現出詩與序的重復，但各有側重。序中以敘事手法記述人物的經歷遭遇、性格特點，而詩則在敘其經歷的同時側重于抒發詩人的內心感懷。如《泰娘歌并引》，序中交待了泰娘的身份并記述其經歷：本是韋尚書家主唱歌妓，當初韋尚書在吳郡任職，得到泰娘，讓樂工教其歌舞，幾年后，攜歸京師，又習新聲，其技藝為京城貴游所稱道。后韋尚書去世，泰娘出居民間，為張所得，后張卒，泰娘無所歸依，只好日抱樂器哭泣于荒村遠地，寂寞而凄涼。詩同樣是按照序文中記敘的順序來寫的，但風貌不同。序文直白、客觀，可以使讀者對主人公的身世、命運有一個總體了解，但其敘事色彩無法盡情抒發詩人的嘆息與感慨，而詩中則可以反復詠嘆，通過意象的描寫和主觀感情的抒發而更具情韻。如寫韋尚書去世后泰娘的景況，序中僅說：“泰娘出居民間”，而詩中則說：“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履聲絕。洛陽舊宅生草萊，杜陵蕭蕭松柏哀。妝奩蟲網厚如繭，博山爐則傾寒灰。”形象地寫出了門庭冷落蕭條的情景和泰娘寂寞哀苦的形象。

　　在人物傳記式序言中更多體現出的是詩與序的疏離，這類詩作多為與讀書人或僧人的贈別之作，序詳細敘寫該讀書人或僧人的生平經歷，或寫詩人與其交往過程，也有的時候是闡述佛理，而詩作多是抒發送別之情。序與詩所寫內容往往沒有多少聯系，倘若沒有序，也并不影響讀者對詩歌的理解，而且序往往比詩作本身長得多，頗有喧賓奪主的意味。如《贈別君素上人詩并引》，詩中是寫送別之情的，但在序中起始談論學習禮之中庸的體會，繼而說自己讀佛書的一些感受，并得出“悟不因人，在心而已”的結論，最后寫開士君素千里來訪，以道眼視予，序洋洋灑灑寫了三百余字，而詩長不過五言八句四十字。《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并引》一詩，序中開頭談佛教中的“去欲”之理，接著討論詩境與禪境之內在聯系，詩與佛之關系，繼而敘述鴻舉初于荊郢間學詩的狀況。今年來武陵，眾人以之為奇，接著敘述我和鴻舉在仕祠相遇，鴻舉向我乞詩。序中長達三百余字，而全詩亦不過五言八句。《送僧元南游并引》序三百余字，引僧元的話談論玄奧的佛理，與詩中的內容并無聯系。是作者借題發揮，表現自己對佛學的理解和思考。此外，如《送慧則法師歸上都因呈廣宣上人并引》《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詩并引》《海陽湖別浩初師并引》《贈別約師并引》《送義舟師卻還黔南并引》《送惟良上人并引》等亦都是長篇序文詩序與詩作之間體現出疏離的關系。

　　二

　　如果拋開詩序與詩作的關系，單單把序文作為一篇獨立的作品來讀的話，那么，劉禹錫的有些序文無疑具有較強的文學價值。如前文所說的那些寓言故事式的序文，往往在冷靜的敘事中含有深刻的諷諭和哲理意味，含蓄蘊藉，發人深思。也有些序文極具概括性，在平靜的敘事中蘊含深意，《再游玄都觀絕句并引》便是這樣的一篇序文：

　　余貞元二十年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復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菟葵燕麥搖于春風耳。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后游。序文簡短而蘊涵豐富，涉及了詩人二十四年間的身世遭遇和心態變化。景物的描寫鮮明如畫，而形成了強烈對比，同時以比興手法寓托懷抱，表現了詩人對身世遭遇、人事變換的無限感慨。再如《廟庭偃松詩并引》一詩序中記了一棵“不待年而偃”的小松，丞相晉公認為其有龍蛇之姿而將其植于院內高檐喬木間，后為遂其性而加以扶持，“公以遂物性為意，乃加憐焉。命畚土以壯其趾，使無欹;索以牽其干，使不仆。盥漱之余以潤之，顧眄之輝以照之。發于仁心，感召和氣。無復夭閼，坐能敷舒。”終于使之化為奇古，作者敘述這樣一個“嘉木逢時”的故事，也寄托了自身對于遭逢明主、得遇賞識者的企盼。序文駢散相間，音韻流暢，平實中不失華采。單讀小序，亦不失為一篇絕妙的小品文。

　　在更多的人物傳記式序文中，作者用力去寫的也是序而非詩，序中所寫到的讀書人往往有著獨特之處，有著不同的個性特點。描繪人物時，詩人常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簡筆速描，寫其神。筆墨不多，而人物形象躍然紙上。如寫裴昌禹，通過“搏髀爵躍”的動作寫出了人物的豪邁性格以及聽到征召信息而極度興奮、躊躇滿志、躍躍欲試的神情，十分形象。再如寫僧方及“嘗登最高峰，四望天海，沖然有遠游之志。”(《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詩并引》)具有超塵絕俗的懷抱和不凡的氣度。浩初則是“生既因他而清矣。故去葷洗慮，剔顛毛而壞其衣，居一都之殷。”(《海陽湖別浩初師并引》)，而文約則是“市井生而云鶴性”(《贈別約詩并引》)。再如其寫僧人景玄：“如鶴雛，未有六翮。而步舒視遠，戛然一唳，乃非泥滓間物。詩已，斂而辭。且曰：其來也，與故山秋為期。”文字簡短，而突出了人物的神情氣度。“與故山秋為期”更寫出人物的瀟灑疏朗的風神。

　　三

　　劉禹錫何以會有如此多的詩序合一的作品，這是一個值得思考和探討的問題。

　　首先，從文體來說，詩序多是敘述性文字，客觀寫實為主，形式上多為散體文，詩作則往往側重主觀抒情。二者的融而為一，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敘事文體的發展及其對詩歌的滲透。在唐代，唐傳奇在中唐達到鼎盛，唐傳奇體現出敘事的散體文與抒情韻文之間的互滲。而中唐韓愈、柳宗元等人倡導的古文運動更使散體文這種形式大放異彩，并得到更多文人的重視。在這樣的一種文學風氣中，劉禹錫難免會受古文創作風氣的影響，其詩序合一的作品亦是這一思潮在詩歌領域的表現，在劉禹錫的那些諷諭詩前面的寓言式序文中，其哲理意味、諷世精神與柳宗元的寓言頗為相近，而貫穿其許多序文中的懷才被棄、仕途淪落之怨憤更是與柳宗元山水游記中的騷怨精神同調。

　　其次，詩序與詩作的合一，也是體現詩人主體心境的一種方式。劉禹錫詩序合一的作品以被貶朗州、連州時期所作為多，這也是其一生政治上失意的時期。他因銳意改革，參加永貞革新而被遠貶蠻荒之地。所以他在詩序中往往借自然界的山水景物、動物植物，甚至人物等各種事物寄托懷抱，明顯地體現出一種騷人之怨，以及希望得到薦舉任用的心愿。無論在哪一類型的詩序中，詩人總不失時機地抒幾句牢騷，發幾句怨言，如在《九華山歌并引》序中寫完九華山的奇秀之后說“異其地偏且遠，不為世所稱，故歌以大之。”在《答東陽于令涵碧圖詩并引》中說：“惜其居地不得有聞于時，故圖之來乞詞，既無負尤物。予亦久翳蘿葛者，睹之慨然。”《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并序》一詩是代武元衡府中佳人抒發哀怨之情的作品。武元衡是當朝宰相，元和十年因主張對藩鎮用兵而被節度使李師道派的刺客刺死，令時人震驚感慨。劉禹錫在序中有這樣一段：“今守于遠服，賤不可以誄，又不得為歌詩聲于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埤于樂府云。”通過序透露出自己內心的不平，使詩的內容得到深化。《廟庭偃松詩并引》則流露出被“慧眼識英才”者重用的期待。和詩作相比，序文可以更直接更隨意地抒發詩人的牢騷與怨憤。

　　總之，詩與序本是兩種不同的文體，劉禹錫的詩作將詩和序合而為一，使詩歌創作呈現出新的面目。從其總體表達效果來看，除了那些具有民歌風調的作品外，多是序的光彩掩蓋了詩，序的文學價值高于詩，序成了主體，而詩則成了陪襯。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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