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詩歌的落花意象

時間：2020-08-25 12:31:20 王維我要投稿

王維詩歌的落花意象

　　王維山水詩中的“落花”不同于中國詩歌中的傳統意象，它受到佛源禪典的淫染，具有異質性。

王維詩歌的落花意象

　　在“眾星羅秋”的盛唐詩歌王國，王維與李白、杜甫鼎足而三，分創了中國詩域的高標典范。與李杜相比，王維的詩歌神游物外，思臻化境。唐以降的詩評家，對王維獨樹一幟的詩風追蹤攝跡，大都不約而同歸因于佛禪思想在王維詩歌創作中的深刻影響。以禪宗的“空觀”照臨萬象，草木花鳥、竹林松風、水光漁火，在詩人王維直觀的“具眼”中皆是超然于本體的自在的存在，是禪趣妙道的審美體驗。王維隱居輞川時期的山水詩更充分體現了這一審美特征。王士說王維的輞川諸作“字字入禪”，讀后使人“名言兩忘，色相俱泯”。的確，王維常借助于“空”“隔”“白云”“遠”“飛鳥”“落花”等獨特意象，營造出意趣盎然、深幽虛靜的畫面，達到詩境與禪境的妙合如一。但是這些意象，是如何被詩人運思于筆端，成為純粹的審美“直觀”對象，落入詩人眼中，并與禪宗審美發生了曲折微妙的關系的?在這一思考向度上，本文以為尚需溯源清流，探幽發微，故以王維詩中“落花”意象為例試作探析。

　　一似花非花：妙契禪境，語出有自

　　“落花”是中國詩歌中的傳統意象，其源遠，其流長，僅王維同時代詩人中就有不少寫“落花”的名句：劉希夷“洛陽女兒惜顏色，坐見落花長嘆息”，杜甫“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李白“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等。這些詩句中的“落花”明顯著色于詩人的情感，或以落花吟詠人生悲哀，或借落花示愁暢興，或點染心緒，或托物寄志。花是自然之實體，客觀之具象。即使如劉長卿詩中“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中無聲無息的落花，也并未消融于詩人的意識之野，依然是詩人耳聽目遇的結果，物與人明顯兩“隔”，花還是花，我還是我。詩人觀到色，聽到聲，興味所至，發為詩情，“落花”是表情達意的符號。而王維詩中的“落花”意蘊就迥然不同。

　　《辛夷塢》一詩是王維《輞川集》的第十八首。這首詩乍讀辭淺意直，“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寫的就是芙蓉花山中開落。可是，稍一聯系“木末”“無人”“紛紛”的詞意，立時就會在眼前映現一幅有強烈沖擊力的畫面。自古以來，以詩言志，以詩傳情，那么，王維借這空谷紅花熱烈地開，紛紛地落，要傳達何情何志呢?在這里，芙蓉花開落紛紛的生意與所處山塢的幽寂交織出奇異的詩境，令人遐思。宗白華先生說：“禪是動中的極靜也是靜中的極動。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動靜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萬物靜觀皆自得。過著幽居生活，深諳佛理禪趣的詩人由這一樹芙蓉落蕊自得象外之象，言外之意。王維將詩歌審美體驗與宗教審美體驗融合為一。自開自落，自生自滅的空谷紅花的獨特意象，讓人聯想起“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的禪家境界。

　　《鳥鳴澗》一詩向以空靈虛靜、禪趣幽妙膾炙人口。前兩句“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寫春山空廓，桂花雨飛，自然界幽麗生動;后兩句“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寫月出鳥鳴，光與影移動，動與靜互映，客觀世界朗然靜照。這靜寂悠遠的境界，是王維此時此刻心境極“閑”的真實投射。唯無一絲俗塵浮念，“虛空生汝心內”，宇宙萬有，一花一石，一響一動，才能如此纖毫不遺，大千世界皆納入一毛孔中。在王維的世界里，桂花紛紛，不落六欲，是“妙好天花”;春山落桂，月出鳥飛，宗在自然生命的律動中剎那頓悟了永恒的意義，這也正為禪的第三重境界“萬古長空，一朝風月”的生動譬喻。

　　王維詩中的落花，已不是泛泛的述景語辭，落花妙契禪境，顯示一派“真如一如”的禪趣。那么，“落花”如何落入了禪語，營構出花禪一體的妙諦?雖是微言，按之佛典，也并非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花與禪宗的淵源極深，據佛典記載，釋迦牟尼靈山拈花，遍示眾人，大家面面相覷，不知何意，只有迦葉尊者破顏一笑，佛即把正眼法藏傳于迦葉，迦葉就成為了禪宗第一祖，因此說禪宗的起源是從一朵花開始的，別有道理。花在佛教中被賦予了佛道的象征意，佛事中常以花供養功德，“花開”被看作“花報”。種樹得花，就如遵從佛道;花落果熟，有如修成正果，獲得果報。由花的'象征意義又引出“花翳”的說法，由翳目看花，花是空花。法眼看花，花是不實之物，如若以翳目看花，所見就是妄見。禪宗說法也常常用“水月鏡花”作比喻，以其不實之相，喻指禪的“空”觀。以佛眼看百花，就都可成為悟道的參照物。一花一菩提，于花中見真如，被認為是修得了正觀正念。

　　王維詩中寫花開的少，寫落花的多，王維何以獨鐘于“落花”呢?《維摩詰經》是王維最喜讀的佛經，此典探討的佛理核心是，空諸一切，心體無滯，不論出世入世，在家出家，都能成佛，這才是般若境界、不二法門的解脫。現代成語“天花亂墜”即出自《維摩詰經》。“天花”即指天上的妙花，有兩種含義：一是佛教教義虛指的“花”并不實有。“天花”原本是諸天伎樂紛響，如雨落至人間的“虛空花”，因此有“天花亂墜偏虛空”(《心地觀經一》)的說法。二是自然界之花，即我們常見的花，能稱為“天花”的是用法眼看待，它是“妙好”的。王維諳熟《維摩詰經》，對“花”所蘊藏象征的佛法真諦體悟精微。故王維詩中對花的體認也包含兩層意義，第一層，花是花，是順應自然時節有開有落的花，是俗世中人人可見的花;第二層，花不是花，離了世間生滅的“虛空花”，雖為實有，卻成幻相，是超脫了自然之具象的純粹審美經驗的“直觀”的產物。王維詩思獨運，把兩重意義融合疊印，達到禪趣與詩境的圓融一體。以花寓禪，花是花，花又非花，空谷辛夷，空山落桂，皆是“虛空花”，是王維心靈人格的生動寫真。

　　《維摩詰經》中還有一個“天花著舍利弗衣”的故事。講的是一日維摩室內正在說法，天女現身，就散花在諸菩薩和佛弟子身上。花瓣至菩薩身上即紛紛墜落，而于佛弟子身上，怎樣也無法去掉。天女就問諸弟子為什么非要把花去掉?弟子答，出家人不能戴花，畢竟花不如佛法。天女誡示道：花之所以不粘菩薩身，是因菩薩已斷一切分別想，法就是花，花就是法;花粘在諸弟子身上，是因諸弟子色聲香味觸五欲之根未除盡，心存分別想，不能解脫的緣故。了斷一切分別想，則于一切時中，都能不塵不染，不粘不著。《維摩詰經》所載這一典故想必對王維影響頗深，因而在王維的詩作中時現“落花粘衣”的詩歌形象就不足為怪了。自性清凈，花不沾衣，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佛法真如的外在顯現。“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僧肇語)，可視為王維禪宗審美的標高。　　綜上所述，可以說王維詩中“落花”之譬喻源出佛典，它展示了王維于佛理典故的高度結撰技巧，又體現了詩人獨異的審美追求。“落花”意象的異質性，不是對中國詩歌傳統的因襲，亦不是妙手偶得，它深受佛源禪典的淫染，脫落而無痕跡。自然界的落花在詩人“空觀”審美經驗的關照下，成為“虛空花”，是王維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寫照。

　　二 “花落知多少”：人生與審美境界的投射

　　無色無相，純任自然，虛體廣大，“落花”無疑是王維的一種人生鏡像，透過這“璀璨的反光”我們把握到詩人對生命的主體性闡釋。

　　王維生逢盛唐，少年才俊，與李白、杜甫相比，仕途并無險風惡浪。他與李白生年一致，享年相當，同享詩名，都受到過政治上的排擠和打擊，對奸臣當道，朝政日非的現實都曾痛心疾首，懷救世之志。兩人卻選擇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個仗劍游歷，興風狂嘯，以不羈之態睥睨世俗;一個持戒安禪，斂心守志，以不爭之態隱遁山林。如果說是久在官場，看透大唐一去不可返的頹勢，那么小王維十一歲的杜甫經歷此便更為深巨，然而歷史留下的是杜甫縹緲孤鴻的人生剪影和苦苦吟哦的濟天下、安蒼生之志。在幾乎相同的時代背景之下，王維走的這條無可無不可的人生道路值得深味。當然影響一個人的人生與價值觀的最終選擇的因素極為復雜，幾乎無法條陳和細究。而這在王維身上又是個特別，從出生到終卒，始終有一條經線貫通王維整個生命歷程，對他的人生及詩歌創作都產生了質的影響，那就是――“殊勝佛緣”。

　　王維出生在一個佛教氣氛濃厚的家庭，父親早逝，母親崔氏虔誠奉佛，師從北宗禪領袖神會弟子大照禪師普寂，王維兄弟自幼便隨母吃齋茹素。自開元九年(公元721)王維中舉不久，因伶人舞黃獅子得罪遭貶出京，至開元二十三年在張九齡舉薦下回京出任右拾遺，這十四年當中，朝廷政治黑暗動蕩，王維個人仕途顛簸困頓，使他日漸產生退隱心意;但另一方面，他念家中兄妹之情，以至于沉吟不能去。這多方面的原因使王維一直過著半官半隱的生活。開元十七年未滿三十歲的王維正式拜在道光禪師門下，對佛理研習日深，此一時期的詩作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交游多是僧道居士。開元二十八年，王維傾心服膺慧能的“不立文字，心心相授”的南宗禪，這是王維佛教人格，心靈視界的重大轉折。這一年，王維從殿中侍御史任上知南選，路過南陽，得遇慧能弟子神會，此后王維與神會保持密切的交往，隨后又應神會之請為慧能撰寫碑文。以寂為樂，空有不二的禪宗修悟方式成為王維在生活和詩作中追求的審美趣味。隨著生活閱歷的累積，特別是中年以后政治上的打擊和壓抑，佛法境界越來越成為王維的精神依托。他在藍田構筑別墅，過著“彈琴賦詩，嘯詠終日”(《舊唐書・王維傳》)的生活。晚年的王維更是摒絕塵事，在自然山水的體悟中參禪悟道，尋求永恒的精神體驗。但是王維也并非將自己的精神完全泯滅在宗教的虛無中，在一些詩作中王維也曾發出世事滄桑，生命幾何的哀嘆：“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嘆白發》)”，“埋骨白云長已矣，空馀流水向人間(《哭殷遙》)”。在王維恬靜淡然的心胸間，偶有這種人生哀音的流露，讓我們漸欲接近一個內心世界豐富細膩，敏感多思的詩人本真面目。

　　王維對于中國詩歌，乃至中國文化的影響，不僅僅是給后人留下了一種傳統士人精神人格的審美范式，更突出的貢獻是他賦予山水自然以特別的人格色彩。落花、飛鳥、山月、松風皆脫落自然之主體，皈依王維禪宗審美之主體，使自然山水獲得了一種超越現實存在的永恒價值。山水實境與佛禪空境的完美交融創造了中國詩歌至高的藝術境界。他常將詩人之“我”置之物外，對自然萬物作超距離的圓融觀照，又善抓住自然界里極其精微的聲、色、光、影的變化，表達無窮的哲理韻味。王維歸隱后所作《田園樂(其六)》，在詩體、意象和詩境上都與孟浩然的《春曉》相近，不妨稍作比對。孟詩雖也表達了一種閑適悠然的心境，但詩人被啼鳥喚醒之后，回想一夜風雨急，不免心里一緊，殘紅萎地，花已不在枝頭的留戀惋惜之情躍然紙上。不離世間苦，滿懷塵世憂，詩人求閑適卻難以超然的形象非常鮮明。王維此詩前兩句清新明麗，后兩句則是一派天機。啼鳥何妨入眠，落花鋪地卻讓人感覺潔凈不染，何必掃去呢?不但詩人成了局外之人，一切皆隨順而安，無依無待，十足自在，流露出禪家了斷分別之想，萬法盡在自身的妙諦。其旨淡而遠，其趣深而幽，令人回味無窮，遠高于孟皓然《春曉》的有旨無趣。王維詩中相似的審美創造還有很多，例如，“落花啼鳥紛紛亂，澗戶山窗寂寂閑”(《寄崇梵僧》)，“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等，這些以“落花”為中心意象的詩，皆是以“靜”為特點，以“落花”為引機，誘發寂與空的哲思。在靜與寂的藝術實境中，王維尋求空明本體，達到一種剎那永恒的人生體悟和審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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