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與《樂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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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與《樂記》

　　《周易》被尊為六經之首，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正宗，同時也是傳統文比的活水源頭。它彌綸群言，籠罩百家，涵古蓋今，包裹天地，對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所謂“《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四庫總目·經部·易類》)從中國古代樂論的角度看，受《周易》影響最深，援《易》以為說最多的，則為《樂記》。它的樂本論、樂象說和樂簡觀，分別與《周易》陰陽之道、易象理論和易簡學說有直接的淵源關系。而《樂記》又是中國古代音樂理論的奠基石，在中國古典美學史上占據重要的位置。所以，分析《周易》與《樂記》的關系，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入地認識《周易》是我們民族文化的靈魂和核心。

　　一.陰陽之道與樂本論

　　《莊子·天下》稱;“《易》以道陰陽”。這句話說出了《周易》的思想本質。陰陽為《周易》之本，它是《周易》哲學的總綱，是貫穿天道、地道和人道的總規律。一部《周易》就是建立在“一”、“一”兩個陰陽符號的基礎上，這一斷一連的兩個陰陽符號，經過排列組合而衍成八卦和六十四卦。《易傳》又進一步用陰陽消長之理來解釋這兩個符號，并以陰陽之道為基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易傳》認為，陰陽是推動宇宙萬物演變的兩種元氣，在陽氣鼓動之下，事物的屬性是剛健的，在陰氣支配之下，事物的屬性是柔順的。自然、社會中的萬事萬物，都可以根據其屬性特點，區分為陰陽兩大類，如天地、水火、雷風、晝夜等自然現象，男女、君臣、父子、夫婦等人際關系，都是陰陽的表現。誠如朱熹所說：“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朱子語類·讀易綱領》)《周易》以陰陽之道為宇宙之本，用陰陽范疇概括宇宙萬物的運動變化關系，可謂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陰陽之道為宇宙之本，同時也是音樂之根。《周易》陰陽之道的大義表現在宇宙生化與天地諧和兩方面，《樂記》正是循易道之跡，從這兩方面來論述音樂的起源與本質的。首先，《樂記》本易道陰陽生化之理，闡述音樂的起源。《系辭》曰：“一陰一陽之渭道”。道者，太極也。太極乃陰陽二氣環抱之狀，喻示天地渾沌未分之時。陰陽二氣，一動一靜，自相交感，變合施受，則出兩儀，生天地，化四時，成萬物。這便是《周易》所展示的陰陽生化之理和宇宙構成模式。本此之理，《樂記》論述了音樂的起源問題：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樂本篇》)

　　這就是中國古代樂論所謂的“物動心感”說，它強凋音樂的產生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人心的結果，其本源則是宇宙間生生不息的氣化運動。鐘嶸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詩品序》)“舞詠”即包含音樂在內的詩、樂、舞的統一體，也就是《樂記》所說的“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這洋，音樂產生的具體過程便是：氣-物-心-聲-音-樂。既然音樂與萬物的產物都是陰陽氣化的結果，那么，追尋音樂的本源當然也就要十溯列天地之間的陰陽之道。所以，《樂記·樂禮篇》又說：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故圣人曰：“禮云樂云”。

　　這里著眼的正是陰陽間的動靜交合，天地間的生生化化。這種以陰陽生化為依據，從宇宙生成，萬物化生的角度考察音樂本源問題的思維方式，正源于《周易》陰陽之道，篇中有一大段文字完全抄錄《系辭》則是明證。

　　其次，《樂記》本易道天地諧和之說，論述音樂的本質。《系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哲學乃是重生的哲學，故有“生生之渭易”說，然而，萬物生化的基本條件是天地和諧、陰陽調順。《乾·彖》：“保合大和，乃利貞”，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周易》以“彌綸天地之道”為己任，追求的是宇宙間的普遍和諧。這種和諧以天地定位、陰陽相得為基礎，在陰陽剛柔的對立統一中追求和諧與流變，以便山川相通、雷風激蕩、水火交化，最終形成自然界的普遍和諧運動。《豫·彖》：“天地以順動，故口月不過，而四時不忒。”“順動”即天地和諧運動。日月運行不過，四時推移不忒，百物興化有序，均是天地和諧運動的'表現。大自然的和諧樂章孕育了音樂藝術的和諧本質。“樂者，天地之和也。”《樂記》受易道天地諧和說的啟發，把音樂放到天地之間加以審視，以天地之和為音樂和諧的依據，提出了“大樂與天地同和”(《樂論篇》)的觀點。這一觀點誘發于宇宙大干生生不息、風雨序次的和諧運動，其本則在《周易》對此，《樂禮篇》作了交待：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這兩段話完全出自《系辭》，《樂記》引而用之，目的在于從天地運行、四時周轉的自然和諧運動中導引出音樂的和諧本質。有人認為：“這兩段內容實際與‘禮樂’無關，中間點到兩句，也顯得附會。”其實不然。陰陽之道，一動一靜，這是宇宙間萬物生化的無窮力量。陰陽之道有序和諧的運動正是天地大美之所在，而宇宙的和諧已包含了音樂的和諧，天地之美實際上也就是音樂之美，所以說：“樂者，天地之和也”。這樣，《樂記》就為音樂的和諧美找到。了物質基礎和本體依據。這種以陰陽之道為基礎，從宇宙生成淪的角度論證音樂的本質

　　問題，正是中國古代樂論的一貫作法。《樂記》之前的《呂氏春秋·大樂》，樂記》之后的阮籍的《樂論》，嵇康的《聲無哀樂論》，莫不如此。

　　陰陽之道作為附著在占筮之經《周易》上的哲學思想，除了具有自然物質性的一面外，尚有鬼神迷信的神秘色彩。《系辭》曰：“陰陽不測之渭神”，《觀·彖》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設教。”陰陽變化，幽微難測，在其運行過程中，既生出天地山川之麗象，又帶來蓍龜河洛之神物，故曰“神道”。清人江慎修渭之為，“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河出馬圖，洛出龜書，天地之大文章也。”(《河洛精蘊》)這就給陰陽之道涂上了一層神秘色彩。這種神秘色彩又具體表現在天尊地卑、天人合一的觀念上。《周易》哲學具有崇陽抑陰的傾向，它把天放到至高無上的位置，贊美它的德比功能：“大哉乾元，萬物資生，乃統天”(《乾·彖》)。天主宰萬物，統攝一切，所以囊周易》賦予它人格神的含義，尊之為“上帝”(即天帝)。大人(有德之君)遵天命以行事，順天道以施政，則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如此，大人也就進入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乾·文言》)然而，人間的和諧與幸福乃上天所賜，故“先王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豫·象》)意即人們在慶賀豐收、勝利之時，要通過音樂來昭明天道，歌功頌德，與神同樂，以答天貺。于是，音樂便成了天人合一的媒體。這種與原始宗教巫術相聯系的音樂思想，在《樂記》中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樂禮篇》說：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圣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神秘而奇特的音樂思想，它把音樂看作是可以與天地鬼神相感，與自然社會相通的一種應感工具，從而把音樂推向了宗教神學的懷抱。而這種音樂思想正植根于《周易》天人感應論之中，是《周易》陰陽之道的神秘色彩在古代樂論中的折射。后世樂論，如班固《白虎通德論·禮樂》，《魏書·樂志》“長孫稚、祖瑩論樂”，《隋書·儒林列傳》“何妥論樂”，也均有此說。

　　二.觀物取象與樂象說

　　“易者，象也。”《左傳·昭公二年》敘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其不說《周易》而稱“易象”，可見《周易》以“象”為基礎，“象’是《周易》義理的感性形式，是圣人設教的象征符號。易象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卦象，一類是爻象。《朱子語類》說：“《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茍為寓言也。”取之有所從”與“推之有所用”，就是《系辭》中說

　　的“觀物取象”與“立象盡意”。《周易》易象理論蘊含了藝術思維的精髓要義，給中國古代樂論以深刻的影響。尤其是《樂記》，專門沒立了《樂象篇》以探討音樂立象的問題。

　　《周易》是通過“觀物”來“取象”的，《系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渚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段話闡述了由天地萬物到陰陽八卦的制作過程。“物”是自然、社會中客觀存在的具體事物，“象”是對這些事物的模擬、概括。物為象之本，象乃物之象。要在物中取象就必須體察萬物，師法自然，對各種具體事物和現象進行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如此方能應物象形，制作體現事物特征的易象。樂象的制作方法與易象是相通的。“情動

　　于中，故形于聲”(《樂本篇》)。這是說情感決定了樂象的個性特征。但是，抽象的情感并不就是藝術。藝術之為藝術，關鍵在于能將主觀的情感融入到一定的物質形式之中，使之客觀化。就音樂藝術而言，這種一定的物質形式就是音響。《樂象篇》說：“聲者，樂之象也。”這里的“聲”指構成樂象的基本要素，即五聲、六律。五聲為宮、商、角、徵、羽。古人認為，五聲本于自然，生于氣化“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左傳·昭公元年》)。陰陽六氣衍為四時、五行，而四時各育其氣，五行各有其性，人們通過對四時之氣和五行之性的觀察、體會，制作了五聲。桓譚說：“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須宮而成。”(《新論·琴道篇》)朱長文則說：“圣人觀五行之象麗于天，五辰之氣運于時，五材之形用于世，于是制為宮、商、角、徵、羽，以考其聲焉。凡天地萬物之聲，莫出于此五音。”(《琴史·釋弦》)可見，五聲是在觀物取象的思維方式指導下，通過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和自然聲響的模擬而獲得的。

　　五聲表示音程，但還不能決定一只曲子音調的高低，決定音調高低的是十二律。十二律分陰陽兩類：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屬陽律，稱為“六律”，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是陰律，又叫“六呂”。通常所說的“六律”，則是包括陽律六律和陰律六呂的總稱。六律也是取法自然的結果，具體說是對一年十二個月不同風氣觀察的結果。賈誼論六律曰;“聲音之道，以六為首，以陰陽之節為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為陰陽，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鐘，鐘當一月，其六鐘陰聲，六鐘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新書·六術》)古人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逐漸發現一年十二個月所刮之風，在風向、強度、濕度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手是將其分為陰陽兩類，并與十二律相配：

　　陽：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十一月一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

　　陰：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

　　十二月二月四月六月八月十月

　　所以，賈誼又說：“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這就明白地道出了六律是觀物取象的產物。

　　“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音樂是聲音有規律的組織，舒心悅耳的美妙樂曲來源于和諧協調的聲律之象，故制樂要“稽之度數”。《樂記·樂象篇》有言：

　　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奸，百度得數而有常。

　　那么，聲律如何才能得數，度數的常規又是什么呢?《樂象篇》接著說：“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小大”、“終始”謂五聲中的羽聲和宮聲，因為羽聲尖溜細膩，音量最小;宮聲低沉雄厚，音量最大。又，五聲始于宮、終于羽。“清濁”：五聲中宮為中聲，角、羽為清聲，商、徵為濁聲。五聲之小大、終始、清濁，”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即是符合度數，謂之“比音”。在古人看來，聲音之大小、巨細、清濁，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取法于鳥獸、昆蟲、風氣之聲，來源于天地萬物的和諧音響，。陳幼慈說：“凡天地化生萬物，莫不有聲。龍吟虎嘯，聲之巨者;蠅蚓，聲之小者;敲金戛玉，聲之清者;怒吼狂呼，聲之濁者;兩間萬類，無往非聲。”(《琴論·音韻清濁》)

　　五聲六律經過有序的組合，便構成了一個五彩繽紛的樂象世界。然而，聲音是通過樂器產生的，不同的樂器可以發出不同的聲音，產生不同的樂象。這也與易象制作方法有關。相傳，伏羲氏不僅觀天法地以作八卦，而且還以同樣的方法制作了琴：“昔者，伏羲氏既畫八卦，又制雅琴。卦所以推：天地之象，琴所以考天地之聲也。”(《琴史·瑩律》)琴為樂器之首，然樂器并不止于琴。古人根據樂器制作材料的性質不同，將樂器分為八類，即所謂“八音”，并認為八音取法于《周易》八卦。班固在《白虎通德論·禮樂》中引《樂記》曰：

　　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白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

　　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祝敵，乾音也。

　　檢現存《樂記》并無以上所引文字，班固當是據別本以引之。西漢時，《樂汜》有多種本子傳世，據現存史料記載，至少有王禹二十四卷(篇)本、劉向《別錄》本、小戴《禮記·樂記》本和今本《史記·樂書》本四種。現存的《札記·樂記》十一篇只是一個節本，距原本相去甚遠。孔穎達《禮記·樂記》疏云：“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于《別錄》，今《樂記》漸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猶在。”這十二篇主要淡的是樂舞的表演技藝，—其中就有《樂器篇》。班固的引文可能就是據此麗來。盡管如此，現存《樂記》還是談到了當時的多種樂器，例如;金屬制的有鐘，石制的有磬，陶土制的有塤，木制的有椌，楬(柷、郚)，革制的有柑、鼓、鞔、鼙，彈弦樂器有琴、瑟;腔管樂器育篪、管，籥、簫，簧管樂器有竽、笙、匏。這就囊括了八音中的大部分樂器。

　　“觀物取象”是為了“立象盡意”。《系辭》曰：“人立象以盡意”。《易》之為書，最初并無文字，僅以易象達意示人，所以易象的古義即是表意之象。宋人陳騩說：“《易》之有象;以盡其意”(《文則》)。后來，象中之意曲折隱晦，圣人怕來人不知其意，故系辭以告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朱熹《周易本義》謂四象為“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四者。圣人創立四象，

　　是為了用它們顯示天下事物的義理。易象如此，樂象亦然。樂有五聲，五聲的確立也有一定的象征意義。所謂“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估滯之音矣。”(《樂本篇》)這里，《樂記》先以五聲配五等，把五聲的象征意義由自然界的種種事物和現象，引伸到社會的政治道德領域。后人又不斷對此進行發揮，使五聲的象征意義更加豐富具體。劉籍說;“宮象君，其聲同。當與眾同心，故曰同也。商象臣，其聲行。君令臣行，故曰行也。角象民，其聲從。君令臣行民從，故曰從也。徵象事，其聲當;民從則事當，故曰當也。羽象物，其聲繁。民從事當財物有繁植，故曰繁也。”(《太音大全集·琴議篇》)這樣，五聲不同之象就代表了五種不同的禮義事項，音樂也就與社會政治溝通起來。正是基于樂象的象征意’義，音樂發揮著它的陶冶性情、移風易俗的社會作用。所謂宮聲和嚴雄厚、莊重寬宏，聞之使人溫良而寬大，商聲慷壯哀郁、慘憮健捷，聞之使人方廉而好義;角聲圓長通澈、廉直溫恭，聞之使人惻隱而愛人;徵聲婉愉流利、雅麗柔順，聞之使人樂養而好施，羽聲高潔澄凈、談蕩清邈，聞之使人恭敬而好禮。

　　五聲以外，八音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據《樂記·魏文侯篇》所述：鐘聲鏗，其聲象威武的立號令，君子聽之則“思武臣”;石聲磬，其聲表示節操分明而視死如歸，君子聽之則“思封疆之臣”，絲聲哀，其聲使人廉明而有志，君子聽之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其聲象征團結，君子聽之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歡，其聲使人活潑有力，君子聽之則“思將帥之臣”。還有，古代言樂必兼舞’，樂舞配合正是為了更好地立象盡意。后世研究音樂的人多只注重于律呂，而很少涉及舞法，原因就在于，不明宙樂以立象盡意為本。“夫樂者，象成者也，”《樂記·賓牟賈篇》對鏗鏘鼓舞的動作與結構的分析，就是著眼于樂象的盡意功能。“ 于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就是說舞隊拿著盾牌穩穩地站著，是表現武王對待諸侯十分莊摹的形象;舉手頓腳勃然阼色，是表現太公威武的意志;樂舞結束時大家跪下，是表示周公召公用文止武的意思。在結構上，這種鼓舞每一段都表示一個特定的意思，如第一段表示武王到北方去伐紂，第二段表示滅掉商紂，第三段表示凱旋南歸……

　　三. 乾坤易簡與樂簡觀

　　孔穎達在《周易正義·論易之三名》中引鄭玄《易贊》和《易論》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易》有三說，簡為其一，可見易簡是《周易》全書一條重要的原則。《系辭》說：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阧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易傳》認為，乾坤兩卦是一切卦爻組合變化的基礎。乾坤，即天地之道、陰陽之氣。天道無為而善始，地道不勞而善成，天地萬物的生比繁衍皆發于自然，故曰易、曰簡。一句話，乾坤之道是宇宙間最簡單易知而又最根本的道理。人之所為，亦當效法天地之道，如乾之易，如坤之簡。如此則“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圣人之德業于是乎成。本《周易》易簡學說，古代樂論也提出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的理論：

　　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為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系統，故能帝也。(《淮南子·詮言訓》)

　　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

　　《周易》易簡原則，植根于天地自然之性，著眼于王道教化功能。這是它與樂簡理論相關聯的內在依據。《觀·彖》曰：“觀天之神遭，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神道設教”的思想把形而上之道體與形而下之器用統一起來，使易簡從“天之神道”的運行規律，落實為民之教化的基本準則。《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通觀各卦卦象，無不以自然之道說明社會規律。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象》);“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象》)，都是以天地乾坤的易，簡法則指示人事活動要順應、自然規律，教化天下人如何立身處世。《周易》推崇易簡的目的在于給圣人完成其德業指明掐津，古代樂論推崇易簡是為了強調音樂的倫理教化意義和移風易俗功能，兩者在方法與目的上都是一致的。太史公論樂道：“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史記·樂書》)既然制樂的目的不在于“快意恣欲”而在于為政治世，那么制樂的原則當然也就務求易簡了。所謂“音正”，也就是易簡。因為“煩乎淫聲”則會汩湮心耳，使人忘掉音樂的平和之聲，以致心欲膨脹，唯有“平正易簡”方能心澄氣清，使人領悟

　　音樂的和諧之美，從而正心立身。下面，我們以《樂記》為例，具體分析一下易簡與樂教的關系。

　　“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就是說音樂的教化作用是與它的易簡特點聯系在一起的。《樂記·樂論篇》云：“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這里說的“中出外作”、“必易必簡”皆據自然之理而言，因禮樂能與天地同理，故有“無怨”、“不爭”之效。先王制作禮樂，并不是為了極口腹耳目之欲，而是為了教化百姓，平其好惡之心，使他們返回“人道之正”。那么，什么是“人道之正”呢?《樂本篇》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性能靜即人道之正，因為靜則合于天之道，人欲紛動即人道之背，因為動則生好惡之心。好惡之心不節制，就是滅天理而窮人欲。天理滅則生悖逆詐偽之心，淫佚作亂之事。欲合于天理，就必須逆而用之，使紛亂之欲心復歸為清靜之本心。這就叫“反躬”，也就是先王制禮作樂的目的所在。本此目的，禮樂之作必然要循天法地，求易求簡，以達到凋節人心，移風易俗的功效。所以，《樂論篇》又說;“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于天地，然后能興禮樂也。”樂由天作故易，聲淫律亂則：不易禮以地制故簡;煩瑣拘急則不簡。不易則不靜;不簡則不文。惟其順天之道，循地之理，從容不迫，自然而然，則易簡、靜文皆有致，內和、外順皆有宜。此即易簡之理。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有親有功，可久可大。所謂“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兒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樂論篇》)正是承易簡而言禮樂之功效，“同和”，即與天地同易;“同節”，即與天地同簡。“百物不失”，易之效也;“祀天祭地”，簡之功也。無論是社會上的禮樂，還是幽冥中的鬼神，皆同易簡之理，如此，則能“合敬”——“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同愛”——“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夭子不怒”。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彖》)。道之無為易簡，不害不悖;物之施為有序，并育并行。禮樂本乾坤之易簡，法天地之和序，故能以道制欲，友情和志，使上下不悖，民亂不作，從而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樂記》認為，人的俏欲植根于血氣之中，是一種天生的生理要求，它隨外物的感應而生喜怒哀樂之情。氣有順逆之分，情有正邪之別。“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因此，必須通過“正樂”對人的感：情加以疏導，使“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正樂吁實際上就是合于聲律度數，符合易簡要求的音樂，也就是所謂“大樂”、“古樂”。這種音樂，節奏和諧平緩，能使人產生和順之心;“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樂化篇》)。這樣，人心趨和而社會達治，音樂的移風易俗;與政相通的社會作用也就隨之實現了。有人將這種音樂美學的現實功利觀看作是“俗儒樂論”，則未免膚淺，實際上，它是以《周易》乾坤易簡的哲學思想為依據，從形而上之道體落實下來的體用一如的音樂觀，這種音樂觀在后來阮籍的《樂淪》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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