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大眾與小眾的分析

時間：2024-09-09 22:59:16 澤森詩歌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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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的大眾與小眾的分析

　　無論是身處學校還是步入社會，說到詩歌，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詩歌富于音樂美，語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結構形式的美。那什么樣的詩歌才是好的詩歌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詩歌的大眾與小眾的分析，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詩歌的大眾與小眾的分析

　　詩歌的大眾與小眾的分析1

　　詩是大眾化還是小眾的，從新詩誕生起，就一直在爭論中。其中，爭論的一個焦點是平民化還是貴族化。

　　新詩剛出世就顯露了它的平民化傾向。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核心，就是推倒貴族文學，建立國民文學。周作人等也提出“平民的詩”。其后，新詩的平民化運動一浪接著一浪。康白情“貴族的詩”的說法，雖得到朱自清等人的支持，在新詩史上幾經沉浮。朱后來發表《新詩的進步》，則倡導“并存”。兩種傾向可以說一直持續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民間寫作”和“知識分子寫作”。

　　不僅對詩壇，就是對同一位詩人來說，大眾化傾向和小眾化傾向也常常是“并存”的。李白有《靜夜思》，也有《蜀道難》；老杜有三吏三別，也有《北征》。推出大眾化的《死水》的聞一多，也出版過小眾化的《紅燭》；寫過小眾化的《雨巷》的戴望舒，也寫過大眾化的《元日祝福》。朦朧詩似乎是小眾的，但是諸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之類的名句卻得到廣泛流傳。當然，一位詩人總有他的主要審美傾向。李金發基本是小眾化詩人，田間基本是大眾化詩人。在一些詩人那里，主要審美傾向還會發生變化，殷夫、穆木天、艾青、何其芳等都是由小眾化轉向大眾化的詩人。

　　從一個角度說，不管你承認不承認，詩終究是一種社會現象。因此大眾化和小眾化傾向還與詩的外在環境密切相關。當生存關懷成為詩的基本關懷的時候，例如發生戰爭、革命、災難的年代，大眾化的詩就會多一些。當生命關懷成為詩的基本關懷的時候，例如和平、和諧、安定的年代，小眾化的詩就會多一些。

　　大眾化和小眾化的詩都各有其美學價值，不必也不可能取消它們中的任何一個。但是，藝術總是有媒介化傾向，詩終究以廣泛傳播為旨歸。大眾傳播有兩個向度：空間與時間。不僅“傳之四海”的空間普及，“流芳千古”的時間普及也是大眾化的表現。李賀、李商隱生前少知音，但他們的詩歌幾千年持續流傳，成為文化傳統的一部分。詩歌的這種隔世效應也是一種常見的大眾化現象。唐詩宋詞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高峰，也是大眾化程度最高的詩歌時代，只要是中國人，大多能背出幾首佳作。唐詩宋詞成了中國人文化身份之一。白居易和柳永是很值得后世研究的代表。

　　胡適倡導新詩時，就很推崇白居易和他領軍的新樂府。“但傷民病痛”的白居易推進了杜甫開辟的現實主義，“始得名于文章，終得罪于文章”。從《賦得古原草送別》到《長恨歌》，再到貶居江州的《琵琶行》，白居易有明確的'大眾化藝術追求，他的不少詩篇也最大限度地產生了大眾化效應。白居易的詩廣布民間，傳入深宮，當時凡鄉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到處題有白詩。有的“粉絲”全身紋上白詩，有的歌因能誦《長恨歌》而“增價”。元稹為《白氏長慶集》寫的序言里有這樣的敘述：“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白居易死，唐宣宗寫詩悼念，有“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之句。新樂府用口語,但徒有樂府之名，實際和音樂沒有多少干系，而柳永的詞卻充分運用音樂作為傳播手段。柳永生于兩宋社會的“盛明”之世，描寫都市繁華，歌詠市井生活，在題材上有突破；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礎上，創制長調慢詞，在文體上有突破。他熟悉坊曲，和歌伶樂伎合作，使詞插上音樂的翅膀。葉夢得說：“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新詩擁有唐詩宋詞時代沒有的現代傳播手段，像詩的網絡生存，就是古人遠遠不具備的條件。但是，新詩實際上很小眾。和唐詩宋詞相比，新詩的大眾化存在諸多困難。一、年輕的新詩不成熟，甚至迄今沒有形成公認的審美標準，詩人難寫，讀者難記，沒有像唐詩宋詞那樣化為民族文化傳統，至今游離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及社會文化生活之外；

　　二、新詩的發生更多地取法外國，不來自民間，不來自傳統，也不來自音樂，主要借助默讀，與朗誦尤其與音樂的脫節成為傳播的大難題，把聲音還給詩歌乃當務之急；三、和白居易的“為時而著”，“為事而作”不一樣，當下有些詩人信服“私語化”傾向，使得公眾遠離詩歌。高爾基有句話還是有道理的：“詩人是世界的回聲，而不僅僅是自己靈魂的保姆”。

　　無論是小眾還是大眾，新詩都需不斷繼承創新，在多樣化格局中努力爭取傳播的大眾化效應。

　　詩歌的大眾與小眾的分析2

　　詩歌大眾化與小眾化是不斷泛起沉滓的一個詩學百年問題，這一觀念與階級論社會思潮不無關聯。我認為，這個討論經過多年多次論證，在新詩百年后，再持續討論下去，猶如輪子空轉，并無多大意義。討論結果無關詩歌質量本身，因為大眾化的詩歌很難推進詩歌質量的整體提升，小眾化詩歌也并非一定就是高水準。這個討論唯一能提醒我們的是：注意寫作者在創作時，心中有無讀者？他為何而寫？

　　在舊體詩詞盛行時代，受教育者皆為文人。文人若要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他必須學寫詩，會寫詩；為了切磋與交友需要，詩人之間必然有交流，于是形成詩歌圈。而同一詩歌圈的人互相圈點，自娛自樂，與圈外人何干？這種歷史語境下，誰會多事地提出，文人詩歌一定要由揮鋤頭的農民老伯或拖兒帶女的母親來評論？詩人既是作者，也是讀者，他們在一個水平上，可謂門當戶對式的寫作與接受。如果圈外人水平不高，想讀懂，他會自己努力，不會輕易責怪寫作者，而且是一個寫作圈的作者群。

　　之所以有人提出大眾與小眾，普及與提高等問題，那是提出者由身份不平等，進而推演出文化上的不平等，他有著對底層百姓的充分認識，他是社會學家，卻不是文學家。他的目的是想通過詩歌給生活在底層的百姓獲得些意識形態的認識，因此，他更注意詩歌乃至文學的功能性，不在意文學的本質異于歷史學、社會學，忽略文學需要美的表現。

　　于獨立的寫作者而言，他可以為自己而寫，也可以為大眾而寫，這是個人的寫作方向。一位詩人如果有意識地為大眾寫，至少有兩種情況：一是為宣傳理念；二是商業企圖。宣傳理念包括道德倫理的教育、政治意圖的傳達；商業企圖，則是把詩歌寫作當作商品對待。當作者將詩歌寫作的對象調整為大眾時，為了為大眾接受，他必須考慮大眾需要，選擇大眾使用的語言，大眾習慣的表達方式，描寫大眾熟悉的生活，這類詩歌應該表現出人類的共識，如倫理道德的規約，國家立場的表達，對社會事件的表態等。這種寫作時的詩人身份，好比是一位循循善誘的導師。

　　詩歌小眾化寫作，為少數人自設的空間，我認為它可以存在。它可能不是只為個人情緒而寫，有時它是一個實驗平臺，煉造出與眾不同的好詩。百年來爭議較大的小眾化寫作，指的是詩人寫作目的不是為了在大眾中傳播，不以主流意識為中心，而以自我價值觀念、審美態度為中心，更多表達出個人對人性世界的復雜認識。在這類寫作中，書寫者可以使用他的個性化的語言、不合常規的技巧，而且這類作品可以選擇不發表、不公開，只在朋友間交流。但是，假若他選擇公開發表，那么，他就需要經受大眾的各種追問，有責任有義務讓大眾“懂”。

　　我更覺得，大眾化與小眾化寫作的問題，是由不太懂詩歌，也不明白詩歌接受者的差異而提出一個偽問題，我們不如更換思考的'方式，去問：詩歌在什么情況下獲得讀者，在什么狀態下失去讀者，這種關切詩歌本體的提問，或許更能幫助到詩人寫作。

　　詩歌要獲得更多的讀者，有幾個因素：題材的普遍性，寫作不求文大于質，文風樸素，書寫真誠，以情感取勝，不一味追求詩歌的寫作難度，而是增添溫度。

　　詩歌失去讀者的原因較多，假大空抒情，必然失去讀者；晦澀難懂，讀者扭頭而去；也有傳播上的原因，與詩歌寫作直接相關。自印刷術發達以來，詩人們逐漸忽略了詩歌的可誦特點。詩歌最初通過口誦流傳，它方便詩歌吟誦者與聽眾發生互動，朗誦者的音調、表情、聲音，都能輔助聽眾對詩歌內容的理解，因詩歌產生共鳴。回顧新詩歷史，大概在朦朧詩之后，詩歌朗誦漸少。朗誦，與其說是詩的傳播途徑，也可以說是詩的寫作方式。它的寫作者會注意到寫作的題材與接受者水平，朗誦是詩歌發生社會影響的一個重要途徑。而閱讀性的詩歌寫作，無音韻可感，再加上詩人對公眾題材的疏遠，詩歌逐漸變成自話自說的一種狀態。

　　詩歌有自身發展的軌道和規律，如果把百年當作一個坐標，我們要清楚的是：詩歌必須有所發展，在繼承傳統的成就后，再突破前人的寫作范式，灌注時代精神；我們還需梳理一些過于陳舊的詩歌觀念，不因當下詩歌的問題而忽略詩歌本體的價值。此刻，不是新詩發展的終結點，卻是它重新出發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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