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詩歌創作主張

時間：2024-07-02 21:13:55 白居易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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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詩歌創作主張

　　白居易不僅是現實主義詩人，還是一位杰出的詩論家。他提出了一種批判現實、反映現實的詩歌創作理論。下面小編是了有關白居易的詩歌創作主張的內容，供大家閱讀。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主張

　　一、白居易詩歌主張的核心，是要求詩歌為政治服務。

　　《與元九書》說：“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此所謂“詩道”，是指儒家關于詩歌的理論和要求。白居易的詩歌主張是與正統的儒家詩論二脈相承的。儒家論詩，從孔子開始便強調詩歌的政治作用和社會意義，《論語陽貨》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其主旨是強調詩歌為封建的政治、教化服務。這就成為儒家詩論的出發點。《毛詩序》是先秦儒家詩論的總結，其中心內容也是闡述詩歌與封建政教的關系。它認為詩歌不僅是社會治亂、政教得失的反映，而且反過來可以維護封建統治和封建秩序：“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因為詩歌具有感染的力量，所以是封建統治者用以維護政教的有力工具。緊接著上面一段話，《毛詩序》又闡述了詩的“六義”。“六義”是儒家對于《詩經》體制和表現手法的概括，也常被看作是詩歌創作的指導原則。從《毛詩序》對“六義”的解釋看來，不外是說詩歌創作應該通過美刺來維護王政⑴ 。而刺必須有個限度，這就是“止乎禮義”。超乎禮義的諷刺，是有損于王政的。總之：詩歌要維護封建政教，要諷諭美刺，要止乎禮義，這是儒家詩論的主要精神，也就是白居易忽忽憤發所欲扶起的“詩道”。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是這樣闡述這“詩道”的：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這段話的意思十分清楚，是說詩歌最能夠幫助帝王感化人心，治理天下。他接下去說：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

　　帝王如果重視詩歌這種政治作用，以六義、五音貫串其內容和形式，使之符合諷諭美刺、止乎禮義的要求，就可以溝通統治者和人民，使他們的感情和愿望得到統一，使一切社會矛盾達到調和。帝王也就可以垂拱而理了。再看《策林》六十九“采詩”: 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宜之使言。故政有毫發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優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開辟以來未之聞也。

　　皇帝以詩補察時政，百姓以詩泄導人情，采詩上聞，聞而納諫，這樣就可以防止人民越出封建統治的軌道，而達到至理升平。正是從溝通君民、調和矛盾的思想出發，白居易在《新樂府序》里提出“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的主張。值得注意的是，在白居易看來，為君為臣與為民是統一的，沒有矛盾的。可以同時又為君臣而作，又為人民而作，但首要的、關鍵的還是為君。《新樂府》里確實有不少為民請命的詩篇，有的甚至很激烈，然而白居易只是要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使統治得以安定罷了。

　　白居易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作為一個諫官，他“有闕必規，有違必諫”⑶；作為一個詩人，他把詩歌也當作向皇帝進諫的形式——這便是《毛詩序》所說的“主文而譎諫”。關于這一點，《與元九書》說得最明白：

　　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宮，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

　　《與楊虞卿書》也說：

　　凡直奏密啟外，有合方便聞于上者，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誡也。

　　這樣說來，詩歌豈不成了奏議的補充形式了嗎？是的，白居易正是要把那些在奏議中不便直說的事情和意見，通過詩歌向皇帝委婉地提出，引起他的警惕，并作為他執政的參考。也可以說是用詩的形式來寫類似于今天的報告文學那樣的作品。白居易《新樂府》的最后一首詩《采詩官》，是帶有總結性的。詩的最后說：“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閟；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愿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把“廣宸聰，副憂勤”、“欲其易入而深誡也”以及這首詩里所說的采詩與諷刺聯系起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為君而作實在是白居易詩歌主張的要點。

　　以上分析了白居易提出的正面主張，我們還可以從他對秦漢以來詩歌的批判當中，作進一步的考察。

　　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對秦漢以來詩歌的發展做了一番評述，他所運用的標準也是《詩經》的“六義”。白居易把秦漢看作“六義”始刓始缺的時期，把晉宋看作“六義”寖微陵夷的時期，把梁陳看作“六義”盡去的時期。唐興二百年間，陳子昂、李白、杜甫等人雖有比興之作，但是數量太少，李白是“十無一焉”，杜甫“亦不過三四十首”。白居易在這里對南朝脫離現實、脫離政治的文學，作了最徹底的批判，這對于糾正大歷以后注重形式的詩風有積極意義。但就其批評的標準來看，卻明顯地表現出要求詩歌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本質。先看他對屈原的評價吧。關于《離騷》，在漢代就曾爭論過是否合于“溫柔敦厚”的詩教，用的是以《詩》論《騷》的方法。白居易也是運用這種方法去評價屈原的。他說：“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所謂“他”，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禮義”。屈原“歸于怨思”，而不能“止乎禮義”，只是發泄了個人的牢騷，而無補于政教，這就是白居易認為不足的地方。其實，屈原的詩歌通過抒發個人的憤慨，有力地抨擊了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統治集團，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然而在白居易看來，這既不能“補察時政，也不能“泄導人情”，已經離開了“詩道”。即使對杜甫這樣一個詩人，白居易也缺乏全面的認識。他機械地在杜詩中尋找風雅比興，自然不能不感到失望。白居易的詩歌本受了杜甫的影響，《初授拾遺》詩說：“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傷唐衢》說：“致吾陳杜間，賞愛非常意。”可見他對杜甫很崇敬。不過當他執著于“六義”的時候，就變得偏激了。

　　然而，白居易的詩歌主張在當時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因為在如何為政治服務的問題上，他強調“補察時政”，在客觀上就有助于詩歌揭露政治黑暗；強調“泄導人情”，在客觀上就有助于反映人民疾苦。白居易提出詩歌為政治服務的主張，主觀上雖然是維護封建統治，客觀上卻有利于反抗封建統治的斗爭。無怪乎他的主張得不到當權者的重視，他的創作反遭他們切齒痛恨了。所以白居易在《與元九書》里感慨地說：“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二、白居易對詩歌與現實的關系，以及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所作的說明，是其詩歌主張的精華。

　　他認為詩歌是現實的反映。《策林》六十九“采詩”說：“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后興于嗟嘆，發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這就是說詩歌的基礎是“事”，即客觀的社會現實。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說：“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從詩歌里可以體察社會治亂、人情哀樂，所以詩歌具有重要的認識意義。。

　　在詩歌反映現實的問題上，白居易有兩點主張是很可貴的。第一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這里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時事，也就是《秦中吟序》所謂“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另一方面是為現實而作，也就是《與元九書》所謂“裨補時闕”。反映的事情不一定是時事，但目的是為了現實。杜甫一生寫了許多面對現實、諷諭時事的作品，但他沒有提出為時事而作的主張。白居易繼承了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從中唐的社會現實出發，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是對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一大貢獻。

　　白居易第二點可貴的主張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⑸。杜甫以前，在《詩經》和漢樂府里，勞動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有所反映。

　　然而文人筆下所表現的多半是王公、貴族、官僚、隱士，很少寫到人民。勞動人民的生活和疾苦，在杜詩里才開始占據了一席地位。杜甫寫過農民、士兵、船夫、漁父、負薪的女子、無告的寡婦，對他們的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對他們貧困的原因，也有深刻的揭示。但杜甫并沒有提出反映人民疾苦的主張，這個主張是由白居易明確地提出來的。前有杜詩的榜樣，后有白居易的主張，這就為后世詩人指出了一個新的方向，為詩歌創作開拓了一個新的天地。后代許多詩人正是沿著杜甫、白居易的道路前進的。

　　白居易能夠提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主張并不是偶然的，這與他的時代、經歷和政治思想有很密切的關系。安史亂后，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均趨向深化，唐王朝陷入無法擺脫的危機。土地與賦稅的問題尤其嚴重，均田制破壞，兩稅法實行，反映了土地急劇兼并的事實，同時也使兼并合法化。統治階級不顧農民死活，肆無忌憚地從事兼并、征斂，將農民置于破產的境地。這就加深了階級矛盾，也加速著唐王朝的滅亡。當時，統治階級中間有不少開明的人物，敏銳地感到了這種危機而奮起改革政治。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出身于中下層官僚地主階級，早年經歷過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對人民的疾苦和愿望比較了解。他曾多次論及土地和賦稅的問題，希望引起統治者重視。他警告統治者：“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君茍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歸之；歸之又歸之，則載舟之水由是積焉。君茍有惡，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⑹所以他主張抑兼并，輕賦斂，節用愛民，以利萬人。希望皇帝“以天下心為心”, “以百姓欲為欲”，而不要“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 “咈百姓以從一人之欲。”⑺ 他認為只要皇帝體察人民的疾苦和愿望，革弊政、行仁政，就可以擺脫危機，鞏固統治。正是從這樣一個以民為本的仁政思想出發，他提出了“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主張。

　　關于詩歌內容與形式的關系，白居易總是把內容放在首要地位，要求語言、形式為內容服務。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為了使詩歌發揮社會作用，他強調形式通俗，語言淺顯。《新樂府序》說：“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在《策林》六十八“議文章”中，他更深入地闡述了這個思想：

　　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碑誄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

　　就是說，政治意義和真實性強的，即使形式粗糙些也應鼓勵；反之，即使形式多么華麗也應禁止。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說；“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辭麗藻生于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谷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他認為缺乏政治意義和真實內容的淫辭麗藻“若行于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于后，則混真偽而疑將來。”

　　然而白居易在內容與形式的問題上，也有兩點認識是不恰當的。第一，他在強調內容真實性的時候，沒有把藝術的真實同生活的真實區別開來。他對內容的要求已不止是真實，而是所謂“核實”。《新樂府序》說：“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策林》六十八“議文章”也說：“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對內容要求到核實的程度，就會排斥虛構、夸張、幻想，使詩歌變成真人真事的報導，甚至失去詩歌的特點，使之近似押韻的奏章了。

　　第二，白居易首先強調詩歌的思想內容是完全正確的，但對藝術形式卻重視不夠。這可以說是從元結到皮日休整個中晚唐現實主義詩論的缺陷。元結在《篋中集序》里，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義詩風，提出正確的批評。可是他有意排斥近體詩在聲律、對偶等方面的藝術經驗，一味提倡古體，就未免陷入了另一個極端。他自己的詩歌，和他所編選的《篋中集》里的詩歌，多半流于枯燥的說教，而缺乏藝術感染力。白居易并不象元結那樣偏激，但也同樣忽視了這樣一點：思想意義必須通過動人的形象表現出來，而不能在形象之外生硬地說教。他不能廣泛地吸取前代詩歌創作中有價值的技巧，他對自己的創作，在藝術上也只提出質徑、直切、順肆的要求，這顯然是不夠的。他過分地強調“質”，在一定程度上把“質”同“文”對立了起來。這樣固然有抵制、糾正當時不良詩風的意義，但究竟反映出他對內容與形式的關系理解得不夠全面。劉勰早已說過“文附質”、“質待文”的話⑻ ，可惜白居易沒有把這個辯證的觀點繼承下來。

　　三、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詩分為四類：諷諭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

　　四類中他最重視諷諭與閑適兩類。這兩類詩在我們看來思想內容相去甚遠，像白居易這樣一個要求詩歌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甚至拿詩當諫書來寫的人，怎會重視那“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閑適詩呢？然而白居易卻有一番理論，《與元九書》曰：

　　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云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仆詩，知仆之道焉。

　　關于兼濟、獨善與諷諭、閑適之說，也是白居易詩歌主張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準備結合其思想發展和創作道路分析一下。

　　《與元九書》是元和十年(公元815)白居易貶官江州時所作。白居易在政治上遭到這次沉重的打擊，感到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一方面很激憤，另一方面也開始采取妥協逃避的態度。“志在兼濟，行在獨善”，正是元和十年貶官之后，到寶歷二年(公元826）免蘇州刺史之前這一時期的思想狀況。元和十年以前，特別是任諫官的三年，白居易勇敢地向大地主集團、宦官集團進行斗爭，可以說是志在兼濟、行在兼濟的時期。寶歷二年以后，白居易官高祿厚，知足保和，標榜“在家出家”，又標榜“中隱”，可以說是志在獨善、行在獨善的時期。可見白居易并不始終是“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象他自己所說的那樣。

　　白居易世界觀的矛盾，對于他的創作有重大的影響。白居易差不多一開始就走上了現實主義道路，但是隨著思想的變化，他逐步地失去了斗爭的勇氣，也就逐步地離開了現實主義道路。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從反映社會、政治的內容，變為描寫個人的身邊瑣事，如《食后》、《晏起》、《醉吟》、《足疾》之類。另一方面是從揭發政治黑暗，反映人民疾苦，變為歌詠升平，粉飾現實。《序洛詩》里說得很坦白：

　　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朋、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于酒，或取意于琴，閑適有余，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嘆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 治世之音安以樂，閑居之詩泰以適。荀非理世，安得閑居？故集洛詩，別為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閑居泰適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采詩者。

　　這種庸俗的理論與早年的詩歌主張相去何啻千里！

　　白居易的閑適詩并非絕無佳作。如《觀稼》、《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游悟真寺》等，或自愧不勞而食，或關懷人民生活，或描寫自然山水，都頗有價值。但閑適詩里有大量平庸之作。白居易認為這類閑適詩表現了“獨善之義”，拿它同諷諭詩等量齊觀。這正是其現實主義詩歌主張不徹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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