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創作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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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創作主張

　　白居易的“愁”有縱聲哭泣，也有低聲哽咽，默默守候，拿了余半生換憂愁，青衫衣袂，心上的秋日趨寒涼，秋里的心依舊滾燙。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白居易的創作主張，歡迎大家分享。

白居易的創作主張

　　愁在淚，眼朦朧，愁入心，意悲歡。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原籍太原，后遷居下邽(今陜西渭南)，生于新鄭(今河南新鄭縣)。十一二歲時，因避戰亂而遷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陽等地，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貞元十六年(800)進士及第，三年后中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為應制舉，他與元稹閉戶累月，研討其時社會政治各種問題，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條目與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態度和詩歌見解都有關聯。是年，制科入等，授盩厔尉，次年為翰林學士。

　　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遺、充翰林學士。在這一時期，白居易以極高的參政熱情，“有闕必規，有違必諫”(《初授拾遺獻書》)，屢次上書，指陳時政，倡言蠲租稅、絕進奉、放宮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諍。與此同時，他還創作了《秦中吟》、《新樂府》等大量諷諭詩，鋒芒所向，權豪貴近為之色變。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戶曹參軍，仍充翰林學士。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喪而回鄉守制。生活環境的改變，使白居易有馀暇對往昔的作為和整個人生進行認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著的佛、道思想逐漸占了上風，對政治的熱情開始減退。所謂“直道速我尤，詭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內，消盡浩然氣”(《適意二首》其二)。正可看作他心理變化的佐證。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贊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盜殺而第一個上書請急捕賊，結果被加上越職言事以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馬。這次被貶，對白居易內心的震動是不可言喻的。他以切膚之痛去重新審視險惡至極的政治的斗爭，決計急流勇退，避禍遠害，走“獨善其身”的道路。這一年，他寫下了著名的《與元九書》，明確、系統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學和詩歌主張。

　　元和十三年底，白居易遷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繼位后，被召回朝，先后任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長慶二年(822)，出刺杭州，此后又歷任蘇州刺史、秘書監、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武宗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閑居洛陽履道里，自號“醉吟先生”、“香山居士”。會昌六年(846)，年七十五卒。有《白氏長慶集》，存詩二千八百馀首。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極可注意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由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到提倡為君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統的詩歌理論，他的《秦中吟》、《新樂府》等諷諭詩便是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創作的。這一理論以其突出的現實針對性和通俗化傾向，有可能使詩歌更接近于社會現實，以至于干預政治。這一理論，是儒家傳統詩論的直接繼承，也是杜甫的寫時事的創作道路的進一步發展。從寫時事這一點說，白居易與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寫所見所感，生民疾苦與一己遭遇之悲愴情懷融為一體，雖于寫實中時時夾以議論，含諷諭之意，卻并非以諷諭為出發點。杜詩出之以情，白居易與杜甫之不同處，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將“為君”而作視為詩歌的主要目的，從而極度突出了詩歌的現實功利色彩，將詩歌導入了狹窄的路途。因過分重視詩的諷刺功用，從而將詩等同于諫書、奏章，使不少詩的形象性為諷刺性的說理、議論所取代。因評詩標準過狹過嚴，導致歷史上不符合此一標準的大量優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所有這些，對當時和后世都產生了一定的不良影響。

　　白居易的諷諭詩有一百七十馀首，這些詩大都作于貶謫之前，在寫實和尚俗一點上，與張籍、王建等人一脈相通，而且在反映現實的深廣度和尖銳性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觀刈麥》是元和元年詩人為盩厔尉時寫下的一篇較早的作品，詩從“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寫起，中段細述農人“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艱辛和“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的哀痛，最后以“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結束，于真切自然的描寫中見出“田家”的巨大不幸，作者的反躬自責也顯得分外深刻。他如《村民苦寒》前半寫“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的貧民，后半寫 “褐裘復絁被，坐臥有馀溫”的自己，兩相對照，發為“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的感慨，真情摯意出自肺腑之間;《宿紫閣山北村》通過自己的親身見聞，真實地表現了神策軍“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的蠻橫強暴，最后以“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的諷刺之語結束，筆鋒直指作為神策軍統領的宦官。

　　上述作品只是白居易諷諭詩的一小部分，但卻大體展示了此類詩作的兩個基本傾向，即對下層民眾苦難生活的深刻反映，對上層達官貴人腐化生活和欺壓人民之惡行的尖銳揭露。這種反映和揭露，是有名的《秦中吟》和《新樂府》中更是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秦中吟》是組詩，共十首，“一吟悲一事”(《傷唐衢二首》其二)，集中暴露了官場的腐敗、權貴們的驕橫奢侈及對勞苦民眾的多重欺壓。如《重賦》直斥統治者對百姓的殘酷剝奪：“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傷宅》揭露達官貴人為富不仁，“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卻“忍不救饑寒”。《歌舞》寫 “朱輪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的游樂，尾句出之以 “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的激憤之語;《買花》通過一位“田舍翁”偶來買花處的所見所感，發為“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的痛切針砭;《輕肥》則將矛頭指向宦官集團的那些內臣、大夫、將軍：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云。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這是兩個宛如天壤之別的階層：一方腦滿腸肥，花天酒地，另一方則天災人禍，競至“人食人”!這鮮明的對比，很容易使人想起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來。

　　《新樂府》五十首，作于元和四年，至元和七年大體改定。這是一組有著明確政治目的、經過嚴密組織構建的系統化詩作，內容頗為廣泛，涉及到王化、治亂、禮樂、任賢、時風、邊事、宮女諸多方面，但其中寫得好而且有價值的，仍然是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層情事、揭露弊政和權貴丑惡的那些篇章。如果將這些詩作與元稹的“新題樂府”作一對比，則其成就顯然高出許多。首先，一篇專詠一事，篇題即所詠之事，篇下小序即該篇主旨。如《上陽白發人》，“愍怨曠也”;《紅線毯》，“憂蠶桑之費也”;《秦吉了》，“哀冤民也”;《賣炭翁》， “苦宮市也”……這種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確，避免了一題數意、端緒繁雜的弊病。其二，不少篇章形式靈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后接以七字句，富有民歌詠嘆情調;在語言運用上，力避典雅的書面語，而用口頭語或俗語穿插其間，如《秦吉了》開篇這樣寫道：“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頸紅。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通。”淺顯流利，讀來瑯瑯上口。詩的后半以秦吉了喻諫官，以雞燕喻百姓，以鳳凰喻君主：“秦吉了，人云爾是能言鳥，豈不見雞燕之冤苦?吾聞鳳凰百鳥主，爾意不為鳳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閑言語!”用寓言形式進行諷刺批判，含蓄而切當。其三，一些優秀詩篇善于生動地描繪人物，感情濃烈。如《上陽白發人》中間一段寫那位白頭宮女因被妒而“潛配上陽宮”后的生活：

　　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妒。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秋月，東西四五百回圓。

　　這段描寫與《長恨歌》中唐明皇思念楊妃的一段描述頗為相近。又如《井底引銀瓶》中女主人公對少時生活情景的一段回憶：

　　憶昔在家為女時，人言舉動有殊姿：嬋娟兩鬢秋蟬翼，宛轉雙蛾遠山色。笑隨戲伴后園中，此時與君未相識。妾弄青梅憑短墻，君騎白馬傍垂楊。墻頭馬上遙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

　　淺俗明快，又富情韻，字里行間，洋溢一股青春氣息。由于這對青年男女沒有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結合在一起，最終導致愛情悲劇。詩的最后發為議論：“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但由于敘寫時感情超越于“止淫奔” 的題旨之外，透露出強烈的悲劇氣氛，所以仍然引發讀者的深切同情。

　　在《新樂府》五十首中，包容以上諸點而取得突出成就的，應首推那篇批判宮市和宦官、為貧苦百姓鳴不平的《賣炭翁》。這首詩借賣炭老翁由“伐薪燒炭” 到進城“賣炭”再到炭被搶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宮市擾民害民、宦官強取豪奪的野蠻行徑。其中“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兩句尤為精警，先用 “可憐”二字傾注無限同情，繼以一“憂”一“愿”來寫賣炭老人的艱難處境和細微復雜的心理活動，真實貼切。詩中未發一句議論，全用形象說話，卻發人沉思。此外，《新豐折臂翁》和《杜陵叟》也是以老翁為表現對象的詩作，前者寫一位60年前為逃兵役而“偷將大石捶折臂”的老人的不幸遭遇，借此對不義戰爭進行了譴責;后者以沉重的筆觸，描寫了天災人禍襲擊下農村的凋敝和農民的慘狀，并借詩中人之口痛切呼喊：“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上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聲宏調激，帶著強烈的批判。這兩首詩就藝術成就來講雖不及《賣炭翁》，但在人物描寫和反映現實的深度上，同樣具有不容忽視的價值。

　　當然，白居易的《新樂府》又是有不少缺憾的。其一，《新樂府》的創作目的是“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新樂府序》)，為了做到這一點，作者往往不惜以喪失藝術性為代價，給詩篇添加一個議論的尾巴;有時則畫蛇添足，作不必要的重復。其二，有些詩篇所寫事件，詩人本無深感，只是為了湊足五十篇之數而作，所以寫得枯燥乏味，不耐咀嚼，如《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采詩官》等，大都是議論和說教的堆積。同時，由于過多注重詩的現實功利目的，作者常用理念去結構詩篇，真情實感相對不足，比起杜甫那些深切體察民瘼、一任情感自然流露而又意蘊豐厚的樂府佳作來，《新樂府》中不少作品確有一間之隔。其三，在語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淺顯務盡而失之于直露無隱，有時一件簡單的事理也要反復陳說，致使詩作不夠精煉含蘊。

　　白居易以《新樂府》為代表的諷諭詩在當時的影響并不大，以至“時人罕能知者”(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在后世則毀譽參半。但無論如何，白居易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了一種新的詩體和新的風格，并以“不懼權豪怒，亦任親朋譏”(《寄唐生》)的勇氣，對當時的社會丑惡進行了最大膽的指斥和抨擊，這一點，是永遠值得人們欽敬的。

　　【白居易詩歌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拓展：白居易介紹

　　詩人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谷，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28]

　　史書評價

　　舊唐書

　　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于自得之場，置器于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新唐書

　　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唐才子傳

　　公詩以六義為主，不賞艱難。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嫗讀之，問解則錄。后人評白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者也。雞林國行賈售于其國相，率篇百金，偽者即能辨之。與元稹極善膠漆，音韻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與劉賓客齊名，曰劉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飛云履，焚香振足，如撥煙霧，冉冉生云。初來九江，居廬阜峰下，作草堂，燒丹。今尚存。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實，為《六帖》，及述作詩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針集》三卷，并行于世。

　　主要成就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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