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傳》《王安石傳》的讀后感

　　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兩個人都是當時著名的社會改革家，文學大家。范仲淹以他凜然的大義，在十一世紀的官場上樹立了一座風范之碑。而王安石則因為變法的失敗，成為一個官場上的失意者。原因何在？

　　據《宋史?范仲淹傳》介紹；范仲淹把治理天下作為自己的責任，日夜思慮和策劃著怎樣實現一個太平的政治局面。每到一處做官，他裁抑僥幸，削減冗濫，調查并審理各路官吏。他待人十分親熱敦厚，并樂于替人家辦好事，使民眾得到最大的實惠。在當時，即使是鄉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

　　由此可見，范仲淹屬于對人生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處處考慮周全，又有很強的自我約束能力。他是性格雖然剛正不阿，但并不執拗。為了自己認為的正義與理想，他可以不要前途，甚至是生命。特別是主持政務期間，他廉節簡約，克己奉公，直言盡職，利則生民。在致力于改革社會的同時，不斷地提高自身品格的修養。當時的賢士，很多在他的指導和提拔下成長起來的。他死時，各地的人聽到噩耗，都深為嘆息；羌族首領數百人聚眾舉哀，像死去父親一樣痛哭，齋戒三天才散去。

　　范仲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個開風氣的人物。他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砥礪了一代士風。雖說有點廟堂之詞之嫌，但是弘揚了華夏古典文明的優秀傳統，被后世廣為流傳。范仲淹晚年時，給兄仲溫寫過一封信：“千古圣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生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疏？誰是主宰？既然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正因為他在當時和后世，都被奉為天下第一流的楷模，他的品格和思想，固然不可能不帶著時代的烙印，但這并不妨礙他在民間享有極高的聲譽。

　　據《宋史?王安石傳》介紹；王安石性格剛愎自用，遇到事情不管對錯，都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肯改變。在議論變法時，他附會儒家經義，提出自己的主張，辯論起來動不動就是好幾百字。司馬光與王安石一向很有交情，依據朋友之間相互督促行善的道理，司馬光三次給他寫信，反復進行規勸，王安石很不高興。

　　在用人上，王安石多用自己門下輕薄而有點小聰明的年輕人，幾乎把朝廷內外老成持重的人罷黜殆盡。像呂公著、韓維這些王安石曾憑借而樹立自己聲譽的人；像歐陽修、文彥博這些推薦他的人；像富弼、韓琦這些重用他擔任皇帝侍從的人；像司馬光、范鎮這些好朋友，王安石對他們不遺余力地加以排斥，以達到順利實現變法的目的。

　　對于王安石來說，他始終相信自己的改革是利國利民的好政策，是能造福子孫后代的。他在基層時曾親自實施過，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當他把這些政策推廣到全國時，問題出現了，他不再是一個具體的操作者，而是一個指揮者，他指揮不了大佬，只能選那些熱情的有沖勁的年輕人。但遺憾的是，正直的人無法理解他的思路，理解他思路的人不正直。當他的手下告訴他政策多么的好，推行得多么順利，國庫多么充盈時，他卻不知道這些錢是怎樣從老百姓的嘴巴里摳出來的。

　　變法的出發點都是好的，但從一開始，就遭到主流社會的反對，王安石的理論是，只要方法對頭，想要發財，沒有不可能。但按司馬光的觀點，天下錢就那么多，國庫充盈了，老百姓的錢就少了，不過取之于民罷了。那些政治大佬們的擔心終于出現了：為了逃避保甲法，許多人進行自殘；國庫充盈的同時，大批中小商販紛紛破產，市場前所未有的蕭條；青苗法讓貧苦的農民徹底走上賣房賣地賣兒賣女的境地；災荒、民變、枯骨……這些都讓有良知的官員無法坐視不理。

　　盡管王安石的變法出發點是為了實現富國強兵，但新頒布的法令一實行就開始走樣，廣大的百姓成了新法的直接受害者。試想，這樣的法令能行嗎？以至于新法推行不久，受到全國各地的普遍抵制，半途而廢。

　　范仲淹、王安石兩人知識淵博，通曉古今。范仲淹的外和內剛，他代表著當時士大夫階層推崇的主流性格，既有堅定不移的理想追求，不謂權貴的正義凜然，又豪邁慷慨，不拘小節，有廣泛的社交圈與人際關系網，以一種領袖的姿態引領改革潮流。王安石特立獨行，他從不妥協，從不關注與考慮別人的意見，果敢自信、生機勃勃。他們最后的政治結局不一樣，其中最為關鍵的恐怕就是能不能做到“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范仲淹在自己的任期內做到了這一點，因此受到了大家的尊重；而王安石沒做到這一點，甚至還給處于財政危機的仁宗政權帶來更大的危機，因此變法不可能得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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