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二心集》雜文集:《關于〈唐三藏取經詩話〉》

　　引導語：《關于〈唐三藏取經詩話〉》是來自魯迅《二心集》雜文集，下文就是小編收集的原文，與大家分享閱讀與學習。

　　關于《唐三藏取經詩話》〔1〕的版本

　　——寄開明書店中學生雜志社編輯先生：

　　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給附載在《中學生》〔2〕上?事情是這樣的——

　　《中學生》新年號內，鄭振鐸〔3〕先生的大作《宋人話本》中關于《唐三藏取經詩話》〔4〕，有如下的一段話：“此話本的時代不可知，但王國維氏據書末：‘中瓦子張家印’數字，而斷定其為宋槧，〔5〕語頗可信。故此話本，當然亦必為宋代的產物。但也有人加以懷疑的。不過我們如果一讀元代吳昌齡的《西游記》雜劇〔6〕，便知這部原始的取經故事其產生必定是遠在于吳氏《西游記》雜劇之前的。換一句話說，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數字恰好證實其為南宋臨安城中所出產的東西，而沒有什么疑義。”

　　我先前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疑此書為元槧，甚招收藏者德富蘇峰先生的不滿，著論辟謬，我也略加答辨，后來收在雜感集中。〔7〕所以鄭振鐸先生大作中之所謂“人”，其實就是“魯迅”，于唾棄之中，仍寓代為遮羞的美意，這是我萬分慚而且感的。但我以為考證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間許多事，只消常識，便得了然。藏書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則不然。故于舊書，不以缺筆〔8〕定時代，如遺老現在還有將亻羲字缺末筆者，但現在確是中華民國;也不專以地名定時代，如我生于紹興，然而并非南宋人，〔9〕因為許多地名，是不隨朝代而改的;也不僅據文意的華樸巧拙定時代，因為作者是文人還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別的`。

　　所以倘無積極的確證，《唐三藏取經詩話》似乎還可懷疑為元槧。即如鄭振鐸先生所引據的同一位“王國維氏”，他別有《兩浙古刊本考》〔10〕兩卷，民國十一年序，收在遺書第二集中。其卷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雜本”項下，有這樣的兩種在內——

　　《京本通俗小說》〔11〕《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是不但定《取經詩話》為元槧，且并以《通俗小說》為元本了。《兩浙古本考》雖然并非僻書，但中學生諸君也并非專治文學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獵。所以錄寄貴刊，希為刊載，一以略助多聞，二以見單文孤證，是難以“必定”一種史實而常有“什么疑義”的。

　　專此布達，并請撰安。

　　魯迅啟上。一月十九日夜。

　　【注解】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海《中學生》雜志第十二號。原題為《關于〈唐三藏取經詩話〉》。

　　〔2〕《中學生》以中學生為對象的綜合性刊物。夏丐尊、葉圣陶等編輯，一九三○年在上海創刊，開明書店出版。

　　〔3〕鄭振鐸(1898—1958)筆名西諦，福建長樂人，作家、文學史家，文學研究會主要成員。曾主編《小說月報》，著有短篇小說集《桂公塘》、《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

　　〔4〕《唐三藏取經詩話》即《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又名《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全書分三卷，共十七節。是關于唐僧取經的神魔故事的最早雛形。作者不詳。

　　〔5〕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近代學者。從事歷史、考古和戲曲史等研究，著有《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和《觀堂集林》等。他在一九一五年為影印出版《唐三藏取經詩話》所寫的序言中曾說：“宋槧《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款一行，中瓦子為宋臨安府街名，倡優劇場之所在也。”

　　〔6〕吳昌齡大同(今屬山西)人，元代戲曲家。著有雜劇《東坡夢》、《唐三藏西天取經》(現僅存曲詞二折)等。按《西游記》雜劇的作者是元末楊訥，過去多誤作吳昌齡。

　　〔7〕德富蘇峰(1863—1957)日本著作家。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東京《國民新聞》上發表《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一文，反對魯迅關于《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刊行年代的意見。魯迅曾寫《關于三藏取經記等》(收入《華蓋集續編》)進行答辯。

　　〔8〕《京本通俗小說》宋人話本集。原書卷數不詳，今殘存第十至十六卷，共七篇。

　　〔9〕紹興這里指舊時紹興府。南宋紹興元年(1131)，升越州置府，以年號為名。

　　〔10〕《兩浙古刊本考》王國維輯錄考訂的宋、元兩代浙江杭州府、嘉興府刊刻的各種版本書目。

　　魯迅介紹：

　　魯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為豫才。他時常穿一件樸素的中式長衫，頭發像刷子一樣直豎著，濃密的胡須形成了一個隸書的“一”字。毛主席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也被人民稱為“民族魂”。

　　魯迅，原名周樟壽(后來改為周樹人)字：豫山，后改為豫才，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里。13歲那年，他原來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舉舞弊案鋃鐺入獄，此后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致死亡，家境敗落了下來，因此賣了房子。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小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就這樣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他經常拿著醫生為父親開的藥方到藥店去取藥，拿著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里包含著親切，眼光里流露著溫存。自他家變窮了，周圍人的態度就都變了：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好朋友也不和他說話了，臉上帶著鄙夷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態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對于他幼小的心靈的打擊很大，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事物的。多年以后，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

　　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后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后，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里，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劃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真誠的關系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系而懷念著，描寫著。

　　在當時，一般的讀書人走的是三條道路：一條是讀書做官的道路。當不上官的還可以去當某一個官僚的“幕友”，倘若前兩條道路都走不通，還可以去經商。魯迅走的則是為當時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條道路：進“洋學堂”。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被一般人視為“把靈魂賣給洋鬼子”的賤勾當的。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借的8塊銀元，離開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后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期間，魯迅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開拓了視野。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天演論》是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一部著作，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并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要想發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強的精神。不能甘受命運的擺布，不能任憑強者的欺凌。

　　魯迅先生在南京路礦學堂期間成績優異，使他在畢業后獲得了公費留學的機會。1902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后來進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現日本東北大學醫學部)。他之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魯迅想通過醫學啟發中國人的覺悟。但他的這種夢想并沒有維持多久，就被嚴酷的現實粉碎了。在日本，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魯迅，經常受到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視。在他們的眼睛里，凡是中國人都是“低能兒”，魯迅的解剖學成績是95分，就被他們懷疑為擔任解剖課的教師藤野嚴九郎把考題泄露給了他。這使魯迅深感作為一個弱國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課前放映的幻燈畫片中，魯迅看到一個中國人為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隊捉住殺頭，一群中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站[1]在旁邊看熱鬧。魯迅受到極大的刺激。這時他已經認識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體上的虛弱更加可怕。要改變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劇命運，首要的是改變所有中國人的精神，而善于改變中國人的精神的，則首先是文學和藝術。于是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回到東京，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籌辦文學雜志，發表文章，從事文學活動。在當時，他與朋友們討論最多的是關于中國國民性的問題：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過這種思考，魯迅把個人的人生體驗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奠定了他后來作為一個文學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礎。

　　在留學日本期間，魯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但是，魯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為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學生中也很難得到廣泛的響應。他翻譯的外國小說只能賣出幾十冊，他籌辦的文學雜志也因缺乏資金而未能出版。家計的艱難使魯迅不得不回國謀職。1909年，他從日本歸國，先后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今杭州高級中學)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員。這個時期，是魯迅思想極其苦悶的時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時的振奮，但接著是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歷史丑劇的不斷上演，辛亥革命并沒有改變中國沉滯落后的現實，社會的混亂、民族的災難、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魯迅感到苦悶、壓抑。五四運動之后，他的壓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巖一樣通過文學作品猛烈噴發出來。在那時，他已經在教育部任職，并且隨教育部一同遷居北京。

　　1918年9月，魯迅先生在《新青年》雜志上首次以“魯迅”為筆名發表了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它奠定了中國的新文學運動(1919)，推進了現代文學的發展。這篇小說，凝聚了魯迅從童年時起到那時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體驗和對于中華民族現代命運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過“狂人”之口，把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專制的歷史痛斥為“吃人”的歷史，向沉滯落后的中國社會發出了“從來如此，便對么?”的嚴厲質問，大聲疾呼：“救救孩子!”

　　魯迅先生的小說作品數量不多，意義卻十分重大。魯迅把目光集中到社會最底層，描寫這些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況。這是與魯迅的創作目的分不開的。魯迅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1]》)這種表現人生、改良人生的創作目的，使他描寫的主要是孔乙己、華老栓、單四嫂子、阿Q、陳士成、祥林嫂、愛心這樣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劇命運。這些人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最需要周圍人的同情和憐憫、關心和愛護，但在缺乏真誠愛心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中，人們給予他們的卻是侮辱和歧視、冷漠和冷酷。這樣的社會難道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嗎?這樣的人際關系難道是合理的人際關系嗎?最令我們痛心的是，他們生活在無愛的人間，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們彼此之間也缺乏真誠的同情，對自己同類的悲劇命運采取的是一種冷漠旁觀甚至欣賞的態度，并通過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來宣泄自己受壓迫、受欺侮時郁積的怨憤之氣。在《孔乙己》里，有惡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顧客;在《阿Q正傳》中，別人欺侮阿Q，阿Q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魯鎮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劇當作有趣的故事來欣賞……所有這一切，讓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魯迅對他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愛他們，但希望他們覺悟，希望他們能夠自立、自主、自強，擁有做人的原則。

　　魯迅先生對權勢者和偽君子抱著深惡痛絕的態度。《孔乙己》中的丁舉人、《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祝福》中的魯四老爺、《長明燈》中的郭老娃、《離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這樣一些權勢者的形象。他們有權有勢，但對他人的命運卻沒有真誠的關心，對社會的進步沒有絲毫的熱情，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權勢和地位，自私、虛偽、冷酷，阻礙著社會的進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銘、《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則是一些假道學、偽君子，他們口口聲聲說是關心社會的道德，實際上他們自己都是毫無道德心的人， 就像寓言中的葉公。

　　魯迅先生的小說寫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沒有離奇的故事，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卻充滿了無窮的藝術魅力。這種魅力是從哪里來的呢?是從他對人、對生活的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對人的內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畫帶來的。讀魯迅的小說，時時有一種“發現的喜悅”。畫面是普通的畫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卻在這么普通的畫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隨時都能注意到我們平時注意不到的特征，察覺到平時察覺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動。正是由于這種細致入微的描寫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畫，使魯迅小說的藝術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時期，我們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學生對故事中所描寫的魯鎮等江南水鄉、三味書屋等風土人情還不夠熟悉，對人生還沒有更多的親身體驗，魯迅小說是作為一個整體進入我們的感覺世界的。為了揭示不同生活畫面和不同人物命運的不同的意義，魯迅的小說結構是多變的，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樣式，一篇有一篇的寫法。《狂人日記》與《阿Q正傳》不同，《孔乙己》與《白光》不同，《故鄉》與《祝福》不同，《孤獨者》與《傷逝》不同。不僅結構樣式不同，音調節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單純而又冷峻，《傷逝》則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魯迅的小說不僅是小說，也是詩，它以平凡的社會生活為題材，整體反映勞動人民的生活，意境幽深，外冷內熱，其運用民族語言的功力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在寫作《吶喊》《彷徨》的同時，魯迅先生還創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詩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說《吶喊》《彷徨》中的小說是魯迅對現實社會人生的冷峻的刻畫，意在警醒沉睡的國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則是魯迅溫馨的回憶，是對滋養過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懷念。幼時的保姆長媽媽，在備受歧視的環境中給予過他真誠的關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羈的老友范愛農，給過他無限樂趣的“百草園”，吸引著他的好奇心的民間戲劇和民間娛樂活動……所有這一切，都是在這個險惡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們，滋養了魯迅的生命。這些散文，把抒情、敘述、議論結合在一起，有時如平靜的港灣，有時如波濤翻滾的大海，有時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時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態，體現了魯迅散文創作的藝術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凈細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詩則呈現出迷離恍惚、奇詭幻美的意境，它們像一團團情緒的云氣，在空中旋轉飄蕩，變幻出各種意想不到的形狀。魯迅內在的苦悶，化為了夢，化為了超世間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中的一朵奇葩。魯迅曾對別人說：“我的哲學都在《野草》里。”魯迅最內在的情緒體驗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過這種奇特的藝術手段傳達出來。魯迅的藝術創造力是驚人的。

　　最充分體現魯迅先生創造精神和創造力的還應該首推他的雜文。“雜文”古已有之，在外國散文中也能找到類似的例證，但只有到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到了魯迅的手中，“雜文”“是匕首、是投槍”，這種文體才表現出它獨特的藝術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潛力。魯迅的雜文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一部“史詩”，它不但記錄了魯迅一生戰斗的業績，同時也記錄了魯迅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要創造適應于中國現代發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時，遇到的是從各種不同的階層，各種不同的人物，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進行的誣蔑和攻擊。魯迅的雜文就是在這種沒有固定不變的戰線、沒有固定不變的論敵的思想文化斗爭中自然形成的。

　　從五四起，魯迅就開始用雜文的形式與反對新文化的各種不同的論調進行斗爭，但那時他還是不自覺的。到了后來，有些人開始嘲笑他是一個“雜文家”，他才更明確地意識到“雜文”的力量，并且開始自覺地從事雜文的創作。魯迅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它能夠“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從而為新文化、新思想的發展在舊文化、舊思想的荊棘叢莽中開辟出一條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夠存在，能夠發展，能夠壯大。魯迅一生寫了《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等15部雜文集。在這15部雜文集中，魯迅把筆觸伸向了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各種不同階層的各種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無情的揭露，有憤怒的控訴，有尖銳的批判，有辛辣的諷刺，有機智的幽默，有細致的分析，有果決的論斷，有激情的抒發，有痛苦的吶喊，有親切的鼓勵，有熱烈的贊頌，筆鋒馳騁縱橫，詞采飛揚，形式多樣，變化多端。它自由、大膽地表現現代人的情感和情緒體驗，為中國散文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更加寬廣的道路。魯迅雜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魯迅先生晚年還完成了一部小說集《故事新編》(1936年出版)。這部小說集取材魯迅畫像于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和歷史事實，但它沒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進了魯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還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寫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現代人發生直接的對話。魯迅這樣做的目的，是使我們能夠通過對現實人物的感受和理解，還古代人物一個鮮活真實的面貌，也通過對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現實人物的真實面目。通過《故事新編》中的小說，魯迅實際重構了中國的文化史，揭示了中華民族存在和發展的根據，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國封建文人圣化了的歷史人物的形象。《補天》可以被認為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創世紀”， 在魯迅的觀念中，真正體現中華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賢和帝王將相，而是創造了中華民族的女媧，她是中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寫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劇，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類，但那些自私狹隘的世人并不想繼承、發揚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實現自己自私狹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學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拋棄;《鑄劍》表現的是被壓迫者向壓迫者復仇的主題;《理水》《非攻》歌頌了中國古代那些身體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莊子、伯夷、叔齊這些歷史人物也在魯迅的筆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愛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魯迅的《故事新編》以荒誕的手法表現嚴肅的主題，創立了一種完全新型的歷史小說的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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