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華蓋集》雜文集:《“公理”的把戲》

　　引導語：從魯迅先生的《“公理”的把戲》文章里，我們總能看到特色修正主義所玩弄的那些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反咬一口、倒打一耙、賊喊捉賊的伎倆!下文是原文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公理”的把戲〔1〕

　　自從去年春間，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有了反對校長楊蔭榆事件以來，于是而有該校長在太平湖飯店〔2〕請客之后，任意將學生自治會員六人除名的事;有引警察及打手蜂擁入校的事;

　　迨教育總長章士釗復出〔3〕，遂有非法解散學校的事;有司長劉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毆曳學生出校，禁之補習所空屋中的事;有手忙腳亂，急掛女子大學招牌以掩天下耳目的事;有胡敦復〔4〕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長飯碗，助章士釗欺罔世人的事。女師大的許多教職員，——我敢特地聲明：并不是全體!——

　　本極以章楊的措置為非，復痛學生之無辜受戮，無端失學，而校務維持會〔5〕之組織，遂愈加嚴固。我先是該校的一個講師，于黑暗殘虐情形，多曾目睹;后是該會的一個委員，待到女師大在宗帽胡同自賃校舍，而章士釗尚且百端迫壓的苦痛，也大抵親歷的。當章氏勢焰熏天時，我也曾環顧這首善之區，尋求所謂“公理”“道義”之類而不得;而現在突起之所謂“教育界名流”者，那時則鴉雀無聲;甚且捧獻肉麻透頂的呈文〔6〕，以歌頌功德。但這一點，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為畏章氏有嗾使兵警痛打之威呢，還是貪圖分潤金款之利〔7〕，抑或真以他為“公理”或“道義”等類的具象的化身?但是，從章氏逃走，女師大復校以后，所謂“公理”等件，我卻忽而間接地從女子大學在擷英館宴請“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學生家長”的席上找到了。

　　據十二月十六日的《北京晚報》說，則有些“名流”即于十四日晚六時在那個擷英番菜館開會。請吃飯的，去吃飯的，在中國一天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本不與我相干，雖然也令我記起楊蔭榆也愛在太平湖飯店請人吃飯的舊事。但使我留心的是，從這飯局里產生了“教育界公理維持會”〔8〕，從這會又變出“國立女子大學后援會”，從這會又發出“致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聲勢浩大，據說是“而于該校附和暴徒，自墮人格之教職員，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諸席外，勿與為伍”云。他們之所謂“暴徒”，蓋即劉百昭之所謂“土匪”〔9〕，官僚名流，口吻如一，從局外人看來，不過煞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師大維持會員之一，又是女師大教員，人格所關，當然有抗議的權利。豈但抗議?“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狀，竟至于斯，則雖報以惡聲，亦不為過。但也無須如此，只要看一看這些“名流”究竟是什么東西，就盡夠了。報上和函上有名單：

　　除了萬里鳴是太平湖飯店掌柜，以及董子鶴輩為我所不知道的不計外，陶昌善是農大教務長，教長兼農大校長章士釗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務長;查良釗是師大教務長;李順卿，王桐齡是師大教授;蕭友梅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教員;

　　蹇華芬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學生;馬寅初是北大講師，又是中國銀行的什么，也許是“總司庫”，這些名目我記不清楚了;

　　燕樹棠，白鵬飛，陳源即做《閑話》的西瀅，丁燮林即做過《一只馬蜂》的西林，周鯁生即周覽，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楊蔭榆要用汽車迎他“觀劇”的作品登在《現代評論》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東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對北大對章士釗獨立的人物，所以當章士釗炙手可熱之際，《大同晚報》曾稱他們為“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10〕，雖然他們那時并沒有開什么“公理”會。但他們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職員錄》上可很有些函胡了，我所依據的是民國十一年的本子。

　　日本人學了中國人口氣的《順天時報》，即大表同情于女子大學，據說多人的意見，以為女師大教員多系北大兼任，有附屬于北大之嫌。虧它征得這么多人的意見。然而從上列的名單看來，那觀察是錯的。女師大向來少有專任教員，正是楊蔭榆的狡計，這樣，則校長即可以獨攬大權;當我們說話時，高仁山即以講師不宜與聞校事來箝制我輩之口。況且女師大也決不因為中有北大教員，即精神上附屬于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當學生反對楊蔭榆的時候，即協力來殲滅她們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報》，就有“某當局……

　　謂北大教授中，如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張解散”等語。

　　《順天時報》的記者倘竟不知，可謂昏瞀，倘使知道而故意淆亂黑白，那就有挑撥對于北大懷著惡感的人物，將那惡感蔓延于女師大之嫌，居心可謂卑劣。但我們國內戰爭，尚且常有日本浪人〔11〕從中作祟，使良民愈陷于水深火熱之中，更何況一校女生和幾個教員之被誣蔑。我們也只得自責國人之不爭氣，竟任這樣的報紙跳梁!

　　北大教授王世杰在擷英館席上演說，即云“本人決不主張北大少數人與女師大合作”，就可以證明我前言的不誣。至又謂“照北大校章教職員不得兼他機關主要任務然而現今北大教授在女師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實屬違法應加以否認云云”，則頗有語病。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么?使之何以為情?李教授兼副館長的演說辭，報上卻不載;但我想，大概是不贊成這個辦法的。

　　北大教授燕樹棠謂女大學生極可佩服，而對于“形同土匪破壞女大的人應以道德上之否認加之”，則竟連所謂女大教務長蕭純錦的自辯女大當日所埋伏者是聽差而非流氓的啟事〔12〕也沒有見，卻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個“道德”來了。那么，對于形同鬼蜮破壞女師大的人，應以什么上之否認加之呢?

　　“公理”實在是不容易談，不但在一個維持會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時竟至于會用了“道義”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臉的嘴巴。西瀅是曾在《現代評論》(三十八)的《閑話》里冷嘲過援助女師大的人們的：“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現在卻簽名于什么公理會上了，似乎性情或體質有點改變。而且曾經感慨過：“你代被群眾專制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么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飯。”(《現代》四十)然而現在的公理什么會上的言論和發表的文章上，卻口口聲聲，側重多數了〔13〕;似乎主張又頗有些參差，只有“吃飯”的一件事還始終如一。在《現代評論》(五十三)上，自詡是“所有的批評都本于學理和事實，絕不肆口嫚罵”〔14〕，而忘卻了自己曾稱女師大為“臭毛廁”，并且署名于要將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陳源。陳源不就是西瀅么?半年的事，幾個的人，就這么矛盾支離，實在可以使人憫笑。但他們究竟是聰明的，大約不獨覺得“公理”歪邪，而且連自己們的“公理維持會”也很有些歪邪了罷，所以突然一變而為“女子大學后援會”了，這是的確的，后援，就是站在背后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報》上所載該后援會開會的記事，卻連發言的人的名姓也沒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后來連對于自己的姓名也覺得可羞，真是“內愧于心”了?還是將人“投畀豺虎”之后，豫備歸過于“某君”，免得自己負責任，受報復呢?雖然報復的事，并為“正人君子”們所反對，但究竟還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后援”者為誰的穩當，所以即使為著“道義”，而坦白的態度，也仍為他們所不取罷。因為明白地站出來，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專在背后，用暗箭的聰明人的人格。

　　其實，擷英館里和后援會中所嘯聚的一彪人馬，也不過是各處流來的雜人，正如我一樣，到北京來騙一口飯〔15〕，豈但“投畀豺虎”，簡直是已經“投畀有北”〔16〕的了。這算得什么呢?以人論，我與王桐齡，李順卿雖曾在西安點首談話，卻并不當作朋儕;與陳源雖嘗在給泰戈爾〔17〕祝壽的戲臺前一握手，而早已視為異類，又何至于會有和他們連席之意?而況于不知什么東西的雜人等輩也哉!以事論，則現在的教育界中實無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18〕之流，那是當然不能免的。不幸十余年來，早見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對于有些人的口頭的鳥“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于此。

　　十二月十八日。

　　【注解】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國民新報副刊》。

　　〔2〕太平湖飯店　應為西安飯店。參看本書《后記》。

　　〔3〕章士釗復出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章士釗因禁止學生紀念“五七”國恥的愛國運動，引起學生反對，就逃往天津暫避;六月間，他又重返教育部，于八月十九日派武裝警察解散女師大。

　　〔4〕胡敦復　江蘇無錫人，美國留學生，曾任上海大同大學校長。他在大同大學校長任內。通告中有“許(學生)以奮學救國，決不許以廢學出位救國”的話，章士釗對此嘉許說：“此語不圖于今日聞之”，并稱贊他辦的大同大學“成績為公私諸校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五日《甲寅》第一卷第五號)。章士釗在解散女師大以后，便叫胡敦復擔任女子大學校長。胡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就任，同年十二月去職。

　　〔5〕校務維持會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章士釗下令解散女師大，同日，該校教員及學生即行組織校務維持會，負責校內外一切事務。魯迅于十三日被推舉為委員。該會在女師大復校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交卸職務。

　　〔6〕肉麻透頂的呈文　指女師大風潮中及北大宣布脫離教育部后，北京朝陽、民國、中國、華北、平民五所私立大學聯名給段祺瑞政府的`呈文。由于呈文吹捧段祺瑞政府，誣蔑學生運動，要求根本整頓教育，以消隱患，所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時評”中稱頌他們“其功固不在禹下，甚冀長此保持光明嚴正之態度”。

　　〔7〕分潤金款之利　當時朝陽、民國等五所私立大學曾派代表“謁見”段祺瑞，要求分享金款;段內閣會議決定另撥三十余萬元給這五所大學。金款，參看本卷第159頁注〔5〕。

　　〔8〕“教育界公理維持會”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由陳西瀅、王世杰、燕樹棠等人組成，旨在聲援章士釗創辦的女子大學，反對女師大復校，壓迫該校學生和教育界進步人士。該會成立的次日改名為“國立女子大學后援會”，十六日發出《致北京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其中說：“此次國立女子大學，于十二月一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亂之際，率領暴徒攔入校內，強力霸占，將教職員驅逐，且將該校教務長圍困威脅，詆辱百端……同人等以為女師大應否恢復，目的如何，另屬一問題，而少數人此種橫暴行為，理應在道德上加以切實否認，而主張此等暴行之人，尤應力予貶斥，以清士流。”又說：

　　“對于此次女師大非法之恢復，決不能遷就事實，予以正式之承認，而于該校附和暴徒，自墮人格之教職員，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諸席外，勿與為伍。”

　　〔9〕“土匪”　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劉百昭在女子大學演說時，曾誣蔑反對章士釗的人為“土匪”。

　　〔10〕“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章士釗解散女師大的非法行為，引起北京教育界和廣大學生的反對;北京大學評議會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召集會議，通過與教育部脫離關系的議案，宣布獨立。但胡適、陳西瀅、王世杰、燕樹棠等十七人卻以北大“應該早日脫離一般的政潮與學潮，努力向學問的路上走”為借口，堅決表示反對。他們向評議會提抗議書，又要求學校當局召集教務會議與評議會舉行聯席會議，復議此案。在幾次會議上，他們或以“退席”相要挾(如胡適等)，或聲明無表決權(如王世杰等);雖終未能推翻原案，卻助長了反動勢力的氣焰。所以章士釗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說轋》一文中稱贊他們的舉動是“表揚學術獨立之威重，誠甚盛舉”;而擁護北洋軍閥的《大同晚報》也稱他們為“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11〕日本浪人　日本幕府時代失去祿位、四處流浪的武士。江戶時代(1603—1867)，隨著幕府體制的瓦解，浪人不斷增加。他們無固定職業，常受雇于人，從事各種好勇斗狠的活動，后來日本帝國主義常用這些人從事各種侵略活動。

　　〔12〕蕭純錦的啟事，曾刊登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京報》。

　　女師大于十一月三十日遷回石駙馬大街原址后，次日開會向各界代表報告經過情形，蕭純錦曾到場，嗾使無賴搗亂，但他在啟事中卻說：

　　“鄙人以善意列席旁聽，橫被威脅，迫令手書辭去教務長職權，本校學生職員見勢危急，在場外大呼不得用武，即誣指為流氓，旋將全校辦公處所一一封閉，驅逐職員，校務即時停頓。”

　　〔13〕陳西瀅關于“多數”的議論，參看下篇《這回是“多數”的把戲》及其注〔8〕。

　　〔14〕這是陳西瀅為紀念《現代評論》創刊一周年所作的《閑話》中自我吹噓的話，見該刊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15〕騙一口飯　這里指教書而言。林?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北京農大校長公開信》中說：“今日身當教員之人，果有幾人真肯為教育犧牲?大多數不外以教習為糊口之職業，而存心借此騙一口飯而已。”

　　〔16〕“投畀豺虎”、“投畀有北”　都見于《詩經·小雅·巷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據唐代孔穎達疏：

　　“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譖人，造謠的人。

　　〔17〕泰戈爾(R.Tagore，1861—1941)　印度詩人。一九二四年四月曾來中國，并在中國度過他的六十四歲生日。

　　〔18〕城狐社鼠　比喻依勢作惡的小人。據《晉書·謝鯤傳》，王敦欲除劉隗，謝鯤說：“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意思是劉隗在皇帝身邊，就像狐貍、老鼠藏身城墻和土地廟(社)，要鏟除它們，又怕損壞城、社。

　　魯迅 的評價

　　正面評價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新生命的方向。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圣人。

　　葉圣陶：與其說魯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說魯迅先生的精神正在發芽滋長，播散到大眾的心里。

　　鄭振鐸：魯迅先生的死，不僅是中國失去了一個青年的最勇敢的領導者，也是我們失去了一個最真摯最熱忱的朋友。

　　郭沫若：魯迅先生無意做詩人，偶有所做，每臻絕唱。

　　老舍：看看魯迅全集的目錄,大概就沒人敢說這不是個淵博的人。可是淵博二字還不是對魯迅先生的恰好贊同。

　　茅盾：要冒這一切偉大的永久紀念的必得辦到,由一個先決條件：學習魯迅!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雖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拜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魯迅是(中國)20世紀無人可及也無法逾越的作家。

　　著名作家木心：在我的心目中，魯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體家”。在歐陸，尤其在法國，“文體家”是對文學家的最高尊稱。紀德是文體家，羅曼羅蘭就不是。

　　蔡元培：魯迅先生的創作，除《墳》、《吶喊》、《野草》數種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說、書信一種外，均為雜文與短評，以十二年光陰成此許多作品，他的感想之豐富，觀察之深刻，意境之雋永，字句之正確，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當的，他就很自然的寫出來，這是何等天才!何等學力!

　　陳獨秀：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負面評價

　　有不少人認為他是個淺薄的激進主義者，主要是認為他睚眥必報，喜好爭論。批評尤為激烈者為蘇雪林，魯迅去世時，蘇雪林寫信阻止蔡元培擔任魯迅治喪委員會成員，稱之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四史文學傳所無之奸惡小人”，“盤踞上海文壇時，密布爪牙，巧設網羅”，“文網之密，勝于周來之獄，誅鋤之酷，不啻瓜蔓之抄”，引發與左派作家之間的筆戰。臺灣學者鄭學稼著述的《魯迅正傳》對魯迅的性格多有微詞。唐紹華認為，魯迅“對任何現實永遠不會滿意，因而變成真正的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者。”

　　薛涌認為魯迅“國人心靈不醫治的話，肉體也不值得救治”的言論是挑戰文明社會的基本醫學道德的宣言;也認為魯迅繼承了儒家傳統社會知識分子對于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優越感，“沒有憲政精神，而充滿了僭政精神”;此外，魯迅“本人并無直接當農民的經驗”，其作品中阿Q式的愚昧民眾形象的形成受到日本媒體對于中國人妖魔化、丑化的影響;“魯迅說中國文化吃人，乃是真知。可惜，他自己并沒有能跳出這樣的文化。”相比于特瑞薩修女式的行動家，魯迅缺少對平民的博愛精神。

　　錢玄同曾總括他有三點短處：多疑，輕信，遷怒。

　　其他評價

　　1979年錢鐘書在美國表示:“魯迅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適宜寫‘短氣’(Short-winded)的篇章，不適宜寫‘長氣’(Long-winded)的，像是阿Q便顯得太長了，應當加以修剪(Curtailed)才好。”

　　李敖認為魯迅在中國大陸被過分高估：“魯迅像寫《阿Q正傳》和《中國小說史略》，都是非常好的書。可是，魯迅寫的雜文其實不好。第一個，他的雜文是受日本語法影響，也有一種文言文轉過來的，不夠成熟。所以他的文字很別扭。第二個，他雜文里面情緒表達太多，真正的資料部分并不多。你看我文章，你把那情緒字眼刪掉，看的還是資料，就是證據。魯迅缺乏這方面的東西。”“到今天如果有人還說魯迅的文章寫得多好，我必須說，這種人沒有進步。”

　　王朔：我要說，魯迅的小說寫得確實不錯，但不是都好，沒有一個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說魯迅的小說代表中國小說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實。

　　夏志清：魯迅是中國最早用西式新體寫小說的人，也被公認為最偉大的現代中國作家。在他一生最后的六年中，他是左翼報刊讀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從他于1936年逝世以后，他的聲譽越來越神話化了。他死后不久，二十大本的《魯迅全集》就立即出版，成了近代中國文學界的大事。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有關魯迅的著作大批出籠：回憶錄、傳記、關于他作品與思想的論著，以及在過去二十年間，報章雜志上所刊載的紀念他逝世的多得不可勝數的文章。中國現代作家中，從沒有人享此殊榮。這種殊榮當然是中共的制造品。當然，在中共把他捧為英雄以前，魯迅已經是一位甚受推崇的作家。沒有他本人的聲望作基礎，中共也不必費力捏造出如此一個神話。

【魯迅《華蓋集》雜文集:《“公理”的把戲》】相關文章：

魯迅《華蓋集》雜文集:《“碰壁”之余》01-30

魯迅《華蓋集》雜文集:《這個與那個》04-18

魯迅《而已集》雜文集:《通信》07-15

魯迅《集外集》雜文集序言07-15

魯迅《集外集》雜文集:《愛之神》04-16

魯迅《集外集》雜文集:《咬嚼之余》11-07

魯迅《三閑集》雜文集:《通信》04-15

魯迅《而已集》雜文集:《再談香港》04-16

魯迅雜文集:《窮人》小引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