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詠史懷古詩的藝術個性

　　劉禹錫，是唐代中葉進步的政治家、樸素唯物主義哲學家和著名的文學家。

　　一、旨意含蓄

　　“詩者,其文章之蘊耶!”又“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上句中的“蘊”和“冥”都是說詩歌獨特特點就是旨意含蓄,韻味悠長。在劉禹錫的詠史懷古詩中,無論是借古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詠史二首》、《經伏波神祠》,還是借古諷今的《蜀先主廟》、《西塞山懷古》都是如此。《經伏波神祠》詩,以詠東漢伏波將軍馬援事而成詩:“自負霸王略,安知恩澤候?鄉園辭石柱,筋力進炎州。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游。”全詩無一句直抒胸臆,而在這似議非議,似顯非顯的節奏中,詩人在貶謫生涯中的苦悶心情已隨讀者吟完最后一個音節而永遠留在讀者心中了。《蜀先主廟》也是如此,在詩的末尾作者說道“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凄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字里行間,滲透著作者對劉備事業的后繼無人的感嘆之情!內容的高度概括,正反對比手法的妙用,使千古歷史教訓深刻地烙在讀者心田。亦隱約可以感覺出作者對唐王朝日薄西山,國勢危殆,執政者昏庸無能的感慨亦在“婉言寄諷”之中了。《西塞山懷古》詩中所揭示出“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深刻主旨也是如此含蓄。這種含蓄的旨意使詩的氣勢更加顯得含蓄深厚,氣韻沉雄,同時也使詩的厚重感隨之上升。這就難怪在后人詩話中對這種風格的高度評價了:清人薛雪說:“劉賓客《西塞山懷古》,似議非議,有論無論,筆著紙上,神來天際,氣魄法律,無不精到。洵是此老一生杰作,自然壓倒元、白。”(《一瓢詩話》)又瞿蛻園先生的《劉禹錫詩箋證》中在對《西塞山懷古》的箋證中言道[4](P670)“此詩作為‘西塞山’懷古,則意甚深切,……出于禹錫,則胸中自然所有,出于他人,則漠然無痛癢之關亦。”都說明此詩意蘊上確實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說明詩人以含蓄的風格已把曠達的歷史觀和憂國憂民的情懷含蓄而悠長的永遠注入了讀者的靈魂深處和浩渺的歷史時空中。同時也是其詩顯得意悲境遠,感慨無端,情感深沉厚重。換言之,這類作品的現實針對性不是那么強,主觀意緒不是那么顯,往往是撫今思古,懷古感今,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時空中,緩緩注入詩人源于苦難而又沉潛凝聚了的悲涼孤憤,從而使得作品具有一種沉思歷史和人生的升華。

　　二、取境精練

　　劉禹錫的詠史懷古詩之所以能給讀者留下醒目鮮明的印象在于詩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取境精練。這也正是詩人對其“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謬,不容秋毫。”詩歌理論的自覺運用的結果。“意”是詩中表達的思想感情,“境”是詩中描繪的景物形象。劉禹錫認為“義”不能離開“言”,“境”不能離開“象”,但“義”與“境”是根本,“言”與“象”是達到“義”與“境”的手段,詩人是想要達到“言”、“象”盡而“義”、“境“生的效果。劉禹錫的詠史懷古詩重取境,重意境的精警。在劉禹錫的詩中精麗、醒目的取象處處可見。此處就以“月”、“野草”、“燕子”這幾個意象為例加以說明。一“月”:在《金陵五題》之一的《石頭城》中“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詩人在“月”冠以“舊時”分明賦有“今月曾經照古人”之意。“舊時月”閱盡人間滄桑,盛衰。是金陵由盛到衰的歷史見證。后人也有用月來表達歷史的滄桑感的,如元薩都賴的《念奴嬌》中的[5](P1090)“石頭城上,望天底吳楚,眼空無物。指點六朝形勝地,唯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連云檣櫨,白骨紛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寂寞避暑離宮,東風輦路,芳草年年發。落日無人松徑里,鬼火高低明滅。歌舞樽前,繁華鏡里,暗換青青發。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就是如此。二“野草”;在《金陵五題》之一的《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工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以及《臺城》中的“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后庭花》”。作者憑借“野草”這一醒目的意象把繁華不再,滄桑凄涼的印象象電影中的特寫鏡頭一般給予讀者極強的視覺沖擊力:昔日的朱雀橋上,車馬喧騰,冠蓋往還,玉輦縱橫,金鞭絡繹;昔日的“結綺”、“臨春”兩坐豪華的宮殿也是極盡繁華:據《南史張貴妃傳》記載“(陳)至德二年,乃于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并數十間。其窗爿庸、壁帶、縣楣、欄檻之類皆以沉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今古未有。”萬戶千門可謂繁華無限,而今天無論是朱雀橋邊,還是昔日美輪美奐的宮殿內卻只有野草在那里自生自滅,可知其巨變之大,冷僻、荒涼到何種程度了。這種富有歷史諷刺意味的強烈對比效果,詩人僅用“野草”兩個字就表現出來了,取境不可謂不精,用語不可謂不警!三“燕子”劉禹錫《烏衣巷》中“舊時工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是人們千古傳誦的名句,而詩句中的“燕子”更是讓這一詩句出彩的地方。這里的“燕子”是“舊時工謝堂前”的“燕子”,現在的出現位置是“尋常百姓家”,詩人通過“燕子”這一極其空靈的意象清晰的反映出“燕子”依舊歸巢,而房屋已易主人———從以前的大貴族王導、謝安的名下換成了普通百姓,歷史的滄桑之感油然而生。感嘆之余我們不能不佩服詩人的用語之巧妙。這也得到后人說詩者的高度評價:唐汝詢在(《唐詩解》卷一十九)云:“此嘆金陵之廢也。朱雀、烏衣,并佳麗之地,今惟野花夕陽,豈復有王謝堂乎!不言王謝堂為百姓家,而借言于燕,正詩人托興玄妙處。”;又宋謝仿的《唐詩絕句注解》中說道:“世異時殊,人更物換,豈特功名富貴不可見,其高門甲第,百無一存,變為尋常百姓之家。……烏衣巷口之夕陽如舊時之夕陽,惟功臣王、謝之第宅今皆變為尋常百姓之室廬矣。乃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人尋常百姓家’。此風人遺韻。”又在《清詩話》(下冊)中施補華先生的《峴傭說詩》中云:“若作燕子他去,便呆,蓋燕子仍入此堂,王、謝零落,己化作尋常百姓矣。如此則感慨無窮,用筆極曲。”又清人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集》中說道“言王謝家成民居耳,用筆巧妙此唐人三昧也。”此處所說的“用筆巧妙”也是指詩中的“燕子”這一意象而言的。同時后人受這首詩的影響和啟示,再賦新篇的如辛棄疾在其《沁園春》中吟到“朱雀橋邊,何人會道,野草斜陽春燕飛。”就都是較好的理解了作者之意而生發出新的感嘆之情。

　　三、語言警策

　　劉詩語言精警、凝練。常常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或言近旨遠,或言淺意深,精警含蓄,具有豐富的“象外之象、味外之味。”這也是其自覺實踐其詩歌理論的結果:“片言可以明百意”就是說詩歌語言要凝練含蓄,以少勝多。企圖達到一種“濃縮出精華”的效果。而劉禹錫的詠史懷古詩的語言正是有這樣的特點。首先表現在用典、用事的典型和巧妙上。這在《西塞山懷古》“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工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幅出石頭。人生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中有突出的表現。具體表現為“王濬樓船”和“鐵鎖”的這兩個典故上。《西塞山懷古》作于唐穆宗長慶四年(824),詩人由夔州刺史調任和州刺史之途中,詩人在秋天乘船東下途徑西塞山時寫下的這首詩。“王濬樓船”說得是晉武帝司馬炎于咸寧六年(820),下令伐吳,命宜州刺史王濬氵睿率水師順江而下,直搗建康這一歷史實事。據《晉書王濬傳》晉武帝[6](卷四十二)“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兩千余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 “王濬樓船”既指此。詩人在此交待了主攻方的備戰請戰情況,再看應戰方。據《三國志吳書孫皓傳》記載,當他們得知西晉的“樓船”后,建平(湖北秭歸)太守吳彥呈書孫皓請求增兵,指出“晉必有攻吳之計,宜曾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但孫皓卻置之不理,吳彥于江中之險嚴之處,以鐵鎖沉江預為防備。“又作鐵錐,長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晉書王濬傳》)“鐵鎖”既出于此。在攻吳的過程中,王濬令“燃燭燒之。”迅速將其燒沉。吳國的江山也就隨著沉入江底的“鐵鎖”一起坍塌了。詩人在此借用兩個典故,于虛實之間,勝敗之中,揭示出“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深刻主題。即山川的險阻并不能決定一個王朝的興廢,決定一個王朝興廢的是其他更為重要的東西。作者以“王濬樓船”與“鐵鎖”這兩個醒目的典故把其所要表達的深沉的歷史觀已清晰的展現在我們面前了。這樣精練的用典也得到后來說詩者很高評價:施補華先生在《峴傭說詩》)中說“‘王濬樓船’四語,雖少陵動筆,不過如是。”在這里把詩人與詩圣杜少陵相提并論,可謂評價也是相當的高了。語言的精練其次表現為:作者巧妙運用動詞造成聲勢,使詩所描述的歷史事件有一種在歷史長河中復活起來,撲面而來的氣勢,給整首詩的詩風平添了幾分宏大的氣魄和深遠的歷史時空感。如《石頭城》“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中“圍”、“空”、“回”、“過”的運用。具體表現為“圍”這一動詞動詞巧妙的點出了金陵的地理形勢:群山環繞,確有“虎踞龍盤帝王州“的森嚴氣象。而這一具有“帝王氣象”的“帝王州”現在是什么樣子,次句中的“空城”中的“空”字,則意味著昔日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的繁華景象已消失殆盡,而且昔日的舞榭歌臺和巍峨宮闕也是蕩然無存難覓蹤影了。偌大的金陵城,今競空空如也。涉筆至此,其荒涼、孤寂之狀已宛然在目了。但詩人意猶未盡,將空城置于江潮的拍打之下,金陵城空空如也,荒涼無限,就連潮水光顧后也是索然無味的調頭而回了。到此其荒涼的深意畢現,空空的金陵城連拍打的潮水也留不住,只剩下一輪孤月在那里寂寞“過”往還。見證著歷史的滄海桑田。詩韻的荒蕪、凄涼之感在不知不覺之中就又上了一個臺階。又《西塞山懷古》“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中“下”、“收”、“沉”、“出”等動詞的運用也很巧妙。開頭二句,寫得極其精練。一“下”之后,繼寫一“收”,既揭示了上下句之間的因果關系,又給人兩地近在咫尺、二事桴鼓相應之感。接下來用“沉”和“收”突出了王濬大軍的摧枯拉朽、勢不可擋,以及孫皓腐朽政權的土崩瓦解,顯示了作者極強的濃縮歷史的能力。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把兩個相對靜止的畫面,以空間形式將它們并列在一起:“沉”、“出”一個是烈焰沖天、千尋鐵索被燒斷后沉入江底;一個是孫皓出城投降時掛出的降旗。這是經過作者精心剪輯的、并列掛在一起的兩幅歷史的畫圖,作者有意識地將它們以空間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給這種勝敗的巨大反差更大的諷刺效果。這就難怪元代文學家方回分別在《瀛奎律髓》的卷十一和卷二十七中說劉詩是“言言精確”、“句句精絕”了。

　　四、想象豐富(善于運用虛景入詩)

　　詠史懷古詩最多韻外之致,往往從眼前的景物出發,馳騁豐富的想象,在對歷史現象作深刻藝術的概括的基礎上,對古今隱微相似的某一端加以點染,因此形象鮮明而又發人深思。劉禹錫詠史懷古詩就具有這一特點。劉詩的構思非常巧妙,往往由某一具體事物出發而生發出去,表現出詩人豐富的想象力。這也是詩人對其“坐馳可以役萬景,工于詩者能之”這一詩歌理論的自覺實踐的結果。“坐馳可以役萬景“就是說的詩人要有豐富的想像力,善于運用虛景入詩。憑虛構的景象較之眼前的實景,更能蘊含詩人主觀情思和審美理想,因為當時詩人筆下的“景”是意中之“景”,虛景藏情使詩的意境更加深邃含蓄。“坐馳可以役萬景,工于詩者能之”之中的“坐”說明詩人出于一種虛靜的狀態之中,“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述”,心虛神靜,百感交集,浮想聯翩,產生豐富多彩的意境材料而最后成詩。這一深沉幽遠的思維過程并非人人能之,非有開闊的人生閱歷和豐富的歷史知識不可,而劉禹錫之所以能把“坐馳可以役萬景“用的得心應手,詩中的景物好像詩人身居其中一一關照過一般就得宜于他的“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開闊的人生閱歷和豐富的歷史知識。這種豐富的想象在其詠史懷古詩中表現最明顯的是《金陵五題》這一組詩。作者在詩前的小引中云“余少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常有遺恨。后為力陽守,而望之。適有客以《金陵五題》相示,辶卣爾生思,焱欠然有得。他日友人白樂天掉頭苦吟,嘆賞良久,且曰:石頭題詩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詩人不復措辭亦。余四詠雖不及此,亦不孤樂天之言耳。”有引文得知,詩人創作這組詩時,寶力二年(826)之前,劉禹錫尚未到過金陵,全憑想象虛構而成。如《生公講堂》云: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后空堂夜不扃。高堂寂寥塵漠漠,一方月明可中庭。瞿蛻園先生的《劉禹錫詩箋證》中在對《生公講堂》的箋證中言道[4](P713):“按《方輿勝覽》云‘在虎丘寺。生公,異僧竺道生也。講經于此,無人信者,乃聚石為徒,與講至理,石頭點頭’。”又“按《佛祖通紀》載: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眾疑日過中,僧律不當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可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禹錫用可中字本此。蓋即以生公事詠生公堂,非杜撰也。彼言白日可中,變言明月可中,尤見其妙。”此詩是概括生公事跡的虛景。由此可見生公善于阿諛奉承,南朝宋皇帝要靠他來求佛保佑,是具有極強的諷刺意味的。劉禹錫在詩中變用了“白日可中”這一典故,以生公堂的冷落之狀說明帝王寵佛并不能挽救國家的滅亡,對唐王朝的婉諷之意也就油然而生了。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劉禹錫詠史懷古詩既有較為充實的社會內容,又有較為獨特的藝術個性。其詩歌理論著眼于詩歌藝術規律、創作規律的探討。是有別于當時詩壇上元白功利主義詩論的一種嶄新的形式。又是對盛唐詩美學價值的重新認定。上承皎然、司空徒對中國后封建社會的詩論影響深遠。劉禹錫詠史懷古詩以含蓄的旨意拉開歷史與現實的距離,淡化摻雜個人功利性的創作意識,這類作品的現實針對性不是那么強,主觀意緒不是那么顯,往往是撫今思古,懷古感今,在古今相接的大跨度時空中,緩緩注入詩人源于苦難而又沉潛凝聚了的悲涼孤憤,從而使得作品具有一種沉思歷史和人生的情感升華。以取境精練,語言警策,想象豐富的獨特藝術個性讓欣賞者在對其審美愉悅的同時得出對歷史和現實都具有普遍參照意義的經驗和教訓。這種藝術上的自覺創新的詠史懷古詩使劉禹錫在中唐的詩壇上卓然成為大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其文章成就時說“其古文肆意博辯,于昌黎、柳州之外,自為軌轍。”其實這種“自為軌轍”用于其詠史懷古詩的獨特的藝術個性的評價也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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