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與劉禹錫詠史詩比較

時間：2024-08-25 11:06:46 杜牧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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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與劉禹錫詠史詩比較

　　杜牧與劉禹錫的詠史詩都可稱為經典，他們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系與區別呢?

杜牧與劉禹錫詠史詩比較

　　一、詠史詩的界說

　　關于詠史詩淵源及其發展，前人已有很詳盡的論述，又因為不是本文論述的內容，故不贅筆。但學術界關于詠史詩的界定卻很模糊，特別是詠史與懷古兩大題材的區分。有的學者把詠史與懷古兩種題材統稱為詠史或把二者合而觀之。有的學者雖然對二者進行區分，卻常常張冠李戴。之所以造成上述現象，其主要原因是這兩種題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古”與“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

　　同時，在古人的集子里，有的標題明明是詠史或者懷古，但內容卻與之相反。為了更好的說明問題，有必要對詠史詩做一下界說，而這種界說是建立在與懷古詩的區別基礎上的。

　　首先，單從字面來看，“詠史” 即“詠嘆史實”，中心是事件。而“懷古”是“暢懷古跡”，所著眼點在“物”。

　　其次，由于歷史事件由人物活動構成，所以詠史詩又分為詠物和詠人兩類，如《赤壁》、《詠荊軻》等，而懷古詩卻沒有這樣的分類。

　　再次，詠史詩的成熟范式不是“質木無文”，只述史事，而是要在詠史的基礎上，引起人們的思考，有強烈的現實借鑒意義。從中唐到晚唐，詠史詩逐漸有主客觀間雜到客觀描述并議論的體式。而懷古詩則不然，雖然它也可能有一定的諷刺意味，但是它描寫的對象是歷史古跡，是風物。它主要描寫今與古的變化，抒發那種滄海桑田的人事代謝。“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烏衣巷》)這是典型的懷古詩，而不是詠史詩。像劉禹錫的《金陵懷古》、《西塞山懷古》都是懷古的基調，把他們劃為詠史詩里是不準確的。

　　二、相似的社會、家庭環境與文學思想

　　劉禹錫與杜牧生活的時代，按照時代劃分，一個屬于中唐，一個屬于晚唐。分處兩個時期，兩人比較得出的結論也許牽強，但按照現在通行的說法，劉禹錫生于唐大歷七年(公元722年)，卒于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杜牧生于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卒于大中六年(公元853年)。可見二人有四十年的時間是相同的。劉禹錫曾經給杜牧的爺爺杜佑寫過一封為自己清白解說的信。遺憾的是，在劉禹錫、杜牧的集子里卻沒有彼此的信息。說明他們并不相識或者沒有什么交往。但是，他們卻有著許多相似的地方。

　　第一、面臨相似的社會環境。從整體來說，有唐一代，從“安史之亂”以后，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唐、晚唐只是一個時間的延續，社會的本質是一樣的。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之爭三大頑疾愈演愈列。劉禹錫親自參加“永貞革新”，結果大半生過著貶謫的生活，杜牧也因為身在黨爭的圈子里而一生不展身手。劉禹錫對宦官專權的抨擊，1對藩鎮割據的警惕，都在大量的詩文中有所體現。而杜牧更是如此。他寫下的大量軍事論文，就是針對當時形勢而發。由于他們對現實的敏感，抱著“莫到桑榆晚，為霞尚滿天。”的積極進取精神。拯救時政，奮發有為，但都未能遂愿。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悲劇的人生路途，使他們的詩歌都有很強的社會現實意義。抗爭失敗后的堅韌精神與無可奈何的嘆息是他們人生與詩歌中永遠的矛盾。

　　第二、相似的家學。劉、杜二人的家學都是以儒學為主，劉禹錫世襲儒學，其父在天寶年間登進士第。關于這方面可以參看劉禹錫的《子劉子自傳》一文。杜牧的家族更加顯赫，而且都是著名的儒家，杜預則不說，但是杜佑，在唐代就名顯一時，是儒學的重要人物。由于二人身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價值觀。這種思想直接激發了他對現實的敏感，他們仰慕圣賢，歌頌能者，從某個側面反映了自己的遠大抱負。

　　第三、相似的文學思想。首先，劉、杜二人，雖不同時，但是所處的文學思潮大致相同。當時元白詩派和韓孟詩派在文壇上十分活躍。但是，二人都保持了自己鮮明的創作個性，這是他們相似的地方。劉禹錫不僅和大歷時期的詩人創作體貌大不相同，就是同元白與韓孟詩派的重要作家相比，也是獨樹一幟，既不流于淺俗又不趨于險怪。劉禹錫在《董氏武陵集記》中說：“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于詩者能之。”強調詩歌的創新。清人洪亮吉說：“杜牧之與韓柳、元白同時，而文不同語音韓柳，詩不同于元白，復能于四家外，詩文皆別成一家。”杜牧在《獻詩啟》中說：“某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于中間。”這一段話也同樣適用于讀劉禹錫詩歌創作的評價。他們的創作都沒有落入當時的元白、韓孟兩派的窠臼。也就是說，他們在創作過程中都保持了一種創新的精神。其次，他們對待古文運動的態度是一樣的。劉禹錫是古文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在《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記》中，劉禹錫把古文學家李翱的話直接引在自己的文章里。宋謝采泊說：“唐之文風，大振于貞元，元和之時，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密齋日記》劉禹錫鄙棄“沉溺于浮華。”主張文章是“見志之具。”《獻權舍人書》(以上詳見《劉禹錫集》卞孝宣撰寫的前言部分。中華書局。90年版)杜牧對于古文運動的態度，也大致和劉禹錫相同。詳見吳在慶的《杜牧與韓柳古文運動的關系》1`。再次，杜牧強調文章的諷諫作用。而劉在實踐上也是繼承了傳統的美刺理論。這一點是他們創作詠史詩的直接動力。

　　另外，他們對于取境優美、精煉含蓄、韻律自然的詩，都非常喜歡。張為的《詩人主客圖》中，將劉禹錫列為“瑰奇美麗主”的上入室。這一點杜牧也十分相似。

　　以上這些相似的方面，只是一部分。但是，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就可以能夠解釋在文學上、思想上與政治上他們二人相似的原因了。之所以單列說明，是為了更好的比較他們在同一題材上的作品――詠史詩。

　　三、劉、杜詠史詩的異同

　　按照上文關于詠史詩的屆定，劉、杜二人詠史的數量與前人的有些出入。據統計，劉禹錫有詠史詩18首，這里剔除了像《金陵懷古》、《馬嵬行》等懷古的詩篇。占劉集數量2.2%。杜牧共有詠史詩12首。占杜集的4.2%。由于他們在諸多方面都很相似。二人的詠史詩，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一)諷古喻今，強烈的批判精神。滿目瘡痍的社會，腐敗無能的君主，諂媚構陷的群小，深深地刺痛著詩人的心。他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來挽這即將傾倒的大唐帝國。但是，希望一次次的破滅。永貞革新的失敗，“八司馬”的被貶，使劉禹錫陷入了困境。杜牧也因和“牛李黨爭”糾纏不清，而在政治上不能施展拳腳。他們耿介的性格，使他們不能隨波逐流，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使他們始終對社會抱有希望。封建君主的清明與否往往直接決定著社會的命運。他們在皇帝身上寄托著理想。于是，在他們的詠史詩里，借古諷今，甚至直接取唐代歷史題材，對君王進行諷刺。目的是為了使當政皇帝有所醒悟。這就使他的詠史詩有較強的針對性和社會現實的批判性。如劉禹錫的《臺城》：

　　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

　　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后庭花。

　　“臺城”是晉、梁、陳三代的宮殿。這些小朝廷皆腐敗君昏。劉禹錫把他們的覆沒歸結為“只緣一曲后庭花”，這句發人深省的議論句。直接給當朝統治者敲響了警鐘。同樣，杜牧也有類似的作品，如《過華清宮絕句三首》：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后塵妃子笑，無人只是荔枝來。

　　新豐綠樹起塵埃，數騎漁陽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萬國笙歌醉太平，倚天樓殿月分明。

　　云中亂拍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

　　和劉禹錫一樣，杜牧希望皇帝能夠精明強干，節用愛民。但是，中晚唐的皇帝多昏庸無能，生活上荒淫無恥。這里，杜牧明寫玄宗的荒淫生活，實際上批判的是當世。告戒皇帝不要在過“萬國笙歌醉太平，倚天樓殿月分明”的生活，否則必將“舞破中原始下來”。此外，像劉禹錫的《詠史二首》、《蜀先主廟》，杜牧的《過驪山作》等都是表現上述意思的。這樣的詩作體現了詩人社會責任感和傳統愛國文人的憂患意識。

　　(二)在他們的詠史中，通過對懷才不遇的慨嘆，通過對歷史事件特別是對那些“勝敗由人”的事件描寫。抒發他們的政治抱負和人生理想。如劉禹錫的《阿嬌怨》、《詠史二首》。

　　驃騎非無勢，少卿終不去。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

　　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帝，何人居高位?

　　第一首說明，作者不去依附那樣當權的小人，而要像少卿那樣，始終如一的堅持自己的理想。懂得治國之道的賈誼，一生不得志。而靠玩“車戲”的人卻做了高官。作者是鄙視這種人的。表現了作者堅強的意志和崇高的氣節。再看他的《觀八陣圖》：

　　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鵝歡飛。

　　波濤無動勢，鱗介避余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這首詩首先首先八陣圖來歷，贊美諸葛亮的神機妙算，然后渲染八陣圖的聲威，最后兩句話表達了作者的理想和抱負：要像諸葛亮那樣為國家出謀劃策

　　杜牧的很多詠史詩也表現了同樣的內容。如《題魏文貞》：

　　蟪蛄寧與雪霜期，賢哲難叫俗士知。

　　可憐貞觀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

　　封德彝在貞觀初年，向唐太宗建議，書生的言論不可聽。但是，唐太宗沒有采納，而是聽取了魏征的建議，勵精圖治，終于有了貞觀之治。后來唐太宗看到了一派繁盛的景象，感嘆：“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杜牧贊揚像唐太宗、魏征那樣的人，而鄙視像封德彝那樣因循守舊，表示自己要積極進取的政治抱負，希望皇帝有所作為。其他像《赤壁》、《提烏江亭》等都表現了杜牧抱負與人生理想。

　　(三)詠史詩中“論體”的使用。“論體”一詞，是我在《藝概・詩概》中看到。“太沖《詠史》似論體，顏延年《五君詠》似傳體。”此外，《文選》(譯注本)在“詠史”后附何義門譯注說：“詠史者，不過美其詩而詠嘆之，隱括本傳，不加藻飾，此正體也。太沖多攄胸臆，乃又其變。”可見，“太沖之變”正是由“傳體”向“論體”的轉變。而“論體”也正是作者的“多攄胸臆”，即作者的議論。當然，這種議論也可分為主觀與客觀的議論。這在下文將有所論述。“論體”雖古已有之，但是在中唐之前并未盛行，李白、杜甫等都有一些詠史詩，但都是“正體”。對史事、人物的議論很少。但是到了劉禹錫、杜牧手里，這種論體的應用非常明顯。如上文舉的劉禹錫的《詠史二首》“何人居高位?”，如《巫山神女廟》：

　　巫山十二郁蒼蒼，片石亭亭號女郎。曉霧乍開疑卷幔，山花欲謝似殘妝。

　　星河好夜聞清佩，云雨歸時帶異香。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間來就楚襄王?

　　這首詩看似描寫神話，實際上也可看作是詠史詩。天上的仙女怎么會到人間來私會帝王?楚王的高唐之夢本身就是荒誕的。這種拿夢境當現實的昏庸作法不正是當今皇帝的做法嗎。這種反問式議論，增強了詩的諷刺意味。杜牧在詠史詩“論體”的運用更加明顯。如《題桃花夫人廟》“至竟息亡緣何事?可憐金古墜樓人。”《題商山四皓廟》“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赤壁》“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烏江亭》“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這種議論的運用，或是抒發作者的情感，或是著眼對史事的評價，都收到引人發醒的目的與耳目一新的感覺。后來這一模式，成了詠史詩最精彩的部分。許渾、李商隱乃至王安石等都善于議論。這種議論的運用，反映了劉、杜二人深深的史學見識與戰略者的胸襟。因為劉是第一次正式使用這種論體，而杜牧又是和李商隱一樣把這種論體使用最好的例子，故在這里單列說明。

　　以上從三方面大致描繪了劉禹錫與杜牧在詠史詩這一體裁中的相似地方。除了以上說的外，他們在題材選擇及詩歌含蓄表達方面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此不贅筆。我們知道，劉禹錫與杜牧二人都因為有鮮明的個性而在中晚唐獨樹一幟。所以，鮮明的藝術個性是他們的詩歌主要的藝術特征。他們的詠史詩雖然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但是鮮明的個性使他們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茲論述如下：

　　第一、杜牧詠史詩的一個突出特點便是善于運用“翻案語”。清人趙翼在《甌北詩話》中說：“杜牧之作詩，恐流于平弱，故措辭必坳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語，無一平正者。”1如下面幾首：

　　呂氏強梁嗣子柔，我于天性豈恩愁?

　　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題商山四皓廟》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赤壁》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烏江亭》

　　在杜牧看來，安定劉氏天下的商山四皓卻是導致呂后亂政的根源，赤壁之戰的勝利，也不是周郎的才能，而是借了東風之便;《烏江亭》一詩則更是想翻案歷史，杜牧這樣的詩作一方面是由于才氣的使然，他對歷史事件有自己獨到的分析，才敢作出驚人的議論。同時，我們從行文當中又好象看見了一個摩拳擦掌、想躍躍欲試的有為人才。而這一點劉禹錫就遠遠不及了。

　　第二、在體裁的運用上，杜牧的詠史詩大都運用七言絕句，而劉禹錫主要還是以五言古詩為主。這一點非常好理解。在劉禹錫的時代，絕句似乎還沒有真正被人們完全認可。而到了杜牧那里，絕句的短小與精悍，更能體現作者的才學與立意的精煉。杜牧的12首詠史詩中9首用絕句，劉禹錫18首里只有4首。

　　最后，從整體上來說，劉禹錫常常將主觀情感寓于詠史詩中，在他的詠史詩里主客觀相雜，如“我”字在詩中的運用，而杜牧大都進行客觀的評價，即使評論也是站在歷史的高度。從這一點看，似乎劉的歷史見識不及杜牧。在詠史詩這一題材上，劉禹錫與杜牧都有不同的貢獻，劉禹錫“論體”的真正嘗試，給后人以啟迪。但在詠史詩的發展過程中，杜牧的一個突出貢獻是，他把詠史詩中寫景的成分增加了。后來的詠史詩，對歷史事件的本身也進行藝術的描繪，這一點，增加了詠史詩的審美性，加上絕句體的承載，使詠史詩在給人以警示的同時，而不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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