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的詠史詩

　　杜牧，唐京兆萬年（今陜西省西安市）人，字牧之。杜佑之孫。唐代文學家[27]、大和進士。歷任淮南節度使掌書記、監察御史、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左補闕、史館編撰、司勛員外郎以及黃、池、睦、湖等州刺史。晚年長居樊川別業，世稱杜樊川。下面是小編帶來的杜牧的詠史詩，希望對你有幫助。

　　杜牧的詩文共四百多篇，無論是詠史、感懷、抒情、寫景，均不乏佳作。其中，以詠史詩數量最多，也最能體現杜牧詩歌的主體風貌。在眾多的詠史詩人中，杜牧在詠史詩的發展中有不容忽視的地位。

　　杜牧身處國勢衰微、局勢動蕩的晚唐。素有“小李杜”之稱的杜牧，在晚唐詩壇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甥裴延翰編次《樊川文集》二十卷，收詩文四百五十篇。無論是詠史、感懷、抒情、寫景，均不乏佳作。其中，以詠史詩數量最多，也最能體現杜牧詩歌的主體風貌。他的詠史詩既有一定數量、質量，也有明確的創作意圖和藝術追求。

　　一、杜牧的生平與詠史詩的生成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萬年(今西安市)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詩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孫，杜從郁之子。可以說杜牧出身于官宦世家，書香門第，很有文化傳統。“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篇，上下馳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由此可見，杜牧對自己的家世很自豪。書香門第的家世致使杜牧從小就飽讀了詩書，成年后他才華橫溢，有遠大的抱負，很想建功立業，有一番作為。唐文宗大和二年，他26歲進士及第。他做過十年幕吏，又任過黃、池、睦、湖州刺史等地方官，還任過校書郎、吏部員外郎等京官，官終于中書舍人，然而他卻一生官不及將相。所以，杜牧感到怏怏不平。另一方面，杜牧雖然出身名門世家，自從父親去世后，家道已經衰落，買宅還債，奴婢大多散去。此時的杜牧家生活窮困，飽嘗辛酸。所以杜牧對生活疾苦的了解較為深刻，也養成了他耿介剛直的個性。

　　在《自撰墓志銘》中，杜牧已自稱“某平生好讀書”，而于所讀書中，又對經、史格外留心，因為“經書括根本，史書閱興亡”(《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所以，他為文作詩極好征引古事。不僅在《罪言》這樣的策論中，引古事以證明得山東的重要與失山東的危害，而且《阿房宮賦》的寫作也是有感于“秦人不暇自衰，而后人衰之;后人衰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衰后人也”這一種歷史承襲現象。這種對待歷史的態度說明，杜牧的好古并非泥古，而是以“今用”為目的。

　　杜牧的詠史詩多半是就史論史。從唐敬宗和唐文宗時期開始，大唐的氣數就已經一天不如一天。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于斯之時，閽寺專權，脅君于內，弗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據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肉縱橫于原野，軸空竭于里閭。”(《唐紀》六十)。這就明顯地指出，第一，當時朝廷中是宦官專權，朋黨之間的相互爭斗頻繁發生。朝中的官位很緊缺，但是象杜牧這樣的一般士人卻很難有機會進入政治機構的上層。第二，當時的科場風氣敗壞，許多出身低微，不善于官場應酬的有才人士，在考場上不甚得意，甚至終生不第;即使考中了，也很難做大官。面對著唐王朝末世的現狀和自身暗淡的前途，他們的心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心中仍然關心時政，為朝廷著想，對朝廷還仍存希望，抱有幻想，卻往往是個人身世沉淪，空懷抱負。面對晚唐王朝的現狀，杜牧憂心如焚，渴望一挽狂瀾，濟世濟民。但是官場上的黑暗，仕途上的坎坷，使他壯志難酬，報國無門。長期的幕僚生活，加上不斷的謫遷，讓他感慨頗多。但他只是一位無權無勢的文人，也只能把滿腔的憤慨通過飽蘸情感的詩篇發泄出來。詩人是時代的神經，他們對于現實要比其他人敏感的多。白居易也說過：“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其中就突出強調了詩歌創作與現實政治的關系以及詩歌的政治作用。面對現實，杜牧有一種憂郁情懷，他本人又具有絕世的才華，性格豪俊，因此他的抑郁情懷并沒有走向沉淪，所有的這一切都影響著他的詠史詩歌。

　　二、杜牧的詠史詩的題材類型

　　杜牧的詠史詩數量比較多，而且大多抒寫對于歷史上繁榮昌盛局面消逝的傷悼情緒，寓有盛衰興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其詠史詩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一)借古喻今，諷刺帝王的荒淫，議論朝政得失

　　詩人常常多愁善感，在登臨古跡時，免不了會把今昔進行一番對比，抒發個人的感慨，表達一個文人對事物的看法。杜牧也不例外。如膾炙人口的《過華清宮》：“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首詩選取為貴妃飛騎送荔枝這一件事，形象地揭露了統治者為滿足一己口腹之欲，竟不惜興師動眾，勞民傷財，有力地鞭撻了唐玄宗與揚貴妃的驕奢淫侈。詩歌前兩句為背景鋪墊，后兩句推出描寫的主體，提示詩歌主旨。“一騎紅塵”和“妃子笑”兩個具體形象的并列推出，啟人思索，留有懸念。“無人知”雖三字，卻發人深省，耐人尋味。全詩在史實的基礎上，馳騁豐富的藝術想象，既引人人勝，又耐人尋味。全詩不著一句議論而題旨自見。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泊秦淮》)。詩中的秦淮河兩岸曾經是很有名的繁華地帶，這里酒家林立，有錢人在此過著花天酒地、笙歌艷舞的生活。詩人路過此地，泊舟岸邊，親眼見到兩岸的燈紅酒綠，親耳聽到兩岸的淫歌艷舞，觸景生情，作詩一首，借古諷今，諷刺晚唐那些醉生夢死、茍且偷安的上層人物，預示晚唐王朝的末日“計日可待也”。詩中表達了詩人對國家命運的關心及詩人的憂憤之情，反映出詩人憂國憂民的情懷。

　　(二)以詩論史，借題發揮，表現自己的政治感慨與識見，具有史論色彩

　　杜牧是一位現實主義詩人，他的思想中有很沉重的憂患意識。面對晚唐王朝的現狀，他很想挽救，也很愿意出謀劃策去拯救國家。但是苦于無人賞識，他的內心充滿了矛盾。因而他的這類懷古詠史詩就表現出了一種涌動不安的情緒。詩中既有深沉而凝重的歷史感，又包含激情，詩人在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中抒發著自己的政治抱負。 　　《題烏江亭》中“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詩中的“烏江亭”也就是現在的安徽和縣東北的烏江浦。《史記項羽本紀》中記載：項羽兵敗，烏江亭長備好船勸他渡江回江東，然后再圖謀發展。可他覺得無顏見江東父老，乃自刎于烏江邊。這首詩與李清照的《烏江》截然不同。在此詩中，詩人杜牧提出了自己對歷史事件的推想。俗話說得好：“勝敗乃兵家常事。”可項羽因兵敗而自刎，這只能說明項羽的胸懷不夠寬廣，缺乏大將風度。詩人先對這點進行了批評，然后進一步提出假設，如果當時項羽回到了江東，重整旗鼓，那么幾年之后很可能會卷土重來。詩人其實是在批評項羽不善于把握機會，不善于聽取別人的建議，不會用人。在此杜牧強調了兵家不僅要有遠見的卓識，而且還應該有博大的胸懷，應該做到“勝不驕，敗不餒”。

　　還有《赤壁》：“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借慨嘆周瑜因有東風之便取得成功，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心情。這一寫法尤為后代許多詩人所仿效。對現實政治的關切，在杜牧詩中形成一種深沉的歷史感，即使是流連山水、描摹自然之作，也常常融合了他對自然、社會、歷史的感觸，有一種傷今懷古的憂患意識。

　　三、杜牧的詠史詩的創造性貢獻

　　(一)杜牧詠史詩的創作意識比前人更明確

　　杜牧的詠史詩或以史為諫，或針砭時速，極大地增加了詠史詩的現實主義傾向。他以嘆古懷昔的舊形式，反映現實社會的親問題、新情緒，消除了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隔膜，把晚唐社會危機四伏、人心思治的狀況以及難以排遣的興廢之感統統包容于詩中，擴大了詠史詩的容量，同時，由于他所寫問題與情緒的普遍性，在當時及后世都可引起廣泛的同感。

　　作家的創作總要受某一種思想指導，詠史詩既然以歷史故事或傳說為題材，它就與詩人的歷史觀有密切的關系。杜牧認為亂亡的根本在帝王的荒淫。他的詩常寫荒淫喪國，遺恨無窮。如《隋宮春》：“龍舟東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滿故宮。亡國亡家為顏色，他們偏狹地看到了文言不利的一面。如果說白話文運動的成功是在于取締了士大夫階級所壟斷的文言，那它的失敗也在于取締了能夠博大精深、聯結古今的文言。到如今社會，這種斷裂性的危害已經輕易可見。

　　(二)側重工具論

　　胡適后來在回憶白話文運動時有過這樣的總結：“在一九一六年二三月之際，我對中國文學的問題發生了智慧上的變遷。我終于得出一個概括的觀念：原來一整部中國文學史，便是一部中國文學工具變遷史。一個文學或語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個工具。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個文學史上的語言工具變遷史。”顯然，胡適這種“文學工具論”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文本的思想性。

　　和梁啟超一樣，胡適在本質上是一位政治哲學家，他之所以要選擇掀起一場文學領域的革命，是因為他認定文學是對大多數人進行宣傳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傳他的信仰，就只有進行文學語言的變革。在“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于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觀念下，白話達意表情的功效遠遠大于文言，所以即使那些即使帶來新思想的文言也是不入流、而被時代拋棄的。他的這種態度在白話文取得勝利后的1922年所寫《五十年中國之文學》容易可見。在里面他贊揚了嚴復和林紓翻譯外國著作的先鋒性。嚴復的《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觀點和“世道必進，后勝于今”的社會進步理論，在當時的中國，起了打擊封建勢力，啟發中國知識界探索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作用，是“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而林紓用文言融西洋詼諧風趣之風于文，譯書百部，“更用力氣，更見精彩”，是“介紹西洋近代文學的第一人”。最后筆峰一轉，他們因不是白話而寫而被貶低。

　　當然，五四白話文運動的主導者們的目的，不僅是使白話文上升為合法的正式的書面語，來取代不利于宣傳布教的文言文，而且是要否定文言文所包含的封建內容、引進西方先進的思想。不過在當時短促的時間里也只有周氏兄弟等人真正意識到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啟民和承古，還深入到對現代資本主義以物的發展與追逐為核心的文明形態的反思和批評。其實，在這個層面上學衡派比胡適更有眼界和包容性。他們正試圖以一種漸進的方式去進行改良時，使兩者更加和諧的相處和發展。所以事實上，文言和白話只不過是一種語言形式，正如成仿吾所謂“容器”而已。新瓶裝舊酒，酒還是一樣的味道。白話文也可以像文言文一樣承載著滿腦子的封建之道。數十年來的歷史實踐表明，將文學語言視為社會變革的首選工具，這種功利化和簡單化的思想使中國的文學多次走上了變異的道路。

　　總之，胡適、陳獨秀等五四新文化派倡導的白話文運動在今天看來還是功大于過，他們的激進的思想行為也是需要我們理解的。不過白話文運動帶來的危機的浪沫已經早已浮現，當下的知識分子在這點上也早已發覺，并提出了各種提案。如何轉危為安，如何促使我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局面，這在當下，已是燃眉之急。

　　拓展閱讀

　　人物生平

　　早期仕途

　　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據唐人的習慣，被稱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華出眾，十幾歲的時候，正值唐憲宗討伐藩鎮，振作國事。他在讀書之余，關心軍事，后來杜牧專門研究過孫子，寫過十三篇《孫子》注解，也寫過許多策論咨文。特別是有一次獻計平虜，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獲成功。

　　長慶二年（822年），杜牧20歲時，博通經史，尤其專注于治亂與軍事。杜牧23歲作出《阿房宮賦》。25歲時，杜牧又寫下了長篇五言古詩《感懷詩》，表達他對藩鎮問題的見解。此時的杜牧已經很有名氣，作品流傳。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26歲，進士及第。同年考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被授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

　　大和七年（833年），杜牧被淮南節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職，后轉為掌書記，負責節度使府的公文往來。京銜是監察御史里行。這時杜牧居住在揚州，特別喜歡宴游。

　　大和九年（835年），杜牧三十三歲，被朝廷征為監察御史，赴長安任職，分司東都。八月在東都洛陽上任。因此逃過了十一月的甘露之變的險惡風波。在這里他遇到了宣州的故人張好好，寫下了著名的《張好好詩》。在洛陽期間，由于職務清閑，他四處憑吊古跡，寫下了不少詩篇。

　　開成二年（838年），杜牧入宣徽觀察使崔鄲的幕下，被召為宣州團練判官。

　　開成四年（839年），年底杜牧離開宣州，去長安任左補闕、史館修撰。開成五年，杜牧升官為膳部員外郎。

　　遷官外放

　　會昌元年（841年），杜牧調任比部員外郎。

　　杜牧 江南春會昌二年（842年），外放為黃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書上并無記載，杜牧自己認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擠。而李杜兩家為世交，李德裕為何不喜歡杜牧，有人認為是杜牧為人倜儻，不拘小節，與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黨爭，杜牧與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認為是牛黨。

　　唐時的黃州（古黃州又名齊安郡，唐時治所在今武漢市新洲區邾城街），在華夏屬下等洲，兵連禍結，戰火紛飛，官不曾安位，民不得聊生，是個地地道道的荒郡、廢邯，晚唐以后是一處外放“逐臣”的地方，被京官視為“鄙陋州郡”， 到北宋“蘇門四學子”之一的張耒，在其《齊安秋日》詩中也曾說黃州是一處 “齊安荒僻地，平昔放逐臣”的地方。

　　杜牧在黃州任上，無異于貶謫，但他對自己充滿信心，文人逐放地方官，是官還是文人。世云“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而杜牧在黃州的寓所是“使君家似野人居”，他為政清廉，《唐書》本傳中稱他“剛直有奇節”。明弘治《黃州府志》贊其“有才名，多 奇節，吏民懷服之”。

　　杜牧在黃州刺史任上三年，把黃州治理得井井有條，也是唐代繼韓愈之后的又一尊孔大家。黃州有孔子山、孔子河，是春秋末孔子周游列國時的過往之地，有“孔子使子路問津處”等圣跡，山旁建有孔子廟（問津書院前身）。由于年久失修，瀕臨傾倒。杜牧為 了宣揚孔子思想和施展自己遠大的政治抱負，在孔子山擴建孔廟， 拜謁孔子圣像，親自改孔廟名為“文宣廟”，并在廟中設置學堂（時稱廟學），教化士民。他雖身居吏職，仍在學堂講學不輟。講學之時，其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他在《黃州刺史謝上表》中說：“獨能不徇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子，廢鞭笞責削之，用忠恕撫字之道”，“使一州之人，知上有圣仁二天子，所遣刺史，不為虛受，熏其和風，感其歡心，庶為瑞為祥， 為歌為詠，以裨盛 業，流乎無窮”。

　　明、清時的《黃州府志》《問津院志》均載杜牧在黃州地方“興學教士，立廟崇祀先圣，一時家循孔教，人頌儒書”。

　　后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為政能興利除弊，關心人民。

　　會昌四年九月（844年9月），杜牧遷池州刺史，這年四十二歲。池州治所秋浦縣(今安徽貴池)。

　　會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下詔禁毀佛教。杜牧對于這一措施是很贊同的，后來他在宣宗大中年間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詳細敘述武宗禁毀佛教事。

　　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得宰柏周墀的幫助，入為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

　　人生暮年

　　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因為京官俸祿低，而難以養家請求外放杭州刺史，但是沒有批準。

　　宣宗大中四年（850年），他被升為吏部員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請求外放湖州刺史，連上三啟，終于應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認為，杜牧請求外放并不僅僅是經濟原因，而是不滿意朝政，認為自己無法在朝中有所作為。同年秋天，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憑吊前賢，結識詩友，作了不少詩。一年后，他又被內升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長安第二年，遷中書舍人。這段時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別墅，并且閑暇之時經常在這里以文會友。

　　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