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劉禹錫喊冤

時間：2020-11-18 12:22:53 劉禹錫我要投稿

為劉禹錫喊冤

　　中青年時期的劉禹錫是一個務實上進、勇于開拓的人，《陋室銘》是作者運用類比的手法寄托政治上的遠大抱負，要向諸葛亮、孔子那樣心系天下，為國出力，體現了作者的入世之心、濟世之心、救世之心。

　　現行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蘇教版《語文八年級(下冊)》，第十課《陋室銘》是該書第二單元道德修養的最后一課。作為議論文，作為道德修養教育，收編《陋室銘》是十分恰當的。只是在講授課文的過程中，始終感到與之配套的蘇教版的教學參考書(2007年12月第6版)及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的《資源與學案》中，對該文的中心思想——“不求聞達，安貧樂道”的定性不太恰當。其理由如下：

　　其一“劉禹錫(772——842)，唐代詩人、哲學家，……唐德宗真元九年(793)擢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唐順宗時，熱心贊助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反對宦官和藩鎮割據勢力。失敗后，被貶為朗州司馬，以后又任連州、郎州、和州等刺史。后以裴度力薦，任太子賓客，加檢校禮部尚書。……這篇銘文是他在和州刺史上寫的”。(見蘇教版八年級《語文教學參考書》146頁)。作者的青年時期是一位革新派，盡管被貶，但作者經過多年的努力又“任太子賓客，加檢校禮部尚書”，可見作者在州刺史上還是一個積極上進的人。文如其人，作于和州刺史任上的《陋室銘》，其中心思想反映的并不是“不求聞達，安貧樂道”的生活情趣。如果以“不求聞達，安貧樂道”來勉勵、警戒自己，能有后來的復出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人是永遠不會復出的。

　　其二 “銘，就是記載，在物體上刻字，表示永遠不忘，后來便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文體。常常在金屬器物或碑石上刻寫文字，用來記敘生平、事業、功德，表示紀念，或是記物寓意，表示勉勵或警戒之意”(見蘇教版《語文教學參考書八年級(下冊)》143頁)。本文取的是記物寓意，表示勉勵或警戒之意。記物寓意，“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因主人有德才溫馨。以“不高”、“不深”襯托“陋”，以“仙”、“龍”襯托“德”，以“名”、“靈”襯托“馨”。以“仙”、“龍”類比，其志向不言而寓，但絕不是“安貧樂道”。“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優美的環境勝過諸葛亮所在的臥龍山，反襯出了作者不是平庸之輩，加之“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與之商談闊論的人都是博學多識的.“鴻儒”，更加體現作者為人處世水準之高，也從側面反映出了作者是一個做事之人，有為之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有識之士聚集到一體能干些什么?“可以調素琴，閱金經。”說明作者并沒有閑，正是“我想唱的歌還沒有唱出，我正在調弦弄索”。這是一顆有為的心，奮斗的心，寓意作者在暗自努力，這是一種鋒芒內斂的表現。“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的諸葛亮未出山之前，也以“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而自謙，但并沒有停止做事。“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更暗示了作者還在努力做事，無人打擾，無事打擾，做自己想做的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這兒是做事的好地方。“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表面上以“諸葛廬”、“子云亭”比陋室，實際上是以諸葛亮、楊雄自比，處于陋室而心系天下，通篇的暗示就在于此，以至后來他才得以“升任太子賓客，加檢校禮部尚書。”畫龍點睛的是“孔子云：‘何陋之有?’。”孔子“欲居九夷”，其目的是去“傳道”，而不是“居之”，所以當地“陋”對于“傳道”者來說“何陋之有?”作者類比地寫出了自己的志向，他不在乎居所如何是因為孔子“傳道”是心系天下，他一心想做事，也是心系天下，室陋有何關系?高尚的品德與課文開始的“惟吾德馨”遙相呼應，有力的表現了作者的道德修養和遠大抱負——要向諸葛亮、孔子那樣心系天下，為國出力，并作陋室銘以勉勵、警戒自己，體現了作者的入世之心、濟世之心、救世之心。

　　其三 “平生志業匡堯舜，滿腹經綸學釣翁”，這是一種很高的思想境界——鋒芒突顯，這樣做的人不少，但有幾個人敢這樣說?作者有胸懷天下的大志，也有像諸葛亮隱居隆中山那樣修煉自己的意愿，更有像孔子那樣安定天下的決心，不怕“陋”，但不能直白，只好借給陋室作銘以寓之。這不是安貧，這是志向的內斂。我國古代政治特點之一就是官場禁忌鋒芒畢露，不管你是做人還是做文，像李白那樣“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人只能做文人，很難進入官場，更談不上濟世于滄桑之間，救民于水火之中。要想在官場之中實現報國報民的政治理想，要想實現入世之心、濟世之心、救世之心，除了默默無聞的做之外，要想說只能是“寓”。琴棋書畫養心，梅蘭竹菊寄情。誰能直白自己的政治抱負?運用類比手法寄托政治內容，這是我國古代集文學家、政治家于一身的有識之士常用的一種文學表達手法，也是修身養性、明哲保身的一種手法。但其核心仍然是有為，而不是“安貧樂道”。

　　其四青年時期的劉禹錫是一位年輕有為的有識之士，21歲擢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可謂青年得志，宏圖實現。中年時期的劉禹錫“熱心贊助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反對宦官和藩鎮割據勢力。失敗后，被貶為朗州司馬”，遭遇挫折但矢志不渝，“以后又任連州、朗州、和州等刺史”。最終還是有大作為“升任太子賓客、加檢校禮部尚書”。從這一點來看，劉禹錫的大半生還是很成功的，本文作于中年時期，正是作者達則兼濟天下，窮則臥薪嘗膽(而非獨善其身)，磨練意志，以諸葛亮為榜樣，準備東山再起的時候，表達的思想境界是上進的，立志也是高遠的。劉禹錫晚年的部分作品流露出安于閑適的心境和感嘆“人世滄桑”的消極情緒，但絕不能因為晚年安于閑適、感嘆“人世滄桑”的消極情緒而否定了作于中年時期的《陋室銘》中所含的胸懷天下的上進思想。作為思想道德修養的內容，“不求聞達，安貧樂道”的思想是要不得的。“不求聞達，安貧樂道”應該屬于田園詩歌欣賞的范圍。教科書在這一單元編了《陋室銘》這篇文章絕不是因為有“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這樣的名句，也不僅僅是因為本文寫作藝術上的9句81字，篇幅簡短，語言優美，音韻鏗鏘，還巧妙地運用了類比、對偶等修辭手法，具有很強的魅力，更是因為作者運用類比手法寄托政治上的遠大抱負——向諸葛亮、孔明那樣擁有入世之心、濟世之心、救世之心。這才是我們應該學習的思想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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