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仙李白之謎

　　李白詩歌的真正價值就在于，詩人是在與人生的無意義作斗爭，因為在浮生若夢之外，還有“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在中國人心中，李白是自由的象征，不僅是他的詩酒傲王侯，而且是他身上那種天性的自由，所以他的詩歌能得到歷代人的喜愛，把不能實現的理想寄托在李白身上。人總是喜歡自己身上所缺少的品質。

　　這種品質表現出來就是超凡脫俗，對世俗社會的規矩不屑一顧，所以賀知章一見之下即稱他“非人世之人”。盡管唐代是個相對自由開放的社會，但李白仍然異于常人。少時即觀覽百家之書，擊劍任俠，手刃數人，學道求仙，后來并受道，成為一個道教徒。但道士的身份仍然束縛不了他，他欣羨先秦士人，尤其是縱橫家，渴望的是立抵卿相，平步青云，甚至一匡天下。雖未參加科舉而被征召入京，授供奉翰林，后又被玄宗賜金放還，都是不同于他人的特殊際遇。

　　根本的原因是，李白身上有著不同民族的血脈。據學者考證，他生長于來自西域的胡化家庭，祖上謫居中亞碎葉，數代人居于絲綢之路上，血緣與文化基因均因各民族的交流融合而與中原人不同，時人稱其“眸子炯然，哆如餓虎”，便是一例。

　　李白的親情較為淡薄，王琦注《萬憤詩》：“太白詩中絕無思親之句。”又曾入贅兩位故丞相家，婚后即出門浪游。李白遵從西南蠻族或突厥的剔骨葬習俗，友人卒于洞庭，李白將其葬于湖側，數年后又前往洗削，負骨而行，葬于鄂城。這一切都表現了李白與儒家思想的疏離，也即與時代的疏離。在社會秩序更加理性化的唐代，他追慕的卻是“鳳歌笑孔丘”的先秦隱士，是莊子筆下的大鵬。

　　莊子的自由其實是一種“無待”或天然的自由，這種精神在先秦以后就已經不復存在，經過魏晉后期玄學從利益出發的改造，莊子的絕對自由被理性化、生活化，轉換為郭象“各當其分”的自由，亦即放棄無法滿足的欲望，樂天安命。自漢至魏晉，士人中一直彌漫著“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強烈意識，到了唐代，最終還是靠佛教解決了這個大問題。唯有李白沒有接受這個新的觀念世界，他最大的煩惱依然是生命的短暫，《將進酒》中的“與爾同銷萬古愁”，就是人類無法解決超越的生死主題。

　　因此，李白的及時行樂是有關存在的答案，不是仕途坎坷的牢騷。對他來說，存在的意義只是一個旅館，不是一個家園，所以他沒有多少親情觀念，只有人人都是旅伴的抽象觀念。然而，唐代早已不是士人可以平視王侯的時代，這造成了李白晚年的政治失誤，被長流夜郎;唐代詩歌也不再充滿對生命短暫的形而上哀嘆，而是對社會歷史的關注，這造成了李白的非現實的高蹈。在這個意義上，李白是上一個時代的結束，杜甫是下一個時代的開始。

　　李白的天真恰恰是詩人的本性，他就像一個無邪的青年去看這個世界，其苦惱不屬于具體的日常生活，卻又是本質的、無解的，顯示出未受理性摭蔽的自然人性。那首令賀知章嘆為“泣鬼神”的《烏棲曲》，以“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結束，吳王夫婦對即將來臨的災難一無所知，從而喚起幻想與真實之間反差的悲嘆，就與漢魏詠史詩、唐代懷古詩的理性精神迥異。李白詩歌的真正價值就在這里，詩人是在與人生的無意義作斗爭，盡管浮生若夢，仍有“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的慰藉。

　　李白最好的詩歌是樂府、歌行和絕句，古體詩的自由形式使他能充分馳騁想象，唐人已稱其詩“格高旨遠”，有“飄然之狀”。任意的夸張和偶爾的散文句法，使得其詩歌有漢大賦的氣勢，而以單句為基本單位的詩歌結構，又使得其情緒如湍流千回百轉。他的近體詩也不受理性的平仄束縛，同樣多用單筆，很少跳躍，追求“天然去雕飾”。這要比煉句、對偶更考驗一個詩人的創造力，“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其想象和意象的感受力都無可企及。

　　這樣的詩人在世上是孤獨的，而李白詩的境界就是一種曠世的孤獨感，只有孤獨能觸發他的靈感。換言之，李白最喜愛的實際上只是自然，因為自然比人更永恒、更知己。他一生跑來跑去，好游名山大川，當他晚年遇赦回到江南，重游宣城時，寫下這樣一首詩：“眾鳥高飛盡，孤云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這是他留給世人的文學遺囑。他在內心深處其實看不起任何人，碌碌的世人是無法超越生死的，只有詩人能與自然同在。

　　拓展：

　　李白詩詞賞析

　　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

　　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

　　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

　　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⒃爾：你。銷：同“消”。

　　賞析

　　李白詠酒的詩篇極能表現他的個性，這類詩固然數長安放還以后所作思想內容更為深沉，藝術表現更為成熟。《將進酒》即其代表作。

　　《將進酒》原是漢樂府短簫鐃歌的曲調，題目意繹即“勸酒歌”，故古詞有“將進酒，乘大白”云。作者這首“填之以申己意”(蕭士赟《分類補注李太白詩》)的名篇，約作于天寶十一載(752)，他當時與友人岑勛在嵩山另一好友元丹丘的潁陽山居為客，三人嘗登高飲宴(《酬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不以千里遙，命駕來相招。中逢元丹丘，登嶺宴碧霄。對酒忽思我，長嘯臨清飆。”)。人生快事莫若置酒會友，作者又正值“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蕭士赟)之際，于是滿腔不合時宜借酒興詩情，來了一次淋漓盡致的抒發。

　　詩篇發端就是兩組排比長句，如挾天風海雨向讀者迎面撲來。“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潁陽去黃河不遠，登高縱目，故借以起興。黃河源遠流長，落差極大，如從天而降，一瀉千里，東走大海。如此壯浪景象，定非肉眼可以窮極，作者是想落天外，“自道所得”，語帶夸張。上句寫大河之來，勢不可擋;下句寫大河之去，勢不可回。一漲一消，形成舒卷往復的詠嘆味，是短促的單句(如“黃河落天走東海”)所沒有的。緊接著，“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恰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說前二句為空間范疇的夸張，這二句則是時間范疇的夸張。悲嘆人生短促，而不直言自傷老大，卻說“高堂明鏡悲白發”，一種搔首顧影、徒呼奈何的情態宛如畫出。將人生由青春至衰老的全過程說成“朝”“暮”之事，把本來短暫的說得更短暫，與前兩句把本來壯浪的說得更壯浪，是“反向”的夸張。于是，開篇的這組排比長句既有比意——以河水一去不返喻人生易逝，又有反襯作用——以黃河的偉大永恒形出生命的渺小脆弱。這個開端可謂悲感已極，卻不墮纖弱，可說是巨人式的感傷，具有驚心動魄的藝術力量，同時也是由長句排比開篇的氣勢感造成的。這種開篇的手法作者常用，他如“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沈德潛說：“此種格調，太白從心化出”，可見其頗具創造性。此詩兩作“君不見”的呼告(一般樂府詩只于篇首或篇末偶一用之)，又使詩句感情色彩大大增強。詩有所謂大開大闔者，此可謂大開。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悲感雖然不免，但悲觀卻非李白性分之所近。在他看來，只要“人生得意”便無所遺憾，當縱情歡樂。五六兩句便是一個逆轉，由“悲”而翻作“歡”“樂”。從此直到“杯莫停”，詩情漸趨狂放。“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梁園吟》)，行樂不可無酒，這就入題。但句中未直寫杯中之物，而用“金樽”“對月”的形象語言出之，不特生動，更將飲酒詩意化了;未直寫應該痛飲狂歡，而以“莫使”“空”的雙重否定句式代替直陳，語氣更為強調。“人生得意須盡歡”，這似乎是宣揚及時行樂的思想，然而只不過是現象而已。詩人“得意”過沒有?“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玉壺吟》)——似乎得意過;然而那不過是一場幻影，“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又似乎并沒有得意，有的是失望與憤慨。但并不就此消沉。詩人于是用樂觀好強的口吻肯定人生，肯定自我：“天生我材必有用”，這是一個令人擊節贊嘆的句子。“有用”而“必”，非常自信，簡直像是人的價值宣言，而這個人——“我”——是須大寫的。于此，從貌似消極的現象中露出了深藏其內的一種懷才不遇而又渴望入世的積極的本質內容來。正是“長風破浪會有時”，應為這樣的未來痛飲高歌，破費又算得了什么——“千金散盡還復來!”這又是一個高度自信的驚人之句，能驅使金錢而不為金錢所使，真足令一切凡夫俗子們咋舌。詩如其人，想詩人“曩者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上安州裴長史書》)，是何等豪舉。故此句深蘊在骨子里的豪情，絕非裝腔作勢者可得其萬一。與此氣派相當，作者描繪了一場盛筵，那決不是“菜要一碟乎，兩碟乎?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而是整頭整頭地“烹羊宰牛”，不喝上“三百杯”決不甘休。多痛快的筵宴，又是多么豪壯的詩句!

　　至此，狂放之情趨于高潮，詩的旋律加快。詩人那眼花耳熱的醉態躍然紙上，恍然使人如聞其高聲勸酒：“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幾個短句忽然加入，不但使詩歌節奏富于變化，而且寫來逼肖席上聲口。既是生逢知己，又是酒逢對手，不但“忘形到爾汝”，詩人甚而忘卻是在寫詩，筆下之詩似乎還原為生活，他還要“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以下八句就是詩中之歌了。這著想奇之又奇，純系神來之筆。

　　“鐘鼓饌玉”意即富貴生活(富貴人家吃飯時鳴鐘列鼎，食物精美如玉)，可詩人以為“不足貴”，并放言“但愿長醉不復醒”。詩情至此，便分明由狂放轉而為憤激。這里不僅是酒后吐狂言，而且是酒后吐真言了。以“我”天生有用之才，本當位至卿相，飛黃騰達，然而“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行路難》)。說富貴“不足貴”，乃出于憤慨。以下“古來圣賢皆寂寞”二句亦屬憤語。詩人曾喟嘆“自言管葛竟誰許”，所以說古人“寂寞”，也表現出自己“寂寞”。因此才愿長醉不醒了。這里，詩人已是用古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了。說到“唯有飲者留其名”，便舉出“陳王”曹植作代表。并化用其《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之句。古來酒徒歷歷，而偏舉“陳王”，這與李白一向自命不凡分不開，他心目中樹為榜樣的是謝安之類高級人物，而這類人物中，“陳王”與酒聯系較多。這樣寫便有氣派，與前文極度自信的口吻一貫。再者，“陳王”曹植于丕、睿兩朝備受猜忌，有志難展，亦激起詩人的同情。一提“古來圣賢”，二提“陳王”曹植，滿紙不平之氣。此詩開始似只涉人生感慨，而不染政治色彩，其實全篇飽含一種深廣的憂憤和對自我的信念。詩情所以悲而不傷，悲而能壯，即根源于此。

　　剛露一點深衷，又回到說酒了，而且看起來酒興更高。以下詩情再入狂放，而且愈來愈狂。“主人何為言少錢”，既照應“千金散盡”句，又故作跌宕，引出最后一番豪言壯語：即便千金散盡，也當不惜將出名貴寶物——“五花馬”(毛色作五花紋的良馬)、“千金裘”來換取美酒，圖個一醉方休。這結尾之妙，不僅在于“呼兒”“與爾”，口氣甚大;而且具有一種作者一時可能覺察不到的將賓作主的任誕情態。須知詩人不過是被友招飲的客人，此刻他卻高踞一席，氣使頤指，提議典裘當馬，幾令人不知誰是“主人”。浪漫色彩極濃。快人快語，非不拘形跡的豪邁知交斷不能出此。詩情至此狂放至極，令人嗟嘆詠歌，直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猶未已，詩已告終，突然又迸出一句“與爾同銷萬古愁”，與開篇之“悲”關合，而“萬古愁”的含義更其深沉。這“白云從空，隨風變滅”的結尾，顯見詩人奔涌跌宕的感情激流。通觀全篇，真是大起大落，非如椽巨筆不辦。

　　《將進酒》篇幅不算長，卻五音繁會，氣象不凡。它筆酣墨飽，情極悲憤而作狂放，語極豪縱而又沉著。詩篇具有震動古今的氣勢與力量，這誠然與夸張手法不無關系，比如詩中屢用巨額數目字(“千金”、“三百杯”、“斗酒十千”、“千金裘”、“萬古愁”等等)表現豪邁詩情，同時，又不給人空洞浮夸感，其根源就在于它那充實深厚的內在感情，那潛在酒話底下如波濤洶涌的郁怒情緒。此外，全篇大起大落，詩情忽翕忽張，由悲轉樂、轉狂放、轉憤激、再轉狂放、最后結穴于“萬古愁”，回應篇首，如大河奔流，有氣勢，亦有曲折，縱橫捭闔，力能扛鼎。其歌中有歌的包孕寫法，又有鬼斧神工、“絕去筆墨畦徑”之妙，既非鑱刻能學，又非率爾可到。通篇以七言為主，而以三、五十言句“破”之，極參差錯綜之致;詩句以散行為主，又以短小的對仗語點染(如“岑夫子，丹丘生”，“五花馬，千金裘”)，節奏疾徐盡變，奔放而不流易。《唐詩別裁》謂“讀李詩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遠宕逸之神，才是謫仙人面目”，此篇足以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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