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師說的賞析
韓愈師說是一篇說明教師的重要作用、從師學習的必要性以及擇師的原則的論說文。下面就隨小編一起去閱讀韓愈師說的賞析，相信能帶給大家幫助。
韓愈師說的賞析
韓愈所處的唐朝中后期，儒學的師道觀已逐漸淡化，世人不以相師為榮，反以求師為恥，特別是知識分子更是恥于學師。為了扭轉這種輕師道的風氣，韓愈以《師說》為宣言挺身而出，敢于為師。《師說》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很廣，本文只對幾個方面進行了簡單的分析。
1、教師的任務
文章明確指出“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就是說教師的任務。
“傳道”，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進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這里當然指封建社會的封建道德和為封建統治階級政治服務的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這是第一位的，也是根本。
所謂“授業”就是指傳授什么內容，既傳授儒家的經典。為了使學生能夠掌握這些知識，必然教給學生讀寫算的能力，也就是使學生受到文化知識技能方面的教育。
“解惑”是指在傳道授業過程中，學生總會遇到許多不明白的事，教師的任務就是解答學生在傳道和受業方面的疑惑。
以上三方面不是并行的，而是以傳道為主。三者的位置擺得很清楚，第一是傳道，其次是授業，最后是解惑。教師向學生講授儒家的典籍或者解答疑難，都是以傳道為教育目的的。教師在教學中必須使學生掌握一定的古文典籍和儒家經典，受到文化知識技能方面的教育，使其具有一定的讀寫和生存常識，并通過不斷解答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在“道”與“業”方面的疑惑，達到使學生領悟“道”的內涵，最終使儒家道統代代相傳的目的。韓愈指出教師最終傳授給學生不是“業”，更不是“惑”，而是“道”。
韓愈認為教學目的與任務，首先要對學生進行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是文化知識教育，最終達到發展學生智力的目的。在現代教育中，教學的目的與任務仍沒有脫離這三方面，只是由于時代不同其具體內容不同而已。
韓愈對教師任務的論述同樣可以為我們所用，用它來說明智育和德育之間的辯證關系，也是合理的。
2、教師的重要性
《師說》中第一句話就說“古之學者必有師”。為什么必有師呢？韓愈說：“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會有疑惑不解之事，就需要有人為之解惑。這樣短短的幾句話，就說明了教師的作用，如果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進一步說明了從師的重要性。
3、教師的標準
韓愈說清楚了教師的任務及其重要性，但什么才是師呢？他認為掌握了道的人就是師，他說：“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韓愈在那個時代談的是封建之道，衡量教師的標準始終是以政治為第一位，所以我們認為，如果把道理解為政治標準，韓愈的觀點是正確的。
“道”必須通過授業解惑來完成，要能更好地傳道，就必須善于授業和解惑，所以教師不僅自己懂“道”，更要善于傳“道”。換言之，教師必須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專業修養，才能更好地傳道。
4、師生關系
韓愈明確提出“圣人無常師”，并提出“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說不管什么人，只要誰先懂得道，誰有學問，誰就是教師，實際上是在“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標準上進一步講清楚何以為師的道理，這是符合擇師之道的。
他認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連續運用兩個“不必”強調了三個問題：首先，強調了“弟子不必不如師”，學生將來甚至現在都完全可能在某些方面超過教師；其次，強調了“師不必賢于弟子”，學生是求學者，但對教師來說，不是絕對的求學者，而是相對的求學者，師生關系是相對的；最后，強調既然師不可能事事“賢于弟子”，那么就要求教師不應該滿足現有知識，而應學而不厭，精益求精，不斷前進。韓愈指出：“圣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日：‘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可見，韓愈強調的是一種相互學習、相互促進的民主、平等、互動開放的師生關系，他極力主張“尊師重道”，卻沒有走向過分強調師道尊嚴和教師權威的極端，這對我們今天處理師生關系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總之，韓愈圍繞“教師”作了較全面的闡述，對教師的任務、作用、地位等各方面給予具體的說明并提出了圣者為師的觀點，實際就是能者為師的觀點，今天看來，仍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當然，由于時代與階級的局限性，韓愈的《師說》中所表現的師道觀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辦教育的目的是復興儒學、排斥佛教和推行文學革新運動，因此他所強調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強調的教學內容是“圣人之書”。他的教學方式明顯地帶有枯燥說教和硬性灌輸的特點，不利于學生的創新思維與個性的培養。
學史以鑒今。在教育事業大力改革和發展的今天，我們研究古代圣人的教育思想，是為了“溫故而知新”，在繼承中發展。《師說》中閃爍的積極教育思想，特別是通識教育觀、平等師生觀、創新學習觀及終身教育觀等無不對現代教育起著十分重要的借鑒和指導作用。
韓愈
韓愈，身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素有“文起八代之衰”和筆力雄健之稱，而《師說》應當是最能體現這種文風的作品之一，文章大開大闔，立中有破，破中有立，破立結合，敘事說理如同大江之水，滔滔不絕，令人不敢迫近猝讀。
初入教師行當，教授這篇文章，大多著力在字、詞、句的落實，久之再教，才發現經典之文非但在遣詞造句上出類拔萃、思想方面高屋建瓴具真知灼見，其實在論證的理路方面也屬典范，而這種典范恰恰可以通過文章的言語形式得以解讀，達到文言并重的教學之效。
“說”之文體，側重議論，申明事理，或偏重敘事，如《捕蛇者說》；或重于抒情，如《愛蓮說》，而《師說》卻偏重說理，類似雜文，一般針對現實問題而生發議論，破立結合，刺美現實，文章共四個段落，引導學生關注第二段首句“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可見此文具有針砭時弊之效，是針對現實社會中存在的“不從師”的不良現象而發，而兩句18個字中有8個虛詞，幾近一半，讀之回環往復，抑揚頓挫，鏗鏘有力，有金屬之音，飽含了作者為之痛徹心扉的憤慨與不平，除去這8個虛詞，“師道不傳久！欲人無惑難！”讓同學再讀，效果索然寡味，那么，作者究竟想在文章里表達什么？關注至此，學生的閱讀興趣也悄然升起。
研讀言語形式，梳理文章脈絡，我們會發現，全文形成“立—破——立”的論證理路。
細讀首段，“古之學者必有師”“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直接正面論證，給出觀點，告訴當下及后人這樣一個道理：學必有師，唯道是學。韓愈以為由古至今，一定有老師的傳、幫、帶，才有“求學的人”代代成長，薪火相傳，而選擇老師的標準并不在于門閥制度的貴賤、年齡的長幼，而在于儒家之道，因而，老師在這篇文章里的內涵并非單指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學中的專職教師，而是抽象出懂得儒家之道的人都可以成為老師，試想，這是一種何等樣的胸襟？韓愈之孤明先發可見一斑，此一段為正面論證，令人耳目一新，即便今天也有現實意義！
有立方能有破，破立結合才能形成藝術張力，二段破解時下之弊，作者連接古今，縱橫比較，通過對比手法彰顯“學必有師”的重要性，三組對比：
（一）縱向 “古之圣人”與“今之眾人”截然不同的從師態度作對比，以出人也遠矣的古之圣人，仍然從師問道，對比當今下圣人也遠矣的眾人，而恥學于師，結論圣人益圣，愚人益愚，告訴當時之人從師之重要。
（二）自身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的“小學句讀”與“于其身也則恥師焉”的“大遺其惑”，形成因小失大，舍本逐末的鮮明對比，告訴時下之人這樣作法有失明智。
（三）橫向“位卑的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與“官盛的士大夫之族互相嘲笑從師”相對比，結論“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告訴時下之人，如果不懂得從師學習，殘末的門閥制度終不可靠！
典范的論說文不會僅僅停留于觀點的論證上，而是在此基礎上縱深發展，三四兩段，正面論證，例證典型，勾連古今，事實勝于雄辯，一則為萬世師表的圣人孔子，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告訴時下及后人即便是圣人也沒有固定的老師，弟子與老師不必拘泥身份上的尊卑，唯一的區別在于術業專攻與聞道先后的區別；另一則是從師好學的李蟠（唐德宗貞元十九年進士），不受時俗拘束，實行古人從師之道，再次緊扣“唯道是學”的擇師標準，而自己敢于逆流俗而上，甘為人師，如同北島《回答》里的“第一千零一個挑戰者”，更加突現自己愛憎之情，即便成為千夫所指的靶子，也希望以此喚醒社會世風轉變，大家能夠以從師為尊。
通過言語形式，我們會發現作者運用正反對比、破立結合的論證理路去彰顯自己的主旨和寫作意圖，二段與一、三、四也可形成結構上的對比，每個段落里也都明（隱）里含有對比，這種對立對比的寫作思維，恰恰也是甄別遴選各種觀點和現象的一根點石成金的金手指，韓愈之名的流傳，得于其彪炳千古的文章，而文章的著述又源于其高拔的創作思想，“詞必己出”與“不平則鳴”，養護了韓子一身浩然之氣，敢于在批判中大膽創新，憫懷眾生，除去陳言與陋習。
有人說，《師說》的最大的亮點與貢獻在于韓愈能夠冒社會之流弊，破六朝駢文華而不實之文風，在批判聲中昂然前行，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卓越的見識，其實，在批判聲中昂然前行的不僅僅是背景知識透露給我們的勇氣與見識，就文本本身構成的生態，更是如此，“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與“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遙相呼應，告訴當時的人們，老師只是一種身份和意識，并不神圣，弟子在某些方面可能也是老師的老師，一切都應以懂得儒家之道為劃分標準，打破了由古以來的“天→地→君→親→師”“一日師，終身父”的舊有等級樊籬，更給魏晉以來“門閥制度”系統下天生具有優越性的士族接受“從師問道”的可能性做了一個很好的心理鋪墊，可謂用心良苦。“人非生而知之者”語本《論語·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論語·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孔子囿于時代認為有生而知之的人，但自己并非如此，按照孔子的邏輯，生而知之的人可以不必從師，而韓愈卻進一步明確了世上沒有生而知之的人，因而“學必有師”，論點更無懈可擊，所以，韓愈在本文中批判的不僅僅只是當時流弊之不足，更糾正了由古以來對于老師和認知方面出現的誤區，他始終能夠站在對立對比的思維上思考問題，批判聲中昂然行在本文中恰如寶劍的兩刃，既有糾偏時弊，更有發展舊說。
除此之外，受魏晉駢文負面影響的文章華靡委頓，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是唐時人們所共知的，但是，造成個中問題的主要并非是“駢體文”這個形式，根本上，仍然是寫作時的思想和內容的雙向缺失，因而，韓愈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憂憤出詩人，不平有文章，《師說》便是用駢散結合的言語形式，寫出文質兼勝作品的典范，讀之朗朗上口，頗有音韻美感，而我們也應當學會通過言語形式，深挖其背后的意蘊，批判性地繼承與發展！
因此，韓愈之文語言練達，辭鋒駿利，氣勢壯盛，并非止于口舌，而在于其銳利的眼光，深邃的思想，中正的心態，除此之外，韓子本狀元出身，行文跌宕起伏外也非常合乎規范，全文27個“之”字，“之”作為虛詞的含義和用法基本上都能窮盡，這也是本文教學方面很重要的語言點。
韓愈師說的賞析
韓愈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詩人。他和柳宗元等是唐代古詩文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反對六朝以來的只重形式的駢文，大力提倡繼承先秦兩漢以“言之有物”的語言表情達意的優良傳統，形成了一種文風和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他和柳宗元等人以自己的寫作實踐推動了這一運動的的發展，改變了不良文風，起到了解放文體的作用，對當時和后世，都有重大影響
《師說》是韓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論說的文。此文作于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文章論述了從師學習的必要性和原則，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于師”的陋習，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斗爭精神，也表現出作者不顧世俗獨抒己見的精神。并以實際行動鼓勵后進，應當刻苦學習，勇攀高峰。韓愈的這篇力作，歷久彌新，今天我們再讀這篇文章，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全文共分四段。
第一段，提出中心論點：古之學者必有師。從正面論述從師學習的重要性和擇師標準。
“古之學者必有師。”提筆點題，單刀直入。“古”字指出從師的歷史傳統，“必有”二字，語氣極為肯定，強調從師的必要。一開頭就揭示出學者和教師的關系，作為全篇綱領，肯定堅決，不容辯駁。“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全面規定了老師的職責范圍，指出老師的作用，說明從師的必要性。“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指出認識事物的一種客觀規律性，連用兩個“惑”字，突出說明不從師的害處。“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列舉兩種情況，旨在說明“聞道”是從師的標準。“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既詮釋前文，又強調從師是為了學道，凡有道者皆可為師。“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的所存也。”進一步論述擇師的原則。這是作者所說師道的基本精神。這種有道為師（包括“能者為師”）的原則，正中當時積弊。
第二段，指出今人不從師的惡果、表現和原因，批判不重師道的錯誤態度和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從反面論述從師的重要性，突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這一段用對比的方法分三層論述：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段首以感慨的語句開頭，筆鋒突轉，引起讀者注意。承上文“解惑”，從反面指斥當時不重視從師的不良風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以古之圣人與今之眾人相比，旨在說明士大夫的無知。“是故圣益圣，愚益愚。”連用兩的個表程度的副詞“益”來說明，從師的態度不同，因而所造成的結果也截然不同。“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補充上文，進一步點出結果，以反問的口氣啟發讀者深思。以上為分論的第一層。把“古之圣人”“從師而問焉”和“今之眾人”恥學于師相對比，指出是否尊師重道，是圣愚分野的關鍵所在。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以對比的方式，指出眾人的糊涂。“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解釋童子之師的作用，既有比較的意思，又為下文的“小學而大遺”做鋪墊。“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比較的結果，落在“小學而大遺”上，足見那些恥師之人是糊涂的。以上為分論的第二層，以為子擇師而自己不從師作對比，指出“小學而大遺”的謬誤。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對比居于下層的人與士大夫之族對待從師的態度。“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寫出士大夫極為荒謬的話的是為下文的評說感嘆準備條件。“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這幾句是作者的感嘆之詞。點明師道不復的原因，對君子之徒的愚昧表示慨嘆。以上為分論的第三層，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與士大夫之族作對比，批判當時社會上輕視師道的風氣。
第三段，以孔子對待老師的言行為例，說明從師應有的態度，闡明教和學的關系以及能者為師的道理。照應篇首“傳道授業”。
“圣人無常師。”此語見解精辟，與第1段“古之學者必有師”呼應，并且往前推進一步，由“學者”推進到“圣人”，由“必有師”推進到“無常師”，引出擇師的典范。“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從師的行為。“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從師的言論，舉孔子為例加以論述，因為孔子在人們心目中是至圣先師，舉孔子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強說服力。“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這是緊呈上文得出的結論，且與開頭的“聞道”、“師道”相呼應。
第四段，交代做本文的原因，從表揚的李蟠，再肯定從師。總結全文，點明主題。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重視師道。“余嘉其能行古道，”能行師道“作師說以貽之。”結尾點題。
本文的主旨是論述老師的作用，兼及從師學習的重要性。在論述過程中，批判了當時士大夫之族在從師學習問題上的愚妄態度，闡明了自己對師生關系的見解。論述時先從正面立論闡述，再從反面提出駁議，駁議時使用了對比手法。然后以孔子為例，得出強有力的結論。除開頭立論部分外，每一部分都擺事實、講道理，很有說服力。起句奇崛，氣勢磅礴。這篇文章不但開篇第一句突兀干脆，而且此后的每一段的起句幾乎都是這樣。韓愈常把自己的結論凝結成精辟的句子突然端出，給人以極為深刻的印象。
行文時用了大量排偶句式，大大增強了文章的氣勢。
韓愈師說
原文：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
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
師道之不傳也久矣！
欲人之無惑也難矣！
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
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
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
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
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
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嗚呼！
師道之不復可知矣。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圣人無常師。
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
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
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
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譯文：
古代求學的人一定有老師。老師，是（可以）依靠來傳授道理、教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人不是生下來就懂得道理的，誰能沒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從老師（學習），那些成為疑難問題的，就最終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來就早于我，我（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我（是向他）學習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因此，無論地位高低貴賤，無論年紀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從師（學習）的風尚不流傳已經很久了，想要人沒有疑惑難啊!古代的圣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尚且跟從老師而請教；現在的一般人，他們（的才智）低于圣人很遠，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為愚人，大概都出于這吧？（人們）愛他們的孩子，就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于他自己呢，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為可恥，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們的老師，是教他們讀書，（幫助他們）學習斷句的，不是我所說的能傳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難問題的。（一方面）不通曉句讀，（另一方面）不能解決疑惑，有的（句讀）向老師學習，有的（疑惑）卻不向老師學習；小的方面倒要學習，大的方面反而放棄（不學），我沒看出那種人是明智的。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類人，（聽到）稱“老師”稱“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譏笑人家。問他們（為什么譏笑），就說：“他和他年齡差不多，道德學問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為師），就覺得羞恥，（以）官職高（的人為師），就近乎諂媚了。”唉!（古代那種）跟從老師學習的風尚不能恢復，（從這些話里就）可以明白了。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君子們不屑一提，現在他們的見識竟反而趕不上（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郯子這些人，他們的賢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說：“幾個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當）我的老師（的人）。”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能，聽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學問技藝各有專長，如此罷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齡十七，喜歡古文，六經的經文和傳文都普遍地學習了，不受時俗的拘束，向我學習。我贊許他能夠遵行古人（從師）的途徑，寫這篇《師說》來贈送他。
注釋：
1.學者：求學的人。
2.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老師，是用來傳授道理、交給學業、解釋疑難問題的人。所以，用來……的。道，指儒家之道。受，通“授”，傳授。業，泛指古代經、史、諸子之學及古文寫作。惑，疑難問題
3.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來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識和道理。
《論語·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之；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知，懂得。
4.其為惑也：他所存在的疑惑。
5.生乎吾前：即生乎吾前者。乎：相當于“于”，與下文“先乎吾”的“乎”相同。
6.聞：聽見，引申為知道，懂得。
7.從而師之：跟從（他），拜他為老師。師，意動用法，以……為師。從師，跟從老師學習。
8.吾師道也：我（是向他）學習道理。師，用做動詞。
9.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里去考慮他的年齡比我大還是小呢？庸，發語詞，難道。知，了解、知道。之，取獨。
10.是故：因此，所以。
11.無：無論、不分。
12.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意思說哪里有道存在，哪里就有我的老師存在。
13.師道：從師的傳統。即上文所說的“古之學者必有師”。
14.出人：超出于眾人之上。
15.猶且：尚且。
16.眾人：普通人，一般人。
17.下：不如，名作動。
18.恥學于師：以向老師學習為恥。恥，以……為恥
19.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發。
20.于其身：對于他自己。身，自身、自己。
21.惑矣：（真是）糊涂啊！
22.彼童子之師：那些教小孩子的（啟蒙）老師。
23.授之書而習其句讀（dòu）：教給他書，（幫助他）學習其中的文句。之，指童子。習，使……學習。其，指書。句讀，也叫句逗，古人指文辭休止和停頓處。文辭意盡處為句，語意未盡而須停頓處為讀（逗）。古代書籍上沒有標點，老師教學童讀書時要進行句讀（逗）的教學。
24.句讀之不知：不知斷句風逗。與下文“惑之不解”結構相同。之，提賓標志。
25.或師焉，或不焉：有的（指“句讀之不知”這樣的小事）從師，有的（指“惑之不解”這樣的大事）不從師。不，通“否”。
26.小學而大遺：學了小的（指“句讀之不知”）卻丟了大的（指“惑之不解”）。遺，丟棄，放棄。
27.巫醫：古時巫、醫不分，指以看病和降神祈禱為職業的人。
28.百工：各種手藝。
29.相師：拜別人為師。
30.族：類。
31.曰師曰弟子云者：說起老師、弟子的時候。
32.年相若：年歲相近。
33.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以地位低的人為師就感到羞恥，以高官為師就近乎諂媚。足，可，夠得上。盛，高大。諛，諂媚。
34.復：恢復。
35.君子：即上文的“士大夫之族”。
36.不齒：不屑與之同列，即看不起。或作“鄙之”。
37.乃：竟，竟然。
38.其可怪也歟：難道值得奇怪嗎。其，難道，表反問。歟，語氣詞，表感嘆。
39.圣人無常師：圣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常，固定的。
40.郯（tán）子：春秋時郯國（今山東省郯城縣境）的國君，相傳孔子曾向他請教官職。
41.萇（cháng）弘：東周敬王時候的大夫，相傳孔子曾向他請教古樂。
42.師襄：春秋時魯國的樂官，名襄，相傳孔子曾向他學琴。
43.老聃（dān）：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時楚國人，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相傳孔子曾向他學習周禮。聃是老子的字。
44.之徒：這類。
45.三人行，則必有我師：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師。《論語·述而》原話：“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46.不必：不一定。
47.術業有專攻：在業務上各有自己的專門研究。攻，學習、研究。
48.李氏子蟠（pán）：李家的孩子名蟠。李蟠，韓愈的弟子，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進士。
49.六藝經傳（zhuàn）皆通習之：六藝的經文和傳文都普遍的學習了。六藝，指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樂》已失傳，此為古說。經，兩漢及其以前的散文。傳，古稱解釋經文的著作為傳。通，普遍。
50.不拘于時：指不受當時以求師為恥的不良風氣的束縛。時，時俗，指當時士大夫中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于，被。
51.余嘉其能行古道：贊許他能遵行古人從師學習的風尚。嘉：贊許，嘉獎。
52.貽：贈送，贈予。
賞析：
韓愈作《師說》的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致是可信的。這年韓愈35歲，剛由洛陽閑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范圍，形成一個廣泛性的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于唐德宗統治的后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的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韓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復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的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和仕宦的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的時候（796—798），先教李翱學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后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陽閑居（800—801）。向他請教的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于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茍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圣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度對待一切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為這并不是什么“禮逾”和“情過”的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樣做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養的表現，做人與作文應該是一致的。他進了國子監后，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后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后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們怎樣誹謗，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誹謗，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的青年擔憂。《師說》的最后一段，聲明寫作的由來，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他是借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復和嚴正的駁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從古以來師對于任何人總是不可少的，因為人不能“生而知之”，誰也不能沒有“惑”──茫然不解的東西。因此，他認為師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種“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他還認為人人都可以為師，沒有社會地位（貴賤）或年齡（長少）的限制，只問他有沒有“道”，有就可以為師，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著（第2段），他慨嘆古來的“師道”久已失傳。現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于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后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于師”的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說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于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于自己，“則恥師焉”：這就是他們的不明。又有一種現象，廣大的各行各業的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談到誰是師，誰是弟子，則大家共同非笑，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云云，這又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的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沒有一定的師，孔子的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個人里面，一定有一個人是他的師。因此，作者得到另一個重要的論點，師和弟子的關系是相對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這就是說，弟子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弟子。所以師和弟子的關系的存在，最后結論很簡單，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的緣故。這也還是前文所提出的論點，即能者為師。
由此可見，《師說》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誹謗者，更可貴的是提出了三點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師是“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系是相對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師。這些思想把師的神秘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弟子的關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和他后來發展的“道統”思想矛盾的。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的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說》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作，不斷地遭到當權者的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在監察御史的職位，第一次被當權的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就是在作《師說》一年后。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復雜，但照柳宗元所說，這篇《師說》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為他由此“狂名”更大，為更多的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后學這一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和以后，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為韓愈辯解，說他“非好為人師者也”（《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這是說，由于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的。又有人以為韓愈“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受業解惑為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俞文豹《吹劍三錄》），這是指韓愈把師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說》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當時的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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