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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師說》解讀
《師說》是唐代文學家韓愈創(chuàng)作的一篇議論文。文章闡說從師求學的道理，諷刺恥于相師的世態(tài)，教育了青年，起到轉變風氣的作用。下面是小編帶來的韓愈《師說》解讀，希望對你有幫助。
要理解解讀高二語文上冊韓愈的《師說》的思想內容，除了需要依據(jù)全篇的內容，還必須聯(lián)系作品的社會背景、作者生平經(jīng)歷等情境。這樣解讀《師說》，其結尾就不僅僅是附記性質的文字，文章的思想內容就不單是論述了從師學習的必要性和原則，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于師”的陋習。韓愈為什么要作《師說》，從表面看結尾從寫作緣起作了解答，是為了贊許李蟠“能行古道”。具體分析應該是兩個方面：一是“好古文，六藝經(jīng)傳皆通習之”，一是“不拘于時，學于余”。為什么李蟠能做到以上兩條，就值得韓愈為他寫篇文章贈送?正因為李蟠以他自己的求學經(jīng)歷實踐了韓愈古文運動的思想，成了觸動韓愈針對現(xiàn)實發(fā)表議論的一個契機。
語境一：不顧流俗，獎勵后學
“不拘于時”，所謂“時”，就是時俗，指當時恥于從師的社會風氣。所謂“古道”，則是指古代尊師重道的風尚。唐代，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仍有沿襲。貴族子弟都入弘文館、崇文館和國子學。當時上層士族的子弟，不管品德智能高低，憑著高貴的門第，生來就是統(tǒng)治者，他們不需要學習，也看不起老師，他們尊“家法”而鄙從師。到了韓愈所處的中唐時代，這種風氣仍然存在，上層“士大夫之族”自己不從師學習，也反對像韓愈那樣公然為人師之人，還對別人的從師學習“群聚而笑之”。時任國子監(jiān)四門博士的韓愈對上層“士大夫之族”的惡劣風氣深惡痛絕。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于互鄉(xiāng)，宜乎余之不為也。茍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圣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tài)度對待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為這并不是什么“禮逾”和“情過”的問題。當時向他請教的青年后學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和指示有加。這是魏晉以后所沒有的現(xiàn)象，當然地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狂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方辭。愈以是得狂名�！碑斎�，這里的“師”，并非教孩子寫字和斷句的學塾老師。韓愈說：“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真道解其惑者也。”所謂“師”，是指學業(yè)上事業(yè)上已有所成就的掌握“道”的人。有了疑惑，向人請教，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當時卻有一部分人以從師為恥，把當老師的人視為“狂人”。當時社會上出現(xiàn)這等怪事，韓愈又要甘冒狂名，抗顏為師，獎勵投書請益的青年后學李蟠等�！稁熣f》結尾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而作的，實際上他是借此對那些誹謗者來一個公開的答復和嚴正的駁斥。
在這篇文章的開篇，就是“古之學者必有師”“人非生而知之者”，嚴正批駁了上層“士大夫之族”宣揚的血統(tǒng)論和先驗論，明確指出從師學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突破了一般人對教師職責認識的局限，把教師的職責從“授之書而習其句讀”，擴大到“傳道授業(yè)解惑”，打破傳統(tǒng)師法森嚴的壁壘，把教師弟子的關系社會化了，提出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系是平等的相對的，弟子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弟子，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后，術業(yè)有專攻”的緣故，即能者為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著，他論及當時社會上各種“恥學從師”的現(xiàn)象，慨嘆古來的“師道”久已失傳�，F(xiàn)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于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后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于師”的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說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于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于自己，則恥師焉。這說明他們的不明智。又有一種現(xiàn)象，廣大的各行各業(yè)的人，即“巫醫(y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之類，這又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的巫醫(y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沒有一定的師，孔子的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人行，則必有我?guī)煛薄Ｗ髡叻磸蜕晔隽藥煹闹匾浴?/p>
《師說》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誹謗者。再聯(lián)系當時的特殊社會背景情境進行分析，我們從中就可看出韓愈反對流俗的巨大勇氣和堅持真理的可貴精神，也就更能明白他為什么會招致那么多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遭到當權者的排擠，以至“居長安，煩不暇熟，又挈之而東，如是者數(shù)矣”(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士大夫之族”恥師輕道荒唐可笑。李蟠能不受時俗的限制，不管對方的身份地位，這與作者在首段中提出的“師道”主張是一致的。作者贊許的正是李蟠的這種“師道”精神，“學于余”也不說明自己值得李蟠去學，其實是“學于道”，因為作者已說明“聞道”在先、“術業(yè)有專攻”而已。
語境二：復興儒學，闡發(fā)“道”義
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使盛唐時代強大繁榮、昂揚闊大的氣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鎮(zhèn)割據(jù)、佛老蕃滋、宦官專權、民貧政亂以及吏治日壞、士風浮薄等一系列問題，整個社會已處于一種表面穩(wěn)定實則動蕩不安的危險狀態(tài)。面對嚴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懷著強烈的憂患意識，慨然奮起，思欲變革，以期王朝中興。與強烈的中興愿望相伴而來的，是復興儒學的思潮。韓愈、柳宗元將復興儒學思潮推向高峰。韓愈最突出的主張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統(tǒng)，越過西漢以后的經(jīng)學而復歸孔、孟。韓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養(yǎng)和天寶以來復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孔孟之道的繼承者和捍衛(wèi)者自居，聲言“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而萬萬無恨”(《與孟尚書書》)。當然，韓愈弘揚儒家道統(tǒng)的基本著眼點在于“適于時，救其弊”(《進士策問》其二)，解救現(xiàn)實危難。在韓愈看來，當時最大的現(xiàn)實危難是藩鎮(zhèn)割據(jù)和作為儒家思想的對立面的佛老蕃滋。圍繞這一核心，韓愈撰寫了以“原道”為代表的大量政治論文，明君臣之義，嚴華夷之防，對藩鎮(zhèn)尤其是佛老進行了不遺余力的抨擊。
韓愈推崇儒學，力排佛老。而當時恥于從師的社會風氣的出現(xiàn)，是受了佛教的影響。佛教自漢代傳入，至唐代盛極一時。據(jù)皮日休《文藪·十原系述·原化》記載，當時人們對西域來的佛教徒“舉族生敬，盡財施濟”“慕其風蹈其者，若百川蕩不可止”，可見佛教流行的盛況。佛教主張與儒家教條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因而信仰佛教愈深，背離儒教愈遠。佛教既廣為人們信仰，那“有言圣人之化者，則比戶以為嗤”的社會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也就不足為奇，師道的被毀，也就成為事之必然了。佛教得寵而向儒教挑戰(zhàn)，儒教當然不會善罷甘休，于是儒教之中堅出而排佛，韓愈就是代表之一。聯(lián)系這些言語情景進行分析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師說》第三段所舉歷史名人對象，是當時備受尊崇的圣人孔子，作為論證就有極大的說服力，也足見作者另意所在。所舉事情“圣人無常師”“三人行，則必有我?guī)煛�，既說明了從師學習的必要性，也說明了從師學習的原則，而且為第二段“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提供了佐證。
韓愈認為教師的職責是“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也”。“道”，主要是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是封建的倫理道德制度�！安⿶壑^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原道》)“業(yè)”就是承載這一思想的儒家的經(jīng)典著作。“惑”就是學習這些著作時碰到的疑難問題。“傳道”“師道”的目的是維護和鞏固當時的封建秩序。《漢書·儒林傳》說：“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正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崩铙础傲嚱�(jīng)傳皆通習之”“能行古道”，其實就是在傳承儒道，弘揚儒家思想，當然就更值得稱道了。何況，李蟠的“通習”，也與“今之眾人”的“恥學”和“童子”的“小學而大遺”形成了明顯的對比�！皭u學”是糊涂的，“小學”是不明智的，應該反復學習研讀的是“六藝經(jīng)傳”，是儒家的經(jīng)典，是“道”的載體。無疑，從語境角度解讀《師說》的重點和難點之一是把“傳道”“師道”“能行古道”等等“道”義作為理解的重點。準確把握“道”的實際內涵是“儒家思想”，要從“傳道”的角度去認識韓愈反對流俗見解的巨大勇氣和斗爭精神。可以說作《師說》是韓愈為了維護儒家的道統(tǒng)，抵制由佛教影響造成的恥于從師的社會風氣所作的一次努力。
語境三：文以明道，提倡古文運動
唐代的古文運動崇儒復古，提倡散體，為唐代散文革除六朝駢文舊習作出了很大貢獻。作為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和實踐者，韓愈以他反對流俗的巨大勇氣和優(yōu)秀的古文創(chuàng)作，為該運動的后繼者樹立了學習的榜樣。《師說》正是這樣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由儒學復興和政治改革所觸發(fā)，以復古為新變的文體文風改革的核心是“文以明道”。這一主張與現(xiàn)實政治緊相關聯(lián)，也成為宣傳封建倫理道德觀念的理論依據(jù)�！懊鞯馈笔菫槲牡哪康�，“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韓愈一再說自己“修其辭以明其道”(《爭臣論》)，“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
拓展閱讀：韓愈名字的來歷
韓文公名愈字退之，說起這名和字，倒有一段佳話。
韓愈父母早亡，從小就由哥嫂撫養(yǎng)。轉眼到了入學的齡，嫂嫂鄭氏一心想給弟弟起個又美又雅的學名，這天，鄭氏翻開書年，左挑一個字嫌不好，右揀一個字嫌太俗，挑來揀去，過了半個時辰，還沒有給弟弟選定一個合意的學名。韓愈站在一旁觀看，見嫂嫂為他起名作難，便問：“嫂嫂，你要給我起個什么名呢?”鄭氏道：你大哥名會，二弟名介，會、介都是人字作頭，象征他們都要做人去群之首，會乃聚集，介乃耿直，其含義都很不錯，三弟的學名，也須找個人字作頭，含義更要講究的才好，韓愈聽后，立即說到：“嫂嫂，你不必在翻字書了，這人字作頭的‘愈’字最佳了，我就叫韓愈好了。”鄭氏一聽，忙將字書合上，問弟弟道：“愈字有何佳意?”韓愈道“愈，超越也。我長大以后，一定要做一番大事，前超古人，后無來者，決不當平庸之輩。”嫂嫂聽后，拍手叫絕：“好!好!你真會起名，好一個‘愈’字吆!”
韓愈怎么會給自己起出一個這樣又美又雅的名呢?原來他自幼聰慧，飽讀經(jīng)書，從三歲起就開始識文，每日可記數(shù)千言，不到七歲，就讀完了諸子之著。那超凡的天賦和文化素養(yǎng)，使他早早就抱定了遠大志向，這個“愈”字，正是他少年胸懷表露。
他長到十九歲時，已經(jīng)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勃勃少年。這年恰逢皇科開選，鄭氏為他打點行裝，送他進京去應試。
到京城后，他自持才高，以為入場便可得中，從未把同伴擱在眼里。結果別人考中樂，他卻名落孫山。后來，他在京中一連住了幾年，連續(xù)考了四次，最后才算中了第十三名。之后，又一連經(jīng)過三次殿試，也沒得到一官半職。
由于銀錢早已花盡，他由京都移居洛陽去找友人求助。在洛陽，友人穿針引線，他與才貌雙全的盧氏小姐訂了婚。盧小姐的父親是河南府法曹參軍，甚有尊望，韓愈就住在他家，準備擇定吉日與盧小姐完婚。
盧小姐天性活潑，為人坦率，一方面敬慕韓郎的才華，一方面又對韓郎那自傲之情有所擔憂，她曾多次思忖，要使郎君日后有所做為，現(xiàn)在就應當規(guī)勸他一下，可是如何規(guī)勸他呢?
這天晚飯后，花前月下，二人閑聊詩文。暢談中，韓愈提起這幾年在求官途中的失意之事，盧小姐和顏悅色地說道：“相公不必再為此事嘆憂，科場失意乃長有之事。家父對我總是夸你學識淵博，為人誠摯。我想你將來一定會有作為的，只是這科場屢挫，必有自己的不足之處，眼下當找出這個緣由才是�！表n愈聽后，頻頻點頭，心中暗道：盧小姐果有見她，接著說道：“小姐講的甚是有理，俗話說自已瞧不見自已臉上的黑，請小姐賜教。”盧小姐一聽，“嗤”地笑出聲來，說道：“你真是個聰明人啊!”隨即展紙揮筆，寫道：
人求言實，火求心虛，
欲成大器，必先退之。
韓愈捧贈言，一陣沉思：此乃小姐骯腑之語啊!自古道驕兵必敗，自已身上缺少的正是謙虛之情，這個“愈”字便是證據(jù)。于是，他立即選用盧小姐贈言中的最后兩個字：退之，給自已起了人個新名字。
創(chuàng)作背景
《師說》大約是作者于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國子監(jiān)四門博士時所作。貞元十七年（801），辭退徐州官職，閑居洛陽傳道授徒的作者，經(jīng)過兩次赴京調選，方于當年十月授予國子監(jiān)四門博士之職。此時的作者決心借助國子監(jiān)這個平臺來振興儒教、改革文壇，以實現(xiàn)其報國之志。但來到國子監(jiān)上任后，卻發(fā)現(xiàn)科場黑暗，朝政的腐敗，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學子對科舉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學業(yè)；當時的上層社會，看不起教書之人。在士大夫階層中存在著既不愿求師，又“羞于為師”的觀念，直接影響到國子監(jiān)的教學和管理。作者對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問撰寫這篇文章，以澄清人們在“求師”和“為師”上的模糊認識。
作品鑒賞
文學賞析
文中雖也正面論及師的作用、從師的重要性和以什么人為師等問題，但重點是批判當時流行于士大夫階層中的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就文章的寫作意圖和主要精神看，這是一篇針對性很強的批駁性論文。
文章開頭一段，先從正面論述師道：從師的必要性和從師的標準（以誰為師）。劈頭提出“古之學者必有師”這個論斷，緊接著概括指出師的作用：“傳道受業(yè)解惑”，作為立論的出發(fā)點與依據(jù)。從“解惑”（道與業(yè)兩方面的疑難）出發(fā)，推論人非生而知之者，不能無惑，惑則必從師的道理；從“傳道”出發(fā)，推論從師即是學道，因此無論貴賤長幼都可為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這一段，層層頂接，邏輯嚴密，概括精煉，一氣呵成，在全文中是一個綱領。這一段的“立”，是為了下文的“破”。一開頭鄭重揭出“古之學者必有師”，就隱然含有對“今之學者”不從師的批判意味。勢如風雨驟至，先聲奪人。接著，就分三層從不同的側面批判當時士大夫中流行的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先以“古之圣人”與“今之眾人”作對比，指出圣與愚的分界就在于是否從師而學；再以士大夫對待自己的孩子跟對待自己在從師而學問題上的相反態(tài)度作對比，指出這是“小學而大遺”的糊涂作法；最后以巫醫(yī)、樂師、百工不恥相師與士大夫恥于相師作對比，指出士大夫之智不及他們所不齒的巫醫(yī)、樂師、百工。作者分別用“愚”、“惑”、“可怪”來揭示士大夫恥于從師的風氣的不正常。由于對比的鮮明突出，作者的這種貶抑之辭便顯得恰如其分，具有說服力。
在批判的基礎上，文章又轉而從正面論述“圣人無常師”，以孔子的言論和實踐，說明師弟關系是相對的，凡是在道與業(yè)方面勝過自己或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可以為師。這是對“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這一觀點的進一步論證，也是對士大夫之族恥于師事“位卑”者、“年近”者的現(xiàn)象進一步批判。
文章的最后一段，交待作這篇文章的緣由。李蟠“能行古道”，就是指他能繼承久已不傳的“師道”，樂于從師而學。因此這個結尾不妨說是借表彰“行古道”來進一步批判拋棄師道的今之眾人。“古道”與首段“古之學者必有師”正遙相呼應。
在作者的論說文中，《師說》是屬于文從字順、平易暢達一類的，與《原道》一類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顯然有別。但在平易暢達中仍貫注著一種氣勢。這種氣勢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論本身的說服力和嚴密的邏輯所形成的奪人氣勢。作者對自己的理論主張高度自信，對事理又有透徹的分析，因而在論述中不但步驟嚴密，一氣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關鍵處用極概括而準確的語言將思想的精粹鮮明地表達出來，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給讀者留下強烈深刻的印象。如首段在一路頂接，論述從師學道的基礎上，結尾處就勢作一總束：“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大有如截奔馬之勢。“圣人無常師”一段，于舉孔子言行為例之后，隨即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yè)有專攻，如是而已�！睆摹盁o常師”的現(xiàn)象一下子引出這樣透辟深刻的見解，有一種高瞻遠矚的氣勢。
其次是硬轉直接，不作任何過渡，形成一種陡直峭絕的文勢。開篇直書“古之學者必有師”，突兀而起，已見出奇；中間批判不良風氣三小段，各以“嗟乎”、“愛其子”、“巫醫(yī)、樂師、百工之人”發(fā)端，段與段問，沒有任何承轉過渡，兀然峭立，直起直落，了不相涉。這種轉接發(fā)端，最為韓愈所長，讀來自覺具有一種雄直峭兀之勢。
此外，散體中參入對偶與排比句式，使奇偶駢散結合，也有助于加強文章的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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