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的多重主題

　　導語：《長恨歌》一方面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和政治題材，另一方面又是一個來自民間的具有悠久傳統的人性題材、心理題材。所以《長恨歌》是有多重主題的，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長恨歌》的多重主題，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長恨歌》的多重主題 1

　　白居易在創作中服從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詩人的個性思想，即傳統模式與作者主觀能動作用同時并存，這固然是與詩人的生活經歷和人生觀是分不開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貶官江州司馬為界，經歷了由積極入世到消極出世兩個階段，實踐了他所信奉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

　　白居易所謂“獨善”的基本內涵是樂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與釋、老相通，以隨緣任運、委順自然為應世態度。在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中，“獨善”與“兼濟”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道德”(《君子不器賦》)，它們是一個完整人生觀的兩個側面。還在遭貶以前，他努力為云龍、為風鵬，并與元稹大力倡導新樂府運動。也正是因為他年輕時候的胸懷大志，頗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氣概，才使得他有足夠的氣魄處理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并以“不惑”來總結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寫就了《長恨歌》。這樣，在他心目中對唐明皇的一分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來。正是因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輕國的唐明皇是對立統一體，所以，白居易把這個故事寫成一個好皇帝的悲劇。好皇帝有所惑，終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

　　我們從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種理想化的結果。排斥的是封建統治階級為皇帝們頭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為半神的理想化。而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種理想在內，他們從現實生活中皇帝權威下降的土壤出發，把封建統治階級的頭子想象為和他們自己一樣的普通人，一個有愛欲、有苦惱、有錯誤、有缺點的人情味十足的癡情皇帝，簡直同一般愛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無差別!他們從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應該和百姓一樣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從民本思想出發，有條件、并且有所揚棄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這種對唐明皇的理想化，這樣完成了對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詩人被貶江州以后，“獨善”與“兼濟”的地位才發生了轉化，他的精神生活與仕宦生涯逐漸轉軌，終于以“獨善”消釋了“兼濟”，在精神自救的過程中，白居易逐漸從關注社會政治轉向關注個體生命，對于自由人格的鐘愛逐漸超越了對道德人格的執著。

　　《長恨歌》中的李、楊愛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間的私誓情節，明皇、貴妃兩個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與普通人一樣有情，一樣為色所迷。所以，當《長恨歌》轉向描寫此種“色”、“情”時，便無法貫徹對唐明皇的批判，而變成對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贊嘆。

　　詩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貶義，作者不過用他所知的宮廷生活營造出外在的環境，淡化其客觀效果并進行藝術處理，而將一個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邏輯行動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當然，這也反映了男權社會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觀念，而《長恨歌》中的楊貴妃形象則是一個在這種觀念支配下產生、同時又反映著男人們的復雜欲望心理的美婦形象。這一形象首先在描寫方式上與傳統和民間作品中的美婦形象接上了榫：與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貴妃的形象描寫反而采取了極俗的方式，一直寫到“溫泉水滑洗凝脂”，如此處理，其實是在按照民間美婦作品的方式塑造楊貴紀這一形象，《長恨歌》的主題也就不期然而然地發生了變化。

　　“女色禍國”實際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觀念，民間傳說中缺少這樣一種故事類型，例如妲己、褒姒的故事，便沒有一種民間流傳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這種因素的故事，在民間流傳中主題卻發生變化，女主人公并沒有被視為“禍水”，楊貴妃形象便是一個典型例子。民間作品中的美女形象，歷來都是人們所崇拜的對象，能以自己的聰敏智慧戰勝侮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羅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蘭從軍》中的花木蘭等。楊貴妃的形象無法塑造成這樣，但民間傳說卻讓她成為蓬萊仙女，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應負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責任。世代讀者對貴妃形象也頗有爭議，一種傾向滿懷憐惜熱愛之情，而一種傾向則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責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評。而詩人在這一點上作出了最大膽的創造，實難能可貴。

　　與西方的女性贊歌相比，中國人對女性美的贊嘆受到封建倫理觀的更多束縛，被制欲說教所抑制，被“禍水”的歷史觀所抵銷，被母性形象或無鹽之類的丑婦形象所遮蓋。但盡管如此，從《神女賦》、《洛神賦》到才子佳人小說，女性美的描寫仍是文學的最重要主題。對女性美的崇拜，與歧視、憎恨、恐懼女性的觀念混合在一起，成為封建文化最奇異的景觀之一。白居易在一個將這種種觀念最觸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語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倫理觀念所許可的范圍內，使女性美獲得了最完美的表現。與它相比，《神女賦》《洛神賦》的語言過深、過曲，而小說白描語言則過褻、過露。

　　這個語言運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對有關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懼等多種心理因素所做的適當控制。《長恨歌》用直觀的描寫使貴紀形象世俗化，造成“近褻”的效果，但又通過馬嵬之死使她的命運悲劇化，通過相思、尋仙等情節使她純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運用此種描寫，使它與悲劇化、崇高化的主題構成適當的張力。與宋詞直至明清小說中更為世俗化、肉體化的女性描寫相比，《長恨歌》帶有神話色彩的處理方式，在對女性美的歌贊中保留了更多的對女性的尊重。

　　《長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亂歷史事件，或許可以寫成正義與邪惡的斗爭，但他卻選擇了另外的主題，這源于詩人儒家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其道德主題并不體現在直接的政治批評中，而是從更一般意義上來規范人們的倫理關系和社會行為，感情主題與歷史(道德)主題交織在一起。應該說白居易在此問題上并沒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說，他對道德問題的看法比較單純：禮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應有適當宣泄。

　　《長恨歌》的多重主題 2

　　《長恨歌》是中唐詩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長篇敘事詩，也是我最喜歡的唐詩之一。關于這首詩的主題，歷來眾說紛紜。一方面是由于詩歌本身的多義性和作者態度的曖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李楊愛情與安史之亂的關系，本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但這也絲毫不影響《長恨歌》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和對后世深遠的影響。

　　經過仔細的研讀和查閱資料之后，我認為本首詩的主題是雙重的，不能簡單歸類為諷喻詩或愛情詩。作者一方面站在封建統治的角度，委婉地批判統治集團因腐朽荒淫而招致禍亂，希望當今統治者汲取歷史教訓，勵精圖治，不要荒淫誤國。但全詩，尤其是寫到安史之亂楊貴妃被縊之后，作者明顯對唐明皇和楊貴妃真摯的愛情和悲慘的結局抱著同情的態度。甚至到了詩歌后半段，同情遠遠壓過了諷刺。“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作連理枝”的愛情誓言和深深的悲劇氣氛，千百年來感動了無數男女讀者。

　　《長恨歌》和白居易的另外一首感傷詩《井底引銀瓶》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井底引銀瓶》一詩中，作者描寫了一位美麗多情的少女和一青年男子一見傾心，未經父母許可，就與男子私奔結成伴侶。婚后卻飽受男方家庭歧視，“不堪主祀奉頻繁”，終于陷于被遺棄又無家可歸的悲慘境地。

　　作者一方面站在維護封建禮教的立場，對自由婚姻加以勸阻。畢竟在封建社會，“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另一方面，在封建禮教和愛情的沖突中，對受迫害的天真少女，作者又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并勸勉女孩子要潔身自愛，遵守習俗，避免受到封建倫理宗法的迫害。“寄言癡小人家女，慎誤將身輕許人”，已經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直至今日仍有重大的反思意義。

　　有了對這首詩雙重主題思想的理解，我們就能更好地解讀《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歷來交鋒激烈的愛情說和諷喻說，其實是并不矛盾的。我們應該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來研讀這首詩歌，理解它豐富的思想感情。

　　首先來看作者的創作動機。與白居易同時的陳鴻，在《長恨歌傳》中云: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盩厔，鴻與瑯琊王質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攜游仙游寺，話及此事，相與感嘆。質夫舉酒于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所謂感其事，自是對唐玄宗和楊貴妃生離死別的同情。“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也”，就是說白居易是要借助李、楊故事,懲戒紅顏禍水,阻斷禍亂的根源,以此作為將來的鑒戒。

　　而白居易本人，其《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云:“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則點明了該詩的主旨與男女風情有關,所以說從本詩最早的創作時代來看，作者本身的思想感情即是十分復雜的。

　　對主題的分析，必須建立在對詩作充分的閱讀和理解上，我們具體來看白居易的《長恨歌》原文。唐玄宗、楊貴妃都是作者生前歷史上的人物，詩人并不拘泥于歷史，而是借著歷史的一點影子，根據當時人們的傳說、街坊的歌唱，從中蛻化出一個回旋曲折、宛轉動人的故事。

　　詩歌前半部分諷刺了唐明皇的荒淫重色。“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這兩句詩開門見山，是全詩的總綱。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劇原因，又總領全詩。接著寫道天生麗質的楊家女，終于“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的楊玉環，終究使唐玄宗沉迷于歌舞酒色，過上了縱欲的生活，“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作者在這里毫不掩飾地揭露了唐玄宗不理朝政，重色誤國的罪惡行徑。而隨著楊貴妃的得寵，“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竟然扭轉了封建社會普遍重男輕女的社會心態，這樣荒誕的行為為后來的安史之亂埋下了禍根。

　　最終“漁陽顰鼓動地來”，安史之亂爆發，皇帝帶著兵馬倉皇出逃，楊貴妃由于“六軍不發”而被處死，李楊二人天涯永隔。這既是對歷史事實的基本概括，也是詩題“長恨”的因由，同時包含一定的諷刺意圖。

　　詩的后半從“黃埃散漫風蕭索，云棧縈紆登劍閣”開始，即為沉重哀傷的悲劇氛圍所籠罩。作者極力鋪寫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憶懷舊、回宮以后睹物思人的種種感觸，并借四季景物的變換和孤寂的環境襯托他蒼涼傷感的情懷：

　　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發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這段描寫回環往復，層層渲染，極其有力地表現了唐玄宗對楊貴妃的思念之深、之切，突出了李楊二人愛情的真摯深厚。接著作者運用了高度的浪漫主義，寫臨邛道士鴻都客，為玄宗上天入地尋覓楊妃，而楊貴妃竟在虛無縹緲的仙山出現。“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勾勒出楊貴妃天生麗質和風采神韻。與詩歌開篇“回眸一笑百媚生相比，這里的楊貴妃已經褪盡世俗情味，凈化為理想女神，成為了愛與美的化身。

　　同時作者也賦予了楊貴妃對愛情忠貞不渝的美好品性。她“含情凝睇謝君王”，托道士寄去定情之物，又重申盟誓“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作者深懷著同情，表達了對美的毀滅的無限感傷：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從詩歌來看，白居易對李楊愛情的美化是很明顯的。如隱去楊貴妃出于壽邸，整體上強化李、楊感情的力度等。特別是詩歌中唐玄宗對楊貴妃的無限思念，已經超越了封建社會君王與妃子的等級制度，升華為男女之間平等堅貞的愛情。試想如果李、楊之間本無真情，安史之亂給予唐玄宗感情上的直接損失，不過是失去一位無足輕重的女子，又怎會有玄宗刻骨銘心的相思之痛呢？

　　從唐宋時期的文獻也能看出,唐玄宗與楊貴妃愛情本身是真摯感人的。唐玄宗不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他的多才多藝,在宮中也找到了唯一的異性知音,也就是楊貴妃。

　　《舊唐書》卷二八《音樂志》云:玄宗在位多年,善音樂,若宴設酺會,即御勤政樓。

　　玄宗好音樂,還擅長于制曲。楊貴妃同樣愛好音樂,擅長歌舞。據《舊唐書》記載:“太真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智算過人。”

　　他們的共同興趣愛好集中體現在對《霓裳羽衣曲》的喜愛之上，可見精曉音律、喜好歌舞是支撐他們愛情的基石。

　　而客觀上造成的與安史之亂,實質上也不是愛情本身的問題。如果將唐玄宗的愛情與其政治分開來考察,則更可以看出他與楊貴妃的愛情的真摯。這也是作者充分肯定和為之無限傷感的。

　　所以《長恨歌》是通過李楊情愛悲劇的復雜過程,婉轉批評唐玄宗重歌舞情色、忽視國家管理的錯誤行為，揭示封建帝王荒淫誤國、深情無寄的嚴重后果,并以此作為后世的鑒戒。

　　另一方面白居易也在史實的基礎上吸收民間傳說,從世俗中超越出來，對無法遏制的人性做了充分的肯定，歌頌了李、楊之間真摯的愛情,對他們那種因為特殊的時代原因而被迫生離死別，表達了極大的同情和無限的傷感。

　　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思想在白居易的詩作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互為補充，共同使詩歌的主題復雜化、深刻化，千百年來深深打動和感染了歷代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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