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編·采薇》的敘事結構及寓意新探

　　《故事新編·采薇》的敘事結構及寓意新探

　　(西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摘 要：魯迅先生的《采薇》在文本結構上呈現出復合型文本的特點，一方面，對于歷史和傳說故事的重復，構成了小說的文化闡釋背景和明線;另一方面，新的敘事焦點對“吃”的窘境的關注，構成了小說的暗線，并對明線進行著消解和顛覆。以往的研究對《采薇》這種獨特的文本結構鮮有涉獵，這自然影響我們對文本內涵的解讀以至對文章主旨的理解。本文對其文本結構的獨特性作了新的探索，并進而發掘由此呈現出的新的寓意。

　　關鍵詞：魯迅《采薇》;復合型文本;寓意

　　《采薇》出自魯迅先生的小說集《故事新編》。所謂新編之意，即是以舊故事為其背景和藍本，加以再創造。魯迅先生在《故事新編·序言》中談到，對于歷史小說有兩種寫法，其中之一是“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1]，而《采薇》正屬于此。我們知道，《采薇》的故事梗概和主要情節都是典出有據的;而在取史料記載和傳說的因由的同時，作者又加以創造性地改編，從而形成了《采薇》獨特的敘事結構。用希勒斯·米勒(J.Hillis.Miller)的觀點來講，即形成了一種復合型文本，“任何一部小說都是重復現象的復合組織，都是重復中的重復”[2]。因此，《采薇》一文具有新舊二重文本相互關涉的特點，這種復合性文本形成了雙重的敘事線條。一方面，《采薇》是對于歷史典故和傳說的重復和再敘述，歷史典故和傳說構成了該篇小說的背景和參照系;另一方面，它又是對于歷史藍本的所謂“隨意點染”，是用一種帶有戲擬的敘述口吻，打破以往純正歷史敘述下的莊嚴氣氛，從而產生新的寓意，這就是對舊文本的顛覆和離間。

　　就以往的研究而言，對《采薇》獨特的文本結構涉及不是很多，這自然會影響到對《采薇》文本的解讀乃至對文章主旨的理解。本文就此作新的探索，并進一步發掘此種結構模式下所產生的新的寓意。

　　一、復合型文本：故事與新編

　　伯夷、叔齊的故事在歷史上很有影響，而對于他們事跡的評價則莫衷一是。總體看來，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方面是從正面肯定二人的節義之舉，他們堅守正義，恥食周粟，隱退首陽山，采薇而食，最終餓死于山中。這種看法影響非常大，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夷、齊故事本身即成為堅守節義的象征。例如《論語》中就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山下，民到于今稱之”的感嘆，漢代司馬遷則作有《史記·伯夷列傳》;及至明代的《封神演義》中，有《首陽山夷齊阻兵》一回，敘及二人恥食周粟的事，嘆曰：“至今人皆嘖嘖稱之，千古猶有余馨”。另一方面，在傳統文化語境異口同聲的贊揚聲中，也出現了一些相反的聲音。劉向《列士傳》載，夷、齊在首陽山陷于困境時：“天遣白鹿乳之。逕由數日，叔齊腹中私曰：‘得此鹿完噉之，豈不快哉!’于是鹿知其心，不復來下。伯夷兄弟，俱餓死也。”對夷、齊的形象作了顛覆。而據南北朝時《殷蕓小說》的記載，東方朔早就對二人的行為不以為然，“臣(東方朔)聞賢者居世，與時推移，不凝滯于物……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于首陽”，稱二人為“古之愚夫”。唐宋以降，在“疑古”與“翻案文章”思潮下，對伯夷、叔齊的質疑更是屢見不鮮。及至清代，義士的形象更是遭到了徹底的顛覆，如清初艾衲居士的小說集《豆棚閑話》中有《首陽山叔齊變節》，對歷史人物進行了無情的嘲諷;甚至有人作打油詩曰：“圣朝特旨試賢良，一對夷齊下首陽。家里安排新雀帽，胸中打點舊文章。當時深自愧周室，今日翻思吃皇糧。非是一朝思改節，西山薇蕨已吃光”(禇人獲《堅瓠五集》卷三引詩)。[3]

　　精熟中國古典文化的魯迅，對伯夷、叔齊的“故事”自然是十分熟悉的，作為對此故事的“新編”，他必將傳統的文本納入新故事的視野。《采薇》一文在基本情節以及話語的使用上與傳統故事有著直接的繼承關系。但是，語境的不同，帶來了不同的藝術效果，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新的寓意和內涵，這才是“新編”最具價值之處。

　　整體看來，《史記·伯夷列傳》作為小說《采薇》的基本故事背景，與小說的情節相互交織，大致可分為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尾四部分。從“開端”來看，《史記》記載：“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4]，而《采薇》一開篇即從西伯文王的“養老堂”講起，“伯夷整天坐在階沿上曬太陽”，而叔齊則可推知是經常打太極拳的。伯夷、叔齊從抽象的歷史概念中走了出來，來到真實的凡間，像普通老人一樣，喜歡“曬曬太陽”或“打打太極”，這也為整篇小說奠定了“世俗化”的調子。

　　從“發展”來看，關鍵事件乃是“武王伐紂”和伯夷、叔齊的“阻兵申討”。《史記》中記載了“武王載木主……東伐紂”，夷、齊二人“叩馬而諫”的情形：“‘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那么，《采薇》則是其小說化、白話化的版本：打頭的木主早已望不見了，于是二人沖到了周王的馬前，嚷道：“老子死了不葬，倒來動兵，說得上‘孝’嗎?臣子想要殺主子，說得上‘仁’嗎?”[5]白話化的敘事手法本身就包涵著對歷史文本的解構和侵蝕，嚴肅而充滿道義感的申討在這里竟然混淆為當眾罵街;歷史文本中的意義中心被消解，而“新編”的重心則移到夷、齊被圍觀的尷尬境地。

　　故事的高潮部分，乃是表現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的節義之舉，《史記》寫道，“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小說《采薇》則詳盡地表現了伯夷、叔齊因不吃“周家的大餅”而隱居在首陽山的情形：從茯苓的渴望到發現薇可吃的驚喜，更細微到“薇湯、薇羹、薇醬……”，可見“新編”關心的是主人公“吃”窘境，而“義不食周粟”則凍結為一個歷史的符號。

　　結尾部分，寫到伯夷、叔齊的結局。《史記》中載，“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遂餓死于首陽山”。《采薇》則借小丙君之口敘述了夷、齊生前的生活，甚至包括臨終前的遺作。由是觀之，魯迅先生以《史記·伯夷列傳》為其故事藍本，又將“故事”的主旨消解于新編的敘事之中，由此產生了新的寓意。同時，小說也涉及到了其他的一些歷史文本。例如《采薇》中對于二人的死因所作的補充：是餓死的嗎?阿金姐不這么看，大約是叔齊貪嘴想吃鹿肉所至吧。關于吃鹿肉的這段傳說也并非空穴來風，劉向《列士傳》中就有關于叔齊貪嘴想吃鹿肉的戲虐描寫(關于對各種歷史文本和傳說的引用這里暫不一一列舉)。總的來看，《采薇》的情節展開依附于傳統文本，但傳統文本在新的敘述語境中已不再保持原來的寓意和風格，它們已經退居為背景和底色，轉而為其新的寓意服務了。

　　細讀《采薇》，不僅其整體情節與傳統文本相呼應，而且很多細節都是化用傳統而來，最終成為對傳統話語的悖離與戲仿。例如《采薇》中引用了《尚書》中武王伐紂通告眾人的《泰誓》，其所舉的旗號是“共行天罰”，意在強調討伐行為的合理性和正義性。在后文中，當出走途中的叔齊、伯夷遭遇華山之王小窮奇的搜身時，上演了世上最講禮節的強盜行為，同時打出了“恭行天搜”的口號：

　　“阿呀!”小窮奇吃了一驚，立刻肅然起敬，“那么，您兩位一定是‘天下之大老也’了。小人們也尊先王遺教，非常敬老，所以要請您老留下一點紀念品……”他看見叔齊沒有回答，便將大刀一揮，提高了聲音說道：“如果您老還要謙讓，那可小人們只好恭行天搜，瞻仰一下您老的貴體了!”

　　既是強盜，卻口口聲聲“遵先王遺教”，即使是行攔路搶劫之實，也要打著“敬老”的大旗，宣稱他們是“恭行天搜”。“恭行天搜”的出處顯然是對“共行天罰”的戲仿之辭。“恭行天搜”尚且如此，“共行天罰”又何以堪?其反諷的意味不言而喻。再如《史記·伯夷列傳》中，司馬遷寫道：“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這是作者在對于伯夷、叔齊的故事的議論，他質疑了此話的可信度——倘若可信，那么像夷、齊這樣的“善人”何故被餓死?而在《采薇》中，這句話卻成為夷、齊離開養老堂、“不再吃周家的大餅”的心理寄托——老天爺既然眷顧善人，我們出走應該也會有好日子過吧。并且這種心理的寄托可以具體到當他們“不再吃周家的大餅”時，“或者竟會有蒼術和茯苓之類也說不定”這樣的實惠。

　　正是如此，《采薇》的文本結構便呈現出復合型文本的特點來。歷史記載的舊故事，是該小說的背景和基礎;在此基礎之上，《采薇》將歷史舊故事加以再敘述，使其進入到新的語境之中。情節的展開也好，語詞的化用也好，在新的語境中形成對于原文本的主題的喜劇性偏離。正是這種喜劇性偏離才孕育出新的寓意與內涵來，而文本的復合型結構模式便體現了這種新寓意的形成過程。

　　二、“吃”的困境：重復與顛覆

　　我們在閱讀《采薇》時，若沒有歷史和傳說的故事作為背景，則失去了文化闡釋的大語境;同樣，若忽視了新的敘述產生的離間效果，就無法品味出新編故事的內涵和意蘊來。《采薇》中，新的故事既是對舊故事的重復與再敘述，同時，它又對舊故事呈現出消解和侵蝕之勢。

　　眾所周知，伯夷和叔齊是謹遵“先王之道”的典范，談論時事，必稱“合不合先王之道”，這是幾千年來文化沉積為二人打造的典型形象。魯迅先生在《采薇》中也沒有徹底否認這一點，從頭至尾都在強化“節、義”，這是夷、齊二人的“大事”，這條線構成了全篇的明線。但與此同時，每當論及“大事”的時候，文中必又有意無意間與現實生活中的“小事”聯系到一起。我們如果將這一系列的“小事”整理起來，發現這些小事也構成了一條線，一條暗線，與“大事”構成的明線并行不悖，并且對明線構成威脅與侵蝕。那么，表一就是對兩條線的直觀概括。

　　透過這兩條并行不悖的線索，尤其是由生活中“小事”構成的暗線條，我們看到，在對原故事的消解中，《采薇》的寓意逐步在文本中凸現出來。這里我們必須注意到暗線當中的一系列關鍵詞語：烙餅、粉、大餅、辣、姜湯、核桃、茯苓、清香、飯團、薇菜、鹿肉……這些詞語始終與“吃”緊密相關。顯然，文章對于“吃”的問題有著鍥而不舍的關注，而且總是與“保節、守義”等這般“大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魯迅先生在對歷史的敘事面前，不動聲色地將日常性話語貫穿其中，“節義”之大事與“衣食”之小事相互照應、互為表里。我們不難發現，伯夷和叔齊的身上固然有著不食周粟，隱居首陽山的行為和事跡，但卻始終無法擺脫生活的困擾，尤其是“吃”的困擾。這便是故事“新編”以后的寓意寄托之所在。

　　表1：

　　隱居首陽山

　　餓死于首陽山

　　尋找食物，不識茯苓，改吃薇菜

　　無薇可吃，餓死;又傳說因貪嘴想吃鹿肉而餓死

　　傳說周武王要動兵

　　武王出發，“共行天罰”

　　夷、齊義阻武王

　　初入首陽山，義不食周粟

　　養老堂的烙餅，一天一天小下去

　　不但烙餅小下去，粉也粗起來

　　烙××張大餅的功夫

　　伯夷怕辣，不肯喝年青太太的姜湯

　　武王在養老堂張貼《太誓》

　　姜子牙稱二人為“義士”

　　武王動兵，夷、齊準備離開養老堂

　　每個字都寫得有核桃一般大

　　聞到茯苓的清香，沉沉睡去

　　先吃下帶來的飯團，才決定踐約

　　文章一開頭，即寫道：“伯夷最不留心閑事，秋涼到了，他又老的很怕冷，就整天的坐在階沿上曬太陽。”這里的“閑事”，乃是叔齊帶給他的有關“武王動兵”的相關消息。對于武王動兵這等“閑事”，伯夷的態度是平和的，他勸戒叔齊道：“我看你還是少出門，少說話，每天練你的太極拳的好!”但是養老堂里近來的烙餅“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卻上了伯夷的心，他是透過烙餅小下去一事，揣測“看來卻也像要出事情”。到后來，當養老堂里“烙餅不但小下去，粉也粗起來”時，使得伯夷“也很難閑適了”。從“不留心閑事”到“很難閑適”，這里蘊含著伯夷的基本的價值判斷，當他覺察到周文王養老堂里的這碗平穩飯快要吃不穩了的時候，才開始著了急，與弟弟叔齊一道關注時局，頂著冬月的嚴寒到大路上看武王出行的隊伍。而伯夷的這種價值觀對以他為代表的文化現象——“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無疑是一種反諷和顛覆。

　　為了凸現“吃”的獨特效果，《采薇》中，我們看到甚至衡量時間的標尺也與食物相關的有趣現象。例如：

　　約摸有烙十張餅的時候，(叔齊)這才氣急敗壞的跑回來，鼻子凍的通紅……

　　約有烙三百五十二張大餅的功夫，這才見別有許多兵丁……

　　大約過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張大餅的功夫，現狀并無變化，看客也漸漸的走……

　　以“烙餅”這個日常化動作作為時間的界定和標尺，當然可以僅僅看作是魯迅先生的詼諧之筆;而當把它放諸全文，則在更加生動地渲染伯夷叔齊二人的形象之后，意義有了新的所指。

　　在傳統文化語境中，伯夷和叔齊已成為形而上意義上的禮義道德的象征，而魯迅先生則還原了他們作為普通人的特征，“吃”于是成了生存的第一要義。時間對于他們來說已不是用天、時、分、秒來計算的，而是像烙餅一樣，烙餅的時間長度已經爛熟于心，因此他們是在不斷地等待“吃”的過程中消耗生命。以食物制作作為時間標尺，使文中時光流逝的意義變得更加具體化，一方面更生動地說明了“吃”對于伯夷叔齊的重要性和他們對“吃”的關注程度，另一方面則隱喻了生命存在意義的主觀性。這種時間方法的運用充分地傳達了魯迅《采薇》一文的主導情緒，凸現了伯夷叔齊二人在追求生存過程中的窘迫境地。

　　文中還有許多看似信手拈來的詼諧描寫，如周武王于養老堂墻外張貼的《泰誓》鈔本，“每個字都寫得有核桃一般大”;年輕的太太為伯夷特意端來“八年陳的老姜熬的”姜湯，而伯夷“怕辣”，“一定不肯喝”;準備出走的前一晚，叔齊“仿佛聞到茯苓的清香，接著也就在這茯苓的清香中，沉沉睡去了”……看似閑來之筆，又時時提醒著讀者，促使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禮”“隱居首陽山”的動因，已然不是我們印象中抽象的道德觀念，而具體、細化到他們每天無時無刻不面臨的吃飯問題。

　　而將“吃”的刻畫推向極致的，還當屬“首陽山”隱居一節。魯迅先生將伯夷叔齊投奔首陽山之后如何覓食和制作食物的細節刻畫，可謂到了精細入微、不厭其煩的地步。例如，二人最初嘗試吃“松針”的描寫：

　　但是他(叔齊)立刻平靜了，似乎有了主意，接著就走到松樹旁邊，摘了一衣兜的松針，又往溪邊尋了兩塊石頭，砸下松針外面的青皮，洗過，又細細的砸得好像面餅，另尋一片很薄的石片，拿著回到石洞去了……

　　他就近拾了兩塊石頭，支起石片來，放上松針面，據些枯枝，在下面生了火。實在是許多工夫，才聽得濕的松針面有些吱吱作響，可也發出一點清香，引得他們倆咽口水。

　　伯夷叔齊投奔首陽山，人們往往只關注到這一行為是二人“義不食周粟”的結局;但是《采薇》中魯迅先生進一步發問：他們不食周粟，那他們吃什么?從嘗試吃又苦又粗的“松針”到發現“薇菜”，從吃烤薇菜，到后來的“薇湯、薇羹、薇醬、清燉薇、原湯燜薇芽、生曬嫩薇葉”，都將關注的焦點聚焦到了解決“吃”的問題上來了。文中前半部分提到，伯夷不留心武王伐紂“這等閑事”，卻因為“不但烙餅小下去，粉也粗起來”而“很難閑適”了。到了首陽山后，伯夷因為首陽山上薇菜有了保障，“從此就較為安適自在”了。從養老堂到首陽山，此間的變化，世人冠之以“義不食周粟”的大義;而對于伯夷，卻是從“閑適”到“安適”而已!故而，歷史文本中抽象的意義和價值觀念就在世俗世界的饑飽變化中被徹底解構了。

　　再看《采薇》耐人尋味的結尾部分，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山，村民對此還是懷有些許憐憫心的，但是阿金姐的“貪吃鹿肉”說又讓村民們坦然了。“聽到這故事的人們，臨末都深深的嘆一口氣，不知怎的，連自己的肩膀也覺得輕松不少了。”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多少是一件高尚、嚴肅的事，現在卻變成了首陽山下百姓聊天、談笑的資料，“即使有時還會想起伯夷叔齊來，但恍恍忽忽，好像看見他們蹲在石壁下，正在張開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這樣，不但他們為“節義”所作出的努力和犧牲失去了所謂的意義與價值，就連作為常人所歷經的生存窘境也不復被人們同情和理解，真正地變成一個故事了。正如錢理群先生就《故事新編》所談道的：魯迅的每一篇小說都有兩種“調子”：崇高的與嘲諷、荒誕的，悲壯的與悲涼的。兩種調子互相消長，形成內在的緊張關系，而且小說后半部分情節都忽然翻轉，把前面的情節顛覆。[6]

　　我們對《采薇》進行敘事結構的研究，根本目的在于把握隱藏在小說紛繁復雜的敘事形式背后的“寓意”。我們看到，伯夷叔齊的形象在魯迅先生的筆下，已然從歷史形而上的大話語中剝離出來，走進了日常性的話語系統中：年邁的伯夷叔齊有著與常人一樣餓肚子的窘境，他們身上被賦予的道德仁義的光環也隨之消逝。也就是說，“吃”的窘境一直伴隨著他們的生活。這正是《采薇》所蘊含的深層寓意。

　　三、現實關懷：“寓意”的歷史意義

　　問題還不止于此。如果進一步追問：魯迅先生為何在作于他生命晚期的《采薇》中還如此強烈地關注“吃”的問題?則我們不得不將目光轉向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中去。

　　魯迅先生的小說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特點，《吶喊》《彷徨》等前期作品中表現出的憂憤深廣與強烈的現實批判性是彰顯無遺的。而他后期的作品《故事新編》(8篇中有5篇寫于魯迅生命的最后時期，《采薇》作于1935年12月)，由于在形式和內容上與前期作品差異很大，嬉笑怒罵、詼諧幽默、舉重若輕;尤其取材于遙遠的歷史題材或傳說，又“隨意點染，鋪成一篇”，因而更多地體現出作者心態的從容。正因為如此，研究者便較少關注其中所蘊含的現實關懷與批判精神。而這種理解顯然是不夠深入的。我們看到，魯迅先生在《采薇》中依然將關注的焦點最終落到了伯夷叔齊生存的困境上來。人首先得要活著，這其中的窘迫與無奈是誰也無法回避的。同時，“生存”更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普通民眾的生命常態，因而活著的問題就是備受關注的現實問題之一。這些問題在魯迅先生生命的最后時期、在他新編伯夷叔齊的舊故事中依然揮之不去、縈繞于心。這就使得《采薇》與魯迅先生前期的作品在深層內涵上有著相通之處，其現實批判性自是不言而喻的。

　　更進一層說，“吃”的困境所帶給伯夷叔齊的誘惑，最終也暴露了他們精神上的窘境，正如文中叔齊質疑伯夷的：“我們可就成了為養老而養老了”!為養老而養老，或者說為活著而活著，即使是伯夷叔齊這樣的以追求節義著稱的人物也不能免俗，使其所謂的精神追求幻化為歷史的托詞。我們閱讀《采薇》，同主人公以及送姜湯的太太、阿金姐、想象二老吃鹿肉而心安的民眾們一起，閱歷了“吃”對于特定環境中的人的決定性意義，在對歷史話語的揶揄中，在看似嘲諷的語氣中，我們不得不面對“吃”的困境這一嚴肅的話題。尤其是結尾，民眾們想象二老吃鹿肉而心安了，讀者又何嘗不是呢?大家終于可以卸下禮義道德的包袱，擺脫堅守理想與生存現實的尷尬處境。這之中，滲透著魯迅對于現實問題的深入思考，也只有這位思想的先驅，才如此徹底地撕下了歷史敘述中那華而不實的面具。

　　收稿日期：2011-02-28

　　作者簡介：趙曉霞(1979——)，女，四川廣漢人，西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院講師，課程與教學論博士生。

　　參考文獻：

　　[1] 魯迅.魯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450.

　　[2] 希勒斯·米勒.解讀敘事[M].申丹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3] 此問題可參見劉勇強.一隊夷齊下首陽——談〈首陽山叔齊變節〉[J].文史知識，2004(6).

　　[4] 司馬遷.史記·伯夷叔齊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2：2123.

　　[5] 魯迅.魯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510.

　　[6] 錢理群.<故事新編>漫談[J].錢理群講學錄[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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