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淵及其《山谷詩集注》論文
【內容提要】
從任淵代表性名著《山谷詩集注》，可見其清晰而深刻的政治見解。任淵注山谷詩是有研究心得的，他不僅解釋字面意義，尋求出處，而且在體例方面有所創新，通過作品的編年考證，提供歷史背景資料，探究主旨，闡釋詩意，以推求原本立意之始末。
【關鍵詞】 任淵 《山谷詩集注》 錢鍾書
黃庭堅詩是最具宋詩特色的，因其被推尊為江西詩派的領袖，對宋詩的發展影響巨大，故其詩集在宋代即有三家注本傳世。《山谷內集詩注》二十卷收黃庭堅之詩始于元豐元年（1078），任淵注;《山谷外集詩注》十七卷始于嘉祐六年（1061），保存了黃庭堅青年時代的詩作及其刪去的作品，史容注;《山谷別集詩注》兩卷為補佚之詩，史季溫注。這樣使山谷詩注合為完璧。注山谷詩的三家均是宋代蜀中學者。任淵根據北宋最早流傳的《豫章集》重新系年編次并注釋，原名《山谷詩集注》。任淵有引言曰:“近世所編《豫章集》，詩凡七百余篇，大抵山谷入館后所作。山谷嘗仿《莊子》，分其詩文為內、外篇。此蓋內篇也，晚年精妙之極，具于此矣。然詮次不倫，離合失當。今以事系年，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其不可考者，即從舊次，或以類相從。詩各有注，離為二十卷云。” ① 自史容《山谷外集詩注》流行后，遂通稱任注為《山谷內集詩注》。在三家注中，任注具有首創意義，而且學術水平較高，陳振孫評價說:“大抵不獨注事，而兼注意，用功為深。” ② 更兼生活于南北宋間，如《后山詩注提要》所言:“去元祐諸人不遠，佚文遺跡，往往而存，即同時所與周旋者亦一一能知始末，故所注排比年月，鉤稽事實，多能得作者本意。” ③ 任淵的生平事跡，迄今僅有《四庫全書總目》極簡略的記述，尚待鉤稽補正;自北宋以來即有學者對任注指責批評，值得進一步辨析;任注的學術意義，則尤待給予歷史的評價。茲謹就以上問題，試述一得之見。
一
任淵的事跡，史傳無記載。許尹于南宋紹興二十五年（1155）作《黃陳詩集注序》簡介注者云:“三江任君子淵，博極群書，尚友古人。”又云:“子淵名淵，嘗以文藝類試有司，為四川第一，蓋今日之國士天下士也。”以此可知，任淵名子淵，三江人。關于“三江”，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于四川新津縣云:“三江，縣東三里有三江上渡，又東二里有三江下渡。志云:大江之水，自崇慶州流經縣北十里，曰白馬江，繞流縣南一里;又東與二江下流合，故曰三江。” ④ 《山谷詩集注》作者自署“天社任淵注”。關于“天社”，南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五二云:“天社山，在新津南三里，北枕大江，南接連嶺。” ⑤ 據此，任淵為四川新津縣人，“三江”、“天社”乃新津縣南之小地名。新津在成都南百余里。
在《黃陳詩集注》自序里，任淵說:“始山谷來吾鄉，徜徉于崖谷之間，余得以執經焉。”執經，指執經書，從師受業。黃庭堅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七月自戎州（四川宜賓）謫所舟行前往青神縣探望姑母，八月底至冬月住在四川青神等地。新與青神鄰近，任淵從黃庭堅學詩當在其少年之時。紹興三十二年（1162）任淵在四川雙流縣任，距其從師于黃庭堅已六十二年。若以執經之年任淵為十歲，則為雙流縣令時已七十二歲，過了休致之年。因此可推測:任淵約生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約卒于南宋隆興二年（1164），享年約七十四歲。
《山谷詩集注》初稿完成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任淵在自序里言及師事黃庭堅之后，“暇日因取二家（黃庭堅與陳師道）之詩，略注其一二。第恨寡陋，弗詳其秘。姑藏于家，以待后之君子有同好者，相與廣之”。此年任淵約二十一歲。書稿經多年的增補修訂，于紹興二十五年（1155）許尹攝蜀帥時作序并支持在蜀中刊行問世，即黃□所稱之“蜀本詩集注”。
許尹序稱任淵“嘗以文藝類試有司，為四川第一”。《山谷內集注提要》以為任淵“紹興元年乙丑以文藝類試有司第一” ⑥ ，疑誤。紹興元年（1131）為辛亥，而且此年宋高宗逃至越州（浙江紹興），未遑開科取士。《文獻通考》載任淵“紹興乙丑類試第一人” ⑦ 。《宋史·高宗紀》:紹興十五年（1145）四月“賜禮部進士劉章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 ⑧ 。南宋初年時值戰亂，原禮部科舉考試，分別由各路舉行，稱為“類省試”，稍后罷諸路類試，但因川陜兩道地理條件特殊，距離行在遙遠，故特準仍舉行類試。地方類試第一者，可等同于殿試第三名，賜進士及第。任淵在四川類試第一，進士及第，自此進入仕途。此時他約五十五歲，可謂及第已老。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述:“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檜）欲害之也。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覬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眾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⑨ 由此可見任淵思維敏捷和剛正率直。鄭剛中為四川宣撫副使，治蜀有方略。《宋史》卷三七○《鄭剛中傳》:“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跡，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宋史》卷三○《高宗紀》載:紹興十七年（1147）七月“召鄭剛中赴行在。……以徽猷閣待制知成都府李璆權四川宣撫使”。據此，陸游記任淵之事在紹興十七年，時任淵當在四川制置使賓幕。
近世文獻學家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卷五四輯有任淵佚文十篇，其中一些佚文留下了任淵晚年仕歷的線索 ⑩ 。紹興二十八年（1158）王剛中以中書舍人為四川安撫制置使，次年四月到任。他到任之初謁成都城南蜀漢先主廟并諸葛武侯祠，決定重修祠廟。紹興三十年（1160）三月又葺治祠院，培植花木，既成之日，王剛中命任淵撰《重修先主廟記》。任淵論述蜀漢的歷史意義云:
惟蜀先主昭烈帝，以宗胄之英，負非常之略，崎嶇奔走，經理四方，最后伐劉璋遂有蜀漢。蓋將憑借高祖興王之地，建立本基，然后列兵東向，誅有罪而吊遺民，以紹復漢家大業。其理順，其辭直，非若孫、曹氏之自為謀也。當是時丞相忠武諸葛侯實左右之，人品意象，高遠英特，骎骎乎伊、呂之間。應變機權，本于道德。內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攘除奸兇，混一區宇，不負其君付托之意，可謂社稷臣矣。彼其臣君，仗義而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內之士，心與而誠服之，舉無異論。
南宋時四川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任淵借蜀漢之事闡發了正統觀念和君臣關系，其現實寓意是很明顯的。作此記時，任淵在王剛中幕下，秋季他受命任雙流縣令。雙流在成都南五十里處。任淵《雙流縣城隍廟記》云:“紹興二十五年（1155）有因其（城隍廟）頹圮，改筑治西南者，令長亟易，邑居不寧，父老以咎。儻在是后二年，眉山李燾仁甫來令茲邑，始復其故，棟宇像設，既已具體，仁甫去為賓幕。予以無能，猥嗣其事。”史學家李燾于紹興二十七年任雙流縣令，三年任滿，時為紹興三十年，由任淵繼任。紹興三十一年（1161）五月宋高宗誕辰，任淵以地方官身份作了《天申節功德疏》向皇帝表示祝頌。岷江水利工程自新都與雙流一段新開江是關系到兩縣及成都灌溉的重要工程，任淵在紹興三十一年冬采取分段包干、責任分明的方法，革除傳統積弊，親自帶領數千民工浚河修堰，于次年春完工，表現出經理事務的卓越才干并作了《雙流昭烈廟碑陰記》以志此事。此年任淵約七十一歲，已到了休致之年。《文獻通考》記任淵“仕至潼川憲” 11。潼川原為梓州，北宋重和元年（1118）改梓州路為潼川府路，治所在潼川府（四川三臺）。憲為憲司的簡稱，宋代官名，即諸路提點刑獄事，負責處理本路疑難大案、勸農，代表中央考核官吏。任淵官潼川憲，已應休致，是否終任，已不可考，大約不久就下世了。
任淵的著述今存《山谷詩集注》二十卷，《后山詩注》十二卷，《山谷精華錄》八卷12 。另有《宋子京詩注》已佚。其文集《沂庵集》四十卷亦佚，存佚文十篇 13 。
二
以學為詩是宋詩的特點之一。宋初西昆詩人在作品中堆砌事典，已使詩意晦澀難解。歐陽修等改革詩風，增強了詩歌的社會現實內容，提倡清新剛健的風格。詩歌革新運動后期王安石和蘇軾的詩歌以高度的藝術成就推動了宋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但他們將淵博的學識與深刻的哲理帶入了詩歌創作，確立了以學為詩的傾向。黃庭堅登上詩壇略晚于王安石和蘇軾，在學術成就與哲理深度方面皆遜于他們，而其詩歌以學為詩的傾向卻更為突出。他總結創作經驗說:“詞意高勝，要從學問中來爾。”與唐人以興趣情性為詩的途徑相反，特別強調了學問的重要性。他甚至說“作詩句要須詳略，用事精切，更無虛字也。如老杜詩，字字有出處。熟讀三五十遍，尋其用意處，則所得多矣” 14 ，成為江西派詩人主張“字字有出處”的理論依據。任淵談到山谷詩的特點說:“本朝山谷老人之詩，盡極騷雅之變，后山從其游，將寒冰焉。故二家之詩，一句一字有歷古人六七作者。蓋其學該通乎儒、釋、老、莊之奧，下至于醫、卜、百家之說，莫不盡摘其英華，以發之于詩。” （《黃陳詩集注序》） 黃庭堅論杜詩已有夸張之處，任淵循此思路理解山谷詩則更表現出學問的廣博。這樣他在注解時盡可能求得一字一辭之出處，他說:“山谷詩律妙一世，用意高遠，未易窺測。然置字下語，皆有所從來。孫莘老云:老杜詩無兩字無來歷。劉夢得論詩亦言:無來歷字，前輩未嘗用。山谷屢拈此語，蓋亦自表見也。第恨淺聞，未能盡知其源委，姑隨所見，箋于其下，庶幾因指以識月。象外之意，學者當自得之。” （《古詩二首上蘇子瞻》注） 因此，任淵亦充分展示了博聞強記的才能，遍引典籍，兼及佛典道藏、小說雜書、山經地志，確實作到了一句一字皆有來歷，有時歷引五六家以求出處，可使讀者通過字面注釋再去尋繹象外之意。任注的特點是博雅而貼切，故成為傳世注本之典范，使后來欲注山谷詩者難乎為繼。然而任何名注本都絕非盡善盡美，所以任注在宋代也曾受到趙與時、袁文、吳大慶和方回等對個別注釋的指責。近世錢鍾書對任注的補正與糾謬達四十條 15 ，可謂集批評之大成，但其中確有可補正者，然亦有未落在實處者，可分為三種情況:
（一）任注誤者。山谷詩《次韻文潛立春日三絕句》“眇然今日望歐梅，已發黃州首更回”，任注云:“山谷此詩，在黃州所作，蓋東坡舊謫之地。東坡舉進士時，歐陽文忠公、梅圣俞愛其文，置之異等。”錢鍾書辨證云:“按此詩乃崇寧元年十二月中作，時山谷已罷太平州。《外集》載崇寧元年六月在太平州作（二首之一）云:‘歐靚腰肢柳一渦，小梅催拍大梅歌。’又《木蘭花令》云:‘歐舞梅歌君更酌。’則是歐梅皆太平州官妓。”《書磨崖碑后》“臣結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任注:“‘舂陵’或作‘春秋’非是。”《舂陵行》是元結有名的詩篇，任淵據此將原詩之“春秋”改作“舂陵”。錢鍾書引《苕溪漁隱叢話》、《匏廬詩話》、《援鶉堂筆記》等諸說加以辨析，最后引宋人袁文《甕牖閑評》云:“親見山谷手書作‘春秋’。”16 以上兩條經錢鍾書辨證確為任注之誤。《次韻劉景文登鄴王臺見思》（之二）“平原秋樹色，沙麓暮鐘聲”，任注:“‘平原’今德州。山谷是時監德州德平鎮。《寰宇記》:沙麓在魏州元城縣東。”錢鍾書云:“按《匏廬詩話》卷上謂‘平原’二字當讀如江文通（淹）《恨賦》‘試望平原’，不必指地名說。殊有理。”然而錢鍾書忽略了“平原”是與“沙麓”為對，皆是專有地名，故任注無誤。
（二）任注應補者。山谷詩《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任氏未注明句法出處。錢鍾書尋出鮑照《行路難》第一首“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是為山谷句法之來源。《詠李伯時摹韓干三馬》“一雄可將十萬雌”，任氏無注，錢鍾書補云:“《援鶉堂筆記》卷四十謂本《論衡·初稟》篇論鳥別雌雄云‘骨節強則雄自率將雌’，山谷節取其字。”《題驢瘦嶺馬鋪》云“老馬饑嘶驢瘦嶺”，任氏無注，錢鍾書補云:“按《劍南詩集》卷五十五《雜感》第三首云‘艱危寧度瘦驢嶺’，自注‘瘦驢嶺在舒黔間，前輩或有作驢瘦嶺，蓋誤也’;卷六十七《夏季雜興》第二首亦云‘瘦驢嶺’。”以上三條外，錢鍾書還補注有第二、四、六、八、十二、十四、十九、三十三、三十四等條。
（三）任注已明，可以不補注者。山谷詩《演雅》“江南野水碧于天”，任注引盧仝詩“水泛碧天色”。錢鍾書云:“按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引溫庭筠樂府:‘春水碧于天。’皮日休《松嶺集》:‘漢水碧于天。’似此為長。”黃庭堅此句是寫景之句，并無事典出處，注者征引意象相似之句以供讀者參考，注明即可，不注亦可，不必細辨。《次韻楊明叔見餞》第八首“皮毛剝落盡，惟有真實在”，任注云:“馬祖問藥山:‘子近日見處作么生?’藥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按《涅槃經》云:‘如大村外，有婆羅林，中有一樹，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時林主灌之以水，隨時修治。其樹陳朽，皮膚枝葉悉皆脫落，唯真實在。’山谷《與王子飛兄弟書五》云:‘老來枝葉皮膚，枯朽剝落，惟有心如鐵石。益厭末俗文密而意疏。’” 17 錢鍾書云:“按天社（任淵）說是矣而未盡。寒山子詩集卷上有‘有樹先林生’一詩，與《涅槃經》意同，結句曰:‘皮膚脫落盡，惟有真實在。’山谷蓋全用其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八引《正法眼藏》藥山答石頭曰:‘皮膚脫落盡，惟有真實在。’謂山谷全用藥山禪語，而不知藥山之用寒山語也。此喻佛典常見，如《雜阿含經》卷三四之九六二等均有之。山谷好掇寒山、梵志及語錄，未必求其朔耳。”此條任注已詳盡，實可不必補注寒山詩。除以上三條之外，尚有錢鍾書所列任注之第一、五、十一、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四十等條，任注已明，皆可不必補注。
錢鍾書對任注作了清理和補正，還有尚待補正者。《又借前韻見意》“夢回雪壓摩圍山”中的“摩圍山”;《再次前韻》第二首“酥滴花枝彩剪幡”中的“彩剪幡”和第三首“春盤一任人爭席”中的“春盤”;《題淡崖山》第二首“閬州城南果何似”中的“閬州城”等詞語皆失注，宜補。任淵有注而未解者，例如《和答子瞻》“閑窗默坐得玄珠”，注引《莊子·天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還歸，遺其玄珠”;《入窮巷謁李材叟翹叟戲贈》第二首“只可闋中安止止”，注引《莊子·人間世》“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次韻蘇子瞻和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詩》“明珠得盈掬”，注引《禮記》“受珠玉者以掬”;《游愚溪》“檀欒搖春煙”，注引梁王《兔園賦》“修竹檀欒夾池水”。此四例皆注明出處，但并未注明其詞語之義，宜補。任注失誤者例如《次韻李之純少監惠硯》“掃葉張飲林崖幽”，注云“山谷熙寧年間嘗為葉縣尉”;從句意來看將“掃葉”之“葉”解釋為“葉縣”，實屬牽強附會之誤。《雙井茶送子瞻》“我家江南摘云腴”，注引《神仙傳》“太真夫人曰:九傳丹四名朱光，云碧之腴”;詩中“云腴”乃借指高山茶葉，因其生長于云霧之中，宋初宋庠《謝答吳侍郎惠茶》即有“衰翁劇飲雖無分，且喜云腴伴獨醒”，任注誤為道家之丹藥。自宋以來，盡管不斷有學者挑剔任淵之誤，但任注中誤注和失注者畢竟極少。由此愈可見《山谷詩集注》確為名注本。
三
中國古代傳世之名注本，皆未停留于僅僅對字詞、出處和事典的注釋，而是由此進一步探索原作者之本旨并闡釋文本的真實意義。許尹稱贊任淵之注山谷詩:“且為原本立意始末，以曉學者。非若世之箋訓，但能標題出處而已也。” （《黃陳詩集注序》） 然而宋季方回在《瀛奎律髓》里批評說:“任淵所注，亦多鹵莽，止能注其字面事料之所出，而不識詩意。”晚清許印芳不同意方回的意見，他認為:
自來注詩集者莫善于施元之之注《東坡全集》，任淵之注《山谷內集》。二君皆南渡初年人，去蘇黃兩公未遠，雖于兩公所用典故，未能盡知出處，而于兩公時事見聞親切，證據詳審;其注本詮次諸詩，皆仿少陵詩史，用編年體，不分門類。施注蘇詩，于注題之下發明詩意。任注黃詩，于目錄每條之下，總挈大綱，使讀者考其歲月，知其遭際，因以推求作詩之本旨;此其所以為善本也。任氏之注，于詩中意旨亦能逐處發明。 118 許印芳的意見是較為公正的。陸游《施司諫注東坡詩序》 （《渭南文集》卷一五） 作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任淵《山谷詩集注》刊行于紹興二十五年（1155），它早于施注蘇詩四十余年，而且注釋體例對施元之發生了顯著影響。任淵推求山谷詩“原本立意始末”，發明“詩中意旨”，因而其注本在學術方面達到了極高的水平。任淵為當代詩人之詩集作注釋，他執經于黃庭堅，搜集了有關山谷題跋墨跡、各種流傳刊本和私家抄本，熟悉黃庭堅的親友以及當時的文獻資料，而且對山谷詩研究多年，于詩意深有體會，故其注本能于更高層面上闡釋作品的.涵義。
（一）編年。注釋詩集在目錄里將全部作品按創作年代編排，編年附以作者年譜，此種體例即使不是創始于任淵，他也是較早成功運用這一體例的注家。在南宋慶元五年（1199）即《山谷詩集注》刊行四十四年之后，黃庭堅之從孫黃□編定《山谷先生年譜》三十卷，其中自北宋元豐元年（1078）至崇寧四年（1105）之紀事皆參考并采用任淵所附的年譜。黃□《山谷年譜序》云:“先太史詩文遍天下，而年譜獨闕。近世惟傳蜀本詩集舊注（任注），援據為詳。第循洪氏（炎）所編《退聽》之舊，自元豐戊午以上，無所稽焉，觀者病之。此固家之子孫不容不任其責。”黃□補充了元豐元年以前黃庭堅的事跡，使山谷年譜成為完璧。黃□編訂的年譜基本上采用了任淵對作品的編年及有關的史事，凡引用任氏者大都標明“按蜀本詩集注云”，亦有未標明者。《古詩二首上蘇子瞻》，任淵編在“元豐元年戊午，是歲山谷在北京”，《山谷詩集注目錄》考證云:
東坡守徐州，山谷教授北京，初通書并以此二詩寄意，東坡亦有報書及和章。山谷書云:“今日竊食于魏，會閣下開幕府在彭門。”又云:“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即此詩是也。以《東坡集》考之，蓋元豐元年。“魏”即北京，“彭門”即徐州。建炎中山谷之甥洪炎玉父編其舅文集，斷自退聽堂始。退聽以前，蓋不復取，獨取《古風》二篇，冠詩之首，且云:“以見魯直受知于蘇公有所自也。”今從之。退聽堂在汴京酺池寺南，山谷作館職時，寓筆硯于此。
山谷詩經過編年考證，可以反映出詩人的創作發展過程，突現詩人的創作背景，為理解詩人的思想及其作品的意義提供了史實的依據。任淵的編年具有史事確切和文獻詳實的特點。黃□編《山谷先生年譜》時曾對編年作品進行全面考訂，糾正任氏之誤者僅《次韻徐仲車》、《拜劉凝之畫像》、《贈鄭交》、《戲答張秘監饋羊》、《奉答謝公靜與榮子道》、《效王仲至少監詠桃花》、《題李亮功戴嵩牛圖》。例如《次韻徐仲車》三首，任淵云:“右三篇元在《紫極觀詩》后，詩有‘萬里遠歸來，煩公問健否’之句，蓋晚年所作。”據此任淵編在崇寧元年（1102）。黃□云:“此三詩蜀本（任注本）置于崇寧元年，然先生有是年八月間與平仲少府書云:‘審仲車先生棄士大夫不起于山陽，窮居失所，又不幸至此，直使人哀痛也。然仲車好德樂義，不屈其身，耋老好學不倦，以至于盡，在先生無憾矣。’此書宜在荊南，蓋有‘至八月大病，幾至委頓’之說，政是荊南待命之日。則此詩次，非當時所作。”黃□因此編在元豐三年（1080）。任淵在《山谷詩集注原目》引言里談到編年問題，黃□訂正者即屬于“以類相從”而編年的作品。從黃□對任淵之編年的采用與考訂，可見它是能經受學術驗證的。
（二）背景資料。任淵開始注山谷詩僅距詩人下世六載，對作品的歷史背景頗為熟悉，而又搜集了大量的文獻，因而注釋作品時提供了很珍貴的背景資料。例如《次韻子由績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國》“斯文呂與張，泉下亦蘇醒”，任注云:“‘呂’謂中丞呂誨獻可，‘張’謂監察御史里行張戩天祺。按《實錄·王安石傳》:呂誨、劉述、劉琦、錢覬、孫昌齡、范純仁、呂公著、孫覺、李常、胡宗愈、張戩、王子韶、陳襄、程顥，皆論列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山谷詩意，謂元祐初召用諸人，而獻可、天祺皆前死矣。然朝廷選用諫官，時政一新，亦可伸其憤懣之氣于泉下也。獻可熙寧四年五月卒，天祺亦相繼去。”若無任淵述及歷史背景，后世讀者很難理解此兩句詩意。《叔父給事挽詞》第一首“元祐宗臣考十科”，任注云:“‘宗臣’謂溫公（司馬光）。《漢書·蕭曹贊》曰:‘為一代之宗臣。’溫公為相，乞以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九曰善治財富，公私俱便;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任淵是關注當代社會現實的學者，熟悉本朝政事，故不必引用典籍而是將作品的歷史背景加以概括的說明。當這些歷史背景消失之后，注家是很難了解某些細節的。
（三）解題。關于某篇作品的創作環境和作者的主旨，任淵在目錄或詩題后均有適當的解說。《戲贈蠟梅》目錄后任注云:“京師初不以蠟梅為貴，其得名乃自山谷始。”又于詩篇題后注云:“山谷書此詩后云:‘京洛間有一種花，香氣似梅花，五出而不能晶明，類女工捻蠟所成。京洛人因謂蠟梅。木身與葉乃類蒴藿。竇高州家有灌叢，能香一園也。’《王立之詩話》云:‘蠟梅，山谷初見之，戲作二絕，緣此盛于京師。’”這不僅解題，還為我們留下了蠟梅見賞于后世的歷史淵源的線索。黃庭堅晚年作的五絕組詩《謫居黔南十首》是用白居易詩略加改易而成。此種情況當時詩壇已有爭議，任淵特為解題云:
近世曾慥端伯作《詩選》，載潘邠老事云:“張文潛晚喜樂天詩，邠老聞其稱美則不樂，嘗誦山谷十絕句，以為不可跂及。其一云:‘老色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當不如今。’文潛一日召邠老飯，預設樂天詩一帙，置書室床枕間。邠老少焉假榻翻閱，良久才悟山谷十絕詩盡用樂天大篇裁為絕句。蓋樂天長于敷衍，而山谷巧于剪裁。自是不敢復言。”端伯所載如此，必有依據。然敷衍剪裁之說非是。蓋山谷謫居黔南時，取樂天江州、忠州等詩，偶有會于心者，摘其數語，寫置齋閣;或嘗為人書，世因傳以為山谷自作。然亦非有意與樂天較工拙也。詩中改易數字，可為作詩之法，故因附見于此。
這引用宋人詩話對組詩的取材及時人評議作了介紹。任淵表示了自己的見解，關于詩法尤有深刻體會。我們且不論任氏之見解是否正確，畢竟有助于山谷詩法的認識。
（四）詩意。任注在求索字面出處與事典解釋之后，往往進而闡釋句意并歸結全篇之意。關于句意的闡釋，例如《次韻寄晁以道》“良為鼻祖來，渠伊為伴侶”，任注引《漢書·揚雄傳》后，釋句意云:“此句借用，言心為萬法之祖，而以道于法喜愛著之深。若曰與心俱生，不可棄去，然不知為法所縛。則有人有法，二見未忘，未免于封執之病。故末句為破除之，使超然獨立，不與萬法為侶也。”這用佛家禪理闡釋清楚句意。《寺齋睡起》第一首“小黠大癡螳捕蟬，有余不足夔憐蚿”，任注引《莊子》后釋云:“詩意謂巧詐之相傾，智愚之相角，與此數蟲何異，得失竟安在哉?”這從字面進而探究深層的詩意。關于篇意的發掘，《次韻王荊公題西太一宮壁》第一首，任注云:“在熙豐，則荊公為是。在元祐，則荊公為非。愛憎之論，特未定也。”詩作于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卒于此年，雖蓋棺而是非之論未定，故黃庭堅發出“真是真非安在”的嘆息，從更高的哲學層次看待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任注對詩意的概括，使我們愈見詩人思想的深刻。
任淵是蜀中優秀的學者，他的《沂庵集》雖然佚散，但我們從其少數佚文和代表性名著《山谷詩集注》，可見他具有清晰而深刻的政治見解，在南宋初年即以學術淵博而有國士之譽。任淵注山谷詩是有研究心得的，表現出解讀的真知灼見。他不僅解釋字面意義，尋求出處，而且在體例方面有所創新，通過作品的編年考證，提供歷史背景資料，探究主旨，闡釋詩意，以推求原本立意之始末。自《山谷詩集注》問世近千年來，雖然受到不少學者的指責，但真正的失誤之處是很少的。它在經歷學術驗證之后，迄今仍然是中國詩學史上具有典范意義的名注本。
注 釋
①見劉尚榮校點《黃庭堅詩集注》第一冊，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46頁。據任淵《黃陳詩集注序》初稿作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在整理過程中，又見到洪炎編于建炎二年（1128）的《豫章集》，校定編次，后定稿于紹興二十五年（1155），請蜀帥許尹作序
②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③《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后山詩注提要》，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329頁。
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六七，中華書局1955年版。
⑤祝穆《方輿勝覽》卷五二，中華書局2003年版。
⑥《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中華書局1995年版。
⑦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5頁。
⑧脫脫《宋史》卷三○《高宗紀》，中華書局1977年版。
⑨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津逮秘書本。
⑩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卷五四，民國排印本。下文所引《重修先主廟記》、《雙流縣城隍廟記》等均引自此書。
11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第1905頁。
12今存任淵所編《山谷精華錄》，舛誤極多，夾雜后人言辭，疑其非任淵當時所編。
13參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陸游《渭南文集》卷一五;傅增湘《宋代蜀文輯存》卷五四。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作《訢庵集》，《文獻通考》卷二四○作《訢庵集》。
14黃庭堅《論詩作文》，《山谷別集》卷六，四庫全書本。
15錢鍾書《談藝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17頁。
16此句引文見宋人袁文《甕牖閑評》卷五，原文為:“任淵解黃太史詩，改《磨崖碑后》詩‘臣結春秋二三策’一句作‘臣結舂陵二三策’，引元次山《舂陵行》為言，此固一說也。然余見太史親書此詩于磨崖碑后者作‘臣結春秋二三策’，詎庸改耶?”錢氏所引乃述意。
17《山谷別集》卷一五，四庫全書本。
18《送顧子敦赴河東三首》，見方回著、李慶甲整理《瀛奎律髓匯評》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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