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總斌
在中國古代，通過八股文取士的科舉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對這一制度的評價，今人幾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盤否定之見，認為在歷史上它從來沒有起過積極作用。如有的學者說：“八股的考試制度……殘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國的聰明和智慧的學者至五個世紀的久長。”它“是專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關于這一問題，筆者有著不同的看法，全面論述，容俟他日，本文僅就這一制度一個不容忽視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陳己見，作為獻給尊敬的何茲全先生九十大壽的一份薄禮。
我以為評價八股文取士之制，除著眼于立法意圖、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還不應忽略一個視角，即將這一制度與明清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聯(lián)系起來，加以考慮。
毫無疑問，我國古代的平民，絕大多數是文盲、半文盲，文化為極少數貴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壟斷，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幾百年中，卻出現、發(fā)展了一個突出現象，即廣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識字、讀書，讀《四書》、《五經》，逐漸擺脫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轉化成為士人。關于這一可喜的進步，遠的不說，將宋金元的士人數目與明清的士人數目加以比較，便可了然。
據《文獻通考》卷三一《選舉四》，北宋仁宗年間行“四年一貢舉”之制，全國各地經府州解試，貢舉至京師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為三年一試，貢舉名額減少，“四分取三”，當為四五千人[2]。同書載歐陽修“上言”，當時解試“東南州軍……百人取一人，……西北州軍……十人取一人”。由于東南文化發(fā)展，西北落后，如全國取人按高比例計算，平均八十取一，則可推知當時應舉士人約40萬[3]。金朝占領北方，士人數量大減。據《金史》卷五一《選舉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級的鄉(xiāng)試等于虛設，后且罷去；其上府試、會(省)試錄取比例多為5:1，而每次會試中試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參與會試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則參與府試者僅有1.5萬人。當然，如考慮到北方經長期戰(zhàn)亂，一些漢族士人隱居不仕，士人實際數量應多一些，但不會有很大變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況則不同。由于未經大的戰(zhàn)亂，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較發(fā)達，士人數量顯著增加。據《文獻通考》卷三二《選舉五》，南宋省試為17人取1人。每一次錄取名額據學者研究平均當為474人[5]，則參加省試者約8000人。府州試錄取如全按北宋“東南州軍”百人取一比例計算，全境應舉士人當有80萬[6]。也就是說，南宋與金之士人比北宋約增加一倍多一點。
元朝士人數量回落。王圻《續(xù)文獻通考》卷四四《選舉考舉士二》：自元仁宗行科舉至元亡50多年，開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舊例……會試三分內取一分”，則取士百人，參加會試者只有300人。其鄉(xiāng)試(等于宋之府州試)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計，全國投考士人總數也不過3萬人。再看學校。同上書卷六○《學校考郡國鄉(xiāng)黨學》：元世祖末年司農司上報全國學校2.13萬余所。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學之證。其實情況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學校絕大多數應是設于農村，屬于啟蒙性質的“社學”，遠非宋金以來培養(yǎng)、提高士人以應科舉的府州縣學，所以才由掌農桑等包括“立社”以勸農桑的“司農司”而非禮部上報[7]。二是即使就少數的府州縣學包括書院言，實際生員人數也很少。如據一史料記載：元成宗大德年間在文化發(fā)達的建康路，除路學達64人外，涉及的明道書院、南軒書院、上元縣學、江寧縣學，其生員多者14人，少者7人，4學一共僅40人[8]。而且同一時期的鄭介夫上奏更說“今內而京師，外而郡邑，非無學也，不過具虛名耳”。學校已為虛設[9]。其所以如此，是整個蒙古統(tǒng)治集團重吏輕儒政策所決定的[10]。所以雖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會風氣依然是“時人翕然尚吏”[11]；“今學者僅能執(zhí)筆，曉書數，其父兄已命習為吏矣”。蘇天爵以為這是“天下之通患”[12]。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無論是行科舉，或是設學校、書院，都很難收到多大實效，元朝士人數量回落的大勢是無法改變的。由此推定其總數應遠少于南宋與金之和--80萬，當無大誤。
可是明清兩代的情況就大不同了。
顧炎武曾估計：明末“合天下之生員(秀才)，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13]。
清朝秀才，據近人研究，太平天國前任何一個時期大體為52萬余人[14]。
比秀才數量多若干倍的士人，還有參加童試然未考中的童生。
清朝太平天國起義前童生之數，據近人研究，一個縣在1000至1500人，全國總數“可能達到近二百萬”[15]。
清末童生，康有為估計為300萬人，“足以當荷蘭、瑞典、丹麥、瑞士之民數矣”[16]。梁啟超也估計：“邑聚千數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數百萬”[17]。
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總數無考，但從其秀才數與清朝秀才數大略相等推測，童生數縱使略少，也不會相距甚遠[18]。
這樣，明清兩代任何一個時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總數，按保守估計，也有二三百萬[19]。
這是一個什么數字呢？
我們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舉考試，實際上只有一級，相當于明清的鄉(xiāng)試，錄取后即為舉人，所以其應試者總數，本應與明清應鄉(xiāng)試的秀才，以及為取得秀才資格而應童試的童生二者總數大體相當，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總數當遠低于80萬，而現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總數竟有二三百萬，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
原因何在？我以為主要當從八股文取士的科舉制度中去探尋。
眾所周知，明清科舉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在地方上鄉(xiāng)試前，增加了童試，以選拔進入府州縣官學讀書的秀才；而和鄉(xiāng)試、會試一起，考試內容是八股文，則是另一大特點。這兩個特點，共同構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響巨大：
第一，自宋以來，府州縣官學一般多非考試入學[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聽于民間選補”[22]，實際上由官員決定，選補的多是官僚、紳士子弟，平民子弟對之不抱多大希望。大體從明英宗起，漸行“考選”之制[23]，后又發(fā)展為童試，通過考八股文，實行平等競爭。這一基本制度在與以下措施結合之后，就對平民子弟也企盼讀書應試具有極大的誘惑力，這首先就是錄取名額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級考試，如前所述，是選拔舉人。全國每次錄取總數，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級考試--童試，全國每次錄取秀才總數，一般達到2萬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這一考試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試則是三年兩次，曰歲試、科試[25]。這樣，作為一個同樣是參加第一級考試的士人，在明清，錄取的可能性顯然增加了好幾倍。
當然，秀才資格不如舉人，特別是不能直接參加會試，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權：一是秀才需入府州縣官學讀書三年，由學官教授經史和八股文體。一般來說，只有秀才方能參加高一級的、選拔舉人的鄉(xiāng)試。換言之，凡獲得會試資格，有可能中進士，飛黃騰達的舉人，一般必須從秀才中選拔。這樣必然提高秀才的社會地位。二是對秀才生活，國家給予補貼。明代“……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后有所增加，“廩饌月米一石”[26]。而且“生員之家……除本身外，戶內優(yōu)免二丁差役”[27]。清代對秀才“免其丁糧，厚以廩膳。……一應雜色差徭，均例應優(yōu)免”[28]。秀才還享有免笞杖，見縣官不下跪等特權。用顧炎武的話說就是：一為秀才“則免于編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齒于衣冠，得以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29]。所有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發(fā)展成為地方紳士[30]。
這樣，一方面和過去的第一級考試相比，如參加明清童試，錄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數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間十分羨慕的特權，甚至進一步發(fā)展成為地方紳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條件的一部分人，對讀書應試怎能不動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沒有良好的“軟件”配合，這一制度仍然不能發(fā)揮作用。所謂“軟件”，是比喻考試內容。如果新制度僅具備上述誘惑力，但考試內容，特別是童試內容很難，平民望而生畏，則還是無法促成他們真正投身于讀書應試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實上是這一“軟件”出現了，這就是內容改用八股文，從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這一變化對平民來說意味著什么？它意味著考試難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闡釋。
八股文考試，其答題要求包括三方面：經義、代圣賢立言、八股對仗[31]。三者之中，經義是實質內容，代圣賢立言是闡述經義的角度，八股對仗是闡述經義的文體。故其核心仍是宋以來科舉所考的經義。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發(fā)展，這就是除《五經》外，沿元制加考《四書》；而且經過摸索，逐漸演變成以《四書》為考試主要內容，所謂“專取‘四子’書”[32]。《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六《經部四書類二四書大全》提要便說：明成祖時編《四書大全》，“尊為取士之制，……初與《五經大全》并頒。然當時程式以《四書》義為重，故《五經》率皆庋閣。所研究者惟《四書》，所辨訂者亦惟《四書》。后來《四書》講章浩如煙海，皆是編為之濫觴”。清朝康熙時依然以“《四書》藝為重”[33]。乾隆時“士子所誦習，主司所鑒別，不過《四書》文而已”[34]。特別是童試，在乾隆中葉以前很長一個時期明定“正試《四書》文二，復試《四書》文、《小學》論各一”，竟不考《五經》[35]。乾隆自己也說：“國家設科取士，首重者在《四書》。”[36]和上述措施緊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闡述《四書》義，必須根據朱熹的《四書集注》，否則不予錄取[37]。所有這些同樣是考經義而發(fā)生的重大變化，從明清統(tǒng)治集團的指導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進一步宣揚程朱理學，培養(yǎng)合格的統(tǒng)治人才，更好地維護新形勢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對于一般平民，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這就是考試難度的顯著降低。過去主要考《五經》，內容艱深，文字晦澀，加上漢唐諸儒煩重的訓詁注釋[39]，平民子弟基礎薄弱，不能不對之望而卻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現在換為重在《四書》，分量減少，內容比較淺顯[40]；特別是朱熹《四書集注》，擯棄舊的注釋，注意“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即引導)學者自求之”[41]，被評為“很講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經一樣，“求文理通順”[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難讀懂其內容，領會大義了。再加上闡述經義的角度要求代圣賢立言，不許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觀上減輕了平民子弟應童試的負擔[44]。至于文體八股對仗，雖麻煩一些，但畢竟只是形式問題，一般經過一定時期的揣摩、練習，便可駕馭[45]。這樣，總體上說，考八股文便為平民子弟讀書應試，首先是童試，打開了方便之門。他們不但心羨秀才，而且敢于參加童試，為一領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楊寧曰：“入仕之途易，則僥幸之人多，而讀書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員也。”[46]
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試，而所考內容艱深，不是八股文，則平民子弟不敢應試，也不會關心讀經書，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但另一方面，八股文雖比較淺顯，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樣也不大可能有讀經書、以提高文化素質的積極性。清雍正時，“有議變取士法，廢制義(即八股文)者。上問張文和(廷玉)，對曰：‘若廢制義，恐無人讀四子書，講求義理者矣。’遂罷其議。”[47]而只有將二者結合，實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會為擺脫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動起來。
試舉二例：
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東汶上縣薛家集百十來戶“務農”人家，其所以要“做個學堂”，請老童生周進來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讀書，不就是因為他過去教過的顧小舍人“中了學”(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進學”嗎？而“進學”，在他們心目中，其預兆竟會是正月初一“夢見一個大紅日頭”落在頭上，可見分量是何等之重[48]。
俞樾《春在堂隨筆》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務農，貧無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鶴皋贈公，幼讀書，年逾弱冠，府縣試屢居前列，而未得入學[49]。其伯叔父及諸昆弟嘖有煩言，曰：‘吾家人少，每農忙時，必傭一人助作。此子以讀廢耕，徒費膏火資，又不獲青其衿為宗族光寵，甚無謂也。’”這事再次證明，務農之家不惜全家勞動，勉強供一人讀書，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為宗族光寵”。
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動平民子弟讀書應試，提高其文化素質，使之轉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顯不過了。
當然，無可否認，明清兩代確有不少尖銳抨擊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論，甚至認為它是明代滅亡、清代官員愚昧無能的罪魁禍首[50]（近人對此制持全盤否定論者，也不乏引此作為佐證），但那是因為他們全都從造就、選拔合乎規(guī)格的統(tǒng)治人才--官員的角度，以比較高的標準來衡量全體童生、秀才、舉人、進士、翰林，來要求、評價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況復雜，看法很容易出現片面、極端[51]。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將留諸他日。
本文立論角度則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實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會增加了數倍士人，涌現了幾百萬童生，幾十萬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規(guī)格的統(tǒng)治人才--官員的標準去衡量，他們絕大多數的確難以達標[52]。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從明清社會的實際出發(fā)，將他們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來的億萬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績便十分明顯，因為他們畢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讀過《四書》、《五經》，至少能撰寫八股文，文化素質大為提高的知識分子。梁啟超便贊譽數百萬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們的存在，構成由宋金元最多80萬士人，到現代“為舊社會服務的幾百萬知識分子”[54]這一梯鏈中不可缺少的中間環(huán)節(jié)。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來成為官員外，絕大多數以其參差不齊的知識，默默地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發(fā)揮著億萬文盲、半文盲所發(fā)揮不了的作用[55]，從而使整個明清社會的文明程度得到相當大的提高，推動著歷史的進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這一功績，是明明白白的，是不應被抹殺的。
最后再補充一點，這就是據先輩學者研究，八股文邏輯性強。錢基博先生便說：“就耳目所睹記，語言文章之工，合于邏輯者，無有逾于八股文者也!”還認為近代“縱橫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礎。他說：“章炳麟與人論文，以為嚴復氣體比于制舉[56]；而胡適論梁啟超之文，亦稱蛻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這一見解不偏頗，則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邏輯思維上還有一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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