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達斡爾族敖包信仰和祭祀習俗的文化內涵與變遷特點的論文
我國北方的蒙古族、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等民族都有敖包信仰和祭祀的習俗，千百年來歷經世代傳承，從遠古走到今天。始終對人們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意識產生著影響，也折射出各民族社會生活與自然和人文生態變遷的基本情況。本文結合對達斡爾族敖包信仰和祭祀習俗的傳承演進所做的相關探討，對此加以具體理解和認識。
一、敖包:以自然崇拜為內涵的文化符號
達斡爾族學者鄂.蘇日臺先生認為，敖包信仰和敖包文化是前薩滿教文化形態之一，對北方民族的薩滿教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甩傲包、敖包祭，就其本質而言，是以崇拜狩獵自然環境為特征的，是以山石樹木崇拜為主體的大自然崇拜意識的直觀反映。薩滿教的思想核心是“萬物有靈論”，薩滿教的發展大體上經過了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始祖崇拜三大階段。所以說薩滿教的形成首先與自然崇拜有關，而自然崇拜又與“敖包文化”密不可分。因此，敖包信仰和敖包文化是薩滿教及薩滿教文化形成之前的一種過渡形態的更為原始的信仰意識及信仰習俗。
任何一種信仰意識和行為的產生，都是遠古時期人類面對自然界時的自感無能為力及想象力的高度發展的結果，以大自然崇拜為目的的敖包信仰亦是如此。從敖包文化較為典型的蒙古族的情況來看，無論早期山林狩獵生計還是后來的游牧生計，都讓他們深切體會了季節和氣候變化給生存帶來的嚴峻考驗。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人們深感人力渺小的同時，逐漸對生存環境中體現堅固、力量和永恒的事物產生由衷的崇敬，石崇拜的形成就是基于這樣的心理基礎。人們通過將石塊堆積到高處瞻仰和祭拜來表達對巋然不動的石頭的崇敬心意，并且由對石的虔敬和膜拜，又擴展為對山和山神的崇拜，他們把敖包看作是山的縮影，認為山神棲居于此。在以后的發展中，又在外觀形制上加入了一些象征飾物，如石堆最高處插上蔥郁的樹枝，并在枝葉間綴飾紅、黃、藍三色飾帶，分別表示對火、地和天的祭祀。可見，敖包的文化內涵不斷被擴充和泛化的同時，祭祀活動也在不斷強化著其神圣性。自然崇拜既是觀念形態的產物，也體現了人類生存環境的具體影響。從崇拜對象到祭祀形式都折射出所處環境與生計條件的規定性和制約作用。盡管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中的自然崇拜呈現一定差異和特點，但被崇拜的核心無一例外都是對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影響最大的或最直接的自然力和自然物。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民族早期也經歷過對山林怪石和巨樹古樹加以崇拜的原始信仰階段，在他們的想象中，這些山石樹木就是主宰山林的神靈的寓所，獵人進山狩獵都要對它們虔誠膜拜，以求神靈佑助他們行獵有好的收獲。而他們的敖包信仰和敖包文化正是以此為基礎發展而來的。特定的地域環境和生計方式，使這些狩獵民族以堆石膜拜的方式表達他們對從事行圍狩獵的山林和獵場的敬畏之情。在狩獵活動的范圍所及之處，堆砌起一座座在他們心中無比神圣的石堆。鄂·蘇日臺先生將這一時期稱為“崇石文化時代”，認為此即最原始的敖包和“敖包祭”之發端“而后這些原始狩獵者進山遇到有堆積石頭的地方，都很自然的撿些石頭塊堆放到敖包上，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堆越大，形成聞名遠近的敖包。又加上以各種神奇的傳說來渲染敖包的神奇作用，最后敖包由原始狩獵者小群體的信仰形式發展到原始部族大的群體性的信仰形式，最終形成了‘敖包文化’現象”。與蒙古族的情況相類似，當生存的地域空間和生計方式發生改變之后，達斡爾族的敖包文化得以承續下來。歷史上蒙古族在從事畜牧業之前曾作為森林民族之一從事狩獵生計，后來，由于生活方式的改變走出森林向草原發展，敖包信仰觀念和意識以及敖包祭祀習俗也隨之向草原地帶發展。達斡爾族由狩獵經濟過渡到定居農耕生計方式，同時兼營牧林漁獵等業以后，仍保持著敖包信仰和祭祀的文化習俗。只是從這時起，敖包信仰與農業文化建立起緊密的聯系，祭祀中也匯入更深切的對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祈盼的心愿。據文獻記載，達斡爾人居住在黑龍江中上游地區時，在許多位置醒目且被認為風水好的地方，如山頂高坡之上，或土丘漫崗、河岸湖畔，到處建有用石頭堆起來的圓錐形敖包，在找不到石頭的地方，就用沙土壘成土堆。17世紀中葉遷居嫩江流域之后，又將敖包文化帶到新的居住地，此后歷經數世紀一直延續至今。盡管在習俗的傳承中，敖包信仰和敖包祭祀較之原生形態的“敖包文化”已在形式、觀念和文化特征等方面發生了不少變化，但貫穿其中的自然崇拜意識卻是一脈相承的，敖包仍然作為基于對生存現實的關注而產生的精神世界的文化符號而存在。
二、春祈秋報，感恩自然:春祭、秋祭與官祭、民祭
敖包信仰的歷史久遠，達斡爾族的敖包祭祀也由來已久。祭祀活動有在平時隨時進行的，當行路者在野外經過敖包時要下車馬，在石堆上添加石塊，有時還獻上錢幣，以示崇敬;狩獵者和伐木者進入山林時，也一定要向設置在此的敖包添壘石塊或插草木行祭，以祈佑平安順利;也有選擇季節、時日進行的較為正式的祭祀活動。在傳統的聚族而居時期，敖包是以莫昆為單位設置的，并且由莫昆組織每年春秋兩季的祭祀敖包活動。后來由于遷徙和移民的移入，達斡爾人居住形式變成按地域雜居，于是開始以屯為單位設置敖包，由雜居的各莫昆共同祭祀。自清代以來，隨著在達斡爾族地區實行八旗制，在今莫力達瓦地區設置了布特哈八旗總管衙門敖包和旗敖包這兩個官方敖包，通稱為官敖包，敖包祭祀由此還出現了官祭和民祭之分。
過渡到農耕生計方式之后，達斡爾人對每年春季種完地之后的春祭和秋天收獲時節的秋祭都按時舉行，倍加重視。一方面，體現了自然崇拜的信仰意識對其生產生活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農業之于達斡爾族經濟生活的重要性在其觀念領域中的反映。筆者認為，達斡爾族敖包祭祀與農業生產之間的關聯性，與一切農耕民族自古以來祀天禮地，祈求并報謝自然的養育之恩的信仰意識有類似之處，本質上是相一致的。從世界范圍來看，早在原始農業發生之初，就已經形成了向神靈祈求豐收的宗教觀念和信仰習俗。在國外的一些農業考古遺址中，不僅出土了農作物籽種、石制農具、骨器、陶器等，還發現了一些象征豐產豐收的女神雕像，這正是人類早期即已存在農事信仰的佐證。我國的農耕先民很早就對滋養作物生長，使人類得以操持農耕生計謀生的神奇土地產生深深崇拜之情，在對土地、地神的祭祀活動中逐漸發展起來“社日”的習依“社”即為土地辛電“在我國古代文獻中，將土地神稱之為‘地抵’或曰:‘社’。據記載，我國早在夏朝就有祭祀土地社神的信仰活動。古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叫‘社日’，是在立春和立秋后的第五個戊日。人們在這一天聚集起來，宰殺牛羊，向地神獻上祭酒。漸至后來，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對土地神的崇拜更多地與農耕生產與祈祝豐收的活動結合起來”。在春、秋社日開展的對土地的祭祀活動旨在“春祈于社，秋報于社”。春祈，是祈求社神保佑莊稼旺盛，谷物豐穩。是日，人們除了祭祀土地，還共飲“社酒”，演社戲等，以歡快的節日活動娛神，以此激發土地滋養萬物的繁衍能力，并預祝當年作物生長時期風調雨順，農事順利;秋季作物收獲，此時在喜慶豐收和谷物安全收藏的慶祝活動中，更主要是體現秋報的主旨。人們要通過祭祀來報謝神靈的佑助和恩賜，并對祖先給予的庇護表達感恩之情，同時也藉此機會祈求來年再獲豐年。
信仰薩滿教的達斡爾人歷來供奉多種神靈。達斡爾人稱其為“巴爾肯”，共有幾十種。其中山神(白那查)、土地神和狐仙等在達斡爾人的信仰觀念中一定程度上起到農事保護神的作用。他們將土地神視為掌管天氣順調，五谷豐饒和家畜興旺的神，僅是為保農事順利加以供奉“達斡爾人每逢新開荒時，在野外臨時堆成草皮堆，在動犁前，向土神(巴拉格巴日肯)點酒叩拜”。不少人家還在庭院的角落設置小祠堂加以供奉。筆者在內蒙古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以下簡稱莫旗)及其所轄的幾個民族村做調查時，了解到這些信仰和習俗在達斡爾族的農耕生活中已經消失近六七十年，不過仍能從當地人的記憶中尋蹤和鉤沉。達斡爾族學會的先生(62歲，阿爾拉村人)回憶其父(年近九旬)曾一直供“白那查”的往事，至今記憶猶新地里遭蟲災時供，連續幾年風調雨順。供奉得很虔誠，他自己也覺得種地總能得到雨水，也很少遭受雹災。他就是在地頭上供的，每次祭時，跪在那里叨咕(當地方言，念叨的意思。)求‘白那查’保佑莊稼平安豐收。還對‘白那查’的關照表示感謝，有時殺牛來祭。達斡爾人對土地神的信奉，沒有像漢族信仰觀念中“地抵”、“社神”的概念，也沒有大規模的、隆重的祭祀活動。但他們傳統上按春祭、秋祭定制舉行的敖包祭祀，則是向他們信奉的神靈表達類似于“春祈秋報”的期待與回饋的心愿。特別是過渡到農耕生活以后，對農事順利、作物豐收的祈愿和報謝心理更加強烈。因為春季播種之后，即種下了一年的希望。達斡爾人帶著對風調雨順，免受災害，農事太平的由衷祝愿，以祭祀敖包的形式，希望將自己的主觀意愿通過影響和作用于自然力而得以實現。秋季收獲后，又虔誠地祭祀敖包，表達對大自然的感恩之情。自清代開始還有了官祭和民祭敖包之分，但訴諸的心愿和目的則是相同魄春祭通常在五月，祈求天地山河、白那查諸神保佑風調雨順，安居樂業;保障五谷豐登，各業興旺。秋祭則多在八月，感謝天神恩都日和白那查諸神恩賜豐收。可見，春祭的日期通常選在農事開端的5月，秋祭則多在作物豐收的8月舉行。每年安排在特定時節并以特定的目的舉行的兩次祭祀活動，不僅在祭祀時節、重視程度和儀式規模上與漢族等農耕民族的“春祈于社，秋報于社”很相近，而且其中所寄托、包含的信仰意識和文化心理與“春祈秋報”也是一致和相通的，這在官祭敖包和民祭敖包中均得到體現。
民祭敖包之日，“屯人咸集敖包前，用牛或豬、羊祭之。巴哈奇祝禱者，以禱告詞禱告，祈求天地、山川、神抵威靈感格，風雨以時、災癰以消、五谷豐登、大畜繁殖等詞。禱畢宰牲，分節煮薦，巴哈奇仍禱告一次，此時眾皆焚香叩拜祭畢，生熟肉按戶均分之，此民祭敖包之俗禮”。主祭人由巴哈奇(薩滿的助手)擔任，過去只允許男性參加祭祀儀式。祭祀時有時還事先在敖包上插上帶有青枝綠葉的柳樹或樺樹，用以象征五谷茂盛和六畜興旺。祭畢，通常在進餐之后，舉行射箭、賽馬、摔跤、打曲棍球等多種形式的民族游藝比賽活動。清代康熙年間在今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境內設立了布特哈八旗總管衙門敖包和旗敖包兩處官敖包，這兩座敖包分別設在宜臥奇后屯(今宜臥奇村)之北約五里許的山頂上和尼爾吉屯(今尼爾基鎮)東山頭(即下文提到的“老山頭”)。從這時起，敖包祭祀習俗中又出現了官祭形式。莫旗達斡爾學會先生告訴筆者，衙門敖包的祭祀活動自從布特哈八旗總管衙門于光緒八年(1882年)被撤銷后就停止了，到2001年之前旗里已有一百多年沒有到此行祭。而旗敖包的祭祀則一直香火不斷，旗里每年都組織祭祀這座敖包。據記載，衙門敖包由總管主祭，旗敖包由副總管主祭。祭制仍用牛、豬、羊等牲畜獻祭，每年春秋兩季舉行。祭祀衙門敖包時，總管率領官兵全體臨場燒香，讀祝文，所禱之詞與民祭同。秋祭主要是報謝神靈佑助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人畜平安，仍祈加惠施恩，免除一切災害。旗敖包的祭法與衙門敖包相同。公祭儀式后還要舉行射箭、賽馬、角力或舞蹈等游藝活動。
無論官祭敖包還是民祭敖包，都出于祈盼風調雨順、人畜平安、五谷豐登、各業興旺的共同心愿和目的，并且都選擇于每年春、秋兩季舉行，寄托了達斡爾人對大自然深深的仰賴與感恩之情。敖包祭祀過程中敬神娛已的儀式和活動，體現的則是那份人與自然之間原初的默契與和諧。
三、現實迫力與敖包祭祀文化心理及民俗形態的變遷
敖包祭祀這一古老的文化習俗也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而發生一定的變化。從民祭的情況來看，過去除了為祈祝豐收和報謝神靈而舉行的春祭和秋祭以外，每逢夏季干旱時，還要祭敖包求雨，其儀式過程沒有什么不同之處，只是祭祀活動之后，人們要用事先準備好的水互相潑灑，以示天降雨水。祭敖包習俗在后來的傳承中，已逐漸將多種祭祀目的合并起來，祭祀儀式也逐漸改為集中舉行。筆者對莫旗阿爾拉村、馬當淺村等幾個村落進行了調查，從敖包祭祀的主祭人、組織和參與活動的村干部等幾位角色和身份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訪談對象那里了解到現在各達斡爾族村落的民祭主要是以求雨為目的而舉行，而且是天旱時才祭，不旱則不祭，因此，各村現在不是每年都舉行祭敖包活動。過去祭祀時向神靈表達類似于“春祈秋報”的期待與回饋的心愿，現在則在祈祝的心理之上疊加了向大自然尋求消除災害，以獲得安康太平生活的現實要求。此外，通過這些“文化持有者”的敘說和描述，我們還了解到求雨的儀式、場景和特定規制等在傳承中對(敖包祭祀)傳統的因襲和發生變遷的情況:祭敖包求雨的時間不固定，一般都在五六月份祭。天旱時，由村里的老人們商定求雨的日期，然后告知村民。以前由各家集資買供品，主要是獻祭所用的雞、豬、酒和點心等。近幾年基本上都是村鎮出錢來買，特別是村委會對求雨活動也越來越支持，村里不僅給活動出資，而且村干部有時還直接是活動的發起人和組織者。每次求雨活動一經提議和初步安排，都會得到村民們的積極響應，這其中除了對長輩和村落權威的服從之外，更主要是信守一份其內心世界中來自世代相沿的精神信仰的規約，同時也是出于對村落社區共同利益的高度重視。過去祭敖包求雨不允許婦女參加，如今禁例已被打破，不少婦女也前去參加，集體參與的程度大為提高。祭祀已不再由“巴哈奇”主持，而是請村里年紀大、有經驗且口才好的人來擔任主祭人。與阿爾拉村相鄰的哈利村(現已與村合并)村民, (79歲，2008年擔任村里的祭敖包求雨儀式的主祭人)告訴筆者:“主祭人一般都選歲數大的，還要會說求雨詞的，有時幾年連續由同一個人擔任，有時也每次更換。求雨活動一般(前后)要用大半天的.時間，主祭人說求雨詞大概半個小時，有的也用不了半小時，關鍵在口才。”祭祀時供品擺放在敖包前，主祭人念誦求雨詞。主要是祈求上天降下寶貴的雨水，消除旱災，也同時攘除蟲災、澇災和人畜的病疫等，保佑人畜太平，莊稼豐收，大家都跟著祈禱。念畢求雨詞，眾人要圍著敖包按順時針方向繞三圈，并把上山時撿的石頭添放到敖包上，還要向敖包上灑酒。接下來圍坐分享祭品，之后活動即告結束。
今天，民祭敖包活動較之傳統形態發生了一定變化，體現出一些新的特點。但最根本的變化在于文化心理方面，而這與達斡爾族地區生態環境的變化不無關系。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生態破壞所致的自然災害，尤其是旱災頻繁，不僅使農業生產受到直接的影響，甚至導致農民的生活重陷困境，因而敖包祭祀中必然會帶有明顯的農事攘災的心理寄托，求雨是其鮮明的目的指向。顯然，環境因素已成為敖包祭祀中農事攘災的心理愿望得到顯著強化的現實迫力。
官祭敖包的慣制也并未一直得以完整地延續，前文提到旗敖包自設置以來，每年由旗里組織祭祀，而布特哈八旗總管衙門敖包的祭祀活動自1882年隨著總管衙門的撤銷而停止。2001年這一敖包因一個特殊的歷史機遇又得以從歷史中重返現實。筆者從莫旗達斡爾學會了解到，由于2000年莫旗要興建尼爾基水庫，位于旗東部尼爾基哈達(當地人稱老山頭)一帶規劃為庫區占地，設置在此的旗敖包也將被遷移。學會的先生講述了最終將旗敖包與布特哈八旗總管衙門敖合并的經1942年原先登特科努圖克祭過布特哈八旗總管衙門敖包，因為它當時屬于登特科努圖克(轄區)范圍。那時候我上小學，也跟著去了，對那里壯觀的山峰和敖包印象很深。于是我就建議把旗敖包和那個敖包合并，因為它們都是旗的祭壇。我提出這個建議后，學會理事長和旗里相關領導分別去看了，都感覺特別滿意，一致同意往那里搬遷合并。搬遷合并那天舉行了祭祀儀式。當時這座總管衙門敖包都300多年歷史了，竟還有2米多高，那石頭長期被太陽曬都成紅色的了。現在外層的石頭都是合并以后祭祀時加上去的，原來那紅色的石頭幾乎看不到了。從搬遷合并那年，我們這里的敖包節就定下來了，每年都要到那里祭敖包。”根據資料提及和訪談對象講述，今天重溫于2001年8月1日搬遷合并當天舉行的敖包會上莊嚴的祭祀儀式，仍可以體會到歷史跨越時空與現實對接帶給人們的欣喜與感動。祭祀儀式由達斡爾學會的樂志德先生主持，主祭人為八旬老人敖壽昌，另外請8位達斡爾族老人、一位鄂溫克族人合祭，他們將代表民眾之意，向蒼天祭祀。祭詞飽含虔敬之情，向他們所信奉的母天、父天和敖包神等諸神靈禱告和祈求:通享本次祭祀的參與人眾、獻祭和祭奠形式、感贊神靈的護佑、訴說旗敖包遷址的原因和擬與布特哈八旗總管衙門敖包合并的事宜，等等，恭謹而周全。而最為核心的訴求則是祈愿繼續獲得神靈的佑助，使地方和民眾永享興旺康乳“今天，巴特罕達斡爾人們、鄂溫克族和各族群眾，共集在此，歡聚一場，為旗斡包喜遷送行。祈求神靈，繼續保佑平安、幸福地生活。保佑繁衍，消除災害，六畜興旺，風調雨順，農業豐收，祝愿巴特罕繁榮昌盛吧”鈞神圣的祭頌回響在山野之間，這既是達斡爾民眾對自然的祈望和感恩之情的表達，也是人與自然的真誠對話。這一天所確立的一年一度在此祭祀敖包和舉行敖包會的定制，實質上也確立了官祭敖包在現代社會的傳承形式，它可以有意識地強化民眾尊崇自然、保護環境的心理意識，使人與自然之間互通互融的情感聯系得以接續并維系下去。
達斡爾族敖包信仰和祭祀習俗在傳承中體現出穩定性和變異性的特點，我們感悟到其中世代相沿的人對自然敬畏、依賴和感恩的觀念與情感的同時，也對其所關聯的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適應狀態和互動關系及其變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作為達斡爾族文化傳統變遷的動因，現實條件和環境因素應通過自身的不斷改善和優化來賦予該傳統文化形態以當下的價值和功能，從而使內涵豐富的民族傳統信仰及相關習俗在當今更好地為民眾的生活和社會發展帶來秩序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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