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翻譯原則的反思論文

　　所謂動態表演性原則就是翻譯劇本時，以演出為目的，并要找出源文本中的動作文本，然后在譯文中再現這個動作文本。文本自身的功能指的是劇本語言的戲劇性。動態表演性原則暗含了戲劇翻譯研究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即文本與演出的辯證關系。在１９８５年《迷宮中的迷途———戲劇文本翻譯的策略與方法》一文中，巴斯奈特對動態表演性原則提出質疑。質疑的理由基于以下兩點：劇本自身包含演出的特性，所以不必以演出為翻譯對象，另外動態表演性原則內涵不明確。巴斯奈特指出，戲劇翻譯研究中最大的困難在于對文本屬性的認識［２］８７。她重新挖掘了劇本屬性：劇本是對舞臺潛能的文字轉錄，舞臺潛能是劇本創作的驅動力。劇本具有舞臺潛能是因為劇本隱含一個演出文本，劇本包含了演出的全部要素［２］８７。巴斯奈特對劇本屬性的認識，使戲劇翻譯的對象從演出回歸到劇本成為可能。在以演出為指向的戲劇翻譯中，巴斯奈特發現源文本常常被誤譯，例如，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大膽媽媽的黃瓜》的英譯本中，源文本倡導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目標語文本中變成了反馬克思主義［２］９２。因此，巴斯奈特決定放棄“動態表演性原則”，轉而關注文本本身的語言結構，戲劇翻譯的起點是劇本，而不是臆想的演出。

　　在發表于１９９１年的文章《為劇場的翻譯：反對動態表演性原則的理由》中，巴斯奈特否定了動態表演性原則。她總結了動態表演性原則三種似是而非的作用：作為托詞遮掩權力操縱下的所謂“直譯”；用來說明譯文“過度改編”的合理性；用來描述劇本中假定存在的動作性文本［３］１０２。根據自己多年的戲劇翻譯經驗及翻譯理論研究，她認為動態表演性原則這一術語本身存在諸多問題。首先，這一術語從未被清晰界定，僅有的界定只限于使譯文語言節奏流暢。而且，作為理論，動態表演性原則根本沒有堅實的立論基礎［３］１０２。其次，動態表演性原則的出現是自然主義戲劇的衍生物，不適用于其他流派戲劇的翻譯，因此這一原則不具普遍適用性［３］１０３。最后，因為動作受制于文化，不具有普遍性，動作性文本無法跨越文化界限而被迻譯到目標語文本中［３］１１０。在否定動態表演性原則的同時，她建議從戲劇翻譯理論史和劇本語言結構這兩個主要方面進行戲劇翻譯研究。

　　在１９９８年的《仍陷迷宮：對翻譯和戲劇的進一步反思》中，巴斯奈特徹底否定了動態表演性原則。她再次強調了戲劇翻譯理論的匱乏是因為對劇本與演出關系認識的不足。“對可表演性是什么以及為什么認為一個文本比另一個文本更具可表演性，從未給予明確說明，所以對動態表演性的認識僅限于字面意義的理解。”［４］９５巴斯奈特考察了動態表演性原則作為批評術語的概念史，認為動態表演性原則的出現和被接受，是因為戲劇翻譯研究中還未形成系統的理論，動態表演性原則是應對理論匱乏的權宜之計［４］９５。動態表演性原則與“改編”和“改譯”同義，而“改編”和“改譯”偏離源文本太遠，已不屬于翻譯［４］９８，所以巴斯奈特認為動態表演性原則不是戲劇翻譯范疇的原則。對動態表演性原則，巴斯奈特經歷了提出、質疑、否定和徹底否定后，仍深陷戲劇翻譯的迷宮。雖然未能解決戲劇翻譯的根本問題，但巴斯奈特留下了兩個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如何理解劇本和演出的關系；戲劇翻譯中如何保持譯本“忠實”［４］９６。這兩個問題可以概括為戲劇翻譯對象定位問題和戲劇翻譯同一性問題。

　　劇本：戲劇翻譯的對象

　　巴斯奈特指出，動態表演性原則得益于戲劇符號學的啟發，尤其受益于法國戲劇符號學家于貝斯菲爾德和帕特希斯對文本和演出關系的觀點。巴斯奈特認為文本和演出的辯證關系是戲劇翻譯研究必須弄清楚，不能含糊的問題，因為這決定了戲劇翻譯的方法和原則［２］８７。法國巴黎第三大學戲劇學教授于貝斯菲爾德在其著作《戲劇符號學》中，用Ｔ，Ｔ′和Ｐ這三個符號來表述文本與演出的關系，Ｔ是Ｔｅｘｔ，指作者文本（原則上是印刷本或打印稿），Ｔ′代表導演二度創作的導演文本，Ｐ是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指演出［５］，那么文本和演出關系的公式就是Ｔ＋Ｔ′＝Ｐ。劇作家創作的劇本是演出的基礎，譯者只需要譯出作者文本就可以了，至于演出文本，它是導演二度創作的作品。符號Ｔ，可能是原作者的源語文本，也可能是屬于原作者的譯語文本，總之，譯者面對的是作者文本Ｔ，與演出文本Ｔ′無關。

　　帕特希斯是法國巴黎第八圣丹尼斯大學的戲劇符號學家，他在處理戲劇翻譯問題時，把問題焦點放在了“戲劇文本的翻譯在于表演和接受的過程中”。在《走向具化的戲劇翻譯》一文中，他提出翻譯具化是一個假象的連續過程：Ｔ０→Ｔ→Ｔ１→Ｔ２→Ｔ３→Ｔ４。Ｔ０指作者文本，Ｔ指待譯文本，Ｔ１指譯者始點（譯者既是讀者也是戲劇家），Ｔ２指劇本分析，Ｔ３指演出文本，Ｔ４指舞臺呈現，并指出連接Ｔ３和Ｔ４的是指示語單位。帕特希斯把文本和演出的關系假想成一個由文本到演出漸變的'過程［６］。由Ｔ０→Ｔ，也就是劇作家完成文本創作后，這個文本就不再屬于劇作家，而成為一個獨立的文本；Ｔ→Ｔ１→Ｔ２表明譯者所面對的是獨立自足的文本，作為譯者不僅是劇本的閱讀者還是能夠分析劇本懂戲劇的人；Ｔ２→Ｔ３→Ｔ４表明譯出的文本不能直接用于演出，需要編劇或者導演把它處理成演出文本，最后在舞臺上體現出來。這個假想的連續過程明確了譯者在舞臺翻譯中的位置，即，僅限于Ｔ→Ｔ１→Ｔ２階段，譯者面對的是待譯文本，與演出文本無關。從上述戲劇符號學理論可知，譯者的翻譯對象是劇作家創作的文本，而不是導演創作的演出文本。但是，在最初提出動態表演性原則時，巴斯奈特認為翻譯的對象是演出文本，巴斯奈特深陷困境的原因是，她在戲劇翻譯對象的確定上發生了錯誤。

　　從８０年代中后期開始，巴斯奈特由以表演為上轉變到以“文本為上”，認為“從根本上說譯者工作的原材料是文本，適合表演的因素只能‘編碼’在劇本當中，無法脫離劇本，因此翻譯要回歸到語言結構的層面，從語言結構出發。”［２］１０２這里的文本指的是狹義上的語言符號的文本，即劇作者創作的文本，而不是演出文本。李漁曾用“手握筆管，心卻登場”來形容劇本創作時的狀況。好的劇本，專為登場而作，本來就是用筆記錄下來的一場活生生的演出，只不過把復雜的場景、人物、道具等濃縮在一個極小的質點上而已。好的讀者，看一個劇本，就是在眼前看一場演出。劇作家把一場演出凝于筆端，那么，完全有理由只從語言層面出發來思考戲劇翻譯問題。回歸到文本語言層面，也就回歸到了戲劇翻譯本體。

　　情境：戲劇翻譯的同一性

　　“戲劇是動作的藝術”已成為多數人對戲劇本體的共識。顯然，動態表演性原則受到“動作說”的影響，即“戲劇是用‘動作’摹仿‘行動中的人’”，所以，巴斯奈特寄希望于找出源文本中的“動作性文本”，然后把這一“動作性文本”完整地移入目標文本。但后來，巴斯奈特認為很難找出源文本中的動作性文本，而且到底什么是動作性文本一直沒有弄清楚。實際上，巴斯奈特沒有意識到所謂的“動作性文本”主要由“潛臺詞”構成，因為“臺詞的動作性是強是弱，主要在于潛臺詞的厚度和深度”［７］３５４，而潛臺詞，只有在戲劇情境中才能表達意義和體現動作性。一句臺詞“你好啊！”至少有七個潛臺詞，或者說對應七個心理動作，例如，表現問候動作時，“你好啊！”的潛臺詞就是“你身體好嗎？”，這時臺詞與潛臺詞是一致的；如果表現威脅的動作，潛臺詞就是“咱們等著瞧”，這時臺詞與潛臺詞相反［８］２８４。劇作家創造了臺詞和戲劇情境，情境創造了潛臺詞。由此可見，譯者只翻譯臺詞就可以，不必把潛臺詞的深層意義直白地譯出。只要源文本的戲劇情境被轉換到目標語文本中，臺詞的深層意義在源文本和譯文中就應該是一致的。動作性文本是源文本和譯文本共同具有的內在結構，這個內在結構要借助其他方式把它顯示出來，而不是自我顯現，這也是找不到動作性文本的根本原因。在上個世紀８０年代初期，巴斯奈特“認為戲劇文本的自身結構中就包含一些使其適合表演的特性，即隱藏著一個動作性文本，譯者要做到的就是找到這些適合表演的結構并將其傳遞到譯文當中。”［１］１２２在譚霈生的戲劇本體論中，這個適合表演的結構，即戲劇本體，就是能呈現戲劇性的“情境”［９］，當巴斯內特意識到譯者要找到適合表演的結構并將其傳遞到譯文中去時，已經與戲劇本體一門之隔了，若再往前進一步，打開戲劇本體的門，她就會走出迷宮。

　　巴斯奈特否定動態表演性原則后，提出了新的翻譯原則：“翻譯活動要處理的是文本中的種種符號，如指示單位、語言節奏、停頓和沉默、音調和語域的變化、語調模式等。簡而言之，文本中既可解碼又可編碼的語言和副語言因素”［４］１０７。這些新的翻譯原則仍然不能解決戲劇翻譯的根本問題，因為它們都是戲劇本質之外的外在形式，因此，巴斯奈特仍深陷戲劇翻譯的迷宮。從巴斯奈特的失敗可以看出，只有找到戲劇本體，并把本體傳譯到譯文中去，才是解決戲劇翻譯問題的關鍵所在。巴斯奈特試圖接近戲劇本質來解決戲劇翻譯問題，這個研究思路是正確的。但動態表演性原則不能解決戲劇翻譯的問題，因為動作不是戲劇的本體，“人的動作，如果不能顯示一定的思想意義，它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戲劇性”，“一個無因果的動作，在劇本中是沒有價值的，因為它不能顯示任何意義”，要想使臺詞具有戲劇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清楚地表現出動作產生的情境”［７］１６２。解讀出戲劇語言中的動作性對于戲劇翻譯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讀出動作所處的情境。情境“賦予動作以特殊的意義”，“可表演性”是“情境論”的一部分，所以，比起動態表演性原則，戲劇情境翻譯是一個更值得研究的新課題。

　　“因為本質的可譯性最接近原文”［１０］１５，良善譯文就是對本質內容的準確傳達，因此，把戲劇的本體傳達出來，可以說就達到了戲劇翻譯的目的。“譯文不是要模仿原文的意義，而是要周到細膩地融會原文的指意方式。”［１０］１６對戲劇來說，情境就是戲劇的指意方式。如何找到戲劇情境？只有回歸原作。本雅明說“翻譯是一種形式。要把它理解為一種形式，我們必須回溯到原作，因為控制譯文的法則在原作之內”［１０］１６。“回溯到原作”，本雅明強調了原作的重要性，對于戲劇翻譯，也就是必須以劇本作為一個本源來開始翻譯活動，找出“控制譯文的法則”，這個控制譯文的法則就是原文的本質，所以譯文受制于原文。譯文和原文不可能是“同一事情”，但是把譯文和原文關聯起來的卻是“本質”的同一。在戲劇翻譯中，這個能使譯文和原文相互關聯的本質就是“情境”。所以，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中的觀點進一步證明了情境翻譯在戲劇翻譯理論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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