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殖列傳》讀后感（通用11篇）

　　《貨殖列傳》讀后感 篇1

　　太史公作《貨殖列傳》，不拘泥于時，駁斥儒道兩大家有關經濟問題的觀點，大膽提出人類追求財富的合理性，字字鏗鏘，擲地有聲。“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無論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實現(xiàn)的基礎，財富，在很多時候就是我們人生的資本。

　　自從商業(yè)產生以后，貧富差距漸漸出現(xiàn)，同時因為有了差距，便生出許許多多的社會矛盾與沖突。作為以農為本的國家，古代中國一直到了清朝還在壓制商業(yè)活動，商人們承受著來自朝廷和社會各個方面的阻撓與壓力，可以說，一個成功的商人的創(chuàng)業(yè)歷程真的是步履維艱。士農工商中，商為最下等，其實各個階級都要養(yǎng)家糊口掙取銀錢，只是收獲渠道不同，收獲數(shù)量也不等。皇家貴族子弟生下來過的就是錦衣玉食的生活，雙手不沾一點腥土，整天跟著先生念叨仁義禮智信，之乎者也，修身養(yǎng)性治國平天下。每每這些“貴人”不開心的時候，一個巴掌掄過去，挨打的小奴仆低頭含淚，以頭搶地，可憐兮兮地捂著一邊打紅的臉：“奴才該死！”同是人，貴賤就這么給劃分明了，你，窮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負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煩惱，他們擔心的也許是明天去哪里游玩，應該穿什么樣的衣服，而眾多吃穿無著落的窮人們還在忍受著饑餓侍弄那幾畝租田，用一句俗語來形容就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財大氣粗”也就是這個樣子了，“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

　　錢，本身是的確沒有什么價值的，如果，我們的祖先把土塊當做“錢”來換吃換喝的，那么現(xiàn)在的土塊就不是被小孩子和泥巴的玩意兒了，當然，我只是打比方而已。況且為富不一定就是不講仁義的人，正所謂國富民強，同樣的道理，家富了親人也不用受人冷眼，遭人欺負。骨氣不是窮人的專屬名詞，富可敵國是一種本事，家徒四壁就算清高嗎？可知道“貧賤夫妻百事哀”？兩袖清風，只是說明你不愿陷于泥淖之中，換一種說法，就是保身之法，避免以后因此落個罵名。在生財之道這個方面，到底是差那么一些。現(xiàn)在的我們一無所有，靠的是父母資助，上大學最直接的目的便是將來找到一份好工作，過上一份富足的生活，而不是整天煩惱于明天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也許又會有人批評我們現(xiàn)在的大學生也鉆到錢眼里了，試問，沒有這樣的物質基礎，我們要抱著書本去呼喊越窮越光榮嗎？

　　我不是一個拜金主義者，不會忘記自己的責任，只是，我們應該正視金錢這個問題，追求財富并不是可恥的事情，付出勞動就應該得到回報。贍養(yǎng)父母，撫養(yǎng)子女，是我們應盡的責任，而盡責的基礎是你有這個經濟實力，如果連自己都養(yǎng)活不了，你憑什么來讓自己的親人在最起碼的日常生活中過得無憂無慮？

　　《貨殖列傳》讀后感 篇2

　　讀了司馬遷《史記》名篇《貨殖列傳》后，深深佩服于子長先生對于發(fā)展經濟社會的遠見卓識。

　　“貨殖”古代指經營商業(yè)和工礦業(yè)，我認為司馬遷所說的貨殖含義更廣，包括發(fā)展經濟各項產業(yè)的全部（物質文明），文中發(fā)展一二三產事例諸多，茲不贅述。司馬遷發(fā)展貨殖的觀點我非常贊同，這和我國現(xiàn)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如出一轍，因為沒有了物質基礎，即便是天花亂墜的思想教育也是空中樓閣 。對于執(zhí)政者而言，人民不富裕，說話辦事少人聽，少人信，少力度，少人干，甚至沒人追尋。對于國家而言，國力不強盛，落后很可能挨打，所以說發(fā)展經濟在什么時候都是要牢記的。

　　如何發(fā)展經濟社會，文中首先指出掌權者要管理好國家。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意思是說：“（掌權者對于人民），最高明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誘導他們，再其次是教育他們，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來）束縛他們，最愚蠢的辦法是與百姓爭利。”我的理解就是就是順其自然，按其發(fā)展規(guī)律辦事，按照人民的發(fā)展要求，按照法制來治理國家，而不是盤剝和壓榨人民。用現(xiàn)在的提法就是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行政和以德執(zhí)政。這樣的觀點在那個時代提出來應該是多么多么的超前呀！

　　其次用事理正反兩方面深刻證明了發(fā)展經濟的重要性，回答了為什么要發(fā)展經濟的問題。用姜太公呂望、管仲的事例說明了發(fā)展經濟可以富國強民（“故太公望封于營丘，地舄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閑斂袂而往朝焉。其后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意思是說： “姜太公呂望被封在營丘，那里的土地本來是鹽堿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勵女子紡績，極力提倡工藝技巧，把魚、鹽運到別處去銷售。這樣，其他地方的人民歸附于他，貨物也源源不斷地運來了，象錢串一般，絡繹不絕，又如車輻一般。”）用“《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理論論證了不發(fā)展經濟就會民生凋敝、國家衰敗。

　　再次，文章提出了要發(fā)展市場經濟的問題，如何發(fā)展市場經濟的問題和發(fā)展市場經濟的好處？指出要按價值規(guī)律辦事，用價格用市場來調控資源配置。即：“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yè)，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指出了在發(fā)展市場經濟“故善者因之”的同時，還要宏觀調控，設“設輕重九府”（物價、工商）等管理部門打擊那些囤積居奇、壟斷經營、欺行霸市、哄抬價格等擾亂市場，傷害消費者的行為。只有這樣才更有利于人民安居樂業(yè)，社會和諧通達。“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fā)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在那個時代，司馬遷對于發(fā)展經濟社會所做的深入思考和有益研究，不能不令人感到驚奇和贊嘆：他不僅是一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而且是一個很有見底的經濟學家。

　　當然，文中提到：“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觀點我不是非常贊同，他和孟子“溫飽思淫欲”我也不敢茍同的觀點有些沖突。因為物質富有可以促進精神富有，但絕不能代替精神富有。縱觀歷史上為富不仁的人太多了，富貴慈善家也不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也有不少。所以，我們要在發(fā)展物質文明的同時，也要重視精神文明建設，就要像鄧小平提出的那樣——“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對于國家而言在突出抓好經濟建設的同時，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建設都要抓好，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實惠，才能使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對于自身而言就是要干好工作，提高修養(yǎng)，為社會作出貢獻，做好表率。

　　以上所言，牽強附會、淺嘗輒止之處頗多，請大家海涵。

　　《貨殖列傳》讀后感 篇3

　　本文中，司馬遷記述了不同人致富的手段，得出“致富并不是靠固定的行業(yè)，而財貨也沒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領的人能夠財貨，沒有本領的人會破敗家財”的結論。

　　太史公說，人們總是要使自己的耳目盡情地得到音樂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盡多地品嘗牲畜肉類的美味，身軀盡量安處于舒適而快樂的環(huán)境，而精神上還要炫耀自己的權勢與才能的榮耀，使這種風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經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樣微妙的言辭逐家逐戶地去勸說他們，終究也不能使他們精神淳化。所以說，求富是人的本性，用不著學習，就都會去追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攮攮，皆為利往。

　　司馬遷還不斷強調財富對治國的重要性。倉庫充實了，百姓才能懂得禮節(jié)，衣食豐富了，百姓才知道榮耀與恥辱。禮儀產生于富有而廢棄于貧窮。壯士在軍隊中，打仗時攻城先登，遇敵時沖鋒陷陣，斬將奪旗，冒著箭射擊，不避赴湯蹈火，艱難險阻，是因為重賞的驅使，這驗證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讀到這里，飛絮的思維讓我想起扶濤教授的話，要學好經濟學必須拋開道德的束縛。每個人都是理性經濟人，總是企圖以最低的代價獲取最大的利益。只有每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社會福利才最大。社會上各種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商家們都是這樣想的嗎？我們恨，可又拼命地報考公務員；我們罵壟斷，可又拼命地往高薪單位里鉆；我們譏諷不正之風，自己卻忙著找關系。()總之我們憤恨不是因為不公平，而是覺得自己處在不公平的不利位置。我們不是想消滅這種不公平，而是想要自己處于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這種骨子里的自私，才是我們真正應該自我批評。

　　在商品經濟高度發(fā)達的時代里，人心浮躁，急功近利，人情冷漠，要使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法制完善的腳步必須趕得上人類道德下滑的速度，這樣才能抑制負能量阻止人類的進步。

　　隨著分工明確化，管理科學規(guī)范化，人類勞動率不斷提高，創(chuàng)造了更多的財富，毫無疑問，這些財富歸功于企業(yè)家和資本家。古代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勞動和土地具有較高的豐裕度，創(chuàng)造的財富遠遠少于現(xiàn)在。所以勞動、資本、土地和企業(yè)家才能，這四個生產要素中，只有資本和企業(yè)家才能才是真正推動財富的創(chuàng)造。正如歷史才是英雄創(chuàng)造的。

　　明白創(chuàng)造財富的方法，也要知道如何分配剩余的財富。這需要政府尋找完善的分配制度和監(jiān)管制度體系。這樣社會福利和人民幸福指數(shù)才提高。因為高的 GDP 不一定能帶來高的社會福利水平。

　　經過一年的學習，能逐漸理解經濟學。我的理解是經濟學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稀缺資源來生產各種商品和勞務，并且將這些商品和勞務分配與不同的社會科學。經濟學能讓我更理解生活，雖然有些理論不切合實際，但是那些理論隱藏的思維方式和分析問題的方法才是你的生存法寶。大學是加油站，要使以后的你走得更遠更快，必須加更多油，我們都是路過加油站的車輛，付出的金錢和時間是為了能帶走油。路過后，在驀然回首之際，摸著均勻跳動的脈搏說，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不因碌碌無為羞恥，我想，這樣的人生也足夠了。

　　《貨殖列傳》讀后感 篇4

　　一、“貨殖”是指通過商業(yè)活動逐利致富。

　　《貨殖列傳》是司馬遷為先秦和西漢前期著名的工商業(yè)者所立的類傳，分析了工商業(yè)的發(fā)展狀況，記述了各地經濟貿易特點，介紹了著名商人的事跡，闡明了作者的經濟觀點。《貨殖列傳》雖然排在《史記》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業(yè)在那個時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業(yè)在國計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確指出了人們追求財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勢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間隱藏著諸多迄今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夠帶給我們重要的啟發(fā)，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二、世界是物質的，商業(yè)是必要的，經商是有學問的。

　　文章開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烏托邦式的陳舊觀念，已經成為“涂民耳目”、“幾無行矣”的陳腐理論。“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于各地物產不同，社會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須“商而通之”、“商不出則三寶絕”，商業(yè)“上則富國，下則富家”，直截了當?shù)刂赋隽松虡I(yè)的重要性。

　　文章不僅用常見的經濟現(xiàn)象揭示出一般的經濟規(guī)律，“原大則饒，原小則鮮”、“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yè)，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確指出，經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業(yè)，“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還贊揚了棄官經商的人，稱其為“賢人”，“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jié)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給予商人應有的社會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較大篇幅、用贊賞的口氣介紹了范蠡、子贛等人的事跡。范蠡幫助勾踐復仇之后，明智地選擇歸隱經商，“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此所謂富好而行其德者也”。 子贛“廢著鬻財于曹、魯之間”，在孔門弟子中“最為饒益”，不僅自己“結駟連騎”、與國君分庭抗禮，受人尊重，而且對孔子揚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幫助，屬于“得勢而益彰者”。 范蠡、子贛均為當時代的精英，在從政、做學問上均有較大成就和建樹，兩人又同為商界成功人士，在歷史上樹立起了儒商典范，成為此后我國商界的楷模和榜樣。

　　三、經商之道，貴在把握時機，咬定目標，薄利多銷。

　　司馬遷寫作《貨殖列傳》，距今已經2100多年，但文章中體現(xiàn)的商業(yè)思想和基本原則，大部分是正確的。現(xiàn)代商家如果認真體會和靈活運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準確研判市場。計然是春秋戰(zhàn)國時越國的謀臣，又是一名經濟學家、商界理論家。據(jù)說，勾踐成功復國、范蠡成功經商都是在計然的理論指導下實現(xiàn)的。《貨殖列傳》大幅引用計然的話，說明審時度勢、研判市場的重要性。“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 “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一個成功的商業(yè)企業(yè)，既要深入調查研究，把握經濟大勢，掌握行業(yè)供求信息，又要系統(tǒng)思考，迅速反應，果斷采取行動，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潤。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后，論述道：“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人富而仁義附焉”，多處論及財富的重要性。文章講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動各行各業(yè)發(fā)展的動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從“壯士在軍”、“趙女鄭姬”，到“弋射漁獵”、“醫(yī)方諸食技術之人”，“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余力而讓財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當性。作者褒揚了從管仲到曹邴氏等人發(fā)家致富的行為。認為管仲在整頓經濟秩序，幫助齊國復興、齊王稱霸的同時，自己發(fā)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現(xiàn)。魯人曹邴氏“富至巨萬”，仍然“父兄子孫約”，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規(guī)，也是受人稱道，值得世人學習的。

　　三要勤勞節(jié)儉，薄利多銷。文中論及商道時，認為勤勞治富是正確道路。一方面講到，“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贊賞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jié)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的行為，也肯定了郅氏、濁氏依靠磨刀、賣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勞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強調“廉賈歸富”，清廉、不貪一時之利的商人，終歸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貨物滯銷，資金周轉不靈，所得利潤僅為十分之三。薄利多銷的商人，財物流通無滯，所得利潤可達十分之五。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們學習領會和借鑒實踐。

　　四、推動企業(yè)長遠發(fā)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資金，重視“實體經濟”。

　　《貨殖列傳》是一篇傳記，但仔細閱讀后，能夠體會出不少與現(xiàn)代商業(yè)理論相一致的觀點，對現(xiàn)代商業(yè)管理管理具有指導意義。

　　一要加強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諺語述及控制運輸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多處講到各地風土人情、物產分布、交通情況，都是在提醒世人，運輸成本是影響商品價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講到“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講到“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牽涉到庫存和資金管理問題。在講述經商致富案例時，講到一個名叫刀間的商人，特別偏愛收留、使用“奴虜”，“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終于依靠這些人的力量發(fā)家致富，財產多達數(shù)千萬。這實際上是一個使用廉價勞動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問題。

　　二是承認資本經營的合法性。《貨殖列傳》記述的是秦和西漢前期工商業(yè)者的事跡。那個時代，多數(shù)上層人家是依靠官職俸祿或爵位封地顯貴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過工商業(yè)積累資本、發(fā)家致富，從而躋身上流社會的。作者給這樣的人家起了個名，叫“素封”。說，“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文章不僅認可資本經營，而且肯定了巴郡一個叫“清”的寡婦繼承和享用祖上遺產的合法性，指出貨幣資金的重要性，講到了“財幣欲其行如流水”、錢能生錢等道理。

　　三要重視“實體經濟”。由于歷史原因，我國社會長期崇尚以農為本，認為依靠農業(yè)生產致富為上等，依靠工商業(yè)致富為次等。我們不能奢望《貨殖列傳》在這方面有歷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時代的農業(yè)比作現(xiàn)時代的“實體經濟”，同樣有所啟發(fā)。文中講了一個有意思的案例。楚漢相爭之際，宣曲一個姓任的富人，準確判斷戰(zhàn)爭將會造成土地荒蕪、糧食漲價的形勢，在別人爭奪金銀珠寶的時候，他用地窖儲存糧食，然后高價賣出，發(fā)了大財。經商發(fā)財之后，“富人爭奢侈”，而任氏不僅“折節(jié)為儉，力田畜”，而且在購置田、畜的時候，“獨取貴善”，結果任家“富者數(shù)世”。任氏“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在經商致富之后，用農耕本業(yè)——彼時代的“實體經濟”保家守財，成為民間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揚。

　　五富無經業(yè)，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貨殖列傳》，值得細讀。

　　《貨殖列傳》讀后感 篇5

　　近年來，有很多經濟學家以及歷史學家，都以為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里，早已提出市場經濟的思想。對這種說法，也有某些學者持反對態(tài)度。他們反對的理由很簡單，即如果真是如此，那為什么沒有被歷朝所用？其實，現(xiàn)在有很多學科都在談論此類問題，以為現(xiàn)在某種思想，在古代早已有之，或西方某些科技（如計算機）在中國古代（《周易》）亦早已有之。這些說法極力膨脹傳統(tǒng)文化的作用，既缺乏理論根據(jù)，也是夸大其詞。我們應該以歷史的發(fā)展觀點，對前人的思想作出科學的解釋。比如說，在《史記·貨殖列傳》里，隱含著某種類似于現(xiàn)在的市場經濟理論的思想，但決不能說市場經濟理論就是《史記·貨殖列傳》的翻版。下面，我想從歷史的發(fā)展觀點來談談《史記·貨殖列傳》里所包含的經濟思想。

　　在《貨殖列傳》里，處處表現(xiàn)出一種自然合理的思想。即一切商賈之事，都是必定要發(fā)生的，不論哪個時代，哪個地方，甚至哪個人。這是極其自然的，好象人要吃飯、睡覺一樣。古書有云："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財富身安使人懂禮節(jié)知榮辱，這是社會安定以及人們生活的基本條件。司馬遷說："故君子富，還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執(zhí)益彰，失執(zhí)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言非空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象之侯，百室之言，尚尤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只有人民富了，才始有安居樂業(yè)可言。人民深懂此理，且這也是千百年來的真理。所以，一切商賈之事，本來就很自然，也很合理。是社會、生活得以正常運轉的必定之事。

　　但是，這些商賈之事的分布又有其自身的理由所在。比如，每個地方生產自己地方特有的產品，地方與地方之間再進而相互交易，形成自由流通，使人民的生活各有所需、需而有得。故司馬遷說："夫山西饒材-----山東多魚----則千里往往出山基置——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出之，商而通之。"因此，每個人只有把自己應該做的事做好了，同時也就會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司馬遷說："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勸其業(yè)，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附，而自然之驗邪？"人在自己的行內，做自己行內的事，并且應該努力去做好。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使別人能得到你的東西，而別人同樣也要做他應該做的事，你要就可以從他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東西。

　　如此循環(huán)、相交，在社會上就形成了一種經濟活動。這樣的經濟活動的前提是，每個個體必須是自由的、獨立的活動，發(fā)揮本行內事是他的職責，如果不能做好行內事，那是他的失責；同時，社會上的每一種有關經濟的活動，必定是相互之間發(fā)生密切聯(lián)系的，他們互不干涉，但又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種經濟活動，否則就會引起某種不協(xié)調，更甚導致社會的動蕩不安。

　　從上述的論述里，我們也不難發(fā)現(xiàn)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已隱約露出有關"經濟"的思想。但畢竟不能與現(xiàn)在的"市場經濟"理論完全等同。但是他強調各種商賈的分布合理，以及自由往來的交易，與商人的獨立自主、互不相干，且必須做好分內之事的論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與現(xiàn)在的"市場經濟"理論有著相似的一面。因此，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關系。因為，那時的有關"商賈"活動，只是被作為社會以及生活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活動，從實際的生活中得到某些經驗性的總結。此與上升為理論的"市場經濟"是不一樣的，并且當時的這些思想最多也還只是一種初期的萌芽狀態(tài)。因此，我們在看待古代思想時，必須要持一種歷史的發(fā)展觀點。這樣，才能正確地看待歷史中所發(fā)生的事。

　　《貨殖列傳》讀后感 篇6

　　中華民族幾千年積累下來的商業(yè)文化可謂是博大精深，在悠久的商業(yè)歷史中逐漸培育出了商人自有的經營謀略，而這些經營謀略同樣適用于當代的各種商業(yè)經營者。

　　（一）、知地取勝，擇地生財

　　兵法有云：地形，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zhàn)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zhàn)者必敗。可見，地形是決定作戰(zhàn)勝敗的一大關鍵，作為一名領兵作戰(zhàn)的將領，必須深諳此道。古有云商場如戰(zhàn)場，商場上的經營者就如同指揮千軍萬馬的將帥，智慧的將帥往往能抓住有利時機，占據(jù)有利地形，最終取得戰(zhàn)爭的勝利。

　　作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大謀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諳此道。他以謀略家的眼光，認為陶地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是理想的貨物貿易之地，所以把陶地作為營銷點，果然，十九年間他三致千金，成為市賈。陶朱公的美名也由此而飲譽古今，留名青史。

　　《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載，秦國滅了趙國之后實行了移民政策，當時有許多人賄賂官吏，不愿搬遷，要求留在原地，唯獨富商卓氏要求遷往較遠的紋山之下，他看中那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民風淳厚，居民熱衷于買賣，商業(yè)易于發(fā)展。幾年后，卓氏成了遠近聞名的世富。這種不惟任時，且為擇地的觀念已為后世商人所接受，并有了較好的發(fā)展。

　　（二）、時賤而買，時貴而賣

　　魏文侯時，國人注重農耕，而白圭卻樂于觀時而變。糧食豐收時他買進谷物，賣出白漆，待蠶絲上市時他就大量收購蠶絲，售出糧食。他曾說：”我做買賣，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樣有謀略，如孫臏和吳起那樣善于判斷，還能像商鞅變法那樣說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隨機應變，其勇敢不能當機立斷，其仁愛不能恰當?shù)厝∩幔�其倔強不能堅持原則。所以這種人跟我學經營之道，我也不會教他的。“這段話，把他掌握賤買貴賣時機的”時斷“與”智斷“闡述得淋漓盡致。白圭的經商原則和經驗，都被后世商人所稱道。他憑著自己的這套經營謀略，精心經營，以至家累千金。

　　（三）、見端知未，預測生財

　　春秋時期的越王勾踐，為雪亡國之恥，終日臥薪嘗膽，勵精圖治，當?shù)弥獏菄�大旱，遂大量收購吳國糧食。第二年，吳國糧食奇缺，民不聊生，饑民食不裹腹，怨聲載道，越國趁機起兵滅了吳國。苦心人，天不負。越王終成霸業(yè)，躋身春秋五霸之列。這里越王勾踐作的是一樁大買賣，他發(fā)的財不是金銀財寶，而是一個國家和稱雄天下的霸業(yè)，是商賈之道在政治上運用的成功典范。

　　《夷堅志》載，宋朝年間，有一次臨安城失火，殃及魚池，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鋪也隨之起火，但是他沒有去救火，而是帶上銀兩，網(wǎng)羅人力出城采購竹木磚瓦等建筑材料。火災過后，百廢待興，市場上建房材料熱銷缺貨，此時，裴氏商人趁機大發(fā)其財，賺的錢數(shù)十倍于店鋪所值之錢，同時也滿足了市場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窺豹，略見一斑，敏銳的觀察力和準確的判斷力是經商者財富永不干涸的源泉，也是經商者必備的能力之一。

　　（四）、薄利多銷，無敢居貴

　　我們在曼昆所著的《經濟學原理》中有學到，當需求曲線富有彈性時，價格下降，總收益增加，則富有彈性的商品可以薄利多銷。

　　先秦大商理論家計然認為，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主張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司馬遷說過：貪買三元，廉買五元，就是說貪圖重利的商人只能獲利30％，而薄利多銷的商人卻可獲利50％。

　　漢高祖劉幫的謀士張良，早年從師黃石公時，白天給人賣剪刀，晚上回來讀書，后來他覺得讀書時間不夠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價錢不變，中等的'在原價的基礎上少一文錢，下等的少兩文錢。結果，只用了半天的時間，賣出剪刀的數(shù)量比平日多了兩倍，賺得錢比往日多了一倍，讀書的時間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間有句諺語：張良賣剪刀——貴賤一樣貨。

　　由此看來，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業(yè)，而財貨也沒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領的人就能夠集聚財貨，沒有本領的人則會破敗家財。

　　《貨殖列傳》讀后感 篇7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提到的第一個人物就是太公望，太公望即姜太公。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祖曾經擔任四岳之官，傳說在堯、舜時掌管四時，主持方岳巡守，輔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呂地，也有封于申的。封于呂的，隨封地姓呂，所以，身為姜氏后人的姜太公又姓呂名尚。傳說姜太公出生后，家道并不好，已經衰敗，所以，為了混口飯吃，他做過屠戶，賣過酒水，大半輩子處于渾渾噩噩，碌碌無為的狀態(tài)。史書對此記敘也很簡單。

　　那么，司馬遷為何一提到姜太公便稱之為太公望呢？原來，這與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釣魚”的故事有關，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也有所記載。姜太公晚年垂釣于渭水，西伯也就是后來的周文王外出狩獵前讓人算了一卦，卦辭說“你這次出去狩獵，所獲獵物非龍非螭，非虎非熊，所得而是成就你霸業(yè)的輔臣。”于是西伯外出狩獵，果然在渭水河南岸遇到姜尚，經過一番交談，西伯很高興自己遇到了高人，就說：“自從我國先君太公就說：‘定有圣人來周，周會因此興旺。’說的就是您吧？我們太公盼望您已經很久了。”因此稱姜尚，即呂尚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車而歸，尊為太師。

　　對于姜太公遇文王，《史記》中還有其他說法。

　　有一個說法是說他博聞多學，曾為商紂王做事，因商紂王無道而離開，然后到各國游說，結果懷才不遇，沒人聽他的治國之道，最終西歸于周西伯，為西伯所用。

　　還有另一個說法是說姜太公是位隱于海濱的處士，周西伯被商紂王囚禁在羑里時，西伯之臣散宜生、閎夭久聞姜尚之名，就召請他。姜尚就言說道：“聽說西伯賢德，又一貫尊重關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為了營救西伯，尋找美女奇寶，獻給紂王，以贖取西伯。西伯因此得以被釋，返回周國。

　　雖然姜太公遇文王傳說各異，但都認為他是文王武王之師。這幾個傳說，孰真孰假，不得而知。但是，后世的人們更喜歡姜太公釣魚這一說法，并賦予它更多的傳奇色彩。

　　不管怎么說，姜太公遇文王，肯定有一番對話。對文王西伯來說，有個識才過程，對姜太公來說有個展示胸中韜略機會的過程。在古兵書《六韜》中可以讀到二人對治國之道和軍事韜略的精彩對話。盡管不少后人對《六韜》是否為姜太公所作提出不少質疑，但在歷史上，姜太公輔佐周文王、周武王，為建周室王朝立下天大之功是不爭事實，而且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也較為記載了他輔佐文王、武王的幾件大事，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通過“牧野之戰(zhàn)”，幫助武王伐紂，建立了周王朝。

　　在殷朝紂王時期，西周建立之前，大小諸侯便有八百余個，周在文王西伯初期還是個不算出名的諸侯國，所以，姜太公何來雄才大略，不管是《呂氏春秋》，還是司馬遷的《史記》，都未做詳細敘述，這也就難怪對武王伐紂以前的歷史記載語焉不詳，多為傳說了。

　　姜太公因其大功而被封于齊地營丘，為齊國開國君王。為此，《齊太公世家》記載道：“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yè)，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由此可知，姜太公為齊王，定都營丘，在政治上“修政，因其俗，簡其禮。”即根據(jù)當?shù)仫L俗，簡化了繁瑣的舊禮制，來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經濟上“通商工之業(yè)，便魚鹽之利。”結果是“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在《貨殖列傳》則進一步詳載到：“故太公望封與營丘，地瀉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也就是說，姜太公被封于營丘，當上齊國國君，看到所封之地是鹽堿地，不能生產什么糧食，人口稀少而又窮困，他因地制宜，勸女人們紡織刺繡，極盡工藝技巧，同時讓人們販運魚鹽增加收入。正是因為因地制宜，揚長避短，充分發(fā)揮了人與地域的獨特優(yōu)勢，各國的人財物都匯集到齊國，“繦至而輻輳”，結果齊國一派繁榮：“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

　　《貨殖列傳》讀后感 篇8

　　《史記貨殖列傳》是一篇極有政治、經濟價值的文章。

　　商人，在中國古代常常是被壓制、歧視的一個階層。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士大夫以道德君子自居，對商人不屑一顧。司馬遷卻能給他們列傳，肯定他們對社會的貢獻，贊賞他們的才智。更難能可貴的是，司馬遷對人的逐利之心給與肯定，認為這是人的天性。春秋戰(zhàn)國以來，”百家爭鳴“，社會風氣寬容、自由、開放。所以能培育出司馬遷這樣自由的思想家。

　　《貨值列傳》的一開篇，司馬遷就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話：”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yè)，至老死不相往來。“明顯，司馬遷是反對老子的觀點的。他說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司馬遷說的還算客氣。我倒覺得這是一種愚民的政策。至于其中的”鄰國相關，老死不相往來“，讓人想起了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清朝有康乾盛世，社會有了一定的發(fā)展。但是滿足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排斥外界、自我封閉，施行”閉關鎖國“，帶來了嚴重的惡果。

　　第二段中，司馬遷講述了人的各種欲望。并表示道德教化是不能壓制人的欲望的。所以，司馬遷主張順其自然。司馬遷認為”最高明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誘導他們，再其次是教育他們，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來）束縛他們，最愚蠢的辦法是與百姓爭利。“可惜，后來的統(tǒng)治者，采用的都是下策。比如重視道德教化、用典章制度束縛民眾等。各種道德、各種規(guī)章制度束縛了人的思想，使得社會長期停滯不前，以致于最后遠遠的落后于西方。

　　司馬遷說，”人們各自以自己的才能來行事，竭盡自己的力量，以此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價格低廉，商人就會把商品銷售到可以貴賣的地方；物品價格昂貴，商人就會從價格低廉的地方運來銷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們的本業(yè)，樂于從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處流，日日夜夜而永無休止，他們不待召喚自己就趕來，物產不須征求而百姓們自己就生產出來。“這其實是在論述”市場“這一無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司馬遷在兩千多年前就能了解”市場“的作用，并具備現(xiàn)代經濟學的基本思維，實在是讓人吃驚。

　　司馬遷對于人的逐利之心，給與了肯定。他說：”求富，是人們的本性，用不著學習，就都會去追求。“對這種逐利天性的肯定，具有巨大的意義。《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認為，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夠極大的促進經濟的發(fā)展、社會的繁榮。可惜后世的中國越來越重視道德教化，輕視人的逐利之心。

　　司馬遷后來遭遇凄慘，被漢武帝處以宮刑。這是一位專制獨裁君主對一位自由思想家的殘酷迫害。漢武帝這樣的獨裁君主，最熱衷的是權力，最痛恨的是自由。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置內朝，收回大臣權力。這些專制君王對思想的控制、對絕對權力的追求，是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最大障礙。而司馬遷這樣的自由思想家，是中國最寶貴的財富。

　　《貨殖列傳》讀后感 篇9

　　昨從小阿姨那拿來了因房屋拆遷而寄存在她家的一袋書，發(fā)現(xiàn)了其中有一本《史記》。鑒于現(xiàn)今中國有很多專家教授在研讀《史記·貨殖列傳》，欲從中國史學大家司馬遷那汲取古代中國的商業(yè)社會發(fā)展經驗。于是我也仔細讀了一遍，深有所感。

　　士農工商，商排最末，本篇亦可說是排在最后（實際位置是倒數(shù)第二，但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可見中國作為一個擁有發(fā)達農耕文明的國家是如何蔑視商品經濟的。盡管如此，古代中國仍然發(fā)現(xiàn)了至今仍是天道的商業(yè)文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yè)，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完全展示了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和市場經濟情形；“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jié)衣服，與用事僮仆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fā)。”這些都適用于現(xiàn)今瞬息變化的市場，綜合分析各種信息，果斷追隨市場脈搏；“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富無經業(yè)，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正如日本經營之圣稻盛和夫所言，行業(yè)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工作既是修行，什么事都要用心去做。

　　在我的上一篇隨感中論及了“富”這一話題，感覺自己多是從心理上去感受生活的滿足感。太史公則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去論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真是一針見血，刺破我輩面皮啊！女的嫁給自己父輩年紀者現(xiàn)如今比比皆是，男的則家無余財可偏要買車去裝出一副“富貴容”。這一切雖說是病態(tài)，到底可能還是符合人性天道的吧。

　　“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這句話有種《道德經》里“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的意味。一戶人家生活條件好了，下一代就會貪圖安逸，家境貧寒就會出去闖蕩、去冒險。再加上“風險與收益成正比”的天道，他們就有可能發(fā)橫財而變富。歷史的軌跡何嘗不是如此呢？中國地大物博、物產豐富，又有山川、長城阻隔外族侵襲，于是乎與外界不通獨自過上了自給自足、安詳舒適的生活。西歐則地勢平坦，屢遭他族迫害，自身經濟有不好，最后被迫走上了海洋之路，使得現(xiàn)如今英語成了世界語言，蹂躪中國的兒童、少年直至老年人。如果明朝在派出鄭和下西洋時，中國國內有“饑饉之患”，急需海外貿易補貼家用，那么說不準就是中國發(fā)現(xiàn)了美洲大陸，發(fā)現(xiàn)地球是圓的。如果中國國內人民無法生存，中國人再去移民他鄉(xiāng)，那么現(xiàn)在我們出國就像出省一樣講普通話，那該有多好啊！

　　可是歷史沒有“如果”，歷史正隨著我寫下每一個字時循著天道一往無前，不曾回頭……

　　《貨殖列傳》讀后感 篇10

　　我在課余時間看了貨殖列傳，在該列傳中司馬遷認為社會經濟活動不以人們意志轉移的客觀過程，因此，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yè)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括各種手工業(yè)，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yè)的經營在內。史記中影響最深刻的是，兩大著名商業(yè)家計然和白圭。

　　“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認為商業(yè)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觀察變化和利用變化，他主張利用規(guī)律性變化獲利，所謂規(guī)律性變化就是不要關注引起變化的具體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變化，白圭提出的“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商業(yè)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規(guī)律性變化，這里面的規(guī)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棄，價格必定就掉下來了，而價格掉下來，就是上漲的理由，上漲的理由具備，上漲就是遲早的事！只要發(fā)生大量的拋售，就買入，至于這種拋售是屬于全球金融危機引起的呢？還是巨額投資虧損造成的呢？還是原料漲價引起的不關注，只要人棄，我就取。

　　另一位商業(yè)家計然提出貴極則賤，賤極則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價格貴到極點，就會返歸于賤；價格賤到極點，就要返歸于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貴賤變化，這些商業(yè)家們并不關注。而我們的投資人則長期沉逆于引起價格變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視了價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漲的理由的規(guī)律。

　　說來說去凌通最想要說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規(guī)律性變化，跌多了就是漲，漲多了就是跌這是基本規(guī)律。人們都不敢買的時候，都棄之的時候就是最好的買入機會這也是規(guī)律。不要尋求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一旦有具體的上漲理由和買入理由，實際股票就沒有買入價值了，一旦有上漲的理由的時候，人們就不要拋售了，也就沒有機會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機會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體利多的困難階段下手。同時要理解相信價格的變化總是向反方向變的，上漲總會轉化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會轉化為上漲！

　　在這點上，古代商業(yè)家計然和白圭分別提供了更偉大的思想，計然指出：天旱資舟，天澇資車（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才是商業(yè)和經營的規(guī)律。在古代商業(yè)家的眼里，所有的商業(yè)行動都是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準備，等待時間的推移，實現(xiàn)收益。白圭則提出，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就出售。谷物成熟時，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兩位商業(yè)家都不為明天操心，他們的商業(yè)行為都不是為明天掙錢做準備，而是為更長久的未來做的準備。

　　計然和白圭認為經商一定要利用，“時用”關系，“時用”關系指的是，人們需要某個商品的時間和這個商品處于充足的時間不是同一時間，東西多時大家往往不需要，價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時東西往往不足，商人們就是利用這個時間差，在供給充足價格下跌是買入，然后隨著時間的變化自然會出現(xiàn)東西少，大家又要用，價格高的情況，這時商人就賣出。凌通認為“時用”變化其本質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時間或空間商品的供需關系不一樣，從而導致價格不一樣，來獲取利益。在兩位大商業(yè)家眼里，價差是時間創(chuàng)造出來的，價差是時間的函數(shù)，時間是價差之母。

　　在一個極端的困境中，極端的拋售中，采取人棄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時間的推移，創(chuàng)造出新的供需關系和價格，自然會掙錢。不要試圖在某個低價買入后，次日就獲利，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體的利多才買入，那是已經晚了。在極端的困難和極端的悲觀，極端的拋售和極端的利空情況發(fā)生時，就是最佳的買入時機，而時間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會出現(xiàn)。根本就不需要投資人去尋找、去發(fā)現(xiàn)、去預測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資人等待！這是商業(yè)和投資的基本規(guī)律也是凌通閱讀了《史記貨殖列傳》之后的心得。

　　《貨殖列傳》讀后感 篇11

　　近年來，我一直在宣傳一種觀點，中國搞市場經濟在技術上對資本主義的經驗有借鑒，但作為制度道路的選擇不能簡單理解為是學西方的，更不能認為是西化。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是從古代傳統(tǒng)商品貨幣關系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而古代傳統(tǒng)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思想并不首先產生于西方，卻是在東方古國——中國。這兩天我又一次認真研讀《史記·貨殖列傳》，對上述觀點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兩千多年前，西漢思想家、史學家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明確批判了“重農耕輕商賈”、“重本抑末”的落后經濟思想，主張“農工商虞”并重，提倡發(fā)展商品生產，鼓勵商品交換。單“貨殖”（而不是“物殖”）二字就再清楚不過地體現(xiàn)了他的這個思想。史太公說：我們國家資源雄厚，物產豐盛，這是人們的生活源泉。“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fā)徵期會哉？”他說：人們利用市場規(guī)律低進高出，以求盈利謀生，各自努力經營本業(yè)，發(fā)展社會經濟。他還引用《周書》的話，說明為繁榮經濟就要鼓勵分業(yè)經營。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吃的、穿的、用的——老璽注）絕，虞不出則財匱少。”他總結介紹了越王勾踐用范蠡等人的計策，憑借物價、稅收等經濟杠桿調節(jié)社會經濟，取得了極大成功的經驗。史太公還精辟論述了經濟與政治、與道德、與民風的關系。說：“倉廩實而佑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說明“禮生于有而廢于無”。

　　他還說，富人也好，窮人也好，他們營商出于私利，但就是因為有了這個過程，使社會經濟發(fā)展了，這應當看作是貢獻。不是常說“發(fā)展是硬道理嘛！”所以，他主張政府對商品經濟的態(tài)度應當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就是說最好的辦法是順其自然。其次是因勢利導。再其次是加以教育。再其次是用法律和規(guī)章制度使其規(guī)范化。最壞的做法是與民爭利。

　　此外，《貨殖列傳》通過總結經濟事業(yè)發(fā)達地區(qū)和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在發(fā)展經濟方面的業(yè)績與經驗，論述了大量關于商品經濟和市場運行法則的理論與實踐。其中包括諸如開發(fā)利用資源，提倡產業(yè)分工，以及商品經營、商業(yè)營銷方式與策略等有極高理論價值的思想和寶貴的實踐經驗。

　　還需要說明一點，這些思想比西方世界最早期的經濟啟蒙思想家們的理論還要早一千多年。二戰(zhàn)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借助市場經濟體制獲得迅速發(fā)展，也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是，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的局限性，又使他們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可克服的前進障礙與困難。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從三十多年前起實行改革開放，摒棄了計劃經濟模式，走上市場經濟軌道，是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盡管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制度體系還不很完善，但已經成功地運用市場經濟機制使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與發(fā)展，成為當今世界發(fā)展中國家成功的典范。現(xiàn)在，資本主義也好，社會主義也好，在實行市場經濟制度體系建設上，都面臨著許多同樣的矛盾和問題，都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一定要認清形勢，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建設，尤其是新的市場經濟制度、法規(guī)和市場運行秩序的建設。為人類和平發(fā)展事業(yè)做出中國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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