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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偶之家英語讀后感
導語：易卜生在展現生活和揭示人物命運的過程中，能夠以發自內心的力量，把他所思索的人生問題深深地打入觀眾或讀者的心里，讓人們在回味中咀嚼其中的含義，思考和探索這些問題。下面是玩偶之家讀后感，歡迎閱讀！
篇一：《玩偶之家》讀后感
寒假中讀了自己一直想讀的一部作品，易卜生的戲劇《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娜拉表面上是一個未經世故開鑿的青年婦女，一貫被人喚作“小鳥兒”、“小松鼠兒”，實際上上她性格善良而堅強，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負重，甚至準備犧牲自己的名譽。她因挽救丈夫的生命，曾經瞞著他向人借了一筆債；同時想給垂危的父親省卻煩惱，又冒名簽了一個字。就是由于這件合情合理的行為，資產階級的"不講理的法律"卻逼得她走投無路。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濟、承擔危局的時刻，她卻發現自己為之作出犧牲的丈夫竟是一個虛偽而卑劣的市儈之人。可當敲詐之人寄回借據后，丈夫又假裝大度原諒她。這一刻，她終于覺醒過來，認識到自己婚前不過是父親的玩偶，婚后不過是丈夫的玩偶，從來就沒有獨立的'人格。于是，她毅然決然拋棄丈夫和孩子，從囚籠似的家庭出走了。
是啊，娜拉走了，離開了那個玩偶一般的家。話劇落幕了，可人們的思索并未停止。娜拉走后又該怎樣呢？
無數的人思考著這個問題，討論過這個問題。魯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談了他的想法。“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么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篇二：《玩偶之家》讀后感
正如這本的名字一樣，女主人公像個玩偶一樣，擺布在父親，此后是丈夫的手中。她一心一意的做著丈夫的小鳥，喜歡丈夫喜歡的一切，甚至冒著敗壞名聲的危險為丈夫借了一筆錢好給丈夫治病。而當事件敗露時，身為丈夫的海爾茂卻毅然的指責妻子。本是同甘共苦的時刻，而演變成為故事的高潮——女主人公娜拉決定離開她的丈夫和孩子，去過自己的生活。整個故事在事件敗露以及男女主人公攤牌的時刻到達了高潮，作者在最后用娜拉的出走，似乎宣誓著女性主義的奮起。
在我看來，娜拉的出走（轉變）來的有些突兀，仿佛一個沉睡了千年的人，突然驚醒一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一語中的地指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而娜拉只是有些孩子氣的宣布出走，并且不再相信奇跡。她并未明白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出走并不能解決問題。作為一位母親，她放棄了對家庭的責任，或許我們可以說是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下，讓娜拉在得知丈夫的真面目時，毅然作出的無可奈何的決定。
看完整個劇本，從愛情觀的角度來看，海爾茂全心的愛著這位妻子，8年來，都像孩子一樣的寵愛她。其中很多的對白，顯示了一種大男子主義情結。或許像中國古代一樣，封建制度造就了男尊女卑的地位，但是一個男性，能夠如寵愛一個孩子般的寵愛自己的妻子是很不容易的。再者就是名譽的問題，一個男人把名譽看的比生命還要重要，海爾茂說：“娜拉，我愿意為你日夜工作，我愿意為你受窮受苦。可是男人不能為他愛的女人犧牲自己的名譽。”這多少與中國或日本的傳統有些相似，我想這并不能歸責于資本主義的劣根性吧。娜拉沒有任何社會經驗，只是用孩子般的心態與海爾茂相處，而海爾茂也樂意充當父親的角色，替她安排一切。而故事的結局是娜拉指責海爾茂從未與她進行一場認真的'交談，任何事物都是相互的，一個心態不成熟的主人公，在故事的結局，作者也并沒有交待她的結局。用出走來對抗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的無情，似乎有些力不從心。
劇本的林丹太太似乎是唯一能看清現實的人，她一在的勸娜拉告訴海爾茂事情的真相，她利用尼爾·柯洛克斯泰來滿足自己空虛的意愿，她們作為悲劇生活下的犧牲品，都是為名利所累。林丹太太利用她的愛情去挽救娜拉的名譽，而在最重要的關頭，她卻突然醒悟，真正的夫妻應該是沒有所謂的秘密的。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每個人都應該有屬于自己內心的東西，即使是夫妻，有些東西畢竟還是自己去消化。畢竟每一段婚姻都不是沒有瑕疵的，或者我猜想，如果尼爾·柯洛克斯泰把信拿走了，娜拉夫婦之間還藏著這個秘密，她們也許能像以前那樣快樂的生活，繼續歡樂的歌唱。那娜拉也不會覺醒，而繼續做他的泥娃娃。當然，這并不符合作者的原意，也揭露不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法律的無情。娜拉一直在指責法律的無情，而就算在中國社會，一個儒家思想統治了幾千年的中國，法律一樣是冷酷無情的。或許我們會探討到底娜拉偽造簽字應不應該，當然從理性的角度來說，她當然是錯了，而她的錯在一開始就注定了悲劇，她的悲劇在于她那懦弱的性格，在經濟上失去了獨立性，她必須依賴于他的丈夫，同時來自丈夫的呵護，也讓她一直處于遠離社會的邊緣。
我并不如同作者那樣為娜拉的出走而歡呼，劇本一開始，我就不喜歡娜拉，這位孩子似的母親，沉浸在歡樂的海洋中，沉浸在丈夫的寵愛當中，而沒有認清偽簽字的法律責任。而故事的另一個主人公阮克醫生深深地愛著她，娜拉享受著這種被愛的感覺，而阮克醫生就在她身旁，默默地愛著她，并且在快要臨死的時候，表白了自己的心情。而娜拉早已知道了他的秘密而裝作全然不知，并且要求他像以前一樣與他們相處。我想這是殘忍的，深愛的女人在眼前，只是從來不落到自己的身上，我想娜拉是利用了阮克的愛情來滿足自己的虛榮而已。
每個人都是愛情生活下的悲劇，愛人的如同被愛一樣，都是生活在別人塑造的影子中生活而怡然自樂。當陽光照進這個陰暗的角落，一切都改變了原樣，于是童話世界開始瓦解，仙女也終歸要落進現實。
篇三：《玩偶之家》讀后感
十九世紀后期在歐洲戲劇舞臺上，新女性形象的大辯論的發起者是挪威著名劇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易卜生是現實主義戲劇大師，以社會問題劇而聞名于世，被譽為“歐洲現代戲劇之父”。面向社會，面向現實的人生是他的劇作的最大特點。
《玩偶之家》寫于1879年，它通過海爾茂與娜拉夫妻之間的矛盾沖突，描寫了女主人公娜拉從信賴丈夫到與丈夫決裂，最后終于脫離“玩偶”家庭的自我覺醒的過程，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丑惡，熱情歌頌了婦女的解放。
作品從家庭夫婦之間的矛盾沖突來揭示社會矛盾，對娜拉和海爾茂的不同性格，可淋漓盡致地體現在作品之中。
娜拉是個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傾向的婦女形象。她出身在一個中小資產階級家庭里，她的父親并不富裕“錢一到手，不知怎么又從手指縫里漏出去了”。按海爾茂的話說，娜拉的父親是個“不信宗教，不講道德，沒有責任心”的人，實際上是個比較講究實際，忙于謀生的人。這種家庭環境，無疑對娜拉的成長有一定的影響。娜拉受過資產階級學校的教育，善歌善舞，天真爛漫，容易滿足于個人小天地里的幸福生活，有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她不同于大資產階級的婦人、小姐，追求不勞而獲的靡爛生活，她不希望過寄生蟲的生活，為了補貼家庭費用，她做針織、繡花以及抄寫之類的工作；雖然有時“累得不得了”，但她“心里很痛快”。娜拉的這種不厭工作，樂觀知足，熱愛生活的.性格，同她的家庭出身是有密切關系的，她同情社會上的受害者、不幸者。對阮克醫生的不幸，娜拉伸出友誼之手，表示深切的同情。
娜拉身上更為可貴的品質，就是倔強，不肯向惡勢力屈服。從外表看，人們以為她是個無憂無慮的人，其實這是誤會。她對林丹太太說：“你們都以為在這煩惱世界里，我沒經過什么煩惱事？”實際不是這樣，她也有“煩惱事”，如家庭經濟困難，要借錢為丈夫治病，借了錢要想盡辦法還債等等，但她從不垂頭喪氣。還是很積極、樂觀。債主柯洛克斯太利用她的借據上的假簽字，對她進行威脅、恐嚇，她沒有絲毫軟弱的表現。為了救丈夫的命去借債，債主威逼她，她仍然不把事情告訴丈夫，自己堅定地準備承擔一切責任，為了保全丈夫的名譽，甚至決定自殺，所有這些都是娜拉倔強性格的表現。娜拉這種堅強不屈的精神是她最終同海爾茂決裂，脫離“玩偶家庭”的性格基礎。如果是一個軟弱的女人，即使認識了丈夫的惡劣品質，要采取與丈夫斷絕關系的行動，往往也是不可能的。
娜拉毅然決然地同海爾茂決裂，更主要的是有她的思想基礎。現實生活教育了她，使她不僅認清了海爾茂的丑惡靈魂，而且也認識了現實社會的不合理。娜拉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道德、宗教、法律等問題的看法，跟一般資產階級庸人如海爾茂之流的見解是不相同的。“醒悟”后的娜拉，對資本主義社會持敵視態度。當海爾茂說她“你不了解咱們的社會”時，她激昂地回答說：“究竟是社會正確還是我正確！”“我知道大多數人贊成你的話，并且書本里也這么說。可是從今以后我不能相信大多數人的話，也不能一味相信書本里的話。”對于麻痹人民的精神毒藥———宗教，娜拉更不會把它放在眼里，她宣稱：“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娜拉深受其害，更是深惡痛絕。“國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樣。我不信世界上有這種不講理的法律。”娜拉的言語顯示了她是一個具有民主思想傾向的婦女。她同海爾茂決裂的行動是她用民主思想進行反抗的必然結果，盡管娜拉不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作者通過塑造娜拉這一鮮明的婦女形象，表達了中小資產階級婦女要求自由獨立，維護人格尊嚴等思想愿望，并對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表現了某種程度的懷疑、否定和批判。
易卜生通過海爾茂這個反面形象，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里婚姻、家庭的虛偽，以及倫理道德和法律宗教的不合理性，揭露了資產階級的丑惡。在他的《社會支柱》一劇中有一句名言：“道德襯衣有一股霉味———好像死人穿的壽衣。”
婦女向來是受壓迫的，在封建社會里，她們是丈夫的奴隸，受盡種種虐待，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婦女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她們做為丈夫玩樂消遣的工具，仍然沒有自由獨立的人格。婦女反對做玩偶，要求做個自由獨立的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個極其平常也極其嚴肅的社會問題。飄然而去，也只是要“救出自己”。
《玩偶之家》的深刻意義遠遠超出了對海爾茂這樣個別資產階級庸人的揭露和批判，它使資本主義社會的辯護士們大為驚悚。他們認為娜拉出走是大逆不道，并對易卜生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他們辱罵易卜生破壞了歐洲“善良的家庭秩序”，是一個敗壞道德的作家，并要求禁演《玩偶之家》。在此情況下，易卜生憤筆疾書寫出了另一社會問題劇《群鬼》，通過阿爾文太太淪為舊禮教、舊觀念犧牲的過程，有力地駁斥了資產階級社會對他的無恥誹謗。因而，從這里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社會效果是多么的強大，他在劇中所提出的社會問題又是多么的尖銳和深刻。
娜拉的出走，具有重大的歷史進步意義。但是，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她的這一行動又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由于階級、社會、環境的局限，易卜生不能，也不可能為他們思索的人生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為婦女的徹底解放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由于挪威社會生活的不發展，丑陋的小資產階級的現實顯示給他應當避免什么，但是不能夠顯示應該往哪里走去”。所以娜拉雖然離開了海爾茂的“玩偶之家”，但是卻逃脫不出那個制造“玩偶之家”的、不自由的、黑暗的社會。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么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但是，易卜生在展現生活和揭示人物命運的過程中，能夠以發自內心的力量，把他所思索的人生問題深深地打入觀眾或讀者的心里，讓人們在回味中咀嚼其中的含義，思考和探索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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