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司馬遷的歷史寫作方法與精神美文
中國是一個熱愛歷史的民族，具有強大的史學傳統(tǒng)。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就已出現(xiàn)諸如《春秋》、《尚書》、《國語》、《世本》等史學著作，這些歷史著作，或以國為別，或以年為紀，或如《世本》僅錄黃帝以來至春秋帝王公卿士大夫之世系，不得不說皆是零散破碎的歷史著作，且尚無一套完整的歷史寫作方法，體例上也無一定之規(guī)。至于諸子百家的著作，有漢代經(jīng)學家以為亦屬史書，現(xiàn)在看來不過是諸子為了論證個人觀點而援引的例證，雖有一定史學價值，但并非專門歷史著作。而對歷史有了專門記述和研究方法的，則是司馬遷的《史記》。
司馬遷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出生于一個史學世家，因此司馬遷有著很深厚的史學基礎和家學淵源。其父司馬談“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是一位精通天文歷法及道論的史家，尤為推崇道家學說。也因此，司馬遷受其父影響，理論基礎雖兼采百家，但以道家為重。他在《自序》中引用其父《論六家要指》曰：“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jié)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而說到道家時，則多溢美之詞：“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見其學術思想。也難怪班固說他“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了。
另外，司馬遷早年游歷名山大川，參察風俗，訪問古跡，采集傳說也為其《史記》的寫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從體例上看，《史記》用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的體裁，以人物為歷史主體書寫歷史，即是所謂的紀傳體的體例。司馬遷的'最大功績，也在于這種嶄新歷史寫作方法的創(chuàng)立。
然而，紀傳體的歷史寫作方法，以今天通史寫作的標準來看，著實割裂了各歷史人物和事件之間的關系，缺少史實的聯(lián)系，而將歷史看做是歷史人物的生平家史。紀傳體天然有助于研究個體命運，而缺乏對于大歷史的關照，因此也難以從中找尋到社會歷史變遷的規(guī)律認識。而《史記》所著重記錄的歷史時期，正是中國大變革大發(fā)展的重要歷史階段。因此不得不說，這種體例存在著許多問題。但是，如果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看，紀傳體的開創(chuàng)，無疑是天才創(chuàng)舉。
但是，正因為體例的缺陷，才更凸顯出司馬遷的過人之處。《史記》游離于帝王家史之上，不在意個人瑣事而重視大歷史的發(fā)展，這也是《史記》與其后二十四史相比的偉大所在。
可以說，司馬遷依靠他的個人能力，一定程度的克服了體例帶來的缺陷，使《史記》脫離了流水賬歷史的黑洞。
正如司馬遷在《自序》中言“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司馬遷具有對大歷史觀的良好關照和深刻的責任感，而本紀則因其地位之重要，天然成為他洞察王朝興替，展現(xiàn)歷史發(fā)展線索的前沿陣地。
在本紀的記述中，對于歷史發(fā)展線索并不重要而有利于對刻畫其他人物發(fā)揮功用的事件，司馬遷通常將其歸至其他人物身上，以便于減少干擾。我們也從中可以看到司馬遷對于史實極強的把握和梳理能力。同時，也因為本紀的特殊性質，所以將本紀綴連起來，這就是將歷史綴連起來，成了一部編年體通史。但司馬遷在本紀的寫作中著眼于構成歷史線索的大事件而并不糾結于帝王家史，著眼于歷史的真正主導者而并不糾結于名義上的虛君。因此，帝王雖然作為本紀的主人公，卻只是司馬遷用來展開歷史的線索和紐帶。
世家的主人公，或稱霸一時，或割據(jù)一方的掌權者，例外則是孔子。孔子無權無勢，卻也進入世家之列，正是司馬遷看到了孔子對于后世思想文化的深遠作用。
列傳所敘之人，賢臣名相，諸子百家，武功大將，奇人異士，風云人物，奸佞酷吏，應有盡有。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幾類人：一是以醫(yī)救人者，如扁鵲倉公；二是坐擁千萬的富商大賈，如陶朱公；三是以武犯禁者，如劇孟郭解；四是慷慨悲歌之義士，如專諸聶政；五是東市卜者，如司馬季主；六是戲謔優(yōu)倡，如優(yōu)孟。從這些人身上，可以看出司馬遷力在刻畫社會各階層人民的活動，展示社會各側面。而細究起來，太史公志游俠“救人于厄，振人不贍”，志刺客“義不為二心”，志滑稽“不流世俗，不爭勢利”，體現(xiàn)了司馬遷對慷慨悲歌之士的頌揚和贊美。而《日者列傳》、《龜策列傳》等，則是為了“紀風俗，志迷信”，保存社會風氣習俗。從這些列傳可以看出司馬遷對于基層社會生態(tài)的重視，因此使《史記》有血有肉，飽含熱情。
司馬遷《史記》的靈魂，則在于其批判精神。在《史記》中我們隨處可見太史公快意恩仇，貶帝王，退諸侯，斥卿相，鄙奸佞，痛酷吏，輕商賈。而各篇之后的“太史公曰”，則成了他“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別嫌疑，明是非”的審判法庭。
《史記》極少整篇引用他人文字，賈誼的《過秦論》是一個例外。司馬遷對這篇文章的引用，代表了他與賈誼相同的歷史觀點。他批評秦時說“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也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指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悲哉！”這也體現(xiàn)了司馬遷對政權興替，王朝盛衰的深刻思考。
而對于本朝君主，他也毫不留情，說高祖“謀計用兵，可謂盡之”，說文帝“賞太輕，罰太重”，對于武帝更是譏諷。這種歷史批判精神無疑給當代史學家樹立了標桿，也率先挺起了史家的腰桿。
那么，司馬遷是不是沒有喜歡的人呢？答案是否定的，太史公愛項羽，歌陳涉，崇義士，惋英雄，揚循吏，贊豪俠，好不快哉！
綜觀上述，我們不難看出司馬遷善何善，惡何惡，賢何賢，賤何不肖。也不難看出《史記》一書并不僅僅是歷史的簡單記述，更是歷史的批判與思考。正如司馬遷借賈誼之口所說：“鄙諺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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