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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策·趙二·王立周紹為傅》文言文及翻譯
《王立周紹為傅》是創作于戰國時期的文言文，出自西漢·劉向編著的《戰國策》。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戰國策·趙二·王立周紹為傅》文言文及翻譯，歡迎閱讀。
文言文：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
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于變，身行寬惠達于禮，威嚴不足以易于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于教而不快，和于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仆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
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于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
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丑。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于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貝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也。
翻譯
趙武靈王立周紹為王子的傅佐之官，說：“寡人起初視察縣邑，路過番吾，當時您還很年輕，比乘馬石高的人都稱道您的孝心。所以寡人把玉壁饋贈給您，把酒食贈予您，而要求拜見您。可是您托病推辭了。有人談論您說：‘父親的孝子，是君王的忠臣。’所以寡人認為您的智謀巧言完全可以引導別人，純正的為人完全可以扶助危難，忠誠可以表露心意，守信可以長久不變。逸詩說：‘用勇氣征服困難，用智慧治理動亂，這是對事情謀劃的結果。設立輔佐之官根據品行，教導年輕人依靠學問，這是仁義的規范。遵循計謀辦的事情，失敗了而沒有負擔，經過咨詢議淪的行動，處于困境而不憂愁。’所以寡人想讓您穿上胡服輔佐王子。”
周紹說：“大王選擇有失，不是臣下所敢擔任的職務。”
趙武靈王說：“挑選兒子沒有誰能趕得上父親，選擇臣子沒有誰能趕得上國君。國君就是我。”
周紹說，“設立輔佐之官的標準有六條。”
趙武靈王說：“六條標準是什么？”
周紹說：“有智謀不狡猾通曉事物的變化，自身行為寬厚仁慈明白禮儀，威嚴不能改變他按照職位行使權力，重利不能夠改變他的心意，對于教化恭謹而不放縱，對屬下和藹而不虛偽。具有這六條，才是輔佐的人才，可是臣下不具備一條。隱瞞實情不竭盡全力，是臣下的罪過。順從君命玷污官職，而麻煩官吏，是官吏的恥辱。請君玉改變選擇。”
趙武靈王說：“了解六條標準，所以委派您擔任這個職位。”
周紹說：“如今國內的民眾還沒有明白君王穿胡服的意思。即使這樣，臣下是君王的臣子，而君王又任命我重要職位，臣下敢不聽從命令嗎？”周紹再次拜謝了君王的信任，趙武靈王賞賜給他胡服。
趙武靈王說：“寡人把輔佐王子的事作為您的職責，想讓您很好地愛護他，不要讓他露出什么丑惡的地方。駕馭引導他實行仁義，不要讓他因為沉溺于誦習之事而困苦。事奉國君的人，應該順從君王的心意，不違背君王的意志。事奉先君的人，彰明先君的高尚，不背叛先君的遺孤。所以有這樣的臣子可以任命，大概是國家的福氣。您能做到這樣，事奉寡人的職責就完成了。《尚書》說：‘去掉邪惡沒有疑心，任用賢能沒有貳心。’寡人用您，就不用別人了。”于是賞賜周紹胡人的衣服帽子、有裝飾的革帶、用黃金做成的胡帶之鉤，來輔佐王子。
作者：
劉向（約前77—前6）又名劉更生，字子政。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沛縣（今屬江蘇）人。楚元王劉交四世孫。漢宣帝時，為諫大夫。漢元帝時，任宗正。以反對宦官弘恭、石顯下獄，旋得釋。后又以反對恭、顯下獄，免為庶人。漢成帝即位后，得進用，任光祿大夫，改名為“向”，官至中壘校慰。曾奉命領校秘書，所撰《別錄》，為中國最早的圖書公類目錄。治《春秋彀梁傳》。著《九嘆》等辭賦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五經通義》有清人馬國翰輯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輯為《劉中壘集》。生平事跡見《漢書》卷三十六。
作品出處：
《戰國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是一部國別體史書。主要記述了戰國時期的縱橫家的政治主張和策略，展示了戰國時代的歷史特點和社會風貌，是研究戰國歷史的重要典籍。作者并非一人，成書并非一時，書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誰。西漢末劉向編定為三十三篇，書名亦為劉向所擬定。宋時已有缺失，由曾鞏作了訂補。有東漢高誘注，今殘缺。宋鮑彪改變原書次序，作新注。吳師道作《校注》，近代人金正煒有《補釋》，今人繆文遠有《戰國策新注》。
《戰國策》簡介：
《戰國策》，又稱《國策》，為西漢劉向編訂的國別體史書，原作者不明，一般認為非一人之作。資料年代大部分出于戰國時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記載。原書名不詳，書中文章作者也不知是誰，成書推斷也并非一時。劉向編撰后，刪去其中明顯荒誕不經的內容，按照國別，重新編排體例，定名為《戰國策》。
全書共三十三卷，分十二國的“策”論。內容以戰國時期，策士的游說活動為中心，同時反映了戰國時期的一些歷史特點和社會風貌，是研究戰國歷史的重要典籍。
傳統上把《戰國策》歸為歷史著作，但書中不少篇章內容荒誕，缺乏歷史依據，說是歷史，其實更多是文學故事，有趣的是這部分作品反而語言以及邏輯相當精彩，有較強的文學性。而另一部分則文采稍遜，卻依托歷史事實，對研究戰國歷史有著較大的史料價值。
《戰國策》的思想觀念，與當時的史書等截然不同。劉向序認為“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不可以臨教化”。
《戰國策》善于述事明理，描寫人物形象逼真，大量運用寓言、譬喻，語言生動，富于文采。無論個人陳述或雙方辯論，都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所以也是一部優秀的散文集，對中國兩漢以來史傳文政論文的發展有相當影響。
全書現存497篇。早在宋代就已有不少缺失，由曾鞏“訪之士大夫家”，得以校補。后又經多次修訂。現今所見《戰國策》已遠非東漢時期版本。
《戰國策》主要記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滅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漸離以筑擊秦始皇”，共245年間，戰國時期的縱橫家（游說之士）的政治主張和策略，或者說記錄了當時的縱橫家游說各國的活動和說辭及其權謀智變斗爭故事。內容以策士的游說活動為中心，同時反映了戰國時期各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動情況和社會面貌。記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統一。戰國時期占有絕對比重，不記載前代舊事。有人認為劉向選取了具有特殊意義的起止時間。由于曾歷經包括宋、元、明多個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補，加之傳抄和翻刻時的錯訛。現存版本與最初版本差別可能很大。
全書共三十三卷，分“東周”“西周”“秦”“楚”“齊”“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十二國的“策”論。約十五萬字。
《戰國策》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時。全書沒有系統完整的體例或主線，都是相互獨立的單篇。據稱形成之初便有多個版本。
據說西漢劉向在校理皇家書庫時，對所見的“中戰國策書”，包括六種記載戰國縱橫家說辭的作品，即所謂的中書六種，包括《國策》《國事》《事語》《短長》《長語》《修書》，和“國別者八篇”等材料進行了編撰。因書所記載的多是戰國時縱橫家為其所輔之國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內容“大抵皆縱橫捭闔，譎狂相軋傾奪之說也”，因此劉向把這本書名為《戰國策》，名稱沿用至今。
書名戰國指時期，這點并無多少異議。爭議點主要在“策”字上，劉向在給皇帝呈奏的《書錄》中云，該書是有關“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立策謀”，因而定名，書名中的“策”字取的是“策謀”之意。可有部分后世學者依然對書名的含義產生了質疑，如葉德輝和王國維認為“策”應為“簡策”之意，“策”有長短，故又名《短長》。不過大部分學者認為應該是“策略”。
《戰國策》成書以后，東漢學者高誘曾為其作注。但由于此書一直未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因此到了北宋時，已經缺了十一篇。北宋著名文學家曾鞏訪之“士大夫之家”，重新補足了三十三卷的簡數。南宋時期，姚宏搜羅了尚能見到的版本，在曾鞏版本的基礎上，重新校訂整理并加注釋，被稱為“站本”。和姚宏同時的鮑彪也進行編訂并注釋，元代學者吳師道為其作補正，一同流傳，但鮑本質量上并不如姚本。現今所見到的版本，多屬姚本。
《戰國策》創作背景：
（一）歷史
春秋戰國時期，用劉向的話是“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這個時期，井田制度被破壞并最終被廢棄，鐵制農具和畜力出現，私田大量產生，產生了大量的自由民和自耕農，“公田不治”，“私田”開辟，冶鐵業和水利工程技術的發展使得農業和手工業產能快速增長，傳統的社會秩序被不斷打亂、打破，社會底層的民眾與貴族的人身依附關系相對弱化。井田制及其相隨的賦稅制度動搖，私有工商業嚴重沖擊著“工商食官”的壟斷局面。束縛手工業、商業的體制失去支撐。冶金業、制鹽業、手工業、交通業繁榮起來。商業打破地域、行業、人員限制而逐漸興盛，商人的經濟訴求突破了國家地域，擴大到各個區域，有些商人憑借經濟實力還躍身高層，導致“小農經濟成為立國基礎，各國政權組織相應的發生變革，廢棄了原來由各級貴族統治的制度”，以至于叔向感嘆說“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這種社會經濟基礎發展進而推動上層建筑的變革。王室衰微，以周王室為中心的國家聯盟逐漸解體，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為標志，舊有的奴隸制度宣告瓦解，社會制度開始向封建制度過渡。爭霸戰爭頻繁，整個社會已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并起”，時代的變易，導致了原先春秋時代天子與霸主共同維持的諸侯之間相對和平的局面消失，當時的各國，“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茍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各諸侯國也相繼進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實行變法，拉開戰國變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吳起為令尹，主持變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全面變法；公元前355年，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實行變法；公元前357年，齊威王任用鄒忌為相，開始變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筑黃金臺招賢納士；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試行“胡服騎射”，開始變法。經過這一系列政治改革，世卿世祿制被廢除，按勛封爵、選拔官員制度被確立。
這一時期，社會結構發生巨變，最有代表性的是作為傳統思想文化的繼承者和新興社會思想的代表者的士人階層的崛起。戰國時期，舊的生產關系迅速瓦解，奴隸主階級日趨衰亡。經濟上的改革使得原來依靠土地為生的農民獲得了自由，自主意識得以提高，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層貴族開始下移，下層庶民則有了上升機會，地主階級作為新興勢力的代表崛起，而不斷提高的經濟水平也使部分農業生產者產生了文化的要求，脫離土地束縛的農民有可能通過讀書積累知識進一步上升為士，戰國時“朝為素衣，暮為卿相”的情況時常發生，這進一步鼓勵了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時，武士為求得政治上的發展也將眼光投向文壇。同時，各諸侯國和各個勢力集團基于各種目的也在千方百計搜羅人才。在這種大的歷史環境下，一些飽學之士開始更多的關注政治和自身發展，并將眼光聚集到時代的發展和新的社會現象上，率先打破舊的傳統，于是在社會上出現了一批“橫議之士”。他們關注自身和社會的變革，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但由于各種原因他們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權勢地位的人之后，為其出謀劃策，從而獲得生存的條件。“策士”集團或階層開始形成。
思想和文化方面也產生了劇烈的動蕩，宗法制解體，世卿世祿的世襲社會向俸祿制的官僚社會過渡。與宗法制的解紐相應，盛行五個多世紀的禮樂制度逐漸衰落。禮制崩潰，祭祀淡薄，宗法式微，甚至諸侯大夫的宴會上，也已消失了往日鐘鼓賦詩的雍容風雅。“法治”代替了“禮治”，畢竟在這一時期，“法治”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變革，“禮治”已經行不通了。如劉向所言“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侍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儒術之士，棄捐于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于俗。”
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的關系尚可通過盟會加以協調，而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講的是以勢相爭，以謀相奪。而各諸侯國君和貴族們也都希望自己或立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國在政治軍事外交上或合縱，或連橫，明爭暗斗，一直不斷地反復地進行斗爭。顧炎武評價這一時期是“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在這一時期，統一的趨勢代替了諸侯割據的局面，兼并戰爭以空前的規模展開。過去還勉強作為虛飾的仁義禮信之說，在這時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國諸侯，溪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軍事科學和戰略思想，外交戰略和策略方針應運而生，而設計或運作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縱連橫的游說之士登上了歷史舞臺（司馬遷則認為“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長短之說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換言之，他認為“長短縱橫之說”的興起使得各諸侯國之間出現誓盟不信、符信失約的現象，而縱橫家就是這些“長短縱橫之說”產生的主體。），左右了戰國中后期的各諸侯國間的政治、軍事、外交。這些游說之士抓住歷史機遇和主君的心理進行各種游說，他們的說辭普遍具有注重飾詞，喜好激揚，崇尚鋪張的特點。目的是要破壞各諸侯國間的均勢，摧毀原有的社會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業。他們或說之以理，用明顯的歷史經驗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動之以情，以披肝瀝膽之詞感動對方相信自己的忠貞；為了讓對方聽從自己的主張，他們甚至敢把自己的腦袋賭上，畢竟策士面對的是能夠隨意操控生死大權的人，他們的游說是有一定的冒險性質，稍有不慎即會引來殺身之禍。所以說，游說人主某種程度上首先要求策士們要膽識過人才行。不提對著秦王敢說出“布衣之怒，天下縞素”的唐雎，即使是“詐偽反復”之如張儀，也具有這種過人的膽識，這也正是這個時代讓后人欽佩的原因之一。
不過游說一過程并不是簡單的耍嘴皮子和賭命，畢竟，游說的對象普遍是各國的高層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動對方，必須對游說對象，所在國或勢力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當了解才行，沒有平時積累的知識和較為自如的交流，獲取和運用這些信息是很難的。這意味著要成長為合格的游說之士，需經過長時間專業的學習和培養。幸好戰國時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禮崩樂壞”之后，春秋時期主要由王室控制的文化局面也發生了變化，“舊法世傳”分解為私門之學，“道術將為天下裂”，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運動。各家各派講學興盛，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政治、闡述哲理，各家之間也相互批判辯論，形成良好的學術氛圍。這種氛圍也成為了謀臣策士進行游說的一大助力。他們可能是這樣鍛煉自己：一是鍛煉實用主義思維，通過借鑒兵家思想等諸子百家對戰爭的態度準確分析當下復雜的列國形勢，尋求最佳的游說方式，養成尚奇通變的邏輯思維；二是培養游說技巧和謀略，當時私人講學和授徒之風盛行，游說之士可能通過研讀揣摩某些謀略典籍和拜師學藝來學習論辯方法、技巧謀略。《戰國策》的原稿或者說原始資料很可能就是這些游說的個人或團體使用的教材或講稿，內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條件下，甚至在對象頑固堅持己見的情況下，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的意見。
（二）編撰
《戰國策》的最初版本已無法考證，只能推斷為部分人基于各種目的將體現游說策士的政治主張、斗爭策略的論辯及游說辭令記載收集起來，讓縱橫家們復雜的思想內容和敷張揚厲的說辭流傳于世。這一過程中最早的編者可能基于當時的一些重要史實和游說談資為基礎，有意無意甚至可能很隨意的改竄增刪，并夾雜了不少擬作。這降低了原書的史學價值，卻提升了文學價值。
到漢朝時，諸子百家的典籍折損很大，特別是經歷了戰國時的真偽紛爭、秦時的幾近滅頂，已經混亂駁雜、真偽難辨，于是“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孝武帝時，則“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而到漢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在這般背景下，書籍的創作、流傳和整理工作便會難度加大，偽作頻出，更兼有其它亂象，需要仔細辨別。到漢成帝時，各種書籍的藏本數量大增，便需要有聲望的飽學之士承擔整理工作。劉向屬宗室，又是當時公認的名家大儒，便順理成章地承擔了典籍的整理工作。《戰國策》便是在古書典籍大規模整合的境況下出世，劉向在每一部書校對完成，便會梳理內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后稱《劉向別錄》，其中《戰國策敘》記錄了《戰國策》整理成書的過程“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換言之，成書之前的《戰國策》是大量內容錯亂、互相重復甚至沖突的檔案資料，而且原始資料書號不一，編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劉向做了細致復雜的編纂工作后，編成《戰國策》一書的最初版本。
文學特色：
（一）寫作手法
1、寫人藝術
《戰國策》中刻畫了許多性格豐滿的人物形象，據統計全書涉及的人物約六百多名，其中事跡較為詳細、形象鮮明者不下百來人。前后入選教材的，就包括諷齊王納諫的鄒忌、說趙太后的觸龍、客孟嘗君的馮諼等。其中，包括“三疊式”的結構藝術手法，從而表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塑造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如：馮諼剛開始寄身孟嘗君門下，雖自稱“無好”“無能”，但又因地位、待遇低于其他門客而多次提出高標準要求。“三唱”中馮諼這個人物形象的“貪而不足”描繪得很傳神，反襯出孟嘗君的寬容大度，同時也是馮諼故意試探孟嘗君的方式，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方式試探孟嘗君值不值得他為之效力、赴湯蹈火。果不其然，孟嘗君的禮賢下士、寬容大度讓馮諼為之巧鑿“三窟”，終身無憂。“三唱”“三窟”，這“三”，并不是巧合，而是一種情節敘述方式，在曲折的情節展示中，人物心理活動豐富，性格刻畫得入木三分。
又如蘇秦，對這一人物主要通過對人物本身的行動，言論做細膩的描繪來塑造蘇秦。當蘇秦說秦惠王時，口若懸河，力言“非戰不足立大功”，這表現出他有一定的才識。失敗后，狼狽而歸，受到家庭的冷淡，就常情說，必然會灰心喪氣，可是他卻更加埋頭鉆研，在讀書過于疲憊時，甚至“引錐刺股，血流至足”。一年以后，再度出游六國，果然取得“卿相富貴”。記敘蘇秦時，就是把他放在一個個矛盾沖突中，讓他在這些矛盾沖突中充分表演，充分展示靈魂深處的東西，從而使其個性得以展現。通過這些描述，蘇秦的聰明、自信、刻苦、深于世故以及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個性得到充分展現。
2、語言特色
戰國策士們在游說時非常注意運用多種修辭使辭采更加動聽、傳神，用絢麗的詞匯，生動形象的語言表述那些抽象的道理，寓理于形，使之鮮明可感。為打動人心，往往無所顧忌地分析形勢，直陳利害，甚至不惜夸大其辭乃至危言聳聽。從而使說辭具有感染力和說服力。
《戰國策》的駢詞儷句應用一直有其獨到之處，甚至有“常用排偶句法，夸張其詞”的說法，有的學者因此稱其為“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就偶對數量來看，其總數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二，1204對，僅次于《左傳》的1321對。其偶句、偶字總量分別為2179句、10851字，在先秦五史中排第一。不過覆蓋面相對較低，只有一半，而且已有的也是集中于有限篇章，偶字駢化率已接近被尊為“駢體之祖”的《諫逐客書》，李斯該文的駢化率為49%（346字/706字）。
駢辭儷句使得《戰國策》第一，詞鋒更為犀利，如《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當秦王以實力不強、準備不足予以拒絕時，蘇秦并不甘心，而且使用帶有刺激性的言辭進一步攛掇對方，最后竟至于進行斥責，企圖以激怒秦王來使其接受自己的計策。“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亂于治，述于言，惑于語，沉于辯，溺于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讓人感受到論者之語氣由緩而急、由弱而強。第二，詞情更為濃郁。
比喻是先秦散文中最常見的修辭手法之一，在《戰國策》中的使用也尤為廣泛。它使抽象、深刻的道理變得淺顯而具體，使語言更加生動形象，使話語更具感染力。全書多使用簡潔的短句，因此所使用的比喻也是簡短的，一個字或一兩句話的比喻十分常見。如《秦一·張儀欲以漢中與楚》一文中，有“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的記載，這便是個典型的單字喻，亦是明喻，“蠹”指蛀蟲，意在說明漢中于秦國，就像蛀蟲于樹木，早晚會成為禍害。
單句喻的使用是最普遍的，常常帶有“猶”、“若”、“譬如”等標志性喻詞，如《楚一·荊宣王問群臣曰》“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這部分有個著名的“狐假虎威”故事，江乙將昭奚恤比作狐，企圖動搖楚王對他的信任。再如《秦三·范雎至秦》“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范雎將良犬比作強秦，將跛足的兔子比作東方六國，取悅秦王的同時也使得秦王能夠認真思考自己的建議。
除明喻外，還有暗喻，如《趙三·趙惠文王三十年》中有“今以三萬之眾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的比喻，將三萬兵士比作寶劍，強國軍隊比作柱石，表明用兵人數需得與時變化的觀念。
《戰國策》語言還具有放言無忌的特點。戰國策士有明確的人生目標，他們奔走游說，就是為取得功名富貴，對于這一點，他們也從未加以掩飾，因此，這也形成了《戰國辭》說辭語言表達直截了當，絕少掩飾的特點。除了敢于直接表露自己的心跡外，許多文章甚至毫無忌憚，語言粗野，甚至不避諱談論個人隱私。如《韓二·楚圍雍氏五月》一文，楚圍雍氏。今佐韓，兵不眾，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堂堂秦國太后，竟然會對使臣說出這樣的話，不覺羞恥，毫不遮掩，這場景恐怕也只有在《戰國策》一書中能見到。
3、細節描寫
描寫往往是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生命力所在。《戰國策》中的細節描寫簡潔傳神。如描寫鄒忌，只有“八尺有余，形貌昳麗”八個字，簡單勾勒出鄒忌身材高大、貌美艷麗的樣子，具體長得怎樣并無實寫，只有一句：可與城北徐公媲美。徐公又長得如何，同樣未知。這些未定的內容反而豐富了作品語言的張力。
還有楚懷王的寵姬鄭袖，《楚二·楚懷王拘張儀》中，鄭袖第一次作為“王之幸夫人鄭袖”上場，老道的靳尚一句“自亦自知且賤于王乎”，然后鼓唇搖舌的一番分析，鄭袖顯得手足無措，急切地向靳尚求教，“愿委之于公，為之奈何”，由此章末“鄭袖遽說楚王出張子”中的一個“遽”字，足可見鄭袖面臨失寵危機時的慌亂。此章內容至此戛然而止，不見描寫鄭袖運用何種手段如何向楚王游說，是梨花帶雨還是嬌嗔含笑全由讀者想象，從而留下了豐富的闡釋空間。
（二）敘事手法
《戰國策》單純的敘事方面筆墨并不多，大多以對話出現，其文約而事豐，以對話的形式將人物的主張以及行動聯系起來，將故事情節用一種場景轉換的方式來實現。敘事者常常將觀點隱沒在語言或是故事的講述過程中，其中包含有自己的態度和評判。評述文字的部分顯然是文本的隱含作者，他通過敘事者特有的敘事視角來進行敘述從而“陳其勢，言其方”。《戰國策》的故事很多都是如此，通過人物的言行將隱晦的觀念和犀利的評論結合起來。
1、對比
《戰國策》就說理而言，一味從一方面說理論證，論證稍顯單薄，也缺乏有力的說服。如果將兩個對立面放到一起，比較優劣，對比說明，結論更為可信。
《戰國策》對人物的描寫十分廣泛，涉及到610多個，構成事件超過540個。不僅是太后、國君、貴族，還涉及到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如此眾多的人物要進行全方位的描寫并不容易。這方面，書中很擅長運用矛盾設定和對比來展示，像《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中，蘇秦的父母、嫂子、妻子在蘇秦窮困潦倒和榮歸故里時的態度對比，折射了當時社會人們的勢利心態。蘇秦在窮困潦倒的時候，他的至親之人都不和他說話，態度十分冷淡。而在他衣錦還鄉時，蘇家人郊迎三十里。而他的嫂子“蛇形匍匐”，前后態度對比明顯，而一句“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突出體現了蘇秦家人的勢利，也道破了世態炎涼。
由不得蘇秦都感慨“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不過，蘇秦衣錦還鄉后對家人的譏諷，固然是人之常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尖酸刻薄，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中國封建時期小知識分子的通病。還有商鞅，他通過制定和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諸侯畏懼”。然而，秦孝公去世的同年，商鞅被處以車裂后示眾，“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這前后兩個場面的鮮明對照，充分揭露出一切以利祿為皈依的世態炎涼。
《戰國策》還擅長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進行對比，以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燕三·燕太子丹質于秦亡歸》中，為了突出荊軻刺秦王的鎮靜，勇敢，作者在他身邊安排了一個作為對比的次要人物秦武陽。秦武陽是燕國勇士，號稱“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然而，當他站在高大巍峨的咸陽宮陛下，等待秦王接見之時竟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情況“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被咸陽宮中聲勢浩大的場面和秦王顯赫威嚴嚇著了，就在千鈞一發之際，荊軻先是回頭一笑，安慰秦武陽，然后走上前去，用合情合理的解釋消除了秦王與群臣的猜疑，使大禍消彌于突發之前。通過兩個人的對比，突出了荊軻臨危不懼，沉著冷靜的性格。
2、排比和對偶
《戰國策》說辭的“文辭之勝”在外在結構上表現為語言上的韻散結合，句式錯綜變化，張弛有度，鏗鏘有力的節奏感帶給讀者以強烈的沖擊力。可以說，給人的第一感覺便是敷張揚厲，氣勢縱橫，內在的技巧之一便是排比。排比可使節奏鮮明，說理更加嚴密、敘事更有表現力。在《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中，蘇秦進言秦“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崤、函之固。”蘇秦認為秦國有統一六國的實力，希望秦王能用他來完成宏圖偉業。而秦惠王卻認為自己實力欠缺，尚未到征伐的時機，“羽毛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婉轉地拒絕了蘇秦的請求。
對偶也是，能夠有效增加說辭感染力和說服力。如《趙二·秦攻趙》中有一段蘇秦游說秦王，“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工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蘇秦將多個對偶句鋪排，以齊國為前車之鑒說明秦國如果不休兵戈，必會有無窮后患。還有《楚四·莊辛謂楚襄王》莊辛的一段說辭“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這段說辭中，先是四個整齊的四字句，簡潔明快，緊接著以散句相隨，放慢言辭的節奏，正所謂“張弛有度”。整篇說辭或韻或散，韻散結合，使得文辭富于變化而不顯得單調。這種句式的使用，或并列，或正反，有長有短，中間用連詞轉折。不但說理緊湊綿密，而且抑揚頓挫，讀之富有節奏感，可謂聲情并茂；聽之抑揚頓挫，極具沖擊力。還有《趙二·王破原陽以為騎邑》中“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而不觀于時；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九之用，不知陰陽之宜。”這一段辭令，全是對句，或并列，或正反，有長有短，中間用連詞轉折。不但說理緊湊綿密，而且抑揚頓挫，讀之富有節奏感，聽之抑揚頓挫，可謂聲情并茂。
（三）矛盾
《戰國策》一書不乏自相矛盾或與其他資料矛盾之處，比如蘇秦，在《戰國策》中主名為“蘇秦”的，《史記》往往都作“蘇代”、“蘇厲”，或冠以他名。《齊四·蘇秦自燕之齊》除措辭有些許差異外，內容與《史記·田齊世家》基本一致，但《戰國策》的主名是“蘇秦”，《史記》則為“蘇代”。還有《燕二·蘇代自齊獻書于燕王》，與《戰國縱橫家書》中《蘇秦自齊獻書于燕王》內容差不多，但兩者主名不同，很難說到底主角是蘇秦還是他兄弟。甚至《戰國策》自己都前后矛盾，比如《魏一·蘇秦拘于魏》一章，記載了蘇秦拘于魏而蘇厲為他向魏王游說的故事，而這部分內容在《燕一·蘇代過魏》中卻成了“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蘇秦變成了蘇代，蘇厲變成了“齊使人”。這種主名的混亂，除了傳抄、整理時的無心之失，更多反映了蘇秦故事不同層次之間的對立與交叉，以及傳抄、整理和使用者，根據各自立場對于這種對立的處理與調和。
（四）引用
《戰國策》常常根據內容的需要隨時引用經典著作、成語和民間諺語，把古語、今語、口語、警策語等融為一體。可以說，它的語言說服力很強，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引用，這個引用不局限于書本等某個特定范圍，但一定要有說服力才行。比如那些策士們都好引俗語，因為俗語來源于生活，流傳于民間，往往積累了勞動人民的生活經驗和樸素愿望，具有簡練、形象，通俗易懂，風趣幽默的特點。如《楚四·莊辛謂楚襄王》便引用了亡羊補牢的俗語，“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猶未遲也。’是莊辛借此說明及時止損的必要性。
策士們還喜歡引經據典，像《詩經》等是當時最著名的經典，適當的引用不僅可以為自己的論點提供值得信服的依據，而且可以展示自己的知識儲備，使論辯具備說服力。如《秦三·應侯謂昭王》引用了《詩經》，“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借以勸說秦王要鞏固威信，加強權力。
（五）寓言
《戰國策》寓言與同時代的其他諸子作品中的寓言不一樣，諸子作品中的寓言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們大都是用來闡述諸家思想學說體系的工具，附印著各家學派鮮明的思想色彩，而《戰國策》中的寓言卻往往是一些游說之士在政治和外交場合中的順口說出來的即興之作。這些寓言基本遵循一個結構，即針對一個論點展開故事，在故事的結尾加以論述點明主題，并且形式上常以對話展開，一問一答的對話形式不僅能拉近交談者的心理距離，而且使論述的展開自然不生硬。
《戰國策》中寓言題材一般分為擬人化的動物寓言、類型化的社會寓言和附會古人的歷史寓言三大類。目的大體可分為三個方面，即游說君主、消弭災禍，勸告君王莫信讒言、表白忠心，推薦賢才、貶退小人。內容淺顯易懂，形象鮮明，寓意深刻，從而增強了辯詞說服力。比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蘇代只用這樣一個小寓言故事，就說明了“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免除了燕國的一場兵禍。有人統計過《戰國策》中共有寓言故事74則，其中56則寓言有明確的寓言講述者，18則無使用語境，無使用者。
如此多的寓言使用并非沒有理由，與西方國家注重抽象思維不同，中國古代人們的抽象思維能力較差，在戰國時期，嚴格意義的理論思辨文字尚未產生，而受夏商原始卜筮原始思維的影響，中華民族形成了一種特有的思維方式，即易象思維，因而，在說理時更多的采用形象說理的方法。另外，當時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即使貴為君王，學識也不見得多高，比如梁襄王就曾被孟子評為“望之不似人君”。因此要想讓這些“淺薄”的游說對象接受自己的主張和觀點，就要善于引譬設喻，通俗易懂的比喻和寓言自然成為了最好語言工具。
后世影響：
1、文學影響
《戰國策》的文學成就非常突出，在中國文學史上，它標志著中國古代散文發展的一個新時期，文學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畫，語言文字的運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鮮明的藝術特色。
《戰國策》書中還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成語，有人統計多達204個，比如一塵不染，大庭廣眾，兩敗俱傷，南轅北轍，亡羊補牢，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羽毛未豐，引錐剌股，門庭若市，返璞歸真，狡兔三窟，狐假虎威，驚弓之鳥，安步當車，不遺余力，不翼而飛，側目而視，高枕無憂，汗馬功勞，畫蛇添足，揮汗成雨，三人成虎，龍陽泣魚，轉禍為福。這些成語不一定全是后世通用的四字形式，有些是從句子中提取出來，如《西周·蘇厲謂周君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百發百中。”提取出“百發百中”，《齊四·齊人有馮諼者》：“狡兔有三窟，……，未得高枕而臥也。”提取出“狡兔三窟”和“高枕而臥”；有為后世提供了成語內容的，如《秦四·或為六國說秦王》：“于是夫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整理為“積少成多”；有從故事中歸納總結的，如《燕二·趙且伐燕》：“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總結為“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也有意思相同而表現形式不同，如“百發百中”與“百步穿楊”、“轂擊肩摩”與“摩肩擊轂”、“南轅北轍”與“北適話楚”（這種情況是否算一個成語存在爭議）。
《戰國策》語言的手法對漢賦有一定影響，包括：委婉托諷，鋪陳，夸飾。不少學者認為書中那些縱橫家的進言本質便是辭賦，換言之，后世辭賦直接源于《戰國策》說辭。在姚鼐的《古文辭類纂》中，《楚四·莊辛謂楚襄王》一篇直接被歸入“辭賦類”。《子虛賦》、《大人賦》的浪漫主義色彩便是繼承于此。他在《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中，蘇秦在稱贊秦國的強悍實力時，是以推崇四境之固作切入點，這種手法對后世京都賦影響極大，《兩都賦》、《二京賦》等都是先分述京都四方的景象，而后描寫京都的富庶之態。北宋的蘇洵曾在《諫論》中提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他的文風的淵源。
對漢賦產生較大影響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漢初和戰國兩個時代的某些社會矛盾和審美觀念的相近以外，還有一個，就是《戰國策》作為史書必須要受真實性原則的制約，史官須以盡可能客觀的態度對待史實，而漢賦更多的也是如此，不像其它文體那樣注重表現主題，所以往往容易采取史家的筆法。
《戰國策》對史書有一定影響，因為在這部書中才出現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雛形，到《史記》時這種紀傳體正式形成。更重要的是，原書作者（或作者們）在整理此書的過程中，往往加以自己的評論和觀點，如《齊一·鄒忌修八尺有余》在篇末用一句話加以總結：“此所謂戰勝于朝廷。”，還有《楚一·江乙說于安陵君》篇末也有“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這其實是借他人之口表達作者觀點。這些評論，或直接表達，或借他人之口，長者一二百字，短者七八字，多是據事而論，可以說這些評論已經奠定了后世“論贊”體體式的基礎，漢代司馬遷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確立了“太史公曰”這種論贊形式，開了后世論贊之先河。
《戰國策》的語言風格、修辭手法和文采，以及著力推動敘事發展的人物語言，均對后世文學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如同樣是記載亂世的小說《三國演義》，魏蜀吳三家謀士為求利益，將縱橫家再現于世。三國中的名篇“諸葛亮舌戰群儒”中，諸葛亮論辯咄咄逼人，以獨到的政治眼光對當下局勢做出準確判斷，同時短句、排比對偶句的運用使得語言簡潔明快，理直氣壯。不僅在風度上壓倒對方，論辯語言和論辯技巧也更勝一籌，以致對手有口難言，可以說是受戰國策士語言風格的影響頗深。此外，由于全書一些篇章已經具有了一定的小說因素，其內容和寫作手法也啟發和影響了后世許多種類的小說，諸如諷刺手法對譴責小說的影響，俠肝義膽對俠義小說的影響，虛構夸飾對傳奇小說的影響，以人系事對史類小說的影響，鋪張揚厲對賦小說的影響，引類譬喻對寓言小說的影響等。
2、古漢語
《戰國策》作為先秦典籍距今已有幾千年的時間。其中的語言在發展中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賦予一些新的形式和意義，但是在變化的過程中還保留著古代漢語的一些特點，這對于研究古漢語有其意義。比如當下表述語義時多以雙音節詞為主，但是在上古漢語中是單音節占主要地位，即一個詞只需要一個音節就可以表示清。《戰國策》成語中也體現了單音節占優勢的特點，每個單獨的音節都可以表示一個意思。如《燕三·燕太子丹質于秦》：“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切齒拊心”每個音節都表示一個詞的含義，意為咬緊牙齒，拍擊心胸。形容痛恨到極點。
3、戰國策派
20世紀40年代初，抗戰最緊張時期，國府統治區曾有一個涉及哲學、歷史學、文學、政治學、文化等多個學科的綜合性學術文化流派，包括許多著名學者，因核心人物創辦的《戰國策》半月刊而得名。其產生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是關心國族存亡與文化發展的知識分子之深重的危機意識與強烈的焦慮感所導致的結果。他們抱著“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國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勝利之途邁進”的主旨，認為“戰國以前的‘剛道文明’、‘士大夫’精神值得認真繼承；這種剛道文明在秦漢以后漸趨消亡，中國文化也因此變成了一種‘無兵的文化’；隨著皇權統治日益鞏固，民眾地位嚴重下降，導致中國社會如一盤散沙般缺乏向心力”。這個流派思想在后來爭議較大，有一段時間甚至被認定為法西斯學派。
作者之爭：
《戰國策》是一部匯編文集，原文章的作者已不可考，清代牟廷相最早提出《戰國策》作于蒯通，20世紀30年代，羅根澤也提出類似觀點，還有人認為由《蒯子》 和《主父偃》拼合而成。而中書六號《國策》等，是各種抄藏本的題名不同；劉向編錄《戰國策》時，依據的藍本，特別是“國別者八篇”，蒯通的論戰國權變的八十一首。但這些說法都缺少確鑿證據，仍然只是一種推測。因為《戰國策》文體不一、內容重復冗雜，不僅不像是單人創作，甚至不像是有組織的集體創作。
大部分研究者都認為《戰國策》不是一時一人所作，如李叔毅指出“《戰國策》是戰國時代研討扭轉危局之術的人所搜集的學習資料。”何晉也認為，“《戰國策》是好些批零散的材料……編著這些材料的人，大部分是學習揣摩游說辭令的游說之士。”或者說，《戰國策》是戰國縱橫家演講稿或學縱橫者所著的可能性最大。
全書在劉向之前的編輯和整理應包括私人和官方兩個層面。私人整理可能是游士群體進行的。官方層面應該分為諸侯王和中央政府兩個層級，地方諸侯王中以淮南王劉安與《戰國策》關系最為密切，劉向所見《修書》即出自淮南地區。漢武帝對戰國故事的分類抄錄，也為劉向編校工作奠定了基礎。
《戰國策》成書年代同樣難以考證，可能在秦統一以后，還有人認為成書于漢初，因為書中“于秦之穢事，不甚避諱。《秦策》詳記呂不韋立子楚事，《楚策四》更言嫪毐亂秦事。皆秦人所忌諱者，則其著作時期當在漢初矣”。換言之，《戰國策》中一些史實乖違的故事，無論是游士練習之作還是出于后人揣擬，它們被收入《戰國策》中都體現了編輯者并不熟知相關史實，這也從側面表明戰國故事編輯、整理的時間不會太早。還有一個側面證據是成書于漢初的《戰國縱橫家書》與《戰國策》存在交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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