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贈黎安二生序》原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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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鞏《贈黎安二生序》原文賞析

　　上學期間，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文言文了吧？文言文是指用文章語言，而不是日常語言寫的文章。廣為流傳的經(jīng)典文言文都有哪些呢？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曾鞏《贈黎安二生序》原文賞析，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古文《贈黎安二生序》

　　作者：曾鞏

　　原文：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shù)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shù)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

　　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將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于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

　　夫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于笑乎?

　　然則若余之于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于解里人之惑，則于是焉，必能擇而取之。

　　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譯文：

　　趙郡蘇軾，是和我同年科考的學友。他從蜀地寫信寄到京城給我，贊揚蜀地的學士黎生、安生。不久黎生帶著他的文章幾十萬字，安生帶著他的文章也有幾千字，屈駕前來看我。我讀他們的文章，確實氣勢壯闊，風格雄偉，善于反復辨析，把事理說得很深透.他們的才情、筆力奔放，似乎是不可估量的。他們二人確實可以說得上是特別杰出的人才，而蘇君也的確可以說是善于識別人才的人了!

　　不久以后，黎生補任江陵府司法參軍。臨走的時候，請我寫幾句話作為贈別。我說：“我對你的了解，已經(jīng)放在心里了，還需要用言辭表達出來么?”黎生說：“我和安生學習古文，同鄉(xiāng)鄰里都譏笑我們，認為是迂闊。現(xiàn)在請您寫幾句話，是想解除同鄉(xiāng)鄰里的糊涂看法。”

　　我聽了這話，想想自己，不禁笑了。世上迂闊的人，有誰比我更厲害呢?只知道信奉古訓，卻不懂得迎合當世;只知道立志于圣賢之道，卻不懂得隨同世俗。這就是我為什么困頓到現(xiàn)在而自己尚不知道的原因啊。世人的迂闊，有誰比我更厲害呢?現(xiàn)在你們的迂闊，只因文章不合世俗，這不過是小的迂闊罷了，還擔心被同鄉(xiāng)鄰里譏笑。像我的迂闊可就大了，如果你們拿了我的話回去，將要得到更多的責怪，豈能只停留在譏笑上呢?既然這樣，那么我將對你們說些什么好呢?說我的迂闊是好的，可是它的禍害卻是這樣;說它不好，那么雖然可以迎合現(xiàn)代，但一定違背古訓，有附和流俗的地方，就一定背離圣賢之道了。你們還是不要急于解除同鄉(xiāng)鄰里的糊涂認識吧，這樣就一定能夠在古文、時文;道、世俗這方面作出選擇。

　　我于是寫了這些話贈給二位，并且拿給蘇君看，你們認為怎么樣呢?

　　作者介紹

　　曾鞏生平

　　概述

　　曾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貧寒，有一個哥哥，四個弟弟，十個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親被罷官，身體也不好，所以肩負起養(yǎng)家的重任。

　　曾鞏自稱“家世為儒”(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祖父作過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非常強，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與兄長曾曄一道，勤學苦讀，自幼就表現(xiàn)出良好的天賦。史稱鞏“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狀》中稱其“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而且記憶力超群，“讀書數(shù)萬言，脫口輒誦”。18歲時，赴京趕考，與隨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識，并結成摯友。20歲入太學，上書歐陽修并獻《時務策》。歐陽修見其文筆獨特，非常賞識。歐陽修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自此名聞天下，但因其擅長策論，輕于應舉時文，故屢試不第。慶歷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長)，只好輟學回歸故里，盡心侍奉繼母。曾鞏少年時與王安石為密友，登歐陽修之門以后，就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主持會試，堅持以古文、策論為主，詩賦為輔命題，曾鞏才與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進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當涂縣)司法參軍，以明習律令，量刑適當而聞名。五年，由歐陽修舉薦到京師當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理校出《戰(zhàn)國策》、《說苑》、《新序》、《梁書》、《陳書》、《唐令》、《李太白集》、《鮑溶詩集》和《列女傳》等大量古籍，對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寫了大量序文。熙寧二年(1069)，任《宋英宗實錄》檢討，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熙寧五年后，歷任齊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為政廉潔奉公，勤于政事，關心民生疾苦。他根據(jù)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結合實際情況加以實施。致力于平反冤獄、維護治安、打擊豪強、救災防疫、疏河架橋、設置驛館、修繕城池、興辦學校、削減公文、整頓吏治、廢除苛捐雜稅，深受群眾擁戴。

　　元豐三年(1080)，改任滄州(今河北)知州，途經(jīng)京城開封時，宋神宗召見。宋神宗對其“節(jié)約為理財之要”的建議大為贊賞，留任為三班院勾判。元豐四年，朝廷認為“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任為史官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元豐五年，拜中書舍人。同年九月，遭母喪，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寧府(今南京)。后葬于南豐源頭崇覺寺右。南宋理宗時追謚為“文定”，人稱“南豐先生”。他還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政事

　　自稱"家世為儒“，①曾祖歷官水部員外郎，祖父為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宋史》稱曾鞏年幼"警敏“，"讀書數(shù)百言，脫口成誦“②。"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③。但據(jù)他自稱幼時從先生受書，"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到十六七歲時，"窺六經(jīng)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始知愛好，并努力學習④。到二十歲后，"歐陽修見其文奇之“⑤大約就在這時，他曾給歐陽修寫信，并"獻雜文時務策兩編“。信里他一面稱贊歐陽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為人志節(jié)："鞏自成童，聞執(zhí)事之名，及長，得執(zhí)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淳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無半言片詞舛駁于其間，真六經(jīng)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又聞執(zhí)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tài)，卓然以體道扶教為己務。……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圣人之道者，固在執(zhí)事之門矣。"曾鞏當時少不更事，而能有這樣的看法，很不簡單，所言者雖有所未盡，但大體符合實際。又說："鞏性樸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yè)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與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fā)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于執(zhí)事，茍得望執(zhí)事之門而入，則圣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于其間也。"這段話是表述自己的為人的。與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確不凡近。歐陽修對于這樣的人物自是重視的。因此，曾鞏上書之后，曾經(jīng)得到歐陽修接見。據(jù)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講，歐陽修見到他之后，曾對他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而且當曾鞏向歐陽修告別之時，歐陽修還寫了《送曾鞏秀才序》，其文云："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于有司，有司斂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曾生橐其文數(shù)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見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此序作于慶歷二年(1042)，這時曾鞏雖見棄于有司，卻得到了歐陽修的賞識。

　　在這期間，曾鞏也結識了王安石，還曾向歐陽修推薦。他在《再與歐陽舍人書》中說："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話，可見曾鞏對王安石曾經(jīng)非常器重。在這封信里，他不僅推薦王安石，還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歐陽修推薦。

　　后來，在《與王介甫第一書》里曾鞏又說："鞏至金陵，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由此看來，在這期間曾鞏同歐陽修已有相當親密的交往。

　　考中進士

　　曾鞏是在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知貢舉時考中進士的。在這之前，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這樣的前輩，結交了王安石這樣的朋友，而且已經(jīng)同當代其他幾個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投獻文章，議論時政，陳述自己為人處世的態(tài)度。不過，曾鞏所寫的這些書信，不同于尋常的"干謁“，不是請求薦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書》中說："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愿得矣。"這封信大概就寫于慶歷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離職之后。曾鞏于此時寫信并投獻文章，正好說明他的為人和政治態(tài)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絕不趨炎附勢。

　　編校書籍

　　曾鞏既中進士，便被調任為太平州(今安徽當涂)司法參軍，又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實錄檢討官。在這期間，曾鞏對于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對于歷代圖書聚散以及學術源流多所論述，寫過一些敘錄，如《新序目錄序》、《列女傳目錄序》、《戰(zhàn)國策目錄序》等，還有《梁書》、《陳書》、《南齊書》等，也都寫有“敘錄”。

　　曾鞏雖推崇歐陽修，但他的學術觀點和歐陽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學記》中說："周衰，先王之跡熄。至漢，六藝出于秦火之余，士學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于暴詐，惟知經(jīng)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一本下有"臆"字)，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于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氏而已。"他對揚雄如此稱贊，這看法與韓愈比較相近，與歐陽修則頗相反。

　　此外，曾鞏還有《答王深甫論揚雄書》，對于揚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劇秦美新》，都有所辯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為"雄之仕合于孔子無不可之義“，而且認為"世傳其投閣者妄"云云。曾鞏對揚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面。揚雄的政治態(tài)度和學術成就，對曾鞏都有影響。

　　任職情況

　　曾鞏離開館閣，又作了十幾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今浙江紹興一帶)，其后又知齊州(今山東濟南一帶)，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稱曾鞏在這幾州都有政績，主要在"荒政"和"平盜"兩個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績。曾鞏移徙洪州時，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jié)推》詩，詩云："憶昔江西別子時，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飛光如轉燭。"他這時似乎已有倦于轉徙的感嘆。此后便多次表示為了養(yǎng)親而不愿遠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鞏有《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執(zhí)政書》，書中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義。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qū)區(qū)之腹心，敢布于下執(zhí)事者，誠以鞏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據(jù)此，他請求"或暫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yǎng)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書之外，曾鞏還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也是請求朝廷照顧養(yǎng)親的。大概正是因為他一再申請，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當他離職上路以后，又有詔改知明州。為此，曾鞏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希望朝廷允許他"暫至京師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來移知亳州，又繼續(xù)申請。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中說："臣昨任福州，已系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茍止。二者于臣之分，實為迫切。……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況亳州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元豐三年(1080)，曾鞏又徙知滄州，有《滄州乞朝見狀》，說："竊念臣遠離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當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他望圣慈，許臣朝見。"于是神宗召見了曾鞏。召見之后，他曾請求登對，有《乞登對狀》，說自己被召見時，"不敢率然以對“，可是"退而伏念“，還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當天心“。此后曾鞏便被留在京師，"勾當三班院“。

　　告老還鄉(xiāng)

　　元豐四年(1081)，有詔書說："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為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史稱"近世修國史，必眾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jiān)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者“，于是曾鞏入朝辭謝說："此大事，非臣所敢當。"并有《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表示謙讓。

　　元豐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書舍人。這時曾鞏又有《辭中書舍人狀》，述說自己"齒發(fā)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選賢能。還有《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表示謙退。但這年九月，曾鞏即遭母喪，因而罷職。

　　元豐六年(1083)四月，曾鞏卒于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終年65歲。著作有《元豐類稿》等。

　　作品賞析

　　這是曾鞏撰寫給同年好友蘇軾推薦的兩位青年（黎生和安生）的贈序。這篇贈序有三層意思：第一層，贊賞了黎生和安生的文章和其人；第二層，繼由黎生之口，提出了迂滯疏闊——不合時宜、不切實際的問題；第三，針對上述問題，闡明古與今、道與俗的矛盾，并以自己為例，激勵二生要 “信乎古”和“志乎道”，不要與世俗茍同。此序作者態(tài)度鮮明，說理精辟，層次清晰，侃侃而談，文筆酣暢。[2]

　　全文只三百七十余字，共分三段。首段敘述黎、安的來歷。黎、安二生都為蜀人，但并不曾與曾鞏相識。作者曲盡筆意先寫好友蘇軾來信引薦之故，“趙郡蘇軾，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曾鞏和蘇軾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進士，又都是文壇上兩顆相映生輝的星座，蘇君的推薦是曾鞏留意黎生、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并非無故牽扯。不久，黎、安二生就各持其文來見曾鞏，于是作者讀黎生“數(shù)十萬言”，安生“數(shù)千言”的文章，感到二人文章實在是“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給予了很高評價。且由文及人，想到黎、安二生確是“魁奇特起之士”，而蘇軾也如伯樂識馬，善薦才子，令作者感喟。[1]

　　第二段緊接著便寫贈言之故，并以“迂闊”為中心層層展開。但作者題目云贈“二生”，文中卻單提參軍黎生求贈言，因“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作者便說既然已經(jīng)心契相知，就不需要寫序言表達出來。于是從黎生的答話中牽引出安生，實際上這是補救之筆，關鍵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迂闊”。“生與安生之學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于里人。”至此，將贈言之故委婉表達，而作者聞言之后，感觸頗深，因其笑迂闊一語，即從“迂”字生情，將己扯入，而“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作者將自己的迂闊概括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知志道而不知同俗，說似自嘲，實則自況，是對自己人生態(tài)度的肯定。作者因博學知古而興趣高遠，顯出與世不同的特性來；因矢志于圣人學者之道而超塵拔俗，因此難免招致世俗的毀譽，而作者仍獨善其身，徑直前行，“困于今而不知”，“迂闊”之大，無人堪當比擬。而作者以己“迂”之大，更進一步、更高一層論述“迂”的含義，令人心領神會，議論極為得體。作者以自己雖長期受世人嘲笑，也絕不茍合世俗，以至于“困于今而不自知”的堅定態(tài)度和忘我精神為例，心平氣和地勸勉對方，分析利弊，處處為“二生”細心著想，毫無師長訓示晚輩的架子，反而使人從他為自許自嘆中受到教益和鼓舞。因此，他說“二生”的“迂”和作者的“迂闊”相比，其“迂”甚小，如果“使生持吾言”回故里，那么，“庸詎止于笑乎？”這種慨嘆，實際上是以反問的語氣鼓勵“二生”堅持自己的道路，不必顧慮世俗之人的非難嘲笑。[1]

　　感慨之后，第三段一開始便照應前文，從正面寫贈言之意，仍以“迂”字為中心，極抒筆墨，大肆渲染，“謂予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文中反復突出了二者的矛盾：如果說作者的迂是好的，而黎、安二生擔心的正是這個，如果說它是不好的，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違背古之天理，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其實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迂闊”的人生態(tài)度，也在曉喻黎安二生堅定自己的信念，不為世俗的毀譽困擾，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謂主人之道。“解里人之惑”和“知古”“志道”是兩種不可調合的人生態(tài)度，這只能憑一個人的志向去取舍、追求，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作者在闡明二者的高遠淺近后，留給黎安二生“擇而取之”，同時也以“并示蘇君”照應了開頭部分提及的由蘇軾介紹和作者給黎安二生寫贈序的緣起，首尾相應，環(huán)環(huán)相扣，可謂構思縝密。[1]

　　本文在寫法上的突出特點是遞進法，即一層接一層，一層高于一層，層層遞進，順序論述，《古文觀止》按云：“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則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闊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讀之覺文章生氣，去圣賢名教不遠”。本文通篇以“里人笑為迂闊”一語步步引發(fā)，從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命題落落大方而論事又細致入微。文章讀來似嘲似解，總是自信十足，而以迂闊與不迂闊聽人自擇，厲中帶婉，意盡其意，文盡其妙。通觀全篇，“無法不備、無處不切”（《古文筆記注》），文章短小精悍，而內容豐厚，古今并舉，涵含頗深。特別是其中論志道知古之說，對讀者選擇人生的道路仍有啟發(fā)和借鑒作用。[1]

　　此文風格雖遜于韓愈、蘇軾之文的奇變恣肆，卻也自成一格，醇穩(wěn)質實，廣為人們誦讀。可見，曾鞏名列八家確有其獨特高妙之處，南宋理學家朱熹就非常喜歡曾鞏的文章。曾鞏文章紆徐百折，轉入幽深，能曲盡筆意，從這篇文章就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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