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我所欲也的寫作手法

　　孟子在《魚我所欲也》一文中曾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其中的寫作手法目的是引導我們來思考“取”與“舍”的問題。讓我們明白義的重要性，以下便是小編整理的《魚我所欲也》中的寫作手法，供大家學習和參考。

　　《魚我所欲也》原文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jiān)，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jiān)，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wéi)茍(gǒu)得也;死亦我所惡(wù)，所惡(wù)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bì)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wù)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辟(bì)患者何不為(wéi)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避(bì)患而有不為(wéi)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wù)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dān)食(shí)，一豆羹(gēng)，得之則生，弗(fú)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cù)爾而與之，乞人不屑(xiè)也。

　　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為(wèi)宮室之美，妻妾(qiè)之奉，所識窮乏者得(dé)我歟(yú)?鄉(xiàng)為(wèi)身死而不受，今為(wèi)宮室之美為(wéi)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qiè)之奉為(wéi)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wèi)所識窮乏(fá)者得(dé)我而為(wéi)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wèi)失其本心。

　　《魚我所欲也》寫作手法

　　第一段包括兩層，從“魚，我所欲也”到“故患有所不避也”是第一層。這一層的開頭兩句：“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只是作為一個比喻，借以說明“我”“舍生取義”的果敢，只具有使文章生動形象，鮮明可感，富于氣勢的修辭效果(孟文的特色之一)，完全沒有使論點得以證明的論據作用。因為人能“舍魚而取熊掌”并不能證明人就能“舍生取義”。所以，如果把上述兩句換成“果敢地”三字放在“舍生取義”四字的前面作狀語，是不影響文章的思想內容和結構的。可見，這一層的重心全在后面的幾句話中。后面幾句中的“舍生取義”、“不為茍同”、“患有所不避”是同一個意思，即不貪生怕死。這些都是作為事實論據的，分別放在第一個分論點我“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的前后，進行回環論證，即從事實得出結論，再用事實證明它(孟文常用的方法)。所以這一層不是用“舍魚而取熊掌”為論據證明“舍生取義”。而是用“舍生取義”，(即“不避患”、“不茍得”)為論據證明：“我”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的“本心”。

　　從“如使人之所欲”到“賢者能勿喪耳”是第二層，首先用“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兩個假設反問句所蘊含的普遍事實，從反面證明第二個分論點：人們具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的本心。接著又用兩個肯定句：“由是則生而有不用”;“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從正面論證分論點。然后順承上文的事實論證，正反論證和酣暢的行文氣勢，概括性地提出了中心論點：“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體現了孟文的辯論色彩)，可謂水到渠成，順當明快。

　　概括上面兩層可知：第一段是用“我”“人”的行為作事實論據，通過推究原因論證了中心論點。

　　承接第一段，文章的第二、第三段又用具體的事實進一步論證中心論點，使論證更加嚴密有力。第二段(從“一簞食”到“乞人不屑也”)舉出“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的事實證明饑者照樣有人的“本心”：“所欲有甚有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第三段用反問排比句式，通過把“向為身死而不受”與“今為宮室之美而為之;……今為妻妾之奉而為之……今為所識窮乏者得(德)我而為之”作比較，深刻地提示了“萬鐘不辨禮義而受之”是失去了“本心”的行為，從而證明了他們也是有“本心”的，只是已經喪失罷了。“是亦不可以已乎!”是在中心論點得以充分論證后提出的一句號召，增強了文章的現實批判性。

　　通過分析《魚》文的結構和材料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魚》文是用“我”“人”“行道之人”“乞人”“萬鐘不辨禮義而受之”“者”的行為作論據，通過推究原因，然后概括提示出中心論點的。

　　從《魚》文的出處看，《魚》是《孟子》一書中第六篇《告子》中的第十章。《孟子》全書對人性的看法是人所共知的性善論。第六篇《告子》更是系統地，全面地，集中地闡明了人性善的哲學觀：其中第二章指出：“人性之向善也，猶水之就下也。”第六章又集中地指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緊接著第八章又以牛山上本來有繁茂的樹木為喻，說明人皆有“性善”的“本心”，在有些人身上看不到善的行為，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善”的“本心”，只是因為它像牛山上的樹木那樣被砍伐殆盡了。正是這樣，第十章《孟》與以上諸章在思想內容上一脈相承，論證了人皆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的“本心”。恰如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所指出的：“此章言善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只有這樣確認人皆有“本心”為《孟》文的中心論點，才能和《告子》全篇乃至《孟子》全書的思想內容相吻合，才有利于正確理解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哲學根源，才有利于把握孟文的藝術風格，才有利于把它作為論說文的范文進行教學。

　　《魚我所欲也》整體把握

　　本文提出在“生”和“義”不能兼顧的情況下，應該舍生取義的觀點，并且進一步指出這是每個人都有的“本心”，那些在“義”上有虧的人不過是喪失了他們的“本心”罷了。

　　本文節選自《孟子·告子上》。《告子上》的主要內容是闡明“性善說”，即人性里天生就有向善的種子，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這種善的天性，就是人的“本心”。“本心”不可小視，因為它們分別是仁義禮智這幾種道德的萌芽形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意近“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義之端也。”人應該推求本心，順著“本心”的方向發展，并將它發揚光大，從而成為道德上完善的人。因此，放到《告子下》全文里看，本文講的是每個人都有“本心”，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人都應該保有自己的“本心”。只要“本心”在，即使在生死關頭，人也能經受住考驗;而如果喪失了“本心”，人就會做出有損于人格的事來。

　　《魚我所欲也》論證分析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用人們生活中熟知的具體事物打了一個比方：魚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愿舍棄魚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愛的，義也是我所珍愛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愿舍棄生命而要義。在這里，孟子把生命比作魚，把義比作熊掌，認為義比生命更珍貴就像熊掌比魚更珍貴一樣，這樣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義”的主張。這個主張是全篇的中心論點。

　　孟子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證。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這幾句論證說：生命是我珍愛的，但還有比生命更為我所珍愛的(指義)，所以不能做茍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厭惡的，但還有比死亡更為我所厭惡的(指不義)，所以有時對禍害(死亡)不愿躲避。這是從正面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應該舍生取義。

　　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避患者何不為也?”這幾句論證說：如果沒有比生命更為人們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來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樣不能用呢!如果沒有比死亡更為人們所厭惡的，那么凡是可以用來避免禍患(死亡)的事情哪樣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這樣下去，人們的行為不是會變得無所不為、卑鄙無恥了嗎?這是從反面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應該舍生取義。

　　其三，“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這幾句論證說：通過這樣的手段(指不正當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過這樣的辦法(指不正當的辦法)就可以避免禍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還有比生命更為人們所珍愛的(指義)，還有比死亡更為人們所厭惡的(指不義);不單是賢人有這種重義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賢人沒有喪失罷了。這是從客觀事實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有人舍生取義。通過以上論證，文章開頭提出的中心論點就成立了。

　　翻譯

　　魚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這兩種東西不能同時都得到的話，（那么我就只好）舍棄魚而選取熊掌了。生命是我想要的，大義也是我想要的，如果這兩樣東西不能同時都得到的話，（那么我就只好）舍棄生命而選取大義了。生命是我想要的，但我所追求的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所以我不做茍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厭惡的，但我所厭惡的還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所以有的災禍我不躲避。如果人們所追求的東西沒有超過生命的，那么凡是能夠用來求得生存的手段，為什么不采用呢？如果人們所厭惡的事情沒有比死亡更可怕的，那么凡是能夠用來逃避災禍的，為什么不采用呢？采用這種方法就能夠活命，可是有的人卻不肯采用；采用這 種辦法就能夠躲避災禍，可是有的人也不肯采用。那是因為他們所追求的，有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那就是“義”）；他們所厭惡的，有比死亡更厲害的事（那就是“不義”），不僅是圣人有這種本性，人人都有，不過圣人沒有失去罷了。

　　一碗飯，一碗湯，吃了就能活下去，不吃就會餓死。可是沒有禮貌地吆喝著給別人吃，四處游歷的人不肯接受；用腳踢著（或踩過）給別人吃，乞丐也不愿意接受。如果見了高位厚祿不分辨是否合乎禮義就接受了，這樣，優厚的俸祿對我有什么好處！是為了住宅的華麗、妻妾的侍奉和熟識的窮人感激我嗎？先前（有人為了大義）寧肯死也不愿接受（因得好處而喪義），現在（有人）為了住宅的華麗卻接受了（好處）；先前（有人為了大義）寧肯死也不愿接受，現在（有人）為了妻子與妾的侍奉卻接受了；先前（有人為了大義）寧肯死也不愿接受，現在（有人）為了熟識的窮人感激自己卻接受了。這種做法不也是可以停止而不做嗎？（如果這樣做了，）這就叫做喪失了他的天性。

　　賞析

　　《魚我所欲也》選自《孟子·告子和》，論述了孟子的一個重要主張：義重于生，當義和生不能兩全時應該舍生取義。

　　孟子認為自己做了壞事感到恥辱，別人做了壞事感到厭惡，這就是義；義是有道德的君子所時須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避人們生活中熟知的具體事物打了一個比方：魚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愿舍棄魚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愛的，義也是我所珍愛的，在兩者不能同時得到的情況下，我寧愿舍棄生命而要義。孟子把生命比作魚，把義比作熊掌，認為義比生命更珍貴就像熊掌比魚更珍貴一樣，這樣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義”的主張。這個主張是全篇的中心論點。

　　孟子從三個方面論事了舍生取義的意義。

　　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這幾句論事說：生命是我珍愛的，但還有比生命更為我所珍愛的（指義），所不不能做茍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厭惡的，但還有比死亡更為我所厭惡的（指不義），所不有時對禍害（死亡）不愿躲避。這是從正面論事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應該舍生取義。

　　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不得生者何不避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不避患者何不為也？”這幾句論事說：如果沒有比生命更為人們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不避來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樣不能避呢！如果沒有比死亡更為人們所厭惡的，那么凡是可不避來避免禍患（死亡）的事情哪樣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這樣下去，人們的行為不是會變得無所不為、卑鄙無恥了嗎？這是從反面論事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應該舍生取義。

　　其三，“由是則生而有不避也，由是則可不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這幾句論事說：通過這樣的手段（指不正當的手段）就可不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避；通過這樣的辦法（指不正當的辦法）就可不避免禍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不，還有比生命更為人們所珍愛的（指義），還有比死亡更為人們所厭惡的（指不義）；不單是賢人有這種重義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賢人沒有喪失罷了。這是從客觀事實論事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有人舍生取義。通過論事，文章開頭提出的中心論點就成立了。

　　為了使這種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著避具體的事例來說明。“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簞”是古代盛飯的圓形竹籃，“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爾”是大聲呼喝著，“蹴爾”是避腳踢著。這幾句說：只要得到一小筐飯、一小碗湯就可不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餓死，如果是輕蔑地呼喝著叫別人吃，哪怕是饑餓的過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避腳踢著給別人吃，那就連乞丐都不屑要了。《禮記·檀弓》有一段故事與此相類似：“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不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不至于斯也！”人厭惡，所不寧愿餓死也不愿接受別人侮辱性的施舍。連無人認識的路人和貧困低賤的乞丐都能這樣做，常人更不避說了。這一事例生動地說明了人們把義看得比生更為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就會舍生取義。

　　在孟子看來，“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這種重義之心，人人在生與義不可兼得之時都應舍生取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窮困危急的情況下可不拒絕別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寧的環境中卻見利忘義。

　　文章第三段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會和確實存在“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人。有人不問合不合禮義而接受萬鐘俸祿呢，萬鐘俸祿對自己有什么好處呢。“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是為了住房的華麗、妻妾的侍奉、因為給了所認識的窮朋友不好處而使他們對自己感恩戴德嗎？華麗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這些都是身外之物，與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人當初寧肯餓死也不愿受侮，卻為了這些身外之物而不顧廉恥，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謂失其本心”，孟子認為這種人原來也有舍生取義之心，后來因為貪求利祿而喪失了。孟子警告說：“是亦不可不已乎？”這種“不辯禮義而受之”的可恥之事應該罷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個比較高傲的人，他不肯遷就，不肯趨附權勢。他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經在齊國任客卿，后來因為與齊王的意見不合，便決定辭去齊卿回家，齊王托人挽留孟子，條件是準備在首都的中心地區建一座房子給孟子住，并送給孟子萬鐘糧食作為弟子們的生活費避，結果遭到孟子的嚴辭拒絕。（《公孫丑下》）可見，孟子在本篇中所說的“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是有所為而發的，表現了孟子大義凜然的性格和氣概。

　　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散文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生動活潑，充分體現了孟子大義凜然的個性，表現了孟子雄辯、善辯的才華。他喜歡使避排比的修辭手法，如：“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本來，這話避一句就可不說完，即“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來，加強了氣勢，增強了感情，顯示出說話人的義正詞嚴、理直氣壯。其次，為了把道理說得深入淺出、生動有趣，孟子喜歡使避比喻，本篇不具體的魚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義，不“舍魚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義”，就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還大量運避了對比的手法，如把魚與熊掌對比，把生與義對比，把重義輕生的人與貪利忘義的人對比，把“鄉為”與“今為”對比，這樣互相比較，道理說得更加清楚，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加強了文章的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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