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原文及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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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是唐代文學家元稹為著名詩人杜甫撰寫的墓志銘。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原文及譯文，歡迎大家分享。

　　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

　　唐· 元稹

　　①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后，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馀年，仲尼緝合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馀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①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其遒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于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于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

　　②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②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后，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③，掩顏謝④之孤高，雜徐庾⑤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茍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③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④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特病懶未就耳。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⑥于偃師。途次于荊，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拜余為志。辭不能絕，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

　　（取材于作者同名文章）

　　【注釋】

　　①蘇子卿、李少卿指漢代蘇武、李陵。

　　②沈、宋指唐代詩人沈佺期和宋之問。

　　③曹劉，“三曹”之曹植、建安七子之劉禎，他們是漢代詩人。

　　④顏謝，指南朝宋的詩人顏延之和謝靈運。

　　⑤徐庾，指南朝梁陳的詩人徐陵和庾信。

　　⑥襄祔事：完成合葬之事。襄，成；祔，合葬。

　　參考譯文

　　我讀詩讀到杜甫，才知道他是個集前代優秀文化之大成的詩人。最初在唐堯、虞舜的時代，君臣互相作詩，連續唱和，在這之后，詩人相繼進行創作。經歷了夏、殷、周一千多年，孔子編輯整合選擇提煉，選用了其中對改變教化最有好處的三百篇，其他的詩就失傳了。楚地的詩人進行創作并且幽怨悲憤的情緒繁盛，可是這些詩（創作的時間）距離《詩經》的時代接近，還是可以互相比較的。秦、漢已經消亡了，搜集詩歌的官職已經廢除，天下怪異的民間歌詠、頌揚諷諫的辭章、有樂曲節拍歡快娛樂的歌詞，也隨著時間的推移創作出來。等到漢武帝寫出《柏梁臺詩》，七言的體裁就具備了。蘇武、李陵這類人，特別擅長創作五言詩，雖然句讀和音韻格律各不相同，內容上也是健康的和淫的東西互相摻雜，但詞意簡練深遠，介紹事物表達感情，如果不是有目的地創作，那么詩文就不隨意寫出來。建安以后的時期，天下的文人遭遇戰亂。曹操父子在征戰的間隙寫文章，常常是拿著武器橫賦詩，所以他們或剛健雄壯或低沉高昂或憂怨哀傷或悲痛離別的詩作，在古人中是非常特別的。晉代的詩歌，這樣的風采氣概還有所保存。劉宋和蕭齊之間，教化失去了根基，文人以怠慢、和順、散漫拖沓作為時尚，文章以詞采華麗、放浪曠達、精致清靈為好，那些吟詠書寫個人性情，流連忘返于山水的文章，意義、格調、氣概沒有可采用的地方。（文章）衰落到了梁、陳時代，過分華麗過分刻意修飾、輕浮取巧細小瑣碎的詞句大量使用，又是宋、齊都不采用的。

　　唐朝建立后，國家的學校教育得到很大發展，每個皇帝在位的時期，都有著名詩人出現。特別是沈佺期、宋之問等人，講求造語的錘煉精切和聲律的妥帖和順，他們的作品被稱為格律詩。從那以后，詩歌體裁的發展變化就非常完備了。但是，喜好漢、魏、晉詩歌傳統的，都丟掉了齊、梁詩歌的長處，刻意追求華麗形式的，都丟掉了充實的思想內容。效法齊、梁詩歌的形式，卻趕不上魏、晉詩歌的內涵，漢代樂府學得不錯，魏晉五言古詩卻作得不怎么樣，格律切當，勁健的風度卻又喪失了，喜歡抒寫閑情逸致，辭采卻又不夠華美。至于杜甫，大概可以稱得上上可逼近《詩經》、《楚辭》，下可包括沈佺期、宋之問，古樸近于蘇武、李陵，氣概超過曹氏父子和劉楨。蓋過顏延之、謝靈運的孤高不群，糅合徐陵、庾信詩風的流美清麗。他完全掌握了古人詩歌的風格氣勢，并且兼備了當今各家的特長。假如讓孔子來考究杜詩的主要意蘊，還不知道要怎樣推崇他的多才多藝呢!如果認為有能寫出別人所不能寫的題材，也不存在什么可不可以表達出來的人，那么，自從有詩人以來，就沒有誰超出杜甫!

　　當時還有一位山東人李白，也以奇特的詩歌創作備受稱道，當時人把他們并稱為“李杜”。我看李白的那些雄放恣肆、不受拘束、寫景狀物的詩，以及他的樂府詩歌，確實也可以和杜甫媲美。至于像杜甫的那些長的有千余言，次一等的也有百余言的長篇排律，其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詞氣豪邁，風調清深，對句切合聲律，通篇摒棄淺近凡俗，杜詩的這種境界，卻是李白的創作還未能觸及的領域，更何況（運用）其中的精髓呢。

　　我曾經想細致剖析他的作品，按照體裁，分別歸類，為后人提供學習的范本，只是由于衰病懶散，這一愿望未能實現。正好遇到杜甫的孫子嗣業，他啟運杜甫的靈柩，完成了合葬祖父母于偃師之事，歸途中停留于荊州。他素知我喜歡稱道他祖父的詩文，就拜請我撰寫墓志。推辭不掉，我于是記述杜甫的官職和門第，為杜甫終于歸葬寫了這篇墓志銘。

　　作品評價

　　公元813年（唐憲宗元和八年），元稹借為杜甫作墓系銘的機會，對我國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傳統作了詳盡的論述，發表了卓識的見解。元稹特別推崇《詩經》中“風”、“雅”反映現實干預政治的戰斗傳統。元稹認為建安文學在反映現實的問題上比漢代有所進步。對宋齊梁陳“吟寫性靈，流連光景”、“淫艷刻飾，佻巧小碎”的詩文，詩人斷然給予了否定。詩人接著指出初唐承繼齊梁的形式主義詩風，詩歌仍然沒有成為反映社會現實呼喊民生疾苦的工具。在這樣的情況下元稹認為只有恢復《詩經》、“漢樂府”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才能挽救詩風，使詩歌沿著反映現實干預政治的正確道路前進。元稹一反盛唐以來長期冷落杜甫忽視杜詩的社會潮流，第一個勇敢地站出來對杜甫及其現實主義傳統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元稹對杜甫的高度評價為史家所接受，《舊唐書·杜甫傳》全文引錄了元稹對杜甫的贊譽，并云：“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自后屬文者以稹論為是。”

　　正是在揚李抑杜的時代氛圍里，元稹又把杜詩和李詩作了比較，得出與他人并不相同的認知。

　　在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國家衰落、民不聊生的中唐時代，元稹能充分肯定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無疑是正確的，是有其首創之功的；千年以來中國的古代詩歌作者以杜甫為自己創作的楷模，而相當多的中國古典詩歌研究者也把杜甫的詩歌作為自己必須關注的研究對象，而第一個高度評價杜甫與杜詩的人則是元稹。杜甫的詩歌今天早就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像中國人都知道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泰戈爾一樣，世界許多國家的人們也都知道中國的杜甫與屈原，熟悉他們的詩歌，而第一個高度評價杜甫與杜詩的人則是元稹，功不可沒。還應指出《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對我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文學理論文獻----白居易的《與元九書》的寫成，有著不可抹殺的重要作用。

　　當然元稹改變早年“李杜詩篇敵”的看法，轉而認為李白不能歷杜甫之“藩翰”，是對杜甫的過分偏愛，確有不當和片面之處的。這種偏愛這種不當，是與詩人的世界觀及其文學理論緊密相連的。杜甫詩歌中不少作品是對人生的寫實是對社會的諷刺，但李白作品直言人生的就并不多見，而常常以浪漫的筆調抒寫自己的所思所想，從而曲折地反映社會的黑暗與個人的不幸。這是兩人的區別所在，但各有所長，厚此薄彼是不公正的，揚李抑杜是不合適的，揚杜抑李也是不合適的。但這是古人認識與喜好上的差異，無法強求古人。就元稹和杜甫而言，杜甫只是忍不住要說老實話，自己并無多少文學主張；而元稹不僅說老實話，而且還要提出他們所以說老實話的理由，亦即他們的文學主張。這也是兩者的不同，而后者無疑比前者更進了一步。

　　元稹貶職江陵期間，在詩歌創作方面是豐收的，在文學理論方面是有貢獻的，這是元稹現實主義詩風成熟的重要時期。

　　清朝文藝評論家馮班在《鈍吟老人雜錄》中寫道：“詩至貞元、長慶，古今一大變，李杜始重，元白學杜者也。” 又云：“大歷時，李杜詩格未行，至貞元、長慶始變，此亦文字一大關也。”他不但看出了元稹、白居易對杜甫的學習，而且將其放在文學史變遷的宏大視野中進行思考評價，肯定其意義，是十分深刻的。

　　作者介紹

　　元稹(779～831)，唐代文學家，字微之，別字威明。河南洛陽（今屬河南）人，為北魏鮮卑族拓跋部后裔。793年(貞元九年)以明兩經擢第。次年得陳子昂《感遇》詩及杜甫詩數百首讀之，始作詩。貞元十五年，初仕于河中府。十九年登書判拔萃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娶名門女韋叢。數年后，妻亡。806(元和元年)，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授左拾遺，后被提拔為監察御史，出使劍南東川，劾奏不法官吏。為此得罪宦宮權貴。五年后，宦官與元稹爭宿驛舍正廳，擊傷元稹，反貶元稹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元和六年，當朝宰相去世，元稹在政治上失去倚靠，轉而依附藩鎮嚴綬和監軍宦官崔潭峻，為時論所薄。元和十年一度回朝，不久出為通州司馬，轉虢州長史。這一時期作詩甚多，與白居易等酬唱頻繁。元和十四年，再度回朝任膳部員外郎。次年得崔潭峻援引，擢祠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承旨。822年(長慶二年)，拜平章事、居相位三月。為依附另一派宦官的李逢吉所傾軋，出為同州刺史，改浙東觀察使。829年(大和三年)，入為尚書左丞，又出為武昌軍節度使，逝世于鎮。元稹的創作，以詩的成就最大。他與白居易齊名，并稱“元白”，同為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元稹生前曾自編其詩集、文集、與友人之合集多種。其本集收錄詩賦、詔冊、銘誄、論議等共 100卷，題為《元氏長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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