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與辛棄疾豪放詞風

時間：2024-04-15 22:05:35 林惜辛棄疾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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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與辛棄疾豪放詞風

　　導語：豪放派，是形成于中國宋代的詞學流派之一。派作家如王安石、蘇軾、蘇轍都曾用“豪放”一詞衡文評詩。第一個用“豪放”評詞的是蘇軾。以下是小編整理蘇軾與辛棄疾豪放詞風的資料，歡迎閱讀參考。

蘇軾與辛棄疾豪放詞風

　　蘇軾與辛棄疾豪放詞風

　　休去倚危闌

　　斜陽正在

　　煙柳斷腸處

　　此事古難全

　　但愿人長久

　　千里共長娟

　　兩個漢子，兩種人生，兩種胸襟，兩種性格，兩種境界。上闋是辛棄疾的《摸魚兒》，下闋是蘇軾的《水調歌頭》。這是辛蘇人生的真實寫照。

　　雖同為宋詞豪放派的實力代表，但他們的人生境界卻是迥異。辛棄疾豪放悲郁，蘇軾豪放曠達。

　　蘇軾和辛棄疾的仕途經歷很相近，都是抑郁不得志，空有一身抱負，卻懷才不遇。人生仕途的不得志，使他們“有所郁結”，所以他們轉向文學，以抒發郁悶之情。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這是蘇軾的《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是蘇軾于元豐五年十二月在黃州所作。蘇軾因所謂的“烏臺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蘇軾自元豐三年二月至黃州，至元豐七年六月移汝州，在黃州貶所居住四年多。

　　從這首詞中，我們可以看出，蘇軾在政治上失意，孤獨寂寞的悲傷心情。

　　繞床饑鼠，蝙蝠翻燈舞。屋上松風吹急雨，破紙窗間自語。

　　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發蒼顏。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

　　這是稼軒的《清平樂·獨宿博山王氏庵》。宋孝宗淳熙八年，辛棄疾遭權臣彈劾，被罷職，長期居于信州。此詞是作于此時。

　　詞的上闋渲染環境，結語表現對國事夢寐不忘。抒發自己英雄失意的無限感慨，情調凄涼。

　　他們的很多作品都是表達自己政治失意的悲涼情懷。于此，二者的詞都表現了凄涼悲壯的風格。這是共同之處，也是由他們相似經歷所決定的。

　　但是，他們奔放的結果卻是不一樣的。雖然他們抒情寫抑郁不得志、悲憤，都帶豪放的情感。但是，結果卻不一樣。東坡在抒發沉郁的情懷之后，往往能跳出悲傷心情，而轉向輕松美好的情懷，走向曠達之境。而“稼軒郁勃，故情深”，可是他始終走不出悲傷壓抑的情境，而是繼續沉溺于悲傷之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這首詞是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在密州時所作。這首詞反映了作者復雜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說明作者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然當時已是不惑之年，并且身在遠離京城的密州，政治上很不得意，由于政治失意，理想不能實現，才能不得施展，因而對現實產生一種強烈的不滿，滋長了消極避世的思想感情。但他對現實、對理想仍充滿了信心。始終表現出的那種熱愛生活與積極向上的樂觀精神。詞的下闋，抒發對弟弟子由的思念之情，惆悵不能見面，但是他最后轉念一想，“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是正常之事，只要能可以“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就滿足了。

　　作者雖不如愿，但是并沒有陷于憂郁之中，而是善于自我安慰，這充分表達蘇軾超脫曠遠的胸襟情懷。正是這種“入而能出，寓意于物而不留滯于物”的莊子思想影響蘇軾的詞境。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

　　淳熙六年，辛棄疾南渡之后的第十七年，他由湖北轉運副使改調湖南轉運副使。他的同事王正之在小山亭為他設宴餞行，他感慨萬千，寫下了這首詞。

　　詞的上闋稼軒接傷春惜春來感嘆國勢微弱，感情很悲涼。下闋借用漢武帝與陳皇后的夫妻故事，來比喻自己與宋孝宗的君臣關系，說皇帝開始很信任自己，但后來卻遠離他，很傷心，感到很失望。雖有“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說趙飛燕和楊玉環，那么受君王的寵幸，最終還是歸于黃土，過眼煙云。似乎作者也有所安慰自己，走出悲傷壓抑的心境。但是又接著說“閑愁最苦”，還是不能消解沉郁深怨之情。作者始終都沒有跳出悲郁的傷情之境。最后還是懷著“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的悲情看未來。稼軒的這種“堅凝執著，往而不返”的情懷深受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情境影響。

　　所以，陳廷焯認為蘇軾詞“極超曠”，稼軒詞“極悲郁”，這是很符合二者詞的感情。

　　蘇軾的這種，多情而不溺于情，寓物而不滯于物的曠達的胸襟，我很欣賞。同時稼軒的堅凝精神也值得我學習。他們二者相得益彰，為宋詞豪放風格的創立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辛棄疾與蘇軾豪放詞的比較

　　蘇軾與辛棄疾無疑是宋代詞壇上兩顆同樣耀眼的明星，在宋詞發展史上，蘇軾和辛棄疾同為豪放詞派的杰出代表。

　　要論述這兩位豪放詞的大家，首先就要探討一下這個不同于傳統宋詞詞風輕柔婉媚的詞派的發展演變史。豪放詞派在北宋的興起，不是偶然的，豪放詞派首先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范仲淹寫《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發豪放詞之先聲，可稱預備階段。宋初的范仲淹出，豪放詞才真正成為文人詞的一種自覺的創作傾向。北宋后期，神宗朝的改革家王安石步武范仲淹，從理論角度向“詞須合樂”的世俗觀念發出了挑戰。他說：“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后有聲，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詞卻是永依聲也。”(宋趙令田寺《侯鯖錄》)這句話是“以破為立”，“豪放派”的創作綱領，已然音在弦外。他提出的理論解放了詞體，打破了“詩言志”而“詞言情”的題材分工，沖決“詩莊詞媚”的風格劃界，松開了束縛著詞的音樂枷鎖。王安石，以《桂枝香登臨送目》、《浪淘沙令伊呂兩衰翁》之類剛健亢爽的懷古詠史詞顯現其政治長才，豪杰英氣。

　　蘇軾大力提倡寫壯詞，欲與柳永、曹元寵分庭抗禮，豪放派由此進入第二階段即奠基階段。蘇軾之后，經賀鑄中傳，加上靖康事變的引發，豪放詞派獲得迅猛發展，集為大成。這是第三階段即頂峰階段。這一時期除卻產生了豪放詞領袖辛棄疾外，還有李綱，陳與義，葉夢得、朱敦儒、張元干、張孝祥、陸游、陳亮、劉過等一大批杰出的詞人。他們相激相慰，以愛國恢復的壯詞宏聲組成雄闊的陣容，統治了整個詞壇。

　　蘇詞與辛詞的相近之處

　　蘇軾和辛棄疾是兩宋詞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有著良好的操行和創作聲望，其詞對同期乃至后世詞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蘇軾以他豪放的感情，坦率開朗的胸懷，改變了晚唐五代詞家婉約的作風，開創了豪放詞派的風格;辛棄疾又繼承發揚了這種豪放的浪漫主義的詞風，創造了更為雄奇闊大的意境，更是生動突兀，筆酣墨飽，氣勢飛舞。在兩人的詞中，都可以看出濃烈的奔放的豪情以及要求為國家建功立業的理想。

　　蘇詞與辛詞的差異

　　蘇軾和辛棄疾出生相距百年，-個生活在北宋，-個生活在南宋;-個科舉出身，文名滿天下;-個行伍出身，英名喪敵膽。處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兩個人.有著如此迥然各異的生活經歷，卻又同屬豪放派詞人，那么究竟如何來看待這兩位詞人的差異呢?

　　蘇軾(1037-l101) 生活在北宋王朝積貧積弱，外患頻仍的時期。當時在我國北部地區契丹族建立的遼政權和西北地區的黨項族建立的夏政權日益強大，不斷派兵到宋朝邊境地區進行掠奪和騷擾。軟弱無能的宋王朝步步退讓，先后同他們訂立屈辱和約。蘇軾一貫主張加強邊防抗擊侵略者，他從儒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出發，希望能夠建功立業。在《陽關曲》詞中，就有“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之句，而在《江城子密州出獵》中也有“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之句，這些語詞句都表達了作者要戰勝敵人，統一祖國的強烈愿望。

　　辛棄疾( 1140-1207) 生活在宋金對峙時期。當時民族矛盾尖銳，祖國分裂，而南宋統治者卻歌舞升平、不思進取，這是一個十分需要英雄，卻又無法給英雄提供舞臺的時代。辛棄疾和蘇軾不同，他并非通過科舉考試致仕，而是早年參加了抗金斗爭，有著“壯歲旌旗擁萬夫”的戰斗經歷。辛棄疾收復失地、恢復中原的政治抱負和偷安江南的南宋小朝廷不相容，使他政治上屢遭打擊，報國無望，只能把一腔熱血化作篇篇詩作。

　　1、創作思想不同

　　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蘇軾的思想同時受儒道佛三家的共同影響。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后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后，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并樂在其中。

　　與蘇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辛棄疾身上更多體現的是一種英雄俠氣。辛棄疾一向很羨慕笑傲山林的隱逸高人，閑居鄉野同他的人生觀并非沒有契合之處;而且，由于過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盡可以過得頗為奢華。但是，作為一個熱血男兒、一個風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為的壯年被迫離開政治舞臺，這又使他難以忍受，“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盡情賞玩著山水田園風光和其中的恬靜之趣，一面心靈深處又不停地涌起波瀾，時而為一生的理想所激動，時而因現實的無情而憤怒和灰心，時而又強自寬慰，作曠達之想，在這種感情起伏中度過了后半生。“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可憐白發生!”(《破陣子》)，“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鷓鴣天》)，在這些詞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寧宗嘉泰三年(1203)，主張北伐的韓胄起用主戰派人士，已六十四歲的辛棄疾被任為紹興知府兼浙東安撫使，年邁的詞人精神為之一振。第二年，他晉見宋寧宗，慷慨激昂地說了一番金國“必亂必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并親自到前線鎮江任職。

　　若用兩個字來分別概括蘇軾和辛棄疾，蘇軾應該是“儒臣”，辛稼軒是“武將”，雖然他一輩子都未真正帶兵打過仗。蘇軾很好的體現了宋代文臣的儒雅風范，詩文天下，在他的性格特質中有著像李白一樣的浪漫氣質，在他的詞作中明顯的體現出這一點，不管是《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還是《念奴嬌赤壁懷古》，都是以一種浪漫主義者的眼光去觀照世界，思想透露著哲學或宗教的時間觀和世界觀。但辛棄疾不是，雖然辛棄疾出生于世代為官的書香世家，但特殊的成長環境和時代的動蕩使他非常務實，有著強烈的關注現實的精神。他把自己定位于一個點校萬兵的將領、迎擊敵軍的統帥。劉過有句詩形容他是“精神此老健于虎，紅頰白須雙眼青”，這是一個典型的孔武有力的英雄形象。這種氣質體現在他的作品中則處處體現出了武將的眼光：他寫的詞中境界往往極為開闊，很少有像蘇軾“金波玉繩”、“清風涼夜”、“滴漏”、“繡戶朱閣”等細膩典雅的意象，而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的雄壯氣象，“渡江天馬南來，幾人才是經綸手”的博大氣魄和“點校長松十萬兵”的戰略眼光。可以說蘇軾的詞作受歐陽修、晏殊等北宋文臣典雅、凝練、精致的風格影響很深，而辛詞的豪放有點唐代邊塞詩人的粗獷味道。而且辛詞的用典中用事典很多，人物、歷史的回顧往往體現出稼軒強烈的現實主義意識。與蘇軾有那么多參禪悟道、健康養生的文章不同，辛棄疾留下的文章幾乎都是積極干預現實的，如他的《美芹十論》、《九議》、《御盜刮子》等，突出體現了他的理政、治軍的才能。

　　2、表現手法不同

　　蘇、辛二人并稱，但蘇、辛二人有著明顯不同的精神氣質和創作思想，而這兩點自然又離不開二人不同的藝術手法作為載體。

　　蘇軾的詩現存約兩千七百余首，其詩內容廣闊，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筆力縱橫，窮極變幻，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為宋詩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

　　第一，善用夸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蘇軾的詞一向是以豪放著稱，而文壇又習慣把他和李白相聯系起來，不僅是因為他和李白一樣的曠達樂觀，也因為他們的詩詞中隨處可見的豐富神奇的想象和神奇的夸張。這一藝術表現手法，使得蘇軾的詞作更顯達觀和超脫。

　　第二，在語言上，蘇軾吸收陶淵明、李白、杜甫的詩句人詞，有時也運用民間口語，擴大了詞的表現空間。在辛棄疾的創作中，也有著自己明確的創作主張。首先，他既弘揚蘇軾的傳統，把詞當作抒情言志的工具，用詞來抒發自我內心的情感，又空前絕后地把自我一生的經歷、體驗以論說形式表現于詞中，這正是典型的“以文為詞”。對于這位詞人來說，凡是可以寫進其他文學樣式中的內容，也都能夠將其寫進詞里。其次，辛棄疾創造性地“以文為詞”還表現在他時常將古人的散文語言直接用于詞中，因而辛詞的語言更加精煉。無論是經語、史語、莊語、俚語都能“一經運用，便得風流”，比蘇軾更進一步地突破了前人的局限。如《卜算子漫興》：“千古李將軍，奪得胡兒馬。李蔡為人在下中，卻是封侯者。蕓草去陳根，筧竹添新瓦。萬一朝家舉力田，舍我其誰也?

　　第三，蘇軾詞中雖然也有用典的例子，但詞到了辛棄疾，才開始運用大量的典故，以托古喻今。用典雖有”掉書袋“之嫌，卻增強了詞的表現力。有一種歷史的厚度。如在《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中有六處用典：第一是”英雄無覓，孫仲謀處“;第二是”人道寄奴曾住“;第三是”元嘉草草“：第四是”封狼居胥“;第五是”佛貍祠下“;第六是”廉頗老矣，尚能飯否?“這些典故以古論今，蘊含豐富，貼切巧妙，沒有一點兒斧鑿的痕跡，而且將詞人對南宋朝廷的不滿和懷才不遇的感慨，反復渲染，反復詠嘆，余味悠長，令人動容，感人彌深。

　　綜上所述，蘇軾、辛棄疾雖同屬豪放派詞人，但蘇軾以詩為詞，詞中多體現出一種壯志難酬之后的開闊胸襟，在豪放中蘊有清曠之意，較偏于灑脫疏朗，曠達雄放;而辛棄疾以文為詞，詞中多是抒發詞人無從報國的不已壯志，則在豪情之外給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飛揚之感。兩者相得益彰，共同形成了繁盛和輝煌的豪放詞派。這兩種豪放詞風的不同體現正是詞人不同人生經歷和人生態度的寫照。讓我們仿佛看到了蘇軾著一身白衣，舉一杯清酒，酣暢狂飲;而辛棄疾則身著戰袍，手執銅板琵琶，悲歌嗟嘆。

　　3、藝術風格不同

　　在風格上，蘇軾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益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軾的三百余首詞作，真正屬于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占蘇軾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并不占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游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占了蘇軾全詞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里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

　　宋詞在蘇軾手中開創出一種豪放闊大、高曠開朗的風格，卻一直沒有得到強有力的繼承發展。到辛棄疾出現在詞壇上，他不僅沿續了蘇詞的方向，寫出許多具有雄放闊大的氣勢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視一切陳規的豪杰氣概，和豐富的學養、過人的才華，在詞的領域中進行極富于個人特色的創造，在推進蘇詞風格的同時也突破了蘇詞的范圍，開拓了詞的更為廣闊的天地。

　　他的英雄的豪壯與絕望交織紐結，大起大落，反差強烈，更形成瀑布般的沖擊力量。如《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從開頭起，一路寫想象中練兵、殺敵的場景與氣氛，痛快淋漓，雄壯無比。但在”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憐白發生“，點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夢想，事實是白發無情，壯志成空，猶如一瓢冰水潑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驚栗震動。

　　所以，同屬于豪放雄闊的風格，蘇軾詞較偏于瀟灑疏朗、曠達超邁，而辛詞則給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飛揚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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