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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蘇軾詞的豪放派風格論文（精選6篇）
在個人成長的多個環(huán)節(jié)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觸到論文吧，借助論文可以達到探討問題進行學術(shù)研究的目的。那么一般論文是怎么寫的呢？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淺談蘇軾詞的豪放派風格論文，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淺談蘇軾詞的豪放派風格論文 篇1
宋代的詩詞，明確是分為兩個派別，即婉約與豪放。婉約，內(nèi)容不外乎是離愁別緒，閨情綺怨。而豪放派便恰恰與其相反，內(nèi)容比較寬闊浩蕩，氣勢恢宏，讓人讀后有種痛快淋漓的感覺。蘇軾正是豪放派詩詞的最有代表性人物。接下來小編為你帶來淺談蘇軾詩詞的豪放派風格，希望對你有幫助。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人。蘇軾受良好的家庭文學氛圍所熏陶，有著深厚的文學底蘊，其學識淵博，思維通達，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圍中如魚得水。他的文學思想是文道并查，而其詩詞在創(chuàng)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豪放便是其詩詞的主要風格。蘇軾還對詩詞進行改革，擴大了詩詞的表現(xiàn)功能，開拓詩詞境，是蘇軾改革詩詞體的主要方式。他將傳統(tǒng)的表現(xiàn)女性化的柔情事擴展為表現(xiàn)男性化的豪情之詩詞，將傳紡之只表現(xiàn)愛情之詩詞變革為表現(xiàn)性情之詩詞，使詩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xiàn)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從而形成了蘇軾的豪放派詩詞風。豪放派的特點，大體是創(chuàng)作視野比較廣闊，氣象恢弘雄放，喜歡用詩文的手法、句法寫詩詞，語詩詞宏博，用事較多，不拘守律。蘇軾是第一個用“豪放”作詩詞的，并開始寫作打破傳統(tǒng)詩詞風的詩詞，《念奴嬌·赤壁懷古》便是其豪放詩詞風的代表作。
下面，我結(jié)合具體的詩詞《念奴嬌·赤壁懷古》來淺談蘇軾詩詞的豪放派風格。
一，其風格的詩詞中形象
一般而言，詩詞的形象有三種：人物形象，景物形象和自我形象。人物形象是指除詩人自己以外的英雄、名流、親屬、友人等；景物形象是指自然界的客觀形象，例如山川草木、花鳥蟲魚等；自我形象是指抒情主人公自己。
《念奴嬌·赤壁懷古》是元豐五年七月蘇軾謫居黃州時作的。詩詞的上片詠赤壁，下片懷周喻，最后以自身感慨作結(jié)。詩詞的開篇就讓讀者可以看到一個豪邁和大氣的場面：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寬闊的氣勢，其氣勢開闊，詩詞境壯大，在空間與時間上都有了極度的拓展。其中作者所選的形象也是特別的大氣：大江，指規(guī)模之大之宏偉，暗赤這流去的不僅僅是江水，更是時光，更是歷史，還是歷史上那些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首句起筆氣勢雄渾，意境壯偉，接著借用過渡句“人道是”，將江邊故壘與周郎赤壁掛上了鉤。“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三句正面寫赤壁景色，驚心駭目。眾目所觀，整首詩大體上寫的景物形象有：大江，波濤，故壘，亂石，驚濤，浪花，江山。人物形象有千古風流人物，實指是周喻。這些形象，都是豪放詩詞中所特有的。
再來看下篇周瑜的具體形象。蘇軾也特欣賞其少年功名，英氣逼人。都說自古英雄出少年，周瑜正是最完美的代表。“小喬初嫁“一句剛中有柔，與首篇“風流人物”相應(yīng)。“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三句特寫周喻的戰(zhàn)績，著筆于周瑜的從容瀟灑，指揮若定，這樣寫只是為了更加突出其風采與才能。而蘇軾自己是有寶刀已老功名未就的感愧。壯麗河山，英雄業(yè)績，激起了蘇軾的豪邁奮發(fā)的感情。也加深了他的內(nèi)心苦悶和思想矛盾。從總的方面來看，這首詩詞，氣勢磅礴，格調(diào)雄渾，高唱入云，有著宏大的境界。
二，豪放的表現(xiàn)手法
在詩詩詞中常見的表現(xiàn)手法有：賦、比興、襯托、渲染、象征、對比、先揚后抑、動靜結(jié)合、虛實結(jié)合等。而《念奴嬌·赤壁懷古“中最突出的豪放風格就是虛實結(jié)合。
這里的虛是指已消失的境象。詩詞首先寫的是現(xiàn)實中的真實景物，“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這最真實的景物，給人最寬闊的視覺效果，讓人感覺是身臨其境，感覺那片廣博精深。可是，這一切在歷史上也曾發(fā)生過，也曾經(jīng)是歷史上的重要地界。詩詞人運用那豪邁的筆觸，將讀者帶入一片廣闊的時空和天空中。而“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盡煙滅”這里寫的才是虛景，不是發(fā)生在眼前的景象。它所描寫刻畫的是周瑜那淡定自如的容貌，那指揮鋒利的形態(tài)，成為歷史的主角。那“雄姿英發(fā)”是對周瑜的形容與贊美，而上文提到的那三句便是對其的肖像儀態(tài)上的直接描繪。在詩詞人的筆下，周瑜裝束儒雅，風度翩翩，是一介書生，相貌堂堂，也做出了驚天動地的事情，讓人后贊不絕口。
接下來詩詞人又運用實寫的手法，“故國神游，多情應(yīng)笑我，早生華發(fā)”。詩詞人的心緒也從古戰(zhàn)場的金戈鐵馬之中，猛然回到現(xiàn)實中來，他才突然發(fā)覺自民懷的可笑。原來他是如此的多愁善感，以至于自己不知不覺中就生出了白發(fā)。想象中的周瑜的英雄事業(yè)與雄姿英發(fā)和自己的現(xiàn)實處境形成鮮明的對比，他感覺自己雖然有周郎的才干，可現(xiàn)在卻是在這片不能實現(xiàn)抱國之志的'地方，那種郁憤與蒼涼頓時油兢而生。
詩詞中，現(xiàn)實的景與事和想象中的景與事互相映襯，相互交織，形成一種恍虛的畫面，卻表達出一種同樣的情感。仔細品讀，便可以感覺詩中那種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境界，那豐富的詩詞中意象，那開拓的詩詞的意境，產(chǎn)生廣闊的審美空間，便可以好好地欣賞豪放派的藝術(shù)風格和審美趣味。在詩詞尾，詩詞人講”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也是詩詞人回顧自己的坎坷經(jīng)歷，發(fā)出的無限感慨。他感覺一切就是像在夢中，虛幻而且迷茫。但是，作者即使在痛苦中，也沒忘記豪放。詩詞人將自己的滿腔希望寄托在那一杯杯酒上，以一種豪放的姿態(tài)借酒消愁。都說”借酒澆愁愁更愁“，卻給讀者留下無限的想象空間，可謂是余音裊裊。感情高亮沉郁，昂揚而又頓挫，有著無限的感慨與豪放的胸懷，這正是詩詞中虛實結(jié)合所能釋放出來的。
三，豪放的抒情方式與修辭手法
《念奴嬌·赤壁懷古》這首詩詞采用的是直接抒情。詩詞中“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等詩詞句，正是作者直接抒發(fā)的感情，其雖然有著強烈的主觀性色彩，但仍舊不失磊落。直接抒防不勝防即是直抒胸意，不借助任何景物和事物，而是作者直接對有關(guān)人物、事物等表明愛憎態(tài)度的一種抒情方式。而此詩詞中直接抒情更是被作者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再來看本詩詞的修辭手法。詩詩詞中有很多種修辭手法，如夸張、擬人、對比、比興、比喻、借代、設(shè)問、反問、對偶、反復等。而這首詩詞中運用得最多的是比喻、借代和夸張。
首先來看比喻，“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作者便用雪來比喻那被石頭激起的浪花，形象生動，將浪花那種潔白表現(xiàn)得完美無比。而在后面，作者便用“羽扇綸巾”來借代周瑜，讓其的雄英姿發(fā)在讀者面前盡情地展現(xiàn)，使人心生崇拜之情與敬佩。這些修辭手法都是表現(xiàn)了一種豪放的氣概，描繪了一種寬闊的氛圍。而此詩詞中最能突出蘇軾豪放派詩詞風的是夸張手法的運法。如“亂石穿宮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將眼前的亂山大江寫得雄奇險峻，渲染出古戰(zhàn)場上的氣氛和聲勢。憑借著夸張手法，作者用廖廖數(shù)十幾個字便把石之險山之高浪之大形象地表現(xiàn)地讀者面前。這一切，修辭手法的運用對其豪放風格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豪放的語言風格
《念奴嬌·赤壁懷古》中的詩詞句都運用得非常準確，生動，傳神，于是產(chǎn)生一種豪放的氣勢。詩詞中最能體現(xiàn)豪放風格的就是動詩詞和形容詩詞的運用。動詩詞如“穿”、“拍”、“卷”三個動詩詞運用得非常的絕妙，它們從不同的角度訴說不同的感覺，描繪的陡峭山崖、洶涌駐浪、滔滔長江，都集中地體現(xiàn)了古赤壁戰(zhàn)場那令人驚心動魄的雄奇景象。再來看形容詩詞，“亂”、“驚”這些形容詩詞也如那動詩詞一樣，較好地體現(xiàn)了赤壁的那種波瀾壯闊的情懷，讓讀者如親臨其境，感覺那份博大。這些能體現(xiàn)豪放派風格的詩詞被作者信手拈來，為其服務(wù)，擁有著最大氣的感覺。
蘇軾這位中國古代歷史上書法家、繪畫家、文學家，用其那廣博的知識和藝術(shù)技巧為宋代的文化增添了幾多風采。而其詩詞的豪放派風格更是突出至極，成為歷史上最具色彩的一枝花朵。當然，除了上文提到了蘇軾詩詞中所表現(xiàn)的豪放風格，而在詩詞中，蘇軾也會適當?shù)剡\用一些典故，來為其體現(xiàn)詩詞的豪放風格服務(wù)。詩詞中使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法。如《念奴嬌·赤壁懷古》也借同瑜的典故，將歷史的寬度調(diào)到讀者的眼前，更為作者抒發(fā)感情奠定基調(diào)。
總之，蘇軾詩詞中豪放風格的使用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位，他也作為一位文學神圣，受到后人廣泛的喜愛。而其詩詞的豪放風格對后代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他運用豪放風格，要題材內(nèi)容和表現(xiàn)手法兩方面為后人開辟了新的世界，他受后代文人的普遍熱愛，那是歷史的必然。
淺談蘇軾詞的豪放派風格論文 篇2
蘇軾(1037~ 1101年)，宇子瞻，號東坡居士，北宋眉州人(今四川省眉山市)蘇軾自小天資聰穎，才華橫溢，是我國歷史上少見的天才，22歲入仕，盡管仕途不順，屢遭貶滴，政治上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卻在詩詞、散文、繪畫、書法等方而冠絕當代，其文學造詣已登峰造極，不僅如此，蘇軾的愛民思想及對醫(yī)學的鉆研，在醫(yī)學上的貢獻也為后人稱道。
1收集驗方整理成冊，留濟后人
蘇軾一生多次被貶，他寬廣的的胸懷及愛民思想，極受百姓歡迎。凡他所到之處，必查民風、民情、民苦，他通曉醫(yī)理，熟悉藥性，有濟世救人之心，并喜愛盡可能多地收集民間驗方。最后將驗方、名方整理成冊，名《蘇學士方》，后人將《蘇學士方》和沈括的《良方》兩書整理合編成一冊，這就是著名的方書《蘇沈良方》，它流傳華夏，遠播東洋書中至寶丹、蘇合香丸、椒樸丸及礞石丸等，其效良好，頗受稱道，至今仍用。
2注重養(yǎng)生，自成洲家
蘇軾一生仕途坎坷，兩妻一妾均在其仕途被貶、生活潦倒需要幫助時相繼離世，盡管生活幾度不堪，他仍堅持良好的養(yǎng)生理念，并付諸于實踐，服食練功以祛病延年，蘇軾壽命六十有四，幾近古稀，和其善于養(yǎng)生息息相關(guān)02. 1堅持良好的飲食起居蘇軾的日常生活有良好的起居習慣，他堅持睡前浴足，無論是在家休息還是處理公務(wù)，他必五更起床，晨起梳頭百遍，常年如此，并自嘲“老櫛從我久，齒疏含清風”。蘇軾每晚睡覺之前都要泡洗雙足，他洗腳也較為講究，每次洗腳，水深必至膝，溫、冷水交替加入數(shù)次，洗畢拭干，揉按數(shù)次后后安臥，現(xiàn)代認為使用冷熱水交替洗腳具有強身健體的作用。
食物是人之生存之本，所謂民以食為天，在飲食上，蘇軾認為“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wù)令腹空”待饑餓時就餐，吃起來必味香爽口，雖是粗茶淡飯，而勝美味佳肴。人在饑餓時，其胃納佳，其飯自然香，但飲食量應(yīng)適當，不可過飽，否則加重胃腸負擔，可引起消化不良，久之成疾蘇軾還強調(diào)用餐時當細嚼慢咽，餐后則適當散步以助食物消化和吸收
2. 2擅于食療養(yǎng)生蘇軾較為推崇食療養(yǎng)生，如被百姓每逢荒年代糧充饑之物……芡實，卻被蘇軾視為食療佳品，他在《坡雜記》中載:“人之食芡也，必枚嚙而細嚼之……足以致上池之水，故食芡者，能使華液通流，轉(zhuǎn)相艷注”。芡實有滋潤臟腑的作用，他認為食熟芡實當一枚一枚的細嚼慢咽，每天吃10 ~20枚，應(yīng)持之以恒如此服用可補益腦髓，促進消化。菊花、構(gòu)祀、扶菩、地黃等也是他的喜愛之品，現(xiàn)代發(fā)現(xiàn)久食菊花、構(gòu)祀、扶菩、地黃之輩可養(yǎng)肝明口。在飲食的制作上，蘇軾既講究飲食營養(yǎng)，又善于調(diào)配、把握火候。他的東坡肉、東坡肘子、東坡羹、東坡餅等，至今仍為飯桌上的佳品，為人稱贊。所以，蘇軾又被后人譽為“關(guān)食家”，他也常以“老蓉”戲稱自己曰。
2. 3重視修身養(yǎng)性和練功蘇軾懷“致君堯舜”之志，但因政治原因，宦海幾度沉浮，屢遭貶滴，仕途不順中的他非常重視內(nèi)心調(diào)節(jié)，把儒、道、佛三教思想融匯為一，不卑不亢，始終坦然而對現(xiàn)實，才成就了他今天的歷史地位
蘇軾注重“安”與“和”的養(yǎng)生之法，他指出:“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任之應(yīng)物者順，外輕內(nèi)順，而生理備矣”。盡管身處顛沛流離之所，他仍能讓自己心境平和，灑脫自如，保持“安和”的健康心理狀態(tài)，并總結(jié)出“三養(yǎng)”理論:“一曰安分以養(yǎng)福，二曰寬胃以養(yǎng)氣，三曰省費以養(yǎng)財”，他指出安心乃是安身養(yǎng)生之基礎(chǔ)，心安才能身安，故有了“養(yǎng)生先養(yǎng)心”的說法。
蘇軾擅練功，北宋時期，三教盛行，蘇軾融三教為一體，他修身以儒，治心以佛，養(yǎng)生以道，修身養(yǎng)性練功是他的日常功課。他曾對友人張安道說:“近年頗留意養(yǎng)生、讀書。延問方士多矣，其法數(shù)百，擇其簡易可行者，間或為之，輒有奇驗}l;蘇軾養(yǎng)生源于日常，在養(yǎng)生上，他強調(diào)動靜結(jié)合，強調(diào)應(yīng)多走動跑步，不能貪圖安逸、久坐不動，就是他所謂的“安步以當車”。他就較為推崇華佗的:“人體欲得勞動……動搖則谷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另外，蘇軾擅于練靜坐功，黎明時必而向東南，盤腿打坐，先叩齒數(shù)十次，吞咽唾液，后握固調(diào)息，使心澄湛，諸念不起;內(nèi)觀五臟，氣走丹田;再按摩腳心、臍下、兩腰及顏而耳廓直至發(fā)熱，最后揉鼻兩翼，梳發(fā)百余次而止。并命名為蘇東坡養(yǎng)生訣，供后人學習。
蘇軾善養(yǎng)生，并撰寫成文，他一生寫過《問養(yǎng)生》《書養(yǎng)生后論》《養(yǎng)生說》《續(xù)養(yǎng)生說》《養(yǎng)生渴》等數(shù)十篇養(yǎng)生方而的'文章，還有一些養(yǎng)生知識散在于他的詩詞中。清代學者王如錫，將蘇軾有關(guān)養(yǎng)生的信札、詩詞、論著整理成冊，命名為《東坡養(yǎng)生集》，成為我國養(yǎng)生學中珍貴的資料。
3重視預(yù)防疾病流行
蘇軾雖然是封建的官吏和文人，但他對百姓卻是相當關(guān)懷和熱愛，他仕途坎坷，雖屢遭貶滴，他所到之處，總是盡可能了解民情民苦，力求減輕人民疾苦，重視疫病預(yù)防。他第二次到杭州就任時，杭州正爆發(fā)嚴重的瘟疫，蘇軾親自到防疫一線，采用同鄉(xiāng)秘方“圣散子”，發(fā)動眾人配藥，“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育，，便很快控制了瘟疫。為使百姓免于疫病之苦，蘇軾還自掏腰包50兩黃金，在城中修建一所“醫(yī)院”，名為“安樂的病坊”，由專派僧人主觀，救治窮苦百姓，幾年時間救人無數(shù)。
可見，蘇軾一生建樹頗多，他不但精于文學、詩詞、書法及繪畫，而且在醫(yī)藥養(yǎng)生上也頗有成就，值得后人發(fā)掘、繼承、整理和學習。
淺談蘇軾詞的豪放派風格論文 篇3
蘇軾與王安石，一對政治上持不同觀念的對手。他們的矛盾，始于熙寧二年(1069 年)宋神宗積極推行王安石變法開始的。因為在這之前，老蘇寫《辨奸論》，矛頭直指王安石，蘇東坡和弟弟子由都認為老蘇責罵得太重。但事實是，正是王安石變法產(chǎn)生的嚴重后果，徹底打消了蘇軾對于王安石的幻想，把他們逼向了政治的對立面，簡單來說，可以把這一對立面歸納為為朝與為民的對立。
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有研究學者對蘇軾與王安石的關(guān)系(這其中還包括引申到后期的新學與蜀學之爭)進行分析研究，縱觀這一段時期以來的研究，筆者發(fā)現(xiàn)，其爭議的核心主要放在蘇軾與王安石政治主張不同，價值觀的差異，以及由這兩人的關(guān)系引申出來的老蘇與王安石的關(guān)系問題;司馬光、韓琦、富弼等仁宗時期的重臣與王安石、呂惠卿、李定、章惇等神宗時期以及神宗后期的重臣之間的對抗問題，從現(xiàn)有發(fā)表的學術(shù)期刊以及著作來看，這些問題都已經(jīng)被廣大學者所研究到了，并且觀念的碰撞還是相當激烈以及精彩的，本文擬從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們對于蘇軾與王安石的關(guān)系問題的態(tài)度的研究成果來做報告綜述。
一、蘇軾與王安石至死不和說
關(guān)于蘇軾與王安石至死不和這樣的說法是最為傳統(tǒng)的觀點。翻看2000 年以前的相關(guān)論文，至死不和說頗為多見。因為蘇軾與王安石處在不同的政治集團之中，他們的政治主張是不一致的，在王安石變法之中唯一得到蘇軾認可的就是免疫法，其他諸如最為人所熟知的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等都得到蘇軾的全盤否定。尤其是最令人熟知也令蘇軾最痛恨的青苗法，發(fā)展到了后期變成了強迫貸款，這種“苛政猛于虎”式的后果使農(nóng)民情愿收成不好或者遇到自然災(zāi)害也不愿意豐收，農(nóng)民豐收的后果是被迫繳以前欠下的稅以及利息，甚至到了販賣妻兒、坐牢，為他作擔保的鄰居也搞得家破人亡。
在這樣的背景下，蘇軾再也坐不住了。照道理來說，1069 年2 月至1070 年末的蘇軾在朝中擔任史官的小職，他是沒有權(quán)力去參與王安石變法的。但在這個時候，蘇軾還是冒著風險呈上了他的《御試制科策(并問)》和《擬進士對御試策(并引狀問)》，其矛頭直指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后又呈上《上神宗皇帝萬言書》，其中提到了自己的主張“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聽舀太廣，進人太銳，愿陛下鎮(zhèn)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后應(yīng)之。”這直接導致了蘇軾與王安石的關(guān)系走向了公開破裂，之后蘇軾就去了杭州做通判。
這里還需要補充一點，也是歷來學術(shù)上爭議的焦點，就是《辨奸論》的真?zhèn)螁栴}，筆者翻閱了與至死不和說相契合的論文，大多數(shù)都認為《辨奸論》是老蘇自己的真跡，并且有些論證是以《辨奸論》為真的前提下展開論述的。
關(guān)于蘇軾與王安石至死不和說，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就是 1980 年蘇軾研究的大家———現(xiàn)在的四川大學教授曾棗莊先生在文學評論上發(fā)表過的一篇名為《蘇軾< 與滕達道書> 是“懺悔書”嗎》的論文。文中明確提到的結(jié)論就是“我們應(yīng)當如實承認蘇軾一生都反對王安石變法，但一生也都堅持自己的豐財，強兵，擇吏的革新主張。”
1990 年閻笑非先生在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上刊發(fā)了名為《試談蘇軾與王安石關(guān)系》一文，則更加激進地對蘇軾與王安石的友好關(guān)系加以徹底否認，其觀點頗有新意，很值得一看。閻先生在他的結(jié)論中談到：“蘇軾與王安石并沒有什么私人友誼，蘇氏父子兄弟同王安石之間結(jié)怨很深。蘇軾同王安石結(jié)怨并不始于熙寧年間，其根本原因也并不在于政治原則方面的分歧，而是出于封建地主階級文人因爭奪名利而相輕乃至嫉妒的心理。蘇軾雖然是以全面否定新法的姿態(tài)批評新法的，但批評中有分析，也有所肯定。而對王安石其人則不然，蘇軾對王安石是堅決反對，徹底反對，終生反對的，直至王安石死后仍是如此。而王安石為封建社會中杰出的地主階級思想家、政治家，雖然不可能完全擺脫那種時代風習的影響，但從他對待蘇氏父子兄弟看來，他還是比較有胸懷、有政治家風度的。從現(xiàn)象上看，蘇、王之間雖然有過一、二次書信往還，詩詞唱和，但這些根本談不上什么私人友誼。” 從閻笑非先生的觀點來看，蘇軾與王安石之間的矛盾并不是某一點上的矛盾，而是從根子里徹底就是一對矛盾的個體，是嫉妒心理。他們的至死不和是徹底的，也是無法修復的。
接下來，萬斌生在江西社會科學2002 年第2 期發(fā)表的名為《蘇軾在王安石變法運動中的階段性表現(xiàn)》的論文中提到了一些具體的看法，他認為在“仁宗嘉佑年間，蘇軾與王安石變法思想有嚴重分歧。” “這一階段，蘇軾與王安石的分歧，集中在變法思想上。由于對變法的取向不同，緩急各異，雙方的分歧是原則性的。”而到了“神宗熙寧年間，蘇軾全面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實踐。” “蘇軾公開反對新法并對新法進行了全面批評，完全站到了王安石的對立面，成為保守勢力反對新法的急先鋒。” 文末，作者的觀點就是“蘇軾至死都未能改變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根本態(tài)度”
胡金旺老師在2012 年第二期《蘭州學刊》發(fā)表了一篇《蘇軾與王安石在< 尚書> 詮釋上的分歧》，選取了一個非常巧妙的角度，從兩人對待儒家經(jīng)典《尚書》的態(tài)度來研究兩人根本的矛盾，蘇軾從情出發(fā)，王安石從智出發(fā)。即：“蘇軾在< 尚書> 詮釋上對王安石的批判是以其哲學思想為基礎(chǔ)的，其中的分歧是二人的哲學思想在經(jīng)學詮釋中的必然反映。”可以看出，兩人對待經(jīng)學的.不同態(tài)度是他們無法調(diào)節(jié)的根本矛盾，通俗點來說，他們并不屬于同一個世界。
到了2015 年，方蔚在第二期的《文學教育》上發(fā)了一篇名為《從“從公一句十年遲”看蘇軾王安石之恩怨》。首先，作者肯定了蘇軾與王安石的不和是不可調(diào)和的，“無論是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還是文學家的王安石，蘇軾都予以措辭嚴厲的批判。”其次，作者認為過往的研究者多數(shù)認為蘇軾與王安石的恩怨主要問題在于王安石而非蘇軾，而文中作者也談到了蘇軾的問題，這是很有新意的，作者認為“蘇軾的確不是一個趨炎附勢的小人，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學與政治觀念，然而他‘以高才狎侮諸公卿’，以至于得罪了不少人。在朝廷的爭斗中，往往無人伸出援手，這固然是因為蘇軾不結(jié)黨營私，但也因蘇軾所做所言常常任性隨意，并不適于政壇。而且就政治才能而言，蘇軾并無行之有效的治國為民的主張措施，亦無精于人事的政治謀略。”那么，這里就把蘇軾政治謀略上的不足給放大了，當然筆者認為蘇軾的政治主張并非沒有，并且還有不少。縱觀蘇軾文集(孔凡禮點校《蘇詩文集》，中華書局出版，1986 年3 月第一版)，其中提到蘇軾政治主張的文章諸如《儒者可與守城論》、《王者不治夷狄論》等論說，只是蘇軾除了地方官之外，在中央做官的機會太少，更比不上做上宰相的王安石。
從以上列舉的相關(guān)論文來看，蘇軾與王安石的至死不和說還是應(yīng)當受到足夠的重視的，他們是下一章亦敵亦友說的源泉，也是蘇軾與王安石關(guān)系的一個主要的研究方向，未來值得拓寬的空間還是有的。
二、蘇軾與王安石亦敵亦友說
蘇軾與王安石亦敵亦友的觀點是當前比較主流的看法，亦敵亦友的落腳點是在后面這個“友”字上，這表現(xiàn)了他們在某些方面的共同點。持有這一派觀點的學者是在反駁至死不和的觀點下發(fā)展出來的，他們認為雖然蘇軾和王安石的政見不同，但那只是對于改革所用的方法不同，其實都是殊途同歸的，此外，這一批學者認為蘇軾與王安石對于彼此的才氣還是非常欣賞的，尤其到了晚年他們兩人對于佛學都頗有造詣。元豐七年(1084 年)，在蘇軾黃州獲赦之后去常州之前專門去了一次金陵和王安石見了一面，從現(xiàn)有的資料來看，這應(yīng)該是蘇軾與王安石最后的一次見面了，他們共同游玩了好幾天，聊了很多，應(yīng)和之作也留下不少。
打響亦敵亦友說第一炮的這位人物就是朱靖華。他早在1981 年的青海社會科學刊物上就發(fā)表了一篇名為《蘇軾與王安石、司馬光的異同———兼論當前評價蘇軾的幾個問題》的論文中，談到蘇軾與王安石的關(guān)系時候，就認為蘇軾與王安石變法的關(guān)系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完全敵對關(guān)系，僅僅只是同一個派別、歧見之爭，是變革方法上的分別，并不對立。
接下來，劉乃昌老師在1982 年出版的著作《蘇軾文學論集》中也認為“蘇軾同王安石的關(guān)系，有牴牾，有接近，情況是較為復雜曲折的，他們在對變法改革問題上存在著分歧和爭論，但未由此演為互相攻擊，卻始終保持了友誼，并能在學術(shù)、文章上相互磨礪和推崇。”
而對于以上兩位老師保持相同觀點是名為《蘇軾與王安石變法》1984 年發(fā)表在華中師院學報第2 期的夏露，對蘇王之間的關(guān)系，她更加推進了一步，認為王安石在王安石變法中既表現(xiàn)出來的大智大勇，挽狂瀾于既倒的膽識和才華，也有雷厲風行的實際行動，而蘇軾則是深思熟慮，穩(wěn)妥周全。這是說明他們兩者對于改革問題處理起來的風格不同，他們的共同點在于“他們是宋代積弊的清掃者，同時又是宋代腐朽政治的犧牲品，政治上的悲劇性質(zhì)是相同的。”
到了2001 年，浙江大學的劉成國在撫州師范專科學校學報上發(fā)表的《王安石與蘇軾關(guān)系新論———兼論宋學流變中新學與蜀學之爭》中談及蘇軾與王安石關(guān)系問題，說蘇軾“對于一年之前的金陵相會,詩人在不經(jīng)意中流露出淡淡的留戀、緬懷,從而使詩歌整體上呈現(xiàn)出一種漠漠的傷感與悵惘的色調(diào)。”也就是蘇軾對于這一段金陵相會還是頗為留戀的，作者引用蘇軾的詩作《西太一見王荊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來說明蘇軾對王安石還是有一絲哀悼情緒在里面的。
2010 年，喻世華的《千秋功罪任評說———蘇軾與王安石關(guān)系及其評價的審視》中的結(jié)論也頗具特點。他認為“蘇軾、王安石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方面的分歧是全面而深刻的，再加上他們曾經(jīng)有過的芥蒂，他們可能是知音，但絕不是朋友。”他還說，僅憑元祐三年(1088 年)十二月在奏議中對王安石的批評來證明蘇軾對王安石一直懷有怨恨是不足為憑的。
最后，吉林大學的劉森同學在其2012 年的碩士畢業(yè)論文《蘇軾與王安石政治關(guān)系研究》里認為蘇軾與王安石之間的友好關(guān)系到王安石晚年達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水準，文中說：“在元豐七年左右，蘇軾與王安石之思想，達到二人交往紀錄中的最高契合，二人之交往友來亦達到了歷史最高峰，非但是私交，便是政治關(guān)系二人亦達到了一種空前的和解，故二人之友誼是真友誼，是無可懷疑的。”
綜上所述，對于蘇軾與王安石的關(guān)系，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除了政治改革方式上的差異之外，無論是人品，精神，個人素質(zhì)涵養(yǎng)，藝術(shù)修為等等一些因素方面來看，兩人都非常欣賞對方，把對方視作自己的知己，終身的好友，借用周本淳老師《略論王安石蘇軾友誼的基礎(chǔ)》一文中提到的一句話來總結(jié)就是“兩人的友誼經(jīng)得住死生的考驗”。
三、總結(jié)
總之，要討論蘇軾與王安石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是非常復雜的，這其中既要看到他們的對立因素，也要看到他們都渴望積極推行改革的心情，因為北宋存在的重文輕武的國策，使國家積重難返，陷入非常被動的窘境當中，既沒有錢支持國家，又要一次次的靠進貢鄰國來取得暫時的和平局面。北宋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強國，但是王安石所站的立場是國家，而蘇軾所站的立場是人民，這就是這兩位政治人物之間最為根本的區(qū)別。筆者相信，無論是蘇軾與王安石的至死不和說也好，亦敵亦友說也罷，都是為了說明他們兩個是有著密切聯(lián)系的。同時，只有搞清楚他們兩者的關(guān)系，才能找到深入研究北宋黨爭的鑰匙，隨著時間的推移，筆者相信蘇軾與王安石之間的關(guān)系研究問題在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之上一定還會有一個較大的突破口，如在新文獻的發(fā)現(xiàn)上，在兩者已有文獻的重新解讀上在后期的黨爭之中運用逆推法來研究蘇王兩者的關(guān)系。筆者相信，蘇王關(guān)系問題會一直是一個北宋文學蘇軾研究的一個熱門問題。
淺談蘇軾詞的豪放派風格論文 篇4
宋后期書壇已出現(xiàn)嚴重的思維僵化傾向，此時的蘇軾努力掙脫了唐人重法觀念的束縛，提出了“出新意于法度之內(nèi)，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書初無意于佳乃佳爾”等書學觀點，在書法史上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自出新意，不踐古人
蘇軾的藝術(shù)理論和見解與他生活的社會環(huán)境密切相關(guān)。宋前期因為書法凋零，統(tǒng)治階層一度大肆倡行古法。作為基本技巧的學習，臨摹古法帖應(yīng)該說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強調(diào)“摹古”過了頭，為了“摹古”而去摹古，那么勢必走向反面。蘇軾的時代，書壇已出現(xiàn)嚴重的思想僵化傾向，過分強調(diào)古法已成為書法發(fā)展的障礙。蘇軾正是在這樣一種大的時代背景下，努力掙脫唐人重法觀念的束縛，注重自我精神的體現(xiàn)和情感的宣泄，追求一種高度自由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開創(chuàng)了宋代“尚意”的新書風。
蘇軾在《石蒼舒醉墨堂》一詩中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其實質(zhì)在:請記住我站域名于說明書家所抒發(fā)的“意”是在“無法”的狀態(tài)下“信手”而成的。意是自然的，而不是刻意地去寫意，是情感和趣味的表現(xiàn)，是屬于主體精神、思想的范疇。而“意造”則是注重創(chuàng)作者主觀情感的流露和作品中意味的傳達，因而它需要創(chuàng)作者不斷地去探索和創(chuàng)新，以一種自然而然的心態(tài)和精神來看待每一次的筆墨之交。
蘇軾認為，要在氤氳筆墨中展示藝術(shù)家的個性，書家本人應(yīng)該有獨立的思想和追求，不能亦步亦趨。“書初無意于佳乃佳爾……吾書雖不甚不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評草書》)這段書論在書法史中有很大的影響。“書初無意于佳乃佳”，書法初始時不要刻意求佳，應(yīng)放松隨意，自然能達到佳境。蘇軾在當時的背景下提出這個觀點，具有對偏執(zhí)于古法的保守派的批判意義。后一句“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我的`書法雖然不太好，然而能自出新意，不拘泥于古人，這是我最大的快樂。更表現(xiàn)了北宋文人在書法“尚意”理念上的一脈相承和推進發(fā)展。
歐陽修《筆說·夏日學書論》說書法“不必取悅當時之人、垂名于后世，要于自適而已”，這里的“自適”表達了創(chuàng)作的目的是為了給人帶來無上的快樂。正如米芾所說的“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一樣，所強調(diào)的是一種“純?nèi)粸閭�人愉快而創(chuàng)作”，一種“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高尚情操。蘇軾說:“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蘇歐二人正好是“前者呼后者應(yīng)”，可謂一唱一和。他們都倡導藝術(shù)家的主體精神，所不同的是，蘇軾比他的前輩更明確地提出了書法倡揚主體精神的重要性——書法只有“無意于佳”并“自出新意”的時候，才能真正達到高妙境界;換言之，只有把古人古法等各種外在的考慮都拋開，書法才能臻于一種上乘美好之境，而創(chuàng)作也才能真正給人帶來無上快樂。這是對歐陽修原始“尚意”理念的一種深化和發(fā)展，也可以說是北宋中期書法創(chuàng)作實踐發(fā)展在書法理論上的反映。蘇軾本人就是自己藝術(shù)理論的實踐者。
東坡提倡創(chuàng)作的自由精神，不愿受成法所拘，要求抒寫胸臆，聽筆所致，以盡意適興為快。正如他稱贊張旭的草書“頹然天放，略無點畫處而意態(tài)自足。”(《書唐氏六家書法后》)他的好朋友黃庭堅在筆記中記載了他作書時的狀態(tài):“元祜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山谷題跋》卷五)”
現(xiàn)在看他的行書，論古法，鐘王全不可見。但筆勢翩翩，初看平淡，反復咀嚼品味，卻覺氣象崢嶸，可謂是平淡中寓絢爛。其實“無意于佳”與他所謂的“意造本無法”是一致的，他以為作書不必有意求工，宜一任自然流露，故不必墨守成規(guī)。
二、出新意于法度之內(nèi)
蘇軾一生倡行藝術(shù)的個性化，強調(diào)表現(xiàn)藝術(shù)家的主體精神，強調(diào)創(chuàng)作自由，這是他與世俗相對立的一面。但客觀地審視蘇軾的藝術(shù)理論，他對于傳統(tǒng)、法度還是相當重視的。對于世俗的過于唯古唯法思想，蘇軾采取了批判的態(tài)度。但對于一種藝術(shù)賴以生存的基本創(chuàng)作規(guī)律，蘇軾還是尊重的。《題吳道子地獄變相跋》中指出:“道子，畫圣也，出新意于法度之內(nèi)，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蓋所謂游刃余地、運斤成風者耶。”
“出新意于法度之內(nèi)，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這是蘇軾藝術(shù)理論中對“法度”和“新意”關(guān)系的最準確精辟的論述。就書法藝術(shù)的法度而言，它是歷代書法家在長期的書法創(chuàng)作實踐后積累起來的，對于后世的書法實踐和創(chuàng)新帶有規(guī)范或普遍的具有指導意義的東西。在這句話中他指出，“新意”雖超出“法度”，但是并不違背“法度”，而是在“法度”基礎(chǔ)上的“新意”。
而再看他的“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理論的提出則是在“堆墻敗筆如山丘”的艱苦訓練后獲得的。他在《書唐氏六家書法后》中即對那些沒有學會楷書就創(chuàng)作草書者作了批評:“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因而“無法”必須以“有法”為基礎(chǔ)，“意造”也必須先取意與得意才可。其實他的“無法”和“信手”，包含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法度應(yīng)為我所用，不可以法禁錮了天性，即“書初無意于佳乃佳爾”，而這里的“無意于佳乃佳”也不是真的無意，是在積學后的自然流露與揮灑;二是“無法”是在“有法”的基礎(chǔ)上的一種自由。
事實上，在與其弟論書詩中，“茍能通其意，嘗謂不學可”(《次韻子由論書》)一句，已足以說明他對書法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態(tài)度。也就是說他并不是反對作書有法，而是要能在繼承古人之法的基礎(chǔ)上有所創(chuàng)新。書史載，王安石為相期間，士人多仿其書。而王書的個性過于張狂，字字作斜勢如飄風。蘇軾曾對此提出了委婉的批評，他說:“荊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跋王荊公書》)充分體現(xiàn)了蘇軾對古法學習的重視。
蘇軾的藝術(shù)理論運用在書法實踐中表現(xiàn)在他既能吸取諸家之長，又能發(fā)揮自己的個性，不拘于一法，達到“兼眾妙”且“不失度”的境地。他早年取法“二王”，兼學徐浩，因而字方長俏美有逸氣;中年以后專師顏真卿加上人生幾番沉浮，故字有壓扁、橫勢的特征并得古樸、醇厚又不失趣味(如《前赤壁賦》)，卻又余留幾分韻致;晚年學李北海，故而有一種偏執(zhí)之感，欹斜之勢(如《太白仙詩卷》)這正是因為他懂得如何掌握“法度”與“新意”。足見蘇軾的個性化、自由精神是建立在對藝術(shù)基本規(guī)范的尊重基礎(chǔ)之上的。因而今天看到的蘇軾作品，是既不同于前人面目又富于書法神采之美的形式。能離古人而不離法度，真正“出新意于法度之內(nèi)”，這應(yīng)該是蘇軾不同于庸庸書家的大匠風范杰出之處。
總之，蘇軾的個性化、自由精神是建立在對藝術(shù)基本規(guī)范的基礎(chǔ)上的，是“兼眾妙”且“不失度”，離古人而不離法度的。而“新意”雖超出“法度”，但是并不違背“法度”，而是在“法度”基礎(chǔ)上的“新意”。因而他并不是反對作書有法，而是要能在繼承古人之法的基礎(chǔ)上有所創(chuàng)新。正如“無法”必須以“有法”為基礎(chǔ)，“意造”也必須先取意與得意才可。
淺談蘇軾詞的豪放派風格論文 篇5
文學即是人學。教讀詩詞，其實就是教學生讀“詩人”。這幾天筆者在引導學生欣賞蘇軾詞二首，一是《念奴嬌·赤壁懷古》，一是《定風波》。
蘇軾是學生不陌生的，初中學生讀過他的不少詩，高一還學過他的《赤壁賦》。但很難說學生，就完全走進了蘇軾的世界，就懂了蘇軾。
筆者認為，蘇軾于學生來說，是極有意義的，一是文學的意義，二是人生的意義。
蘇軾在宋代文學，哪怕是整個中國文學，都是極有地位與影響的。筆者在教學中展示了他的'文學成就與影響：
提到散文，與歐陽修并稱“歐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提到詩，與黃庭堅并稱“蘇黃”;提到詞與辛棄疾并稱“蘇辛”。不僅如此，還有著名的赤壁二賦。可以說，蘇軾是北宋成就最高的文學家，開創(chuàng)了詞的豪邁之風，以文入詞拓展詩歌的表現(xiàn)空間與藝術(shù)境界。有他，就有著名的蘇門四學士。
還不僅如此，在書法、繪畫上也無人能及。提書法，是卓有影響的宋四大家之一;提繪畫，善畫枯木怪石，主張神似。真可謂曠世奇才。
走進蘇軾的世界，便走進文學的世界。接下來，筆者與學生一塊讀了他的一些名詩、名詞和名賦、名文中的名句。
讀完筆者對學生說，蘇軾無疑是文學巨星，我們雖然難以企及，但是我們可以受到啟迪。他與張衡都啟發(fā)我們要注意全面發(fā)展，提高我們的綜合素養(yǎng)。
蘇軾于學生來說，還有一重意義，就是人生的指導。
《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定風波》都寫于黃州，是蘇軾處于人生低谷之時。可以說，“烏臺詩案”是對這位文學才子和政治人物的最大的摧折。此難之后，他先后被貶到黃州、杭州、惠州、儋州。可貴的是蘇軾雖有失落，也有憤懣，但沒有喪志，更沒有墮落。
貶到黃州，他說：“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貶到杭州，他說“我本無家更安住，故鄉(xiāng)無此好湖山”。
貶到惠州，他說：“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貶到儋州，他說：“九死南荒吾不悔，茲游奇絕冠平生”。
蘇軾被貶，沒有怨天，也沒有怨人，而是感恩自然，享“山間清風”“江上明月”，感受可擁有的生活的美好。不僅如此，他把對大地的感恩，化為了造福一方之民行動。
蘇軾是有抱負的知識分子，在巨大的人生打擊面前，他也曾說“人生如夢”，不過是壯志未酬、人生苦短的慨嘆而已，誰不想建功立業(yè)呢?他在仰慕赤壁英雄的同時，已經(jīng)作好了迎接風雨的準備。自然界風雨可穿林打葉，蘇軾的應(yīng)對舉動是“莫聽”“何妨”“吟嘯”“徐行”，表現(xiàn)出超然物外、泰然自若、瀟灑安閑的態(tài)度;面對人生風雨晴，他說話擲地有聲“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表現(xiàn)出搏擊風雨、笑傲人生、泰然處之、無所畏懼、瀟灑從容的人生態(tài)度。蘇軾看破人生晴雨，顯得冷靜沉著，表現(xiàn)出十足的人生智慧。
蘇軾外儒內(nèi)道，把中國三大哲學融合用以調(diào)節(jié)他的人生，所以有人認為他是近次于上帝的人。筆者在教學結(jié)束語中道：
蘇軾是豁達之人，豪放之人，他活出了生命的精彩。他的人生，教給我們的東西很多很多，值得我們不斷地細細的品味。
讀蘇詞，讀蘇軾，我和學生一起感受他給我們帶來的文學之美和人生之美!
淺談蘇軾詞的豪放派風格論文 篇6
文學史上素有“詩莊詞媚”的傳統(tǒng)，人們在填詞時，總免不了要考慮什么樣的生活、思想、感情才能夠用詞這一文學形式來表現(xiàn)。及至蘇軾，采取“以詩為詞”的手法，將別人以詩的形式來表現(xiàn)的題材和主題，都寫入詞中，于是“東坡詞頗似老杜詩，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1]，放映了以前詞人所沒有放映過的廣闊內(nèi)容。而蘇軾對詞體革新的根本，正是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chuàng)作主張。本文擬從蘇軾的詞學觀，來探討其詞體革新中的幾個問題。
一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味真正能與詩并駕齊驅(qū)，蘇軾提出了詞須是“自成一家”的創(chuàng)作主張，破“柳七郎風味”則是其詞體革新的一個重要方面。
蘇軾的詞擴大了詞的表現(xiàn)范圍，就必然給詞帶來意境和風格上的創(chuàng)新。在寫出第一首豪放詞——《江城子密州出獵》以后不久，蘇軾就在第一篇關(guān)于詞體革新的文章《與鮮于子駿書》中，明確提出了“破”的問題：“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shù)日前獵于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jié)，頗壯觀也。”[2](Ｐ1650)歌詞本是要“繡幌佳人”，“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歐陽炯《花間集序》）來歌唱的，而蘇軾之詞竟要東洲壯士“吹笛擊鼓以為節(jié)”、“抵掌頓足而歌之”，并為其壯觀而自鳴得意。顯示了蘇軾有意開闊新詞境，以“破”風靡詞壇的“柳七郎風味”，提倡一種具有陽剛之美詞風的意愿。
在這里，蘇軾對自己的詞體革新提出了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立”，“自是一家”；二是“破”，“無柳七郎風味”。值得注意的是，蘇軾把“柳七郎風味”看成是“自是一家”詞作的對立面，可見他對破“柳七郎風味”的重視程度。對于蘇軾的這段話，清代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指出，蘇軾“近卻頗作小詞”云云，“一似欲為耆卿之詞而不能者。然坡嘗譏秦少游《滿庭芳》詞學柳七句法，則意可知矣”[3](Ｐ108)。劉氏并未說明“意”之所指，不過，從以下三個方面，還是可以看出蘇軾之“意”是什么。其一，從“柳七郎風味”提法本身看。宋人以行第相呼，多用于平輩或晚輩，一般不用于尊者和長者，否則視為不尊敬。柳永是蘇軾的前輩。蘇贊許柳詞時，稱之為耆卿，字而不名；貶斥柳詞時，則呼之為“柳七”。因此，“柳七郎風味”并不像有些論者所說，只是對柳永詞風的'一般稱呼，實際上是一種貶稱。其二，眾所周知，柳永詞分雅詞、俚詞二類。蘇軾曾經(jīng)說:“人皆言柳耆卿詞俗，然如‘霜風凄緊，關(guān)河冷落，殘照當樓’，唐人佳處，不過如此。”[4](Ｐ35)《八聲甘州》情景兼到，骨韻俱高，屬于雅詞。可見，蘇軾對于柳永的雅詞頗為推許，他所說的“柳七郎風味”只能是針對沿襲五代的淫蘼浮艷風氣的俚詞詞風而言。在宋俞文豹《吹劍續(xù)錄》有一段文字記載:“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耆卿?對曰: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子執(zhí)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guān)西大漢綽鐵板，唱‘大江東去’。為之絕倒。”[5](Ｐ49)曾端伯《高齋詩話》載:“少游自會稽入都見東坡。東坡曰:不意別后公卻學柳七作詞!少游曰:某雖無學，亦不如是。東坡曰:‘銷魂當此際’，非柳七語乎?”[6](Ｐ497)說明了柳永詞富陰柔之美，而蘇軾詞富陽剛之美，也體現(xiàn)了蘇軾對傳統(tǒng)詞風的突破和創(chuàng)新。其三，柳永的俚詞，在思想內(nèi)容方面往往顯得庸俗，在語言方面則比較俚俗。從蘇軾本人的作品看，《東坡樂府》中如《滿庭芳》(“蝸角虛名”)、《如夢令》(“水垢何曾相受”)等，語言都相當俚俗。而且，據(jù)《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秦少游》記載，秦觀有“喚起一聲人悄”詞，其中“覺健倒，急投床，醉鄉(xiāng)廣大人間小”等語，也頗為淺俗，而蘇軾“愛其句”。這種情況顯示，蘇軾并不一味反對俚俗；他不滿于柳永俚詞的，自然又在于它的思想內(nèi)容的庸俗。要之，蘇軾所說“柳七郎風味”，是指主要表現(xiàn)在俚詞中的柳詞的庸俗、卑弱和浮艷詞風。他以“柳七郎風味”相概括，表示了他的不屑和否定態(tài)度；他說自己“頗壯觀”的“自是一家”的詞“無柳七郎風味”，表明他要在它之外建立一種新詞風，開創(chuàng)一條新道路。這就是蘇軾“意”之所在。如果說，《與鮮于子駿書》表明，蘇軾在詞體革新一開始，就把“柳七郎風味”當作他的革新的對立面，并把破“柳七郎風味”當作革新的組成部分，那么，《高齋詩話》所載則表明，他在革新的后期也仍然如此。
蘇軾的詞學觀表明，他無論是破“柳七郎風味”，還是立“自是一家”的詞風，都是比較自覺的。這兩個方面構(gòu)成了他的詞體革新的基本內(nèi)容。他所以把“柳七郎風味”當作對立面，除了它代表庸俗、浮艷、卑弱的詞風，從當時詞壇實際看，還當與柳詞“掩眾制而盡其妙”，在當時影響最大有關(guān)。柳詞的出現(xiàn)，標志著宋詞發(fā)展到一個重要階段，但是，它未能突破“詞為艷科”的藩籬，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它滋長了浮艷詞風。所以，與其說它代表宋詞的現(xiàn)在，不如說它代表宋詞的過去。在這種情況下，蘇軾要進行詞體革新，不可避免地就會與“柳七郎風味”發(fā)生沖突。從主觀上講，蘇軾開始也許只是要破“柳七郎風味”本身，但由于柳詞“掩眾制而盡其妙”，所以在客觀上，他對“柳七郎風味”的沖擊，不可避免地沖擊到宋初以來的浮艷纖弱詞風，因而具有更為廣闊深遠的意義。雖然，隨著革新的深入和認識的發(fā)展，蘇軾逐漸又把革新范圍從“柳七郎風味”擴展到“小詞”，但他對“柳七郎風味”的反對，卻是始終不移的。
二
詞史意義在古今學人關(guān)于蘇詞的評說中，“以詩為詞”無疑是最為流行的一個命題。蘇軾詞出現(xiàn)不久，有人便很快敏銳地感到這些作品和前代及當時的詞人作品有較大的差異，于是就出現(xiàn)了許多評語，其中尤以陳師道在《后山詩話》中所說的“以詩為詞”這四字最為精當。這個論點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蘇軾的詞在向傳統(tǒng)詩歌趨進，詞與傳統(tǒng)詩歌的界線在初步泯滅。而他所以能“以詩為詞”，又在于他在詞與詩的關(guān)系方面，與詞“別是一家”的傳統(tǒng)和流行的觀點不同，他認為“微詞宛轉(zhuǎn)，蓋詩之裔”[7](Ｐ1943)。他的識見高出于古人和同時代人，又堅持實踐創(chuàng)新，從而為宋詞開辟了新的天地。
以詩歌的標準要求詞，以寫詩的筆力寫詞，“以詩為詞”是他進行詞體革新的主要途徑。蘇軾的“以詩為詞”，從詞體革新角度看，這實際上是他革新的主要途徑。“以詩為詞”勢必會引起傳統(tǒng)的“小詞”在內(nèi)容、手法、語言、風格等方面的變化；對于詞反映現(xiàn)實、表情達意的范圍和能力，自然會有所開拓和增強，對于提高詞的地位也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蘇軾的詞體革新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產(chǎn)生重大影響，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如何革新方面找到了“以詩為詞”這一正確途徑。“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8]（P77），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9](P40－49)，在蘇軾看來，詞和詩一樣，是可以用來表現(xiàn)社會的興衰和歷史的興亡，抒寫作家的胸襟懷抱和人生際遇，而不應(yīng)一味沉溺于酒筳歌席、男歡女愛之中，并積極的付諸實踐。如他的中秋詞《水調(diào)歌頭》通過望月懷人，表達了對手足同胞真情思念和熱愛人生的執(zhí)著態(tài)度，也反映了作者處于逆境之中而能達觀自持的積極樂觀精神。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中評說：“中秋詞，自東坡[水調(diào)歌頭]一出，余詞盡廢。”顯示了蘇軾“以詩為詞”進行題材改革的成功和社會對蘇軾改革成就的認同。蘇軾本人在說柳永《八聲甘洲》中的名句：“此語于詩句不檢唐人高處”[10](P77)，稱道蔡景繁的“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與蔡景繁書》）。由于他在詞體革新時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xiàn)詞與詩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jù)”[11](P77)
東坡詞擴大了詞的表現(xiàn)范圍，給詞帶來意境和風格上的創(chuàng)新，開拓詞境，是蘇軾詞體革新的主要方向。在擴大詞的內(nèi)容與題材方面，蘇軾的詞可以記行事，可以述出游，可以寫登臨，可以敘憑吊，可以述節(jié)令，可以記夢，可以懷人，總之，凡個人日常所經(jīng)所歷所思所感，蘇軾都可以以詞寫之。可以說，在蘇軾筆下，詞被運用得從容自如，無施不可。詞作什么，怎樣寫，都可因作者的性情、才力和閱歷的不同而可自由選擇。在一個具體的創(chuàng)作個體那里，詞應(yīng)是沒有功能及用途上的限制的。這樣，詞就被從較單純的只為應(yīng)歌和佐歡的狹窄路徑中給引離了出來，詞的適用范圍增廣了，詞的門徑增寬了，成了“橫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的一種文體。這就從實際操作上實現(xiàn)了詩詞同體的理論，為后世詩與詞的相容無間提供了現(xiàn)成參照。在開拓詞境方面，他將傳統(tǒng)的表現(xiàn)女性化的柔情之詞擴展為表現(xiàn)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tǒng)上只表現(xiàn)愛情之詞變革為表現(xiàn)性情之詞，使詞像時一樣可以充分表現(xiàn)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如元豐五年寫的[定風波]《沙湖道中遇雨》，充分表現(xiàn)了他豁達樂觀的精神；在密州寫的《江神子密州出獵》，則表現(xiàn)了他希望馳騁沙場、以身殉國的豪情壯志。“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的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diào)，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12](P78)，從內(nèi)容、題材的擴大到意境、風格上的創(chuàng)新，為蘇軾詞體革新的成功打下了厚實的基礎(chǔ)，也為他日后的豪放詞流芳百世提供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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