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宜中與文天祥的恩怨糾葛

時間：2024-10-03 19:33:29 文天祥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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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宜中與文天祥的恩怨糾葛

　　作為溫州歷史上第一位宰相陳宜中是溫州的驕傲，但他又是一位有爭議的歷史人物。作為宋末最后的宰相似乎也理應負起趙宋王朝滅亡的責任，后人持此見不乏其人。據元末明初葉子奇說：“徘優戲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將產生于溫州的南戲，被視南宋亡國的靡靡之音，甚至把南宋亡國罪責歸于“永嘉學派” 的事功思想和溫州人的性格使然。恰恰是被溫州人以為自豪的“永嘉學派”和南戲，被民國初年冒廣生先生在《戲言》一文，認為是南宋溫州兩個豐碑，是溫州地方文化在全國的“兩霸”。然而將“永嘉學派”和南戲戴上南宋亡國的罪魁禍首的帽子，這真是天大的冤枉。

　　《宋史》旨在宣揚理學的倫理道德，故《宋史·陳宜中傳》對未死節的陳宜中評價趨于負面。然從《陳宜中傳》中發現部分文字取自于文天祥的作品，是文天祥使陳宜中背負著逃跑丞相的罵名，可見文天祥是抹黑陳宜中的始作俑者。逃跑丞相是人們對陳宜中的主要形象，成為我們判斷的一種先入之見，這種僅僅以有沒有逃跑來左右評判具有極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作為宋末的左右兩丞相陳宜中與文天祥，一位是被污化成逃跑狗熊，一位被塑造成民族英雄。

　　文天祥要誓死保衛大宋首都的口號被抬高到是偉大的愛國精神體現的高度。陳宜中作為決策者，不愿作無謂的犧牲，要為臨安民眾的生命負責，其決定撤離臨安，卻被戴上逃跑丞相的帽子。其實兩者在這點上長短難以置評�？墒俏奶煜橼A得世人的尊重敬佩，陳宜中因文天祥對其評價卻被世人誤讀誤解。這真是冰火兩重天，更是歷史的不公。因此要將陳宜中去污名化，要研究文天祥為什么要污化陳宜中，將陳宜中與文天祥的恩怨糾葛作一梳理，對這二大著名人物作出重新的評價就顯得很有必要。

　　文天祥的作品多處涉及陳宜中，集中在文天祥于獄中所作的、有“詩史”之目的《集杜詩》和《指南錄》中。文天祥在詩中表達了對陳宜中不滿、質疑和指責，表明了兩位南宋宰相在道德理念和政治見解上的分歧。文天祥指責陳宜中多為對其抗元和保護朝廷過程中陳宜中采取的策略的質疑，是二人政見不同。文天祥對整個朝廷的軟弱，抗元不力都感到痛心疾首。但我們發現這些詩歌反映出的對陳宜中的評價，有的正確，有的卻不客觀。

　　文天祥《集杜詩·相陳宜中第十六》：魯港敗后，陳宜中當國，首斬殿帥韓震脅遷之議。差強人意。宜中實無經綸，至秋故遁歸，及不得已，十月再來,則國事去矣。哀哉!

　　蒼生起謝安，翠華擁吳岳。可以一木支，俯恐坤軸弱。

　　這首詩文天祥直接貶低了陳宜中的作為，當時陳宜中為了樹立自己在朝廷威信，斬韓震，并針對宋朝叛降者發起富于進攻性的報復行動，他們的財產被查封，封號被取消。沒有人會像陳宜中那樣不顧一切�？墒俏奶煜檎J為陳宜中這樣做“差強人意”。到德祐元年秋天，陳宜中因此受到同僚排擠，于是就撂擔子，遁歸溫州,后迫于無奈回朝時，可是已經耽誤了挽回戰局的時機。陳宜中將個人恩怨放在國家利益之上，顯然不是一個具有寬廣胸襟的政治家所為。這樣評論也許還比較客觀。

　　文天祥與陳宜中之間矛盾還發生在德祐二年正月，元軍進逼臨安，宋廷對策有二：一是議和，一是背城一戰。張世杰、文天祥主張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白太皇太后止之。”判斷這一決策的正確的關鍵是哪一個符合當時實際。

　　當時保衛臨安的張世杰的精粹部隊已損失殆盡，達到“不復能軍”、“宋力自此遂窮”的地步。文天祥的勤王軍原系“烏合”之眾，談不到戰斗力。因此，“背城一戰”的建議，只能顯示誓死抗元的決心，無補于挽救宋室的危亡。丞相陳宜中婉轉予以制止，有利于保全殘余戰斗力量，保全臨安百姓生命，顯然是明智的決策。

　　文天祥對陳宜中行跡的質疑另一首在歷史上作為研究陳宜中備受關注的詩是《將相棄國第十九》，陳宜中逃跑宰相銜頭就是從此開始，文天祥對陳宜中污名化難逃其咎。其云：

　　丙子正月十八日，虜至皋亭山。是夜四鼓，宜中逃。翌日世杰逃。

　　扈圣登黃閣，大將赴朝廷。胡為入云霧，浩蕩乘滄溟。

　　這首詩表達的是元朝大軍壓境，將相棄城而逃的悲憤。不僅記載了陳宜中的逃也記載了張世杰的逃，是對當時陳張二人沒有與元軍拼死一搏的指責。文天祥否定陳宜中，就是連張世杰也一并否定了。在文天祥看來陳、張二人未與元軍交鋒便直接棄城實在有背臣子之責，撤退就是棄國逃跑。其實陳宜中與張世杰的這一行為是從實際出發，為了保護幼帝，為保留國脈而作最后努力;而文天祥要求背城一戰，是抱理學殺身成仁精神，為名譽而戰。相比較之下很容易讓人誤以為陳宜中是個縮首畏尾不敢擔當的軟弱之人�？墒鞘穼嵆浞忠沧C明了其戰略撤退之正確。陳宜中與張世杰效忠朝廷之心與文天祥一樣都是堅定的，后來陳宜中派人與文天祥商議擁立新朝就是證明。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天祥的詩歌里有首直接表達了對陳宜中的指責，其《出使第五十六》云：

　　初,宜中蒙蔽外庭，如遣使北軍求議和，約見伯顏于長安堰。已而不如約，故虜徑至皋亭山，要以相見。宜中遂逃，上下莫知其詳。予既辭相印不拜，遂奉上命以議和為名，虜強以降。余見伯顏，開陳大義，詞氣慷慨，虜頗傾動。尋留不遣，而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馀慶、同知樞密院謝堂以下，竟自納款。余責伯顏留使失信，及數虜罪惡，以死而誓而一無所及矣。痛哉!

　　隔河見胡騎，朝進東門營。皇皇使臣體，詞氣浩縱橫。

　　這首詩文天祥寫出自己出使的浩然正氣和以死而誓的決心。那么陳宜中是為何“臨陣脫逃”呢?史實又果真是文天祥所云?

　　早在德祐元年十二月辛丑，太皇太后已遣將作監柳岳等前往元丞相伯顏軍中求和。庚申，宋尚書夏士林、侍郎呂師孟、宗正少卿陸秀夫出使元軍，“請尊世祖為伯父，而世修子侄之禮。且約歲幣銀二十五萬兩、帛二十五萬匹。”伯顏不從，“稱侄孫，不從。”二年正月戊辰，宋使回到臨安，太皇太后“更命宜中使(元)軍中，約用臣禮。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茍存社稷，臣非所較也。’”癸酉，“宋軍器監劉庭瑞以其宰臣陳宜中等書來”，伯顏不從，“即遣回”。乙亥，“宜中遣御史劉岊奉宋主稱臣表文副本及致書伯顏約會長安鎮”。辛巳，“宜中又令都統洪模持書同囊加歹來見”。

　　壬午，元軍“次長安鎮，宜中等不至”。請和不得，即率群臣入宮請遷都，太皇太后不可。其中“難之”二字足見陳宜中的底線是決不能稱臣;既然稱臣，又怎能保存境土和社稷呢?陳宜中不愿稱臣投降，違約不至元軍議降事，顯示了崇高的民族氣節。這時元兵臨城下，打又打不過，太后又要降，陳宜中只有“臨陣脫逃”，其脫逃是投降之陣，是無奈的抉擇，又是唯一的抉擇，更是正確的抉擇。這叫無計可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只是走得有點倉促狼狽，連太皇太后和皇上都忘了通知，所以被人指責，其也確實有口難辨。

　　相反文天祥由于陳宜中脫逃，才被太皇太后任命為丞相，代替陳宜中去所謂的議和，即城下之盟，其實是體面的投降，這正是陳宜中不愿干的事，文天祥卻干了。反而陳宜中倒成負面人物，文天祥卻把自己描寫成民族英雄，這真是咄咄怪事。說什么自己“開陳大義，詞氣慷慨，虜頗傾動”云云，簡直是大言不慚。談判是以實力為基礎為后盾的，當時南宋王朝已沒有談判籌碼，連裝孫子，元朝都不讓干。文天祥此時還能象大爺一樣盛氣凌人，連鬼都不相信。如果那樣他不是來議和的，他是來踢館的。文天祥說自己正氣凜然使伯顏答應善待皇室，不殺百姓。其實早有“大元兵鋒所至，降者不殺”的規定，蒙古征服者基本上恪守了對降服者不殺之諾言，并非文天祥的功勞。文天祥認為正是因為陳宜中臨陣脫逃導致自被伯顏扣留。你陳宜中不愿干，卻要我文天祥給你背黑鍋，沒門。我要把你陳宜中污名化，說你是陳逃逃，反之把自己打扮成高大全。

　　文天祥不僅對陳宜中放棄首都有異議，而且陳宜中的流亡政府南逃也持反對意見。文天祥《南劍州督第六十四》序云:

　　始,余至永嘉留一月，候命，永嘉及臺、處豪杰皆來自獻，愿從海道作戰守規模。予至福安，欲還永嘉，謀進取，廟謨不以為然。遂議開督于廣，廣陷，乃出南劍開府，聚兵財為收復江西計。于時幕府選辟，皆一時名士。宜中既棄臨安，及三山登極，欲倚世杰復浙東西，以自洗濯。所以阻予永嘉之行，后取定海兵敗，李玨為制閫，眾方思用予，悔也不及。惜哉!

　　其《至福安第六十二》序也云：益王以天下兵馬都元帥，衛王以副元帥，建號稱于永嘉，隨趨三山開府。予四月八日到永嘉，則元帥舟已去一月矣。亟使副守李玨驛報行府。陳丞相即遣人來議擁立事，余深贊大議。五月一日登極，予以觀文殿學士待讀召赴行在。二十六日至行都，即再相。然國方草創，陳宜中尸其事，專制于張世杰，余名宰相，徒取充位，遂不敢拜，議出督。

　　認為雖然創立新朝，陳宜中將責任完全推脫給張世杰，而自己卻“尸其事”。文天祥希望從江西回溫州，而陳宜中則放棄溫州，去了閩，希望能夠倚靠張世杰一起恢復浙江東西。眾人對文天祥“欲還永嘉，謀進”的戰略不以為然”，結果“定海兵敗”后“眾方思用予，悔也不及”。陳宜中參與了阻止文天祥回永嘉的戰略，文天祥在此次事件中，對陳宜中的軍事能力表示懷疑。表達了文天祥對于眾人在國家危機之配合不力，軍事戰略失當錯過時機的惋惜和憤怒。陳宜中和文天祥在流亡朝廷權力分配等問題上存在矛盾，許多問題難以協調。文天樣就有被架空的感覺，“余名宰相，徒充其位,遂不敢拜。”這暴露出了即便是南宋末年國家危亡之刻，黨爭連連的弊端，陳宜中作為宰相也身陷其中，也是其無奈之處。文天祥對于陳、張二人因私人黨爭置國家大事于不顧的指責的確是中肯的。文天祥與陳宜中均堅持抗元，只是在戰略上堅持了自己的意見。一個要在去海上游擊，一個要回江西老家。

　　理想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這時的南宋能在文天祥的號召下打回老家去，能起死回生嗎?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后人用很惋惜的語氣講述了宋末時沒有采取文天祥策略。什么文天祥的文韜武略眾人皆知,亂世出英雄，南宋末年的大臣里無出其右,簡直是諸葛亮再世。豈不知諸葛亮的本事為《三國演義》所虛構，與真正歷史還有相當的距離。

　　文天祥也是這樣被神化，文天祥果真很厲害?難道他有能力有辦法阻止蒙古人嗎?當時蒙古鐵騎，所向披靡，見神殺神，見佛殺佛，打遍天下無敵手，而文天祥只會是紙上談兵。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有高談闊論的人，他們的高談闊論被看作空論而遭到排斥，但是一旦現實派失敗，后世的人們看到這些高談闊論，便如獲至寶大加贊賞。了解真實歷史，不能因為民意，把所有正確的事，都送給文天祥一個人。歷史記載文天祥沒有什么好的軍事才能，文天祥僅當了一天宰相，還是被派去談投降條件的。任相于危難之際，文天祥卻沒有接受，他覺得以宰相之銜去議降有損國格，但他未能挽狂瀾于既倒。其毀家抗元，一個小戰，妻子兒女被俘。另一小戰，自己被俘，并未建立驚天動地的功業。文天祥在鎮江逃脫之后，曾想先到揚州見李庭芝。但李庭芝認為文天祥到元軍求和，是誤國的奸臣，就派人來殺文天祥，幸有人暗中告知，才被文天祥提前逃走。文天祥于四月八日到達溫州，時二王與陳宜中等人已離開一月。文天祥在溫州躊躇滿志在宋高宗趙構曾經避難的溫州江心寺賦詩表明“中興宋室”之心跡，詩云:“乘潮一到中川寺，暗讀中興第二碑。”表達了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信念。其實文天祥也相信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只是不愿殘喘與敵方鐵蹄之下，遂于極為艱難的環境下求萬一之希望。這是一種精神，這是一種理念。

　　在這里理學不成功便成仁，士大夫們的大義名分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與元軍戰斗到底，精神上沒有被打垮。他一心求死從容就義，“事業雖無所成，大節亦已無愧”。明知一切都可能失敗，卻義無反顧地去做。文天祥是理想主義者，欽仰氣節，忠義不屈，是民族英雄。他更是個偉大的詩人，他最后的希望是青史留名。在元朝廷的牢房里又是吟詩又是作賦的，他那句著名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宋季三朝政要》里“丹心”作“聲名”，這真正反映了文天祥的內心世界，他這樣做是為了聲名，他追求的是流傳青史的名不朽，是為了給后人看的。不管怎樣評價，功名心對于一個人來說，畢竟構成了一種進取的驅動力。而當一個人的功名心與事業心結合在一起時，則肯定會成為積極因素。

　　通過史的撰述達到名垂后世的目的，是古代文人的普遍追求的觀念。他在寫給其弟文壁子的信中言:“吾以備位將相，義不得不殉國。汝生父(文陞過繼給文天祥，故稱文壁為其生父)與汝叔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其志矣”。可見文天祥的思路很清晰，自己舍身報國，得享千古美名;弟弟降元，保住父母親族�？芍^忠孝兩全，兩頭押寶，大小通吃。歷史給了他一個出名的機會，他也很準確地把握住了。文天祥所說的“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這種忠義觀是超越了民族畛域的。因此，能夠被各個民族與歷代的統治者所接受。當政者需要精忠報國的英雄人物，炒作文天祥作為民族英雄來宣揚就成為很有必要的事情了。把文天祥樹立成英雄，是制造的神話，就是一個象征性實例，主要是為了愛國主義教育。在這里，降附者受到嘉獎，死節者受到敬重，兩者都被予以肯定。只有那不死不活的陳宜中卻被咒罵，因為他的存在，是一威脅，故貶低他的聲譽。

　　陳宜中是現實主義者，他主張議和之門不全關，鼓吹妥協，以退為進是他的座右銘。他是忠實執行宋朝的國是，一切為了茍安，一切為了和平。本著有利則戰，不利則和，以戰促和的戰爭策略�？墒窃谥袊鴤鹘y文化中歷代把議和看成是什么很恥辱的事情，誰要是敢議和，那就是漢奸賣國，大逆不道。憤青一聽說議和、一聽說宵遁，就是咽不下這口氣，就認為是投降派，是膽小鬼。如果國家真讓這些人治理不知亂成什么樣，他們崇拜民族英雄，他們真正崇拜的是那些被炒作起來的善于做秀的明星人物。陳宜中，一個亡國時的宰相不能夠力挽狂瀾，盡管是盡力了，也不可能打太高的分，這是事實。陳宜中固然能力有所欠缺，但是他始終追為南宋王朝復興積極奔走，卻未放棄抗元斗爭，最后老死他國異鄉，至死不渝，當可稱得上忠義二字。

　　《宋史》卻把逃至海外的陳宜中和就義于大都的文天祥作了鮮明地對比。有意識地通過炒作文天祥來樹立這種忠君報國的思想觀念，神化拔高了文天祥，被標榜推崇為一面旗幟。選擇一戰求死，還是忍辱負重，茍且偷生，為南宋復興保留一點希望?孰是孰非，豈可一概而論?對待人生兩種不同的態度促使這兩種人作出了不同的選擇。在理學殺身成仁的言論大為流行，成為士大夫的楷模。中國的泛道德論既是我們的精髓，也是我們的特色，它增加了我們中華文化的凝聚力，又是我們的思想上的一個包袱和一個弱點。世界上大概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像我們中國人這樣強調道德的作用，形成了思維習慣：總認為怕死是丟臉的事，輕生才是英雄，鼓吹犧牲為光榮，慫恿他人去死。崇高固然光榮，但必須出于個人的自由選擇。用理想化的和最高層次的道德標準衡量一切，那么世界就會充滿了惡。陳宜中可詬病之處再多，其歷史功績仍然不可抹煞。今天的歷史人物評價，又有多少真正跳出了傳統定位的窠臼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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