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品特點

時間：2024-05-02 06:21:32 汪曾祺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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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作品特點

　　汪曾祺的文風很優美、淡雅，他的文章大多清新自然，少有世俗之氣，散文如此，小說亦如此，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汪曾祺作品特點，歡迎大家閱讀了解。

　　1、淺談汪曾祺散文的特點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早年就讀于西南聯大，師從沈從文。1943年開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學國文教員和歷史博物館職員。1950年后在北京文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工作，編輯《北京文藝》和《民間文學》等刊物。1962年調入北京京劇團（后改北京京劇院）任編劇。著有小散文集《蒲橋集》、《塔上隨筆》，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等。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對于性靈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勞是首當其沖，如孫郁所對他的評價：“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復了傳統的藝術品格，將非我的藝術，還原到真我的性靈世界。當代文學的這種精神上的調整，可以說是從他開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實儒，他對文氣的推崇，他從理論到實踐對中國傳統散文和現代散文的溝通，都可作為他的貢獻。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橋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橋集·序》作家出版社 2000年7月）這段自評從他的散文的題材和行文特點兩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評價，有益于我們對他的散文的欣賞。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融自我于其中，蘊濃厚個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師沈從文教給他寫小說要貼著人物來寫一樣，在講求“真”的散文這一文體中，他更是緊貼著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無論是記人類、游記類、隨筆類、還是小品類散文，他都是通過“我”的情感浸潤的，有鮮明的個人特點。他說過“畢竟，人和自然的關系，人是主體”（《目看兩不厭》，《汪曾祺全集》卷5，406頁），他不會把自己淹沒在景物和歷史中。如凡到過泰山的文人在寫泰山時無一不寫它的雄偉渾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卻寫到：“我是寫不了泰山的，因為泰山太大。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我“更進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來是寫泰山的，卻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發現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寫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擔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寫泰山的云霧，也無一句寫其壯觀的，反倒只寫了霧所帶來的麻煩。泰山的這些小而平常之處著了汪曾祺的平淡色，還著了他的文人色，一個接一個典故，說古考據，卻沒讓人感覺到味同嚼蠟的“吊書袋”，原因即在于這些故紙堆里的考據并非死的學問的羅列，處處以“我”的眼光和心緒量之，處處顯個人情趣。所以他入筆看似平淡，平淡中蘊藏的博學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顯得不同凡響，別有一番悠長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顯不動聲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讀起來平淡之極，卻能讓你在瞬間與作者對視，莞爾一笑。他對幽默的見解是：“人世間有許多事，想一想，覺得很意思。有時一個人坐著，想一想，覺得很有意思，會噗噗笑出聲來。把這樣的事記下來或說出來，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無關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夾雜不動聲色的幽默，這使得他在說古考據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說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來，時不時以幽默來調劑。《跑警報》中的“人生幾何，戀愛三角”的失戀者，侯兄送傘“貴在永恒”的故事，眾人皆逃難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報中總是留守的煮食蓮子者和洗頭者，有趣，好玩，面對災難不在乎，讀者于笑中體會到我們民族生存的韌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憶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筆觸使所記人物躍然紙上，在記憶里鮮活起來。金岳霖聚會時捉虱子的自嘲，80歲時坐三輪逛王府井的偶發童心……讓我們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雙慧眼于世俗生活中發現樂趣，就是一種幽默。在昆明吃汽鍋雞，說成：“今天我們培養一下正氣。”（《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 349頁）“一邊談著克列斯丁娜·羅塞蒂的詩，布朗底的小說，一邊咯吱咯吱地咬胡蘿卜”的聯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頁）

　　三、文言與現代白話于一爐的獨特語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輿之圓方》中這樣評價汪曾祺的語言：“把白話‘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滿文人雅氣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強烈的張力中達到和諧……”（《重讀大師——激情的歸途》人民文學出版社第355頁 1999年第一次版）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語言特色，他在語言上也顯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結合。汪曾祺從小便接受了儒家經典的熏陶，他的祖父為他講解《論語》，父親請當地名流向他傳授古典文學。他自己閱讀甚廣，中國古典文論、古代散文，尤其偏愛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靈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使他在語言方面簡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讓人有隔閡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國畫的計白當黑。對民俗的體察，對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關注，又使他的語言充滿口語化，讀來不覺俗氣，反覺暢快淋漓，甚而叫絕。在《虎頭鯊、昂嗤魚、陣螯、螺螄、蜆子》一文中說到，蘇州人喜歡塘鱧魚，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魚更是眉飛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來我知道：塘鱧魚就是虎頭鯊，嗐！”一個“嗐”字，讀來過癮。類似的還有《故鄉的食物》寫到高郵咸蛋“筷子子頭一扎下去，‘吱’——紅油就冒出來了”。“吱”字俗白，卻極精準，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寫種葡萄的過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風……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澆水……五月，澆水，噴藥，打梢，掐須……六月……”名詞的羅列，一目了然，事實的陳述，簡單明確，仿佛過于直白口語，但看無意，然連綴成篇，卻韻味十足，漢語傳遞的獨特魅力在這里展現出來。融文言與現代白話于一爐，漢語的表現力被展現和增強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遺韻，看似散淡無法的結構，駁雜的文體相混，游刃有余，顯出深厚老到的文學功力。對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達一種超然的審美，對凡俗個體顯示自己的尊重，舉重若輕，暗藏對理想和諧的人世和社會的召喚。他在散文中避開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濾掉生活經歷中的丑，避重就輕，使他散文中顯示的人生有一種笑而卻之的退縮，也缺少了一份崢嶸血性之感，這是必須承認的局限。

　　2、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特征特點

　　汪曾祺的小說注重風俗民情的表現。既不特別設計情節和沖突，加強小說的故事性，著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風俗民情作為推動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機”因素。他要消除小說的“戲劇化”設計（包括對于情節和人物性格的刻意設計），使小說呈現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態。他主張“不裝假，事實都恢復原狀”，展示生活的“本色”，寫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說”（或“隨筆風的小說”）。在“散文化”小說的展開中，讓敘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貫、浸潤在色調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則簡潔、質樸，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說文體上的創造，影響了當代一些小說和散文作家的創作。清水出芙蓉的語言。“小說作者的語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語言體現小說作者對生活的基本態度。”（《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與汪曾祺的民間敘述風格相一致，其小說語言表現為少浮辭、不渲染，質樸、潔凈的藝術特點。在汪曾祺的小說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夸張、反語、雙關等修辭手法，連比喻也用得很少。這就使他的語言去掉了一切枝蔓和蕪雜，清水出芙蓉般單純、明快，細細讀來似乎只剩下了語言的原味。

　　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談》中曾說“作品的主題，作者的思想，在一個作品里必須具體化為對所寫人物的態度、感情。”因此他曾將自己的文學創作稱為“抒情現實主義”。他的優秀之作無不以情見長。作為作家個人氣質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現的相當充分。這首先表現在作家主觀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說情節的淡化傾向。無論是《受戒》、《大淖記事》等“高郵”系列小說，還是《安樂居》、《小芳》等現實題材小說，其故事情節都異常簡單。作家承認他不善于講故事，小說的情節發展也因此顯得松散而隨意。隨著情節因素的漸次消失，諸多的非情節因素（如風土人情、社會背景）涌入小說，抒情功能便附著在這些非情節因素上發揮作用。在《大淖記事》中，作家在前面的三節都在講風俗，第四節才出現人物；在《故里三陳》中寫陳四也同樣。對這樣的情節設置有人認為有比例失重之感，而作家對此則解釋為必須為人物安排一個合乎邏輯的生活環境（注：見《大淖記事是怎樣寫出來的》，載《晚翠文談》）。其實作家精心描繪的水鄉風俗，更多的成為一種滲透著抒情韻味的氛圍，為小說中即將發生的纏綿緋惻的愛情故事提供一個充滿感情色彩的背景，它具有情感規定性，并帶有觸發、烘托和解釋作用，它浸潤著創作主體的情思，比起一般以敘事為主的小說中冷靜、客觀的環境介紹、背景刻劃而言更具感人的魅力。

　　在創作中作家有意識地采用一種“過去時態”的寫作，將絕大部分小說置于回憶筆調之中，這與小說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關系。作家承認“人到晚年，往往喜歡回憶童年和青年時期的生活。”，因為隨著時間的流逝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距離，使人能夠置身事外，平心靜氣地以一種審美靜觀的態度去回顧過去。它意味著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觀審美理想，把回憶中的人物原型給予隨心所欲的藝術加工，以滿足自己的美學情感，因為這些原型“大都是死掉了的，怎么寫都行。”但在現實生活中作家一方面“還沒有找到美的心靈”另一方面又難以對現實人物進褒貶，也就無法進行藝術加工，更談不上滿足作家的審美情感并將之傳達給讀者了。因而作家只得把目光轉向過去，在如夢似幻的記憶深處找尋自己的抒情之境。（此處引文均出自《晚翠文談》）

　　作家曾說：“語言決定于作家的氣質。”作家的抒情氣質對其作品的風格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最明顯地跡象莫過于其小說語言的“詩化”傾向。對于自稱為“通俗抒情詩人”的汪曾祺而言，他對語言的“詩化”是自覺的，他認為“短篇小說應該有一點散文詩的成分”其中必然包含著語言應該詩化這一觀念。

　　汪曾祺筆下的人物大多帶有創作主體的鮮明烙印，因而體現出獨特的抒情氣質。他筆下掙扎于生活重負之下的主人公在單調枯寂的日常生活中表現為對美的敏感與熱愛，對詩意的浪漫主義的生活的渴望，甚至敢于為此沖破世俗的規范。在他的小說里，不僅知識分子懂得在筆墨山水，梅蘭竹菊之間尋找生活的情趣，便是那販夫走卒也多有藝術愛好：嚴謹耿直的錫匠們愛唱“小開口”（《大淖記事》）；本份老實的瓦匠們最會踩高蹺（《故里三陳》）；頂不濟的修鞋匠，也要養幾盆懸崖菊，在花影繽紛中運銼補鞋（《皮鳳三楦房子》）這些凡夫俗子承受著生活的壓力，卻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尋找著美，釀造著詩意。

　　汪曾祺的介紹

　　汪曾祺，江蘇高郵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 汪曾祺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作品有《受戒》《晚飯花集》《逝水》《晚翠文談》等。

　　汪曾祺可以說在那個極其特殊年代的首批高知識分子，在他20歲時，通過自身的努力考上了西南聯大的中文系，在他的一生中，文學上的成就是他這一輩子的榮光，他留下了許多散文集、小說集。

　　汪曾祺大學畢業后，第一份工作便是在聯大同學辦的一所中學中擔任教師，在教學生涯中，也是他的創作初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他寫了不少的文學小說，有名的如《復仇》，后來被刊登在文藝復興的雜志上，并廣為流傳，人們開始認識了汪曾祺這樣的一個人。

　　同樣也是在教師生涯的過程中，汪曾祺認識了他的一生伴侶，施松卿。她也同樣是一名教師，由于在一起工作，從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基礎，并且因此喜結良緣，從此相守相依。

　　汪曾祺的人生幾經波折，歷經過中國抗日戰爭，改革開放，在這林林種種的是其中，汪曾祺依舊能夠保持著一顆開朗的心態，并未被生活中的困難所打倒，反而能夠將更多的感情投入到文學創作中，寫下了許多的精品良作。

　　汪曾祺的作品有哪些

　　汪曾祺被后世的文人學者評價為當代著名的作家，散文家。他的創作類型自然是少不了小說和散文。

　　首先，汪曾祺的一生是寫下了不少的小說的，后來被收錄成冊，裝訂成集，流傳于后世，傳遞于古今。在小說的創作中，汪老最為有名的作品均收錄于小說作品集《邂逅集》中，而在《邂逅集》中當屬受戒這篇小說最為有名，那么受戒到底講述的是一個怎樣的故事，傳遞了作者怎樣的意圖呢?《受戒》整部小說中以一個小和尚為主人公，講述了他幸福的一生，既能夠當和尚，但同樣也能擁有愛情，這篇小說具有深刻的反諷意味的，諷刺了當下的社會環境。

　　其次，再來看看汪老的散文集，汪老的散文作品同樣收錄在散文作品集《蒲橋集》中，最為有名的有《我的家鄉》等等。汪曾祺的散文有著獨特的特點，讀他的散文，有種令人心曠神怡的感覺，他的散文沒有太多奢華的詞藻，也沒有過多濃烈的感情，相反地是那種細水長流的描述，從細節處取勝，引人入勝，欲罷不能。

　　對汪曾祺的評價

　　汪曾祺的一生，可謂是極為坎坷，但在這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汪曾祺并沒有向命運低頭，也沒有向政治俯首，而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堅強的活著。

　　后世之人評價汪老先生，他的一生走的極為艱難，伴隨著中國的脫胎換骨，汪曾祺也相當于被扒了兩層皮。但無論經歷了多少生活的折磨，精神的痛苦，卻最終沒有將汪曾祺先生打倒，他仍然具有一顆熱愛生活的心，淡泊名利的性，真誠率真的情，不畏強權的魂。汪曾祺先生愛好學問，在文學界內的海洋里馳騁遨游，不斷充實著自己的知識，陶冶著自己的情操。

　　作家賈平凹評價汪曾祺是一只文狐，而且是一只修煉成精的老狐貍，可見汪曾祺在文學上的造詣之高超，令人嘆為觀止。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也曾經盛贊過汪曾祺，說他是少有的學問界文章寫得好的。沈從文也曾經說汪曾祺就是人太老實了，雖然文章寫得很好，但卻一直沒有刻意的表露過自己的長處，以致于老舍先生很久之后才發現了汪曾祺這顆文學界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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