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品的平淡之美

時間：2024-08-08 16:06:13 汪曾祺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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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作品的平淡之美

　　摘要：汪曾祺作為中國當代名家，以其頗具特色的小說和散文獨立文壇，有如一抹淡遠的風景飄然獨立，淡然的風姿洋溢在其作品人物命運和風物描寫中，他的作品如其人溫和、淡靜，讀他的作品浮躁的心靈在他如水般的平淡中享受一份難得的靜謐。

　　一、平淡之美源于題材的選擇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的加快，身邊的“凡人小事”還沒來得及完全呈現自己的意義就被拋到記憶的背后。人們除了被“忙”包裹、擠壓之外，似乎根本體驗不到人生還有什么其他樂趣。汪曾祺的作品似乎在向人們發出這樣的吁請：慢點走，欣賞你自己啊!當別人仍沉溺于 “大文化”“大話語”“大敘事”的審美情趣時，他卻對個體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發出呼喚，他幫助人們發現了就在自己身邊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邊，美在本色。從文人雅士到販夫走卒，從殷實富戶到升斗小民，他筆下的人物都是一些古樸、善良的自食其力的小人物。汪曾祺作品之所以能對讀者產生強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對“凡人小事”的審視，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見大。他在《泰山片石》中說： “我是寫不了泰山的，因為泰山太大。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我是生長在水邊的人，一個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經過了七十歲，對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安于竹籬茅舍、小橋流水的人。以慣寫小橋流水之筆寫高達窮奇之山，殆矣。”①

　　他的作品沒有驚天動地的重大題材，沒有性格復雜的英雄人物，更沒有寫強烈的，富于戲劇性的矛盾沖突。《受戒》里的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純美朦朧的愛情;《大淖記事》里的小錫匠和巧云的生死戀，《異秉》中王二和他平靜如水的賣鹵味的生活，《鑒賞家》中賣果子的葉三和畫的故事，《徙》里的高北溟，《看水》中的小呂等等，這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未必能使讀者淚如泉涌，純潔的愛情和平淡如水的生活也未必能讓讀者的心加速跳動，而是讓讀者的心在淡靜平和自然的敘述中去體會那種難以言傳的平淡之美。《大淖記事》中接近末尾的那幾句的對話，看似風輕云淡，給人的感受卻是一種本真之美。巧云問他：“他們打你，你只要說不再進我家的門，就不打你了，你就不會吃這樣大的苦了。你為什么不說?”“你要我說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么?”“我值。”“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歡你!你快點好。”“你親我一下，我就好得快。”“好，親你!”多么直白平淡的對話，但純美之感留于唇邊，回味無窮。

　　作品的平淡之美之所以能打動人，還在于作品在題材上注重真實的描畫，正是有了對真人真事環境深入的了解體會，才會使筆下的人物和生活、情意和狀態返璞歸真，給人以天然的感覺。汪曾祺在談到《〈大淖記事〉是怎樣寫出來的》時，又一次回憶了兒時的大淖、小錫匠及美麗的“巧云”，給自己留下很深的印象，并“使我向往”。“雖然我當時還很小，但我的向往是真實。”如果沒有早年“向往的真實”，也許就不會有今天的《大淖記事》。②我們常說“真實是藝術的生命”。因為“真”，藝術才會呈現生活、生命、世界的原始的、單純的美。小說《天鵝之死》落款是：“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校，淚不能禁。”作者這分真情也是融于小說文本中的，因其“真情真意”，小說文本才流于自然，不尚虛飾，不事雕造，呈現出清真的藝術境界。應該說“真”是汪曾祺小說平淡自然之美的第一個層次，倘沒有小說文本的“真”，生命的原生態則被灌注人工巧智而失天然本色。

　　縱觀他的作品忠實于、順服于命運，關心在命運中輾轉掙扎的平凡人物的內心，和這些平凡人物一起“思想”，一起體驗屬于自己的生活。讀汪曾祺的小說，看不到居高臨下的啟蒙者對黥首下愚的面命耳提或施舍憐憫，也看不到逆子謫臣的憂天悲憫與顧影自憐，只看到無數小人物和汪曾祺一起呼吸，一起說話，一起或悲或喜。寫作品就是將日常生活中平淡的事寫出韻味，寫出情致，因而成就了他獨特的敘事風格。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的：“我的作品確實是比較淡的，但它本來就是那樣，并沒有經過一個‘化’的過程。說我淡化，是我的生活經歷，我的文化素養，我的氣質所決定的。我沒有經過太多的波瀾壯闊的生活，沒有見過叱咤風云的人物――我只能寫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說‘世間小兒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們，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現他們。這結果就是淡。但是‘你不能改變我’，我就是這樣，誰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種樣子去寫。”③

　　二、平淡之美在于意境的構置

　　在讀他的作品的時候，能夠讓人體會到一種靜的美。他的小說和散文淡雅，極少有個人的痕跡，如同一股清泉，除盡了所有的混濁和雜質，顯示出一種恬靜與平淡。在小說中，這種平淡表現得不是寡味與無題，而是蘊藏深厚的感覺。耐人尋味，讓人不自主地想到小橋流水，清泉石壁。這種平淡給人以無盡的美感，溫軟的水，朦朧的月，搖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應著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們細微神秘的心靈震顫;那混沌的愛，迷離的情，則展示了生命的騰踴，美的精魂的躍動。汪曾祺纖筆一枝，將人的自然情欲寫得如此美絕人寰，一塵不染。如《受戒》結尾兩段：“英子跳到中艙，兩只漿飛快地劃起來，劃進了蘆花蕩。蘆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蘆穗，軟軟的，滑溜溜的，像一串絲線。有的地方結了蒲棒，通紅的，像一枝一枝小蠟燭。青浮萍。長腳蚊子，水蜘蛛。野菱角開著四瓣的小白花。驚起一只青樁(一種水鳥)，擦著蘆穗，撲魯魯魯飛遠了――”明海與英子劃著小船進入了理想的圣地，也駛進了汪曾祺情感中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蘆蕩中，美麗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寫出了特有的純潔、爛漫與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畫，醉人心田。《大淖記事》則寫十一子和巧云那種出污泥而不染的情戀，美如秋月，韌如蒲葦，透明似水晶。在他的作品中，沒有凄涼，沒有憂郁，沒有深沉的影子。更沒有大喜大悲這樣濃烈的感情。這與他從小所接受的教育，所接受的傳統文化是分不開的。在他的散文《我的創作生涯》中，有這樣的解釋，“我自己覺得，我還是受儒家思想影響比較大。”④另外，作品中的平淡之美與沈從文先生的創作風格有密切的關系。平淡才可以表現生活。汪老描寫的是蘇北的高郵世界，在湘西之外的又一個世外桃源。明海本來是不能戀愛的，但在《受戒》中，有這樣一段對話：又劃了一氣，看見一片蘆花蕩子了。小英子忽然把槳放下，走到船尾，扒在明子的耳朵旁邊，小聲地說：“我給你當老婆，要不要?”明子的眼睛鼓得大大的。雖然僅有幾句簡單的話，卻表現了心中的那份激情。語言簡單，樸素，而且開門見山。用平實的語言刻畫了村姑與小伙子的對話，溫馨、恬淡，充滿了田園牧歌的抒情色彩。汪曾祺的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往往營造出一種平和柔靜、靜康樂觀的氛圍。作品中沒有尖銳的矛盾沖突，沒有緊湊的情節，描畫出了一個慢節奏的田園似的景象。筆下的人物，沒有慷慨激昂，沒有情感暴發時的宣泄，總是那樣的溫和恬淡，讓人感到平平淡淡的真切。傳統思想的繼承與師承的原因使他的小說在語言上顯出奇特的情味，呈現出平淡的味道，于平淡中顯示出珍奇，給人美的感受。

　　汪曾祺的作品還善于寫些民俗，信手拈來，娓娓而談。更為作品的意境增添了平淡之美，《歲寒三友》中就有這樣一段：“這天天氣特別好。萬里無云，一天皓月。陰城的正中，立起一個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地吃了晚飯，就扛了板凳來等著了。各種買小吃的都來了。買牛肉高粱酒的，賣回鹵豆腐干的，賣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賣豆腐腦的，賣煮荸薺的，還有賣河鮮――賣紫――賣紫皮菱角和新剝雞頭米的――到處都是白蒙蒙的熱氣、香噴噴的茴香八角氣味。人們尋親訪友，說長道短，來來往往，親親熱熱。陰城的草地被踏倒了，人們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濃汁磨得滑溜溜的。忽然，上萬雙眼睛一齊朝著一個方向看。人們的眼睛一會兒瞇著;人們的嘴一會兒張開，一會兒又合上;一陣陣叫喊，一陣陣歡笑，一陣陣掌聲。――陶虎臣點著了焰火了。”汪曾祺筆下的民俗描寫，人稱風俗畫寫法，在寫時，往往是不知覺的，表面寫的是風俗，實質以風俗為依托，渲染了氛圍，也從側面表現了人物形象，人們在看焰火時的歡樂氣氛中，陶虎臣體會到了歡樂，別人在歡快之余感受到他善良的品格。讓這種平淡達到了題材、語言形式和情境共融的佳境。

　　三、平淡之美顯于語言的錘煉

　　文學創作要求作家必須有語言意識，語言是構成作家創作風格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汪曾祺來說，他對語言的運用就是存在于他的生命和血液之中的，在他的小說創作中，他是將語言放在首位的，他表示：“語言就是內容。”⑤ 汪曾祺小說的語言平淡之美與他的作品的思想及題材有連帶關系，二者交相輝映，相得益彰。汪曾祺找到一種與自己想要傳達的“信息與感情內容”相符的“表達形式”，也就是內容與形式的完美融合。汪曾祺在小說中想表現出一種中國傳統式的趣味、和諧。這趣味、和諧是通過對風俗以及體現在其中的健康人性、和諧人性的描述與謳歌完成的。具體落實到語言上，就要求小說中的語言要樸實、流暢、清晰，充滿情致與韻律。一言蔽之，就是要讓讀者讀著舒服!汪曾祺的語言言簡意賅，如行云流水瀟灑自如;注重煉字，雅致、平穩、精準;時而摻雜著四字句等古文句式。

　　我們先看一段風景描寫，《大淖記事》中的一段：春初水暖，沙洲上窗出很多紫紅色的蘆芽和灰綠色的婆篇，很快就是一片翠綠了，夏天茅草、蘆獲都吐出雪白的絲穗，在微風中不住地點頭。秋天，全都桔黃了，就被人刻去，加到自己的及頂上去了。冬天，下雪，這里總比別處先白。文字質樸明凈，青紅白綠，酸甜鮮香，寫的是植物，說的是四季，但文字背后是動人的情趣。著名作家王安憶說他的作品語言“總是最最平凡的字眼,合成最最平凡的句子”;賈平凹說:“汪是一文狐,修煉成老精。”他的語言樸實自然,雅致含蓄,耐人品味。他的散文《葡萄月令》就體現了這一特征。《葡萄月令》這篇文章初看像是一篇介紹葡萄生長過程的說明文,細品則發現它的語言可不同一般。全文語言富含詩意,不斧鑿,不堆砌,力求準確、簡潔,崇尚樸實、自然,顯得疏淡、雅致而含蓄。具體說來,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多用短句,朗朗上口。通過閱讀,我們發現本文的語句不是那種臃腫的長句,而是多用短小精練的短句。如:“雪靜靜地下著。果園一片白。聽不到一點兒聲音。”“先刨坑,豎柱。然后搭橫梁。用粗鐵絲�緊，用細鐵絲縛住。”這些短句不僅有效地保持了語氣的停頓,讀來朗朗上口,而且還形成了一種有意味的節奏。文中有的句子更有短得夸張的:“把立柱、橫梁、小棍,槐木的、柳木的、楊木的、樺木的,按照樹棵大小, 分別堆放在旁邊。”這里模擬著一種口語化的現場感,讀來給人一種凝練而又輕盈跳躍的感覺,讓人回味無窮 “?汪曾祺擅長用短小精簡的語句來結構文本，很少用長句;他的語言很少用夸張，比喻等修辭手法，一切都是不加修飾的;他小說的語言沒有華麗的詞藻，全是一些平實的詞匯;另外，他還注重在文本敘述中汲取民間語言的精華，讓文本的敘述語言更具特色。在汪曾祺的小說中，很多小說都以類似這樣簡短句子作為開頭：一枝素燭，半罐野蜂蜜。(《復仇》) 明海出家已經四年了。(《受戒》) 王二是這條街的人看著他發達起來的。(《異秉》) 這個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大淖記事》) 西南聯大有一個文嫂。(《雞毛》)我在七里茶坊住過幾天。(《七里茶坊》)傅玉濤是“寫字”的。(《子孫萬代》)

　　這樣的例子，在汪曾祺的小說中是舉不勝舉的。這種簡潔平淡的開頭，一方面為接下來的文本語言奠定了一個敘述的基調，還有就是充分體現了汪曾祺干凈、簡約、恬淡的語言風格。所以在汪曾祺的小說中，文本語言的敘述從文本開頭起就像一條流淌在草原上的河流，不緊不慢的淌著，讀起來舒暢、自然。

　　在汪曾祺的語言中，并不是所有的語言敘述都這樣，在文本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的語言，如：“常來的是一個收鴨毛的，一個打兔子兼偷雞的，都是正經人。”(《受戒》)顯然，這是一句反語。

　　“八千錢是八千個制錢，即八百枚當十的銅元。當地以一百元為一吊，八千錢也就是八吊錢。按當時的銀錢市價，三吊錢兌換一塊銅元，八吊錢還不夠兩塊七角錢怎么能起了家呢?為什么整整是八千錢，不是七千九，不是八千一呢?(《八千歲》)這是專門寫的拗口的句子。”

　　在汪曾祺的小說中，除了這些當然還有其他的句式，這就是他在平淡中造就的奇崛。這些語言在文本平淡的語言中并不顯得鶴立雞群，反而為文本的總體造就了一種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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