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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儒、佛思想的圓融
王維是我國著名詩人，他的思想深受儒家和佛教的影響。以下是小編分享的王維儒、佛思想的圓融，歡迎大家閱讀!
歷代的研究者，都格外重視佛教思想在王維身上發揮的作用，特別是佛教思想在王維詩歌中發揮的重大影響。筆者認為，在王維一生中，他扮演的是一個傳統的士大夫角色，而佛教思想只是他人生的裝扮，在他遇到挫折，才發揮輔助作用。
一、王維實現儒、佛圓融的條件
(一)統治者的提倡
在中國文化中，宗教始終服從與受制于王權。特別是在一個大一統王朝里，統治者的政策往往決定了宗教的發展前景。唐王朝順應大一統社會的現實需要，加強對民眾思想上的控制，對當時活躍在社會上的儒、道、佛三家思想采取了兼而用之的政策。統治者的提倡和支持使各家迎來發展的良機，它們激烈的論辯，相互攻訐。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相互借鑒，積極完善自身，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面。這樣的社會背景，為王維接受多種思想的影響奠定了社會現實基礎。
(二)儒、佛思想的相互借鑒
佛教作為一個外來宗教，想要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發芽，站住腳跟，必須向中國本土思維作出妥協。佛教在傳入中國后，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影響而中國化，產生了中國佛教。“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儒家思想一直成為中國人吸收外來文化的重要心理文化背景。”任何一種外來文化能否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就要看它能否與儒學相調和。佛教經過最初的傳入階段后，儒家許多的基本思想被逐漸融入到佛教教義中。中國佛教不僅承認了綱常名教的規章制度是合理的，而且他們不只祈求彼岸世界，也更加關注現實的幸福，并由完全脫離世俗生活轉變為在世俗生活中追求涅成圣，從而其政治與社會事務的參與意識得到增強。在三教合一的風潮下，作出妥協的不止是佛教，儒家也吸收了佛教的積極成果，對自身理論進行了改造。在安史之亂后，儒家更是借鑒佛教思想，構建新的道德論和心性論等理論。儒、佛思想的相互借鑒和融合給了王維貫通儒家、佛教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王維自身境遇的決定作用
一個人是哪種思想，他信奉怎樣的信仰，在很多時候，是由個人的遭遇所決定。作為一名傳統的士大夫，王維從小就受儒家倫理道德的熏陶，仁義道德已深深地印入他的腦海。
唐代的考試分進士科與明經科兩種，明經科專習儒經，進士科也需要學習儒經。所以“凡有意于‘選官’的士人，無不傾心儒門，而一般士大夫的思想，也大抵都受儒學的深刻影響。王維開元九年舉進士，走的是一條由進士科入仕的道路，他所受到的儒學影響，總的說來也是比較深的。”
王維在《請施莊為寺表》中寫到“臣亡母故博陵縣君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余年，褐衣蔬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寂靜。”王維從小就接觸佛教，家庭里濃厚的佛教氛圍對王維最終傾心佛教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使他從心底里對佛教有著親近感，為他信仰佛教創造了條件。
政治生活的起起伏伏，對王維這樣在儒家熏陶下有著遠大抱負的讀書人，心靈受到嚴重打擊，使他不得不傾心于佛教，試圖從佛教身上消解心靈的痛苦，得到心靈的皈依。就像他在詩中寫到的那樣“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因此王維是根據自己的“需要”來汲取佛教思想的。這樣做的目的很明確，尋找精神的安慰。
王維生活的時代背景和他的經歷決定了儒家和佛教思想都在他的生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
二、思想圓融下王維的行為
(一)宦海沉浮
王維的一生都在官場中辛苦周旋，甚至做出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使他一直堅持下去的理由很簡單，那就是儒家思想的支撐。
中國古代社會是以儒家文化為基礎所構建的社會，有著深刻的講究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的文化傾向。在中國傳統文化培養下，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已經完全滲入到中國普通民眾的血液當中。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豪言壯志的激勵下，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宦海沉浮中，渴望成就一番大事業，青史留名。
盛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鼎盛時期，明君圣主們勵精圖治，創造出一個生機盎然的盛唐氣象。王維在《送綦毋潛落第還鄉》中寫道“圣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得顧采薇。”表達了他對這個時代進取的士人的肯定和贊揚。王維和其他的讀書人一樣對未來充滿希望，渴望自己能在政治上作出一番成就。他在《不遇詠》中有過這樣的感慨，“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說君應知。濟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爾一男人!”，足以表現王維的豪邁氣概。王維在獻給張九齡的《獻始興公》中寫到“所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賤字跪自陳，可為帳下不。”表達了他對賢相張九齡的欣賞和自己的建功立業之心。
王維二十一歲中進士第，可謂春風得意，意氣風發。但他的政治生活并不順利。據《集異記》記載：“及為太樂丞，為伶人舞黃師子，坐出官。黃師子者，非一人不舞也。”被貶為濟州司倉參軍，才剛剛進士及第，走入仕途，不到一年就被貶謫，這對少年成才、心高氣盛的王維的打擊可想而知。他在《被出濟州》記錄了他的沮喪和郁悶，“閭閻河潤上，井邑海云深。縱有歸來日，多愁年鬢侵。”此后長達四年多的時間里，他一直在此任上，此后也是做閑散小官。后雖有賢相張九齡的賞識，被提拔為右拾遺。但他的夢想還沒有來得及展開，李林甫很快就上臺了，他的政治生涯再次受挫。
王維仕途充滿坎坷挫折，很不得志的，這必然給他帶來深深地痛苦。那身在官場的王維怎樣去排解痛苦呢?這時的他需要求助佛教思想。佛教的“空”理不僅教導人們看破紅塵，脫離現實，進行隱居。還引導人們安于現狀，對現實妥協，從幻想中尋找精神安慰。正如《能禪師碑》說：“離寂非動，乘化用常。”所謂“乘化”指的即是應該順應變化，安于環境。不管遭受了怎樣的欺凌、禍害和苦難，我們都應該心平氣和的接受它，淡化周圍環境對我們的影響。而且不要產生妄念，保持無欲無求，不要為欲望而無謂的抗爭。“空”的理論很好的減輕了王維心中的痛苦，無論是仕途不得志，還是生活中的困難，都要去接受并輕視它們，萬事莫強求，只有關注自己的內心世界，才可能獲得心里的平靜。 王維名維，字摩詰，維摩詰思想對他具有重要意義。維摩詰居士是在世俗中修佛的典型人物，《維摩經方便品》說他：“入諸淫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維摩詰居士有著至高無上的社會政治地位，各個階層都對他崇敬膜拜，同時又取得了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維摩詰居士的存在，使王維不必在入世、出世中二選一，也不用在做官和修行中選擇其一，兩者可以相融。《維摩經佛國品》說：“若菩薩欲得凈土，當凈其心，隨其心凈，則佛土凈。”意謂只要內心覺悟，所居之地即是凈土，不必到世間之外去另建凈土。
儒家思想和維摩詰居士支撐著王維在官場中戰斗下去，佛教的“空”理幫助王維消解心靈上的痛苦，這兩種思想在王維身上很好的合二為一了。
(二)隱居
王維的一生共四次隱居，每次都與仕途有著密切聯系。第一次隱居時王維在十七歲時和祖六隱居終南山，并交游長安和洛陽，深受王公貴族的歡迎，據《舊唐書王維傳》記載：“維以詩名盛于開元、天寶間，昆仲宦游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很顯然，這次隱居的目的是為他的科舉考試做準備。唐代的科舉考試，不僅評閱試卷，還參考舉子們平日的詩文和聲譽。為了仕途上的順利，年輕的王維開啟了他的第一次隱居。王維授官后不久即被貶，抱負得不到施展的王維選擇隱居淇上。開元二十一年張九齡成為宰相，王維立即表達了他渴望建功立業的想法，隨即隱居嵩山。如果說王維的第二次隱居是因為仕途受挫，那他的這次隱居則是為出仕做準備。嵩山臨近東都，可以密切關注朝堂變化，以待良好的時機重新出山。王維的最后一次隱居是在終南山，他隱居的原因在他的《謁璇上人》曾提到，“少年不足言，識道年已長。事往安可悔?余生幸能養。誓從斷葷血，不復嬰世網。浮名寄纓，空性無羈殃。”從中我們可以感覺到王維的心灰意冷，雄心不在。然而王維隱居終南山一年左右，又進入朝堂任職。
通過王維的隱居經歷可以看出一個有趣的現象，王維總是在仕途遇到波折是隱居，仕途順利的時候不會隱居(參見王維晚年)。每次隱居的時間都不是很長，一遇到機會，他又會回到朝堂。由此可見，王維是一個傳統的士大夫，儒家思想在他的頭腦中根深蒂固。佛教思想則是他在受到打擊，承受痛苦時的止痛藥，在仕途順遂的時候則是不需要的。
(三)晚年奉佛
安史之亂時，唐玄宗入蜀，王維沒來得及離開長安，被叛軍抓獲。據《舊唐書王維傳》記載：“天寶末，為給事中，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偽稱病。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拘于普施寺(即菩提寺)，迫以偽署。”
肅宗返回長安后，凡受安祿山偽官者，按照犯錯大小，分為六等治罪。王維被定為三等罪，應被貶斥。但由于肅宗讀過他的《凝碧池》，又有立功的弟弟王縉請求以己官為兄贖罪，肅宗寬宥了他，為他罪行減等，貶為太子中允。王維得到了皇帝的寬大處理，自此他對肅宗感恩戴德。這也成為王維行為的轉折點。自乾元元年春，王維被宥罪復官后，再也沒有歸隱，并熱衷于“修功德”活動。在這一時期，王維大范圍的施寺飯僧、焚香誦經等“修功德”活動。據《舊唐書王維傳》記載，“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退朝之后，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佛教認為修功德可以得到佛祖的福佑，王維想要福佑的人不是自己，而是天子。王維在《請施莊為寺表》說：“伏乞施此莊為一小寺，兼望抽諸寺名行僧士人，精勤禪誦，齋戒主持，上報圣恩，下酬慈愛。”在這里，王維把佛教信仰和對君王的忠誠有機的集合了。
王維自從被寬宥后，不到四年的時間，就有太子中允到中書舍人、給事中，再到尚書右丞，可謂是步步高升，官運亨通。在這一階段，他再也沒有提到想要隱居了，并對隱居的態度有了變化。他晚年作《送韋大夫東京留守》中云：“人外遺世慮，空端結遐心。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他否定了隱居的巢父、許由，而對堯舜極其的贊賞。他在《與魏居士書》中對陶淵明的行為給予否定，并勸魏居士做官。王維仕途發生變化，使他對隱居的態度也隨之變化。我們從王維的生活軌跡可以看出，他更看重的是做官，也就是說儒家思想在他的思維中占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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