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蘇軾的關系

　　王安石與蘇軾都是著名的詩人，大家之間有哪些聯系?關系是如何的?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今江蘇南京)，贈太傅。紹圣元年(1094年)，獲謚“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與蘇軾之間的政治交往、私人交往和學術交往三個方面。

　　在政治關系上，蘇軾起先反對王安石變科舉，繼而反對王安石變法，因而被貶。被貶之后，他又寫了不少政治詩來諷刺新政。而后王安石失勢，司馬光當權，欲全部廢除新法，而蘇東坡又主張對新法“較量利害，參用所長”，以致又被―貶再貶，流落嶺南海南。對于王安石―蘇東坡是“對立”的，還是“持平‘’的?是政治上的對立，還是個人之間的思想?

　　有人認為，蘇軾之于王安石，“不在法而在人”蘇軾有一首題為《山村》的詩，其中有兩句：“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意思是說，由于王安石的“均輸法，食鹽買賣由國家統一經營，山村之民，由于供應不上，吃不上鹽了，這便是諷刺“均輸法”。鄧之誠先生在《中華二千年史》中說：“按均輸法，于物價調節最有關系，且為劉晏成法，論者亦攻之不已;以為擾民，其意不在法而在人可知。其攻擊最力者，為蘇軾兄弟。”然而有人綜合考察了蘇東坡的為人，根據他在王安石與司馬光之間兩頭挨打的事實，認為蘇東坡“非隨時上下人也”。(劉安世《元城語錄》這倒是說蘇東坡在政治上是以“持平”態度出現的，并不是個人之間的恩怨。據1962年在湖北對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問題的討論會看來，少數人認為“王安石的變法是代表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而“蘇軾卻替統治階級說話，反對變法;大部分人則認為，蘇王之爭是屬于“認識和方法上的分歧”。也有人認為：“蘇王交惡的主要原因，是雙方政治見解的不同，整個說來，在蘇王的爭論中，蘇是偏于保守的”綜合來考察，由宋到清，大體是抑王揚蘇，而現代人則相反，是抑蘇揚王。象林語堂那樣極力貶斥王安石，即使在保守封閉的封建社會，也是少見的。

　　就王安石方面來看，還很少有材料說到是王安石與蘇武過不去，據《宋史》與《宋元學案》載。有兩次王安石欲治蘇軾，但都較輕，看不出是泄私憤來，至于御史臺之獄，卻是呂惠卿、舒檀輩搞的。他們雖然也是新黨，但他們給黨營私，與銳意改革的王安石不可同日而語。至于王安石，即令他的政敵司馬光亦說;“介甫(王安石的字)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宋史·王安石傳》也說："安石與(司馬)光素厚。"在變法上，司馬光卻是王安石景激烈的反對派。由此也許可以想見蘇王關系之一斑。

　　在私人交往上，蘇東坡從御史臺之獄出來后，到黃州做了4年零2個月的團練副使，之后往汝州，途經金陵，與退職在家的王安石相會，共覽江山之勝。據朱弁《曲洧舊聞》載：“東坡自黃徙妝，過金陵，荊公好服乘驢謁于舟次。東坡不冠而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荊公笑曰;·禮豈為我輩設哉!東坡曰：“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著。，荊公無語，乃相招游蔣山"又，蔡倏《西情詩話》云：“元豐網，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公游，盡論古昔文字。"《宋史》也有類似的記載，蘇王一見，談笑風生，樂而忘返。以致東坡之后有“從公已覺十年遲“之嘆。看樣子;這次相會，使他們有所溝通。但王安石謝世后，蘇軾替哲宗小皇帝撰寫了首《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南宋初年的郎曄說：”此雖褒詞，然其言皆有微意"。蘇又作有《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的·制詞”，其中除兩句以外“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內加以指斥的，據此，蘇王之間的政治對立似乎并未消除。

　　在文學于與學術關系上，據野史小說記載，蘇東坡很有些小視王安石。王安石詠菊詩有‘’昨夜西風過國森林，吹落黃花遍地金”，蘇軾說“老夫糊涂?春花凋謝，菊花怎么會零落呢?便續了兩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王安石《字說》謂“坡者，土之皮也"，蘇以“滑者，水之骨也”來反唇相譏。不過，對于《字說》的語源研究不滿意的，還大有人在。王安石說“詩字從言從寺，法度之言也”，駁者則說，那么‘’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顯然，這樣解字，是很牽強的。因此有人認為問題的確出在《字說》本身，倒并不是蘇跟王過不去。而更多的佚聞，反映的是蘇王之間的互相欽慕。如在金陵他們“盡論古昔文字”，王安石嘆道：“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蘇亦說：“王氏之文未必不佳”王讀蘇東坡的“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幾而嘆：“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一句。”蘇讀王安石的《金陵懷古》詞也極口稱揚：“此老乃野狐精也”當今學者王季思先生曾說：“蘇軾在政治上反對王安石，但是他們在文學上卻互相欽佩”不久之后，卻又說：“蘇軾在詩文里攻擊王安石的地方非常多，難道這樣一次會見就表現了他們的愛才服善嗎?”―人之言，前后相抵，雖有原因，但蘇王關系之微妙，不是很有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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