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與王安石

　　導語：蘇軾年輕時自恃聰明博學，有些狂妄自大。大文學家、當朝宰相王安石給他出了很多生動、有趣的難題，使他得到教育，終于改正了自己的缺點，成為真正有作為的一代才子、文士。以下是由應屆畢業生網小編為您整理的蘇軾與王安石之間惺惺相惜的故事，歡迎閱讀!

　　東坡一生境遇與那位剛強執拗的宰相王安石(1021～1086年)關系很密切，兩人皆是當時才華橫溢的詩人和散文家，兩人同朝為官之時，不僅在文學上互相匹敵，在政治上更是各持己見，一度曾為政敵。

　　二人皆才華出眾，年少得志。王安石22歲(1042年)中進士，初入仕途時，好詩佳文已經傳遍朝野，眾人都把他看作奇才，前輩富弼、歐陽修對他頗有好評。

　　東坡，更是自幼博覽群書，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21歲的蘇軾，倍受老前輩歐陽修的賞識，進士及第，開始了他一生的仕宦生涯。

　　《西清詩話》中記載王安石對蘇軾評價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蘇軾在讀到王安石的詞作《桂枝香·金陵懷古》后，更是由衷佩服，贊嘆到“此老乃野狐精也”。由此可知看，二人在文學上彼此非常的賞識，以蘇軾的豁達和王安石的正直，兩人極有可能成為難得的文友。遺憾的是，他們的政治見解有著太大的不同，同朝為官，也就注定了兩人之間的亦敵亦友恩怨難明。

　　蘇軾的父親蘇洵對王安石一直有看法，他寫了一篇《辨奸論》，將王安石說成陰險狡詐的小人。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時，同朝官員只有蘇洵沒有到場哀悼，這件事對二人關系多少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

　　蘇軾入仕不久，即回鄉丁父憂，回朝時正值王安石變法�？梢哉f，蘇軾前半身與王安石的糾葛恰恰在兩人對變法的態度上。王安石時任副宰相，是堅定不移的變法派領袖;而蘇軾對變法的態度則是動搖不定的，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劇烈變動的條件下施行，并主要通過社會各階層的自覺努力調整與道德完善來改變社會的衰敗。因此，當王安石推行新法，從變更政治、經濟制度入手實行改革時，他便隨反對新法的領銜人物司馬光一同，站在反對派的立場上，與王安石成為政敵。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青苗、均輸、市易等新法后，準備變更科舉制度，請求興辦學校，在科舉考試中罷除詩賦等科目，專以經義、論、策來考試。宋神宗猶豫再三，召集了許多大臣討論。而蘇軾隨即上《議學校貢舉狀》，論述貢舉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輕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見。王安石聽說后，很不高興。后來，宋神宗想讓蘇軾編修中書條例時，王安石強烈反對，他說：“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王安石知曉蘇軾直言不諱的個性，偏偏又站在舊派的立場，當神宗幾次準備用蘇軾當諫官時，王安石便推薦他做個府推雜事的小官。蘇軾在任開封府推官期間，又上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神宗皇帝書》，直言反對新法，主張“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甚至還有許多“四海騷動，行路怨咨”之類的敏感語句，使得王安石更加惱怒。而后，最使王安石忍無可忍的，還是蘇軾的《擬進士對御試策》，其中提到“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變法的最大支持者即是皇帝，蘇軾出的這道題，影射了神宗與王安石變法過程中不顧阻撓似的“獨斷”。這次王安石終究是被激怒了，他向神宗舉薦說：“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請黜之。”幾天之后，他又對神宗說：“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絀其不逞之心，安肯為陛下用!”可見王安石在被激怒的情況下，依然是愛惜人才的。恰巧朝中有人告發蘇軾兄弟運父靈回鄉的過程中偷運私鹽，于是王安石下令調查，并拘捕了相關人員訊問。雖然后來查明此事純為虛有，但經歷了這一次又一次的沖突，蘇軾覺得自己已無法在朝廷中待下去了，于是請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在蘇軾外任期間，朝廷中變法派爭異乎激烈，由于新派當權，舊派官員紛紛去職，一大批資歷甚淺的新官員被迅速提拔，加之新法在實施過程中常被地方官僚集團異化，成了盤剝農民的工具，這一切對新法實施產生了許多負面的影響，地方上下一時怨聲載道。熙寧七年(1074年)，天下久旱，人心散亂，反對派趁機起哄，造謠說這次旱災都是由王安石引起的。繼而，朝中又有人企圖誣陷王安石參與謀反，在諸多壓力排擠的情況下，王安石只好罷相。但這個罪名太離譜了，王安石很快恢復清譽。

　　次年，王安石復相。熙寧九年(1076年)，由于宋神宗對變法態度的動搖，變法派內部也發生了紛爭，同是變法內部的呂惠卿，把王安石曾寫給他幾封有“無使上知”字樣的信件交給了神宗，給王安石帶來了不少麻煩。與此同時，反對變法的呼聲依舊日益高漲，最后連皇太后也站出來了。就在這一年，王安石的愛子王雱33歲早逝，心灰意冷的王安石，終究再次罷相，回到了江寧(今南京市)，他在城外筑了座“半山園”，從此吟詩念佛，結交高僧，清心寡欲，儼然如出世之人。

　　時年，蘇軾正在密州任上。再說蘇軾在外任期間，雖不滿新法，卻因親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處，從而認識到了反對派的偏執與保守。他在給友人滕達道信中說：“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回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蘇軾對新法認識的改變及其誠懇的回顧，淡化了在政治上對王安石的對立情緒，而王安石罷相之后，他不想再參與任何與政治有關的事了，心態也逐漸歸于平淡。蘇軾與王安石之間淡化了昔日政敵關系，而是更欣賞對方的才氣與學問了。秉性像王安石、蘇軾這樣的人，于公必會勢同水火，于私卻可以雪中送炭。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遭當朝**誣陷，以“作詩攻擊朝廷”之罪被捕入獄。由于事關重大，除了蘇軾弟弟蘇轍肯丟掉烏紗帽救兄，其他親友及官員唯恐避之不及，而在此時，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卻極力在神宗面前開脫。那時王安石正在江寧隱居，等他知曉“烏臺詩案”一事，蘇軾罪名已定，只爭一個早遲了。想起國家多難，人才難得，王安石連夜寫信派人飛馬進京給神宗。信中說：“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覺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將蘇軾放了，將其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王安石在關鍵時刻為蘇軾求請，由此可見他其為人之正直高潔及對蘇軾之才之人的愛惜。也許正是由于這種高尚的品德，贏得了蘇軾對他的敬重與佩服。

　　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自黃州移官汝州，準備順路去拜訪隱居江寧的王安石。而王安石聽說蘇軾將來，便穿著野服，騎著毛驢，興致勃勃地來到江邊見蘇軾。蘇軾也穿著野服見王安石，并說，我蘇軾今天是穿著野服見大丞相。王安石笑著回答說，禮儀難道是為我們這些人設的嗎?可見兩人灑脫至此知音難得。后來在同游鐘山時，詩酒唱和，談禪說佛，不亦樂乎。王安石有詩題為《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醾架盛開》，此題下有兩首七言絕句與一首五言絕句。蘇東坡讀完后，按其韻和作《次荊公韻》，并在詩中將王安石比為晉代瀟灑出塵的王羲之，敬意備至。王安石還曾寫過一首有名的《北山》，詩言：“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滟滟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詩正是王安石定給蘇軾約他買田金陵，相作鄰居，蘇軾十分感動，于是作了和詩另首《次荊公韻》詩言：“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他們共處三十多天，才依依不舍地分別，王安石送走了蘇軾之后，對人長嘆說“不知道還要幾百年，才有這樣的人物!”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駕崩，哲宗繼位，舊黨復辟，眾人想把變法全部推翻，蘇軾一反常態堅持新法不可盡廢。次年，當最后一條新法“免役法”也被廢除時，王安石抑止不住內心的苦痛，悲憤離世。時年蘇軾已回朝，他在草擬的贈太傅敕中寫道他在草擬的贈太傅敕中,高度評價了他的這位政敵兼詩友：“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萬物，足以風動四方。”

　　他們盡管政見不同，卻從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私敵，他們以平靜豁達的心態，正直坦蕩的心胸對待彼此，在文學上互相欽佩識為知音，在政治上的相互寬容相互理解，這兩個偉大的人物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惺惺相惜“文人相親”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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