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集》前言

　　引導語：陶淵明是東晉末至南朝宋初期偉大的詩人、辭賦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職，最末一次出仕為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有《陶淵明集》，下面是有關《陶淵明集》前言，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一、陶淵明(365～427)，一名潛，字元亮，浸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淵明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陶淵明的祖父作過太守，父親早死，母親是東晉名士孟嘉的女兒。到淵明時，家境已經衰落，他從小就過著比較貧困的生活。

　　陶淵明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污陽柴桑的農村里度過的。潯陽東臨彭蠡湖(今郡陽湖)，北面長江，南倚廬山，風景十分優美。“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五首其一)：“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秦皇上人”(《與子嚴等疏》)。盡管家境貧困，但那種生活畢竟是恬靜而適意的。“目倦川涂異，心念山澤居”(《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故鄉的一草一木，時時索繞心頭，勾起甜蜜的回憶。早年的這種生活，對陶淵明日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

　　陶淵明的大半生處在我國封建社會史上的一個大分裂、大混戰的黑暗時代。當時長江以北的土地，為異族侵占。北方各族上層統治者經常發動對南方的騷擾和進攻。而東晉王朝，則茍安江南，無所作為，且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當時的豪門世族，恣意侵占良田山澤和佃客奴仆，他們聚斂民脂，搜刮民膏;加之江南各地軍閥互相攻伐殘殺，致使“百姓散在江湖采相，內使王愉悉之還。請米，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晉書。桓玄傳》)。而陶淵明的家鄉江州污陽，又正是地處三江之口的軍事要沖，連年的征戰，給這一地區造成了更為慘重的破壞。“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沖。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晉書。劉毅傳》)。

　　陶淵明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內憂外患、禍亂不已的年代之中。起初，他很有大濟蒼生的抱負：“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九首其八)：“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翩思遠翥”(《雜詩》十二首其五)。但在黑暗的現實面前，其結局也只能是“有志不獲騁”(同上其二)。于是，“少年的豪壯使他回憶，家境的窮困使他煩惱，衰病的來臨使他苦悶，政治的變化使他慨嘆”(王瑤編注《陶淵明集。前言》)。總之，理想與現實發生了矛盾，這一矛盾貫穿陶淵明的一生，這不僅表現在他出仕與歸隱的反復，也表現在他歸隱之后內心的苦悶與憤懣。

　　陶淵明在《飲酒》詩中追憶說：“疇昔苦長饑，投來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年立，志意多所恥。”他年近三十才被“召為州祭酒”(《宋書。隱逸傳》)。但從“志意多所恥”來看，他對官場中爾虞我詐的風氣是不滿的。因此，他才“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同上)。還家后，一度召為州主簿，不就。直到三十五歲，才又重新懷著建功立業、大濟蒼生的希望，投奔到了荊、江二州刺史桓玄的門下。如前所述，東晉王朝內優外患，司馬氏統治集團腐朽已極。作為新生世族的代表，桓玄就被推上了政治舞臺。前期的桓玄，的確顯示了重整朝綱、匡救時弊的才能。據《晉書。桓玄傳》載，桓玄曾向皇帝奏疏自薦：“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竊號之寇系頸北閥，大恥載雪，飲馬灞■，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并大膽指責朝廷“權門日盛，丑政實繁，咸稱述時旨，互相扇附”。在這種局面下，陶淵明前往投奔，也正是寄希望于桓玄，以實現其大濟蒼生的理想。但隨著時局的變化，當桓玄大權在握、擁有重兵之后，并無安天下之計，卻只“陵侮朝廷，幽摒宰輔，豪奢極欲，眾務繁興”，伺機謀取帝位，結果“朝野失望，人心不安”。這也是陶淵明離開他的根本原因。

　　陶淵明四十歲這一年，作為新興地主集團的代表劉裕，率部擊敗桓玄，收復京邑，并實握東晉大權。這給當時處在極為黑暗中的人民又重新帶來一線希望。于是陶淵明再次步入仕途，在劉裕手下做了一個參軍之職。但陶淵明此次出仕的態度，卻是“時來茍冥會，■轡憩通衢”(《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在赴任途中，他就徘徊不前，疑慮重重，并作好了“重返班生廬”(同上)的思想準備。之后，盡管又做過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和為時八十多大的彭澤令，但他發現這一切皆有違自己的夙志，于是便憤然棄官歸隱了。

　　這位早年懷著“感物愿及時”(《和胡西曹示顧賊曹》)的理想而步入社會的陶淵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顛簸，但政治風云的變幻莫測、腐朽官場的爾虞我詐、世俗社會的污濁混亂，終于逼使他走上了與統治集團相決裂的道路，最后懷著滿腔的憤懣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時時令他邏想、留戀的大自然的懷抱。然而在隱居生活中，他表面上過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二十首其五)貌似飄逸滯灑的隱士生活，但內心的苦悶卻永遠無法排遣：“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雜詩十二首)其二)：“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同上其三)：“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歲暮和張常侍》)。他既沒有忘懷昔日的壯志，也更沒有忘懷于現實。我們從《述酒》等詩中可以明顯看出他時時在關注著政治風云的變化，并時爾表現出內心的憤慨與不平。“酒能法百慮”(《九日閑居》)，他之所以苦悶憂愁，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沒能實現理想。也正是由于對理想的熾熱追求，他常常慨嘆生不逢時，并以極大的熱情為人間社會設計了一個“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桃花源詩》)的理想樂園。因此，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是貫穿陶淵明一生的最基本的矛盾，并由此而決定了他貌似飄逸而內心又極苦悶的獨特的個性。

　　二

　　陶淵明的詩歌，猶如他的個性一樣，具有鮮明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題材選擇的獨特性

　　陶詩在題材的選擇上，具有確定性和一貫性，表現出了與眾不同的特點，這對于陶詩風格的形成，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1、歌頌田園，反映躬耕

　　今存陶詩中，屬于田園詩的約有三十首左右，數量不算多、但它卻成了中國古代日園詩的奠基石，揭開了中國詩史上新的一頁。

　　家鄉美麗的風光，陶冶了陶淵明童年的心靈，培養了他對大自然的熱愛之情。特別是當他置身于仕途之中時，那恬靜、幽美的田園與污濁、黑暗的官場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其二)：“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塵。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在仕途的坎坷遭遇之后，他又重新撲入了田園的懷抱。《歸園田居》五首其一(“少無適俗韻”)一詩，便是他當時心靈的寫照。脫離了“塵網”，沖決了“樊籠”，闊別已久的田園故宅又展現眼前，詩人內心的無限喜悅，就在那歷數一草一木中得到充分體現。平靜安寧的氣氛中，充滿濃郁的生活氣息。“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秧。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同上其二)：“結廬在入境，而無車馬喧”(《飲酒二十首》其五)。野外田園，無世俗之交;窮巷虛室，無雜塵之念。對田園風光的極力歌頌，正反襯出世俗、官場的污濁黑暗……

　　不同于一般的詩人，陶淵明是親身參加了農業生產勞動的。早在元興二年(403)，陶淵明離職居喪時，就有了參加生產勞動的體驗，當時寫有《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后從四十一歲棄官歸田，直到六十二歲去世的二十多年中，他是“躬耕未曾替”(《雜詩》十二首其八)。如其《歸園田居》五首其三(“種豆南山下”)、《雜詩》十二首其八(“代耕本非望”)《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丙辰歲八月中于下■田舍獲》等詩，對他躬耕自資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陶淵明以極大的熱情歌頌田園生活，使他的詩不僅在當時“獨超眾類”(蕭統《陶淵明集序》)，而且對后世更有著深遠的影響。

　　2、歌頌隱者，贊美貧士

　　在經過了長期的出仕與歸隱的矛盾之后，陶淵明最終還是走上了獨善其身的道路。“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詛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二十首其九)，獨自保持高尚純潔的節操。正由于當時“舉世少復真”(同上其二十)，他也只有從古代的達人隱者之中尋求知音，以表現自己“有志不獲騁”的憤世之情和不為世俗所染的高尚節操。這樣以來，陶淵明筆下的達人隱士便大批地出現了：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庚戊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

　　遙謝荷ò翁，聊得從君棲。(《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撰田舍獲》)

　　路若經商山，多謝綺與角。(《贈羊長史》)

　　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飲酒二十首》其一)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同上其二)

　　長公曾一仕，終身與世辭。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同上其十二)

　　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同上其十六)

　　慷慨獨悲歌，鐘期信為賢。(《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聞有田子泰，節義為士雄。(《擬古九首》其三)

　　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同上其八)

　　此外，在《述酒》、《詠二疏》、《讀史述九章》、《扇上畫贊》等作品中，就以更集中的篇幅來為達人隱士高唱贊歌，以表達自己的情懷和志向。在陶淵明之前的詩人中，有些不得志的詩人如阮籍、嵇康、左思等人，雖也偶爾引此類達人隱士為同調，但并沒有形成這種具有確定性和一貫性的詩歌題材。

　　陶淵明歸隱之后，盡管在精神上得到了一些自我慰藉，但在物質生活上，則日益陷入饑寒交迫的困境。其《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雜詩)十二首其八、《乞食》、《有會而作》等詩中，對自己窮困潦倒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但他卻甘愿抱貧守拙，并從古代的貧士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有會而作》)。因而，陶詩中以歌頌貧士為題材的作品，也就有了特殊的意義。《詠貧士》七首組詩中，詩人就以極大的熱情對貧士加以歌頌。諸如榮啟期和原憲不慕富貴。安貧樂道;黔婁不求名利而衣不蔽體、終身貧賤;袁安困于積雪，阮公拒賄棄官，然能以食草為甘味，道義勝而心歡然;張仲蔚心地耿介而隱處蓬蒿;黃子廉辭宮歸隱，雖生活貧困而能堅守節操等等。陶淵明正是把這些貧士作為效法的榜樣。在《飲酒》詩中，陶淵明也每每稱道：“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其二)：“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其十一)：“子云性嗜酒，家貧無由得”(其十八)。在他所歌詠的每一個貧士的身上、我們似乎都能明顯看到陶淵明的影子。清代邱嘉穗在《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中說：“余嘗玩公此下數詩(按：指《詠貧士》第二至第七首)，皆不過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說起，便為設身處地，以自己身分推見古人心事，使人讀之若詠古人，又若詠自己，不可得分。”陶詩以此為題材，正是為了突出地表現自己高尚的節操，并以此而自我慰藉。而如此大量以詠貧士為題材的詩歌，在陶淵明之前也是不曾有過的。

　　3、為悲劇英雄高唱贊歌

　　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使陶淵明陷入極度的苦悶之中。“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雜詩》十二首其二)。他撫今追昔，感慨生平，忍受著內心的苦悶與煎熬。在現實社會中，就實現理想抱負而言，陶淵明可謂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而為那些悲劇性的人物高唱贊歌，則又是陶詩在題材選擇上的一大特點。

　　《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九，歌頌夸父逐日的英雄事跡。夸父為了追求光明而不屈不撓、頑強斗爭的精神，正是詩人早年“撫劍獨行游”的自然發展，也是陶淵明晚年心目中理想的化身。詩人接著又在第十首中，熱情歌頌了精衛和刑天至死不屈的頑強意志和斗爭精神，抒發了詩人內心的慷慨不平之氣。如果說夸父。精衛和刑天都還是神話中的悲劇英雄的話，那么。歷史上的荊軻則是人間的悲劇英雄了。陶淵明《詠荊軻》一詩，突出地表現了荊軻的英雄氣概，“雄發指危冠，猛氣沖長纓”：“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百萬，逶迤過千城”，把英雄視死如歸的豪邁氣概寫得淋漓盡致。詩人最后仰天長嘆：“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詩人對荊軻的無限同情，正說明自己也同樣是“奇功”不成，以悲劇而退身的。不平之氣，憤然而出。甚至朱熹也認為此詩“露出本相”(《朱子語類》卷一三六)。由此亦可見出陶詩在題材選擇上的傾向性和一貫性。

　　4、寄酒為懷

　　魯迅先生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和王瑤先生的《文人與酒》等文章，曾對包括陶淵明在內的魏晉時人飲酒的原因和目的作過十分精辟的論述，茲不贅言。需略加強調的是，陶淵明一生飲酒不止，并非只為避禍全身，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一是排憂解悶，借酒澆愁;二是借酒為題，抒發懷抱，正如蕭統所言：“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焉。”(《陶淵明集序》)如《飲酒》組詩中，涉及到社會黑暗的就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陶淵明處在晉宋易代之交，他把政治上和生活上的感慨，以及內心的矛盾與痛苦，都總歸在《飲酒》這個題目之下，最后說：“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其用心之苦，是顯而易見的。而大量的、以酒為題材的詩歌，也是從陶淵明這里開始的。

　　(二)表現手法的獨特性

　　陶淵明的詩歌在藝術表現手法上，不僅廣泛汲取了傳統的優秀成果，而且更有新的創造，充分顯示出了自己的特色。

　　1、白描勾勒，寫意傳神

　　陶淵明的詩歌，無論是對田園風光、自然景物的描寫，還是對人物的刻畫，總是善于捕捉最具特征的東西，以白描的手法，加以隨意的神貌點染，并把自己深刻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情懷融進藝術畫面。如：

　　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時運》其一)

　　鳥哢歡時節，冷風送余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一)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同上其二)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一)

　　清淡自然的景物之中，充滿生機，充滿悠然自得之趣、與詩人暢適之情十分融洽，可謂神韻悠然。又如《和郭主簿二首》其二：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

　　露凝無游氛，天高肅景澈。

　　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

　　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

　　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杰。

　　秋高氣爽，萬木凋零，山峰越發顯得高峻奇絕，青松、芳菊更加顯出堅貞秀美。自然景物的神態氣骨，正體現了詩人高尚的情操與卓越的精神境界。年歲略長于陶淵明的東晉畫家顧愷之，就十分強調“以形神”(《論畫))和“遷想妙得”(《魏晉勝流畫贊))在繪畫藝術中的作用。同時代的另一位畫家王微，在《敘畫》中也強調要通過尺幅千里的表現技法，傳達出繪畫對象的“動生焉”、“靈出焉”的神，并說：“豈獨運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不僅要傳達出繪畫對象的神，而且這種神應是經過藝術家主觀情思熔鑄過的，即典型化甚至理想化了的。而陶淵明的詩歌，就具有這種妙處。

　　袁行霈先生在《陶謝詩歌藝術的比較》一文中指出：“陶淵明就是一個寫意的能手。他的生活是詩化的，感情也是詩化的，寫詩不過是自然的流露??陶詩是寫心，是寫與景物融合為一的心境。”(《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下編)就精辟地指出了陶詩的這一突出的藝術特征。

　　陶淵明詩歌對于人物的描寫，也是偏重于意態神情的傳達。如《詠荊軻》詩，對荊柯的描寫，就只突出表現英雄的豪邁氣概，不需要任何的外貌描寫。陶詩中表現抒情主人公形象時，也無不如此。如：

　　遙遙望白云，懷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二十首其五)

　　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雜詩》十二首其二)

　　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游斜川》)

　　都是通過神態的描寫，雖只淡淡的幾筆，便將抒情主人公在特定環境下的心境展露無遺。

　　2、比興、象征與寄托

　　在中國詩歌藝術史上，運用比興、象征和寄托的手法由來已久，《詩經》、《楚辭》、漢樂府就都是成功的范例。而發展到阮籍，則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阮籍的八十二首《詠懷詩》，就大多采用這些手法，并形成隱約曲折的藝術風格。鐘嶸《詩品》評為：“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淵放，歸趨難求。”李善《文選》注也說他“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陶淵明的詩歌在一定程度上就吸取了阮籍的這些手法，但他卻避免了過分的隱晦曲折，而使比興、象征、寄托的意象都具有十分鮮明清晰的特色。如陶詩中寫青松：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飲酒》二十首其八)

　　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杰。(《和郭主簿》二首其二)

　　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乙巳歲三月為建成參軍使都經錢溪》)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擬古》九首其六)

　　不懼嚴寒，不畏霜雪，貞秀高杰，卓然獨樹，這是青松的本性，也是陶淵明的化身。此外，諸如佳菊、幽蘭、獨鳥、孤云，詩人也常常用來比喻或象征自己不同流俗的高尚品格，寄托“有志不獲騁”的孤獨苦悶心情。蕭統謂陶詩“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陶淵明集序》)，是很有道理的。阮籍詩偏重于內心的獨白，而很少描寫生活，故給人的感覺是隱晦曲折。“歸趨難求”;陶詩則是通過對詩化了的平淡生活的描寫，來展現內心世界，故給人的印象是平淡自然、鮮明清晰。

　　3、情、景(事)、理的融合

　　陶淵明是一位詩人，但同時也是一位哲人。他深受老子、莊子和孔子思想的影響，與魏晉玄學思想也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因而他的詩歌不僅富有濃郁的情韻，而且還常常透露著他特有的觀察宇宙、人生的智慧，與來自個人生活實踐的獨特的思考，即充滿深刻的理趣，而情與理又往往是通過景或事這個媒介而傳達出來的。

　　陶淵明不僅有純哲理的《形影神》詩，而且還有充滿玄學意味的《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詩。然而陶詩的妙處，既不在于一般的言情，也不同于玄言詩式的說理。他能將情、景(事)。理巧妙地融為一體，從而進一步加強了詩歌的藝術表現力。如其《飲酒》二十首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既然“在人境”，就難免有“車馬喧”，但詩人偏說“而無車馬暄”。原因何在?由于“心遠”。接下來詩人用這樣一幅圖畫來展現“心遠”的境界：“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如此清靜優雅的境界，不知是自然之景還是詩中之畫，或是心中之境。總之“此中有真意”，只能意會，不可言傳。詩中“心遠地自偏”這樣富有哲理性的語言，可以說明只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就能改變客觀環境對于自己的影響。但詩人并不是作道學家式的說教，而是把這“心遠”的“真意”融在一個極其優美的景象之中，從而更具體形象他說明了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詩人把情景理完全融為一體，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三)語言藝術的獨特性

　　前人常用“平淡”二字來概括陶詩的語言風格，這是不錯的。但陶詩語言的好處，卻是在平淡的外表下蘊含著熾熱的感情和濃郁的生活氣息，從而富于啟示性，讓人覺得余味無窮。

　　陶淵明自幼過著簡樸的農村生活，家鄉那清秀的山水田園，陶冶了他那顆樸素的心靈。經歷了仕途羈役之后，更增強了他對家鄉山水田園的熱愛。在大自然的懷抱里，他“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飲酒》二十首其十四)，努力使自己忘卻世俗的煩惱。要表現這簡樸的生活。自然的風光和淡遠的情趣，就無需用濃艷華麗的詞藻去雕飾，也只有用平淡自然的語。言，才能顯示出天真自然之趣。但是，悠然自得的淡遠情趣，只是陶淵明個性的一個側面或表面。在悠然自得的背后，他還有孤獨與苦悶，也有憤激與不平，他是一個極富感情色彩的人。而陶詩語言的風格，就正如他的個性一樣，也總是在平淡的外表下蘊藏著熾熱的感情和濃郁的生活氣息。這也就是蘇拭階兌“外枯而中青”((東坡題跋》)，“癯而實腴”((與蘇轍書))。尤其是陶淵明以他那哲人的慧眼，在不斷觀察。思考著宇宙、社會與人生，并以平實樸素的語言，將他的深刻體悟平易地道出，讀來如警句格言，十分耐人尋味。北齊陽休之在《陶集序錄》中說：“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其實就說明了這個道理。

　　南宋陳模在《懷古錄》中說：“蓋淵明人品索高，胸次灑落，信筆而成，不過寫胸中之妙耳。未嘗以為詩，亦未嘗求人稱其好，故其好者皆出于自然，此其所以不可及。”把語言藝術完全歸結到人品上，只要人品高，就可以不思而得。“信筆而成”，這種見解恐怕是片面的。陶詩語言的妙處，在于既經過了精心的錘煉，而又顯得格外樸素自然。毫無斧鑿之痕。例如：

　　凄凄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目倦川涂異，心念山澤居。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南窗革時物，北林榮且豐。神淵寫時雨，晨色奏景風。(《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流塵集虛坐，宿草旅前庭。除階曠游跡，園林獨余情。((悲從弟仲德》)

　　露凄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余聲。(《九日閑居》)

　　借助整齊的對偶形式與諧調勻稱的音節，把相互對應的兩個部分突現出來，使它們互相映襯。互相補充，既顯得自然本色，又加強了語言的形象化與感染力。陶詩中大部語言都是表面平淡無奇，而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寓精奇華美于平淡樸素之中。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就說：“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章，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鐘嶸在《詩品)中評陶詩亦云：“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云’，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那!”惠洪(冷齋夜話)卷一載：“東坡嘗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陶詩造語精工而又不露痕跡，是常為后人所驚嘆的。如《東坡題跋。題淵明飲酒詩后》說：“‘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因采菊而見山，境與意會，此句最有妙處。近歲俗本皆作‘望南山’，則此一篇神氣都索然矣。”陶淵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詩中，“虛舟縱逸掉”的“縱”字，“神萍寫時雨”的“寫”字，“晨色奏景風”的“奏”字，無不錘煉精工而妙傳難言之意。梅堯臣說：“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杜挺之忽來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輒書一時之語以奉呈))葛立方也說：“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韻語陽秋)卷一)寓精奇于平淡之內，含績麗于樸素之中，這才是陶詩語言的本色。

　　還應當看到，陶詩語言風格的形成，與他學習和借鑒《詩經》以來的優秀傳統也是分不開的。陶淵明早年便“游好在六經”(《飲酒)二十首其十六)，“詩書敦宿好”(《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學習前人的語言，對于形成他自己獨特的風格，是必不可少的一步。這一點在他早期的詩歌里，表現尤為明顯。如他的四言詩，就直接受到《詩經》的影響，我們從陶詩的注釋中已可明顯看出。同樣，陶淵明的五言詩也是大量地學習和借鑒了前人的優秀傳統。如《古詩十九首》、曹丕。曹植、阮籍、左思，以至于民歌，對陶淵明都有一定的影響。這里以曹植詩歌為例：曹詩有“仆夫早嚴駕，吾將遠行游”(《雜詩》七首其五)陶詩有“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擬古)九首其二)。曹詩有“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遒(《箜篌引》);陶詩有”盛年不重來??歲月不待人“(《雜詩)十二首其一)。曹詩有”種豆南山下，葛蔓自成陰“(《種葛篇》);陶詩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歸園田居)五首其三)。曹詩有”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贈白馬王彪》);陶詩有”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雜詩》十二首其四)。曹詩有”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回瓤舉，吹我入云中“(《雜詩》七首其二);陶詩有”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隨風轉，此已非常身“(《雜詩》十二首其一)。但是，曹植詩的語言風格是”骨氣奇高，詞采華茂“(鐘嶸《詩品))，與陶詩語言風格有顯著的區別。可見陶淵明學習前人的語言，并不為其所圃，而是結合自己的個性，將自己的日常生活化入詩里，從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總之，陶淵明的詩歌如同他那不隨俗、不茍同的高尚人格一樣，”獨超眾類“。清代胡鳳丹《六朝四家全集序》說：”靖節為晉第一流人物，而其詩亦如其人，澹遠沖和，卓然獨有千古。夫詩中之有靖節，猶文中之有昌黎也;文必如昌黎，而后可以起八代之衰;詩亦必如靖節，而后可以式六朝之靡。“

　　除詩歌之外，陶淵明的辭賦與散文雖然篇數不多，但也同樣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尤其是他的《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與子儼等疏》及《自祭文》等，早已成為膾炙人口的名篇，在文學史上同樣具有很高的地位。

　　三

　　陶淵明作品集子的版本甚多，異文也較多，本書所收篇目及卷次、正文一般依逯欽立先生校注的《陶淵明集)(中華書局1979年5月第1版)為底本，同時參校以其他版本，凡不同于逯本之處及所據之本，皆一一注出。為了幫助讀者能夠比較全面。深入地理解陶淵明的作品，書中對所收陶淵明的每一篇作品，都作了“說明”、“注釋”和‘釋文“。”說明“部分的內容，旨在介紹作品的寫作年代。背景和主要內容。”注釋“部分主要是解釋典故和一些較難懂的字、句，文字力求簡明扼要、淺顯易懂。在說明與注釋過程中，吸收和參考了古代和當代學者的許多研究成果，書中沒有一一注明，謹在此一并致謝。將陶淵明的作品譯成現代漢語，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將陶詩今譯，難度就更大了。本書對陶詩的今譯，在盡可能保持原有風格和表達準確的基礎上，力求文字生動流暢。通俗易懂。為了不至于過多地失去古典詩歌的味道，在譯詩的過程中，對句法形式。平仄音調及用韻等方面也作了必要的考慮。書后附錄四篇關于陶淵明生平和創作的重要資料，可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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