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讀后感

時間：2024-09-27 07:05:42 陶淵明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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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讀后感

　　陶淵明是東晉末期著名的文學家，更著名的則是他告別官場、做了真正的隱士。《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最重要的作品，是告別官場的宣言，歐陽修評論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讀后感

　　辭是戰國后期楚地創造出來的一種形式比較自由的韻文;賦體起源的時間要早一些，都是散文的濫觴。兩漢時期，辭賦不分，均重文采、講鋪陳、善用典，區別在于辭重韻而抒情，賦重在詠物說理。《歸去來兮辭》是辭賦的結合，既詠物說理，又抒發情感。全文537字，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序，闡述入仕和出仕的原因。陶淵明坦陳是為貧而仕，“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于是，“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諸侯、家叔幫忙，“遂見用于小邑”。最后，“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

　　辭官歸隱的原因是“質性自然”，與官場的污濁格格不入，在彭澤當縣令“八十余日”，“自免去職”。第二部分是正文的第一、二、三段，寫了歸途的心情、到家時的心情和在田園里的心情，洋溢著詩人欣慰無比、怡然自樂的幸福。歸途的心情是立于船頭，歸心似箭，盼早日到家。到家時的心情是“乃瞻衡宇，載欣載奔”。意思是，遠遠地望見簡陋屋門，且喜且奔地飛跑回家。在田園里的心情是“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意思是，整天在園中散步而自得其樂，雖然設有門戶卻常將它關閉。拄著拐杖隨處漫游歇息，不時抬起頭來向遠處眺望。第三部分是最后一段，抒發詩人的人生感悟，“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意思是，順其自然走向生命的盡頭，樂天知命還有什么可以猶豫的呢。這是一種哲學思考，是陶淵明對生存價值和生命意義的終極追求。

　　品讀《歸去來兮辭》，我們深深為陶淵明的自然品格所折服。做人自然、自然做人，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其實很難，難就難在人有七情六欲，容易為物欲所困和名利所累。陶淵明真正做到了自然。陶淵明確信，自然是他的血脈、他的生命和他的全部，只要回歸自然，他才會有幸福。這種自然是質性自然，不是作秀的自然，更不是作偽的自然，“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有了質性自然，陶淵明才會感嘆：“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像天上的云，云卷云舒，自由飄蕩，無所系羈;像空中的鳥，飛來飛去，翱翔藍天，依戀樹林。這種自然是田園風光。田園是最真切的自然，是人類詩意地棲居的大地。在陶淵明看來，田園代表著寧靜、和諧、安詳，代表著溫情、善良、真誠，代表著對世俗的拒絕和對權力的蔑視。田園是他質性自然的載體，是他安身立命的處所。因而《歸去來兮辭》正文一開篇就動人心魄地喊出“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真是天籟之音，在歷史上的蒼穹久久回蕩，深深震撼著士大夫的心胸。這種自然是平淡語言。

　　陶淵明的詩文幾乎找不到怪僻字，用的都是農家語，以致同時代的文學批評家鐘嶸認為不夠高雅。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用語是否高雅，有沒有怪僻字，而在于是否有真情，是否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有了真情，田園可以顯現為風光，農家日子可以提升為詩意，簡單事物可以喚起美的享受，這正是陶淵明詩文最大的特色，也是他質性自然的重要組成部分。后人評價《歸去來兮辭》是“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之痕”;評價陶淵明的詩文是“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歸去來兮辭》告別了官場生活。“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這段話既有悔恨又有醒悟，富于深刻的哲理。意思是，覺悟到以往的過失已無法挽回，知道將來的美好還來得及補救，其中今是而昨非，就是陶淵明徹底否定了13年甚至是30年的宦海沉浮。

　　陶淵明28歲才做官，40歲告別官場，實際只有13年時間，但他在《歸園田居》中說：“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這大概是算上了他少年時就有了入仕做官的愿想。其實，陶淵明年輕時是很想為官從政的，他自己說的原因是“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也就是在子多且幼、謀生無術的情況下，不得不外出做官;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大濟蒼生”的宏愿和“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志向。陶淵明也著實做過幾次官。他第一次入仕是28歲。《晉書》記載：“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意思是，他那時家貧，到江州任祭酒一職，屬于州府的普通辦事員，但他不愿仰人鼻息，沒過多久就辭職回家了。

　　據說，不久州里又來召他做主簿，屬秘書類的差事，他沒去就辭謝了。第二次入仕是36歲左右，他到荊州府桓玄門下做屬吏，而桓玄當時控制著長江中上游，正伺機篡奪東晉政權。陶淵明不愿與桓玄同流合污，借故母親去世，歸家居喪，辭別了官職。第三次入仕是40歲那年，陶淵明遠赴京口在劉裕那里做過建威參軍和鎮軍參軍，也是一種文職小官。對于東晉而言，劉裕與桓玄一樣都是篡國謀逆者，陶淵明不滿劉裕，很快就辭了職。半年之后，叔父陶逵介紹任彭澤縣令。當了81天縣令，又一次掛印而去，寫就了千古名篇《歸去來兮辭》，宣言徹底告別仕宦生涯。這一年他41歲。陶淵明辭官隱退的表層原因，按《歸去來兮辭》的說法是“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按蕭統《陶淵明傳》的說法是“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這也是“不為五斗米折腰”典故出處，后人對此有疑問，認為在陶淵明的詩文中得不到印證。然而，這倒比較符合陶淵明的思想邏輯和性格特征。深層原因，卻需從陶淵明自身和當時的社會大環境中尋找。

　　其一是由于陶淵明的個性，他崇尚自然和追求心靈自由的品質，與仕宦生活的諸多羈絆不能相容，這應該是主要原因。

　　其二是東晉士族文人普遍談玄說理、不拘形役的社會風氣，不能不對陶淵明的人格世界產生深刻的影響，從而為他辭官隱退奠定了思想基礎，發揮了催化和促進作用。

　　其三是黑暗的政治現實，陶淵明生活在東晉末年與南北朝初期，軍閥混戰，生靈涂炭，一生遭遇亂世，這不僅是他無法改變的歷史現實，而且也為宏圖大志的實現設置了無法逾越的障礙。綜合歷史與現實、社會與個人的種種因素，終于釀成了陶淵明辭官退隱的結局。這對陶淵明個人來說，可能是一杯苦酒，而歷史地看，卻是一杯精神美酒，為我們釀造了“隱逸詩宗”的美好詩篇和士大夫超凡脫俗、清高自潔的光輝形象。

　　辭官歸隱，歷史留下了陶淵明，文人墨客多了一種人生選擇。但是，縱觀歷史，真正選擇辭官歸隱的，陶淵明之后鮮有所聞，這使后人只能“高山仰止”，不能“景行行止”。所以，元人評價：“古今聞人，例善于辭，而克行之者鮮。踐其所言，能始終而不易者，其惟淵明乎?此所以高于千古人也”。《歸去來兮辭》給人們最大的啟示是：人生可以有多種選擇，不惟入仕為官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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