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蘇軾的性格

　　摘 要：碰不喜歡的人和事就“如蠅在食，吐之乃已”的耿介直率性格成就了蘇軾的人格之“真”，更是其富有永恒文化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也正是這種耿介直率的性格讓蘇軾在云波詭譎的復雜政壇，不僅不能適當的趨利避害、明哲保身，反而因樹敵過多終招禍患。本文在高度肯定、贊揚蘇軾人格的前提下，對其耿介直率的性格進行相應的解讀，試圖闡釋其性格與他一生宦海沉浮、屢遭貶謫，仕途異常艱難的內在關聯。

　　蘇軾的《自題金山畫像》是他在飽經半世滄桑苦患、輾轉漂泊、憂憤惆悵、九死一生，歸回到金山所作。詩中云：“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從中可以看出蘇子很強的自嘲意味，卻也恰如其分地寫出了貶謫的政治失意生活給蘇軾一生帶來的巨大創傷和深重苦難。他一直在北宋激烈的黨爭漩渦中掙扎，徘徊于無限風光和極度的無奈中，起起伏伏；游離于“隱”與“仕”的邊緣，患得患失；最后在血腥、殘酷的政治斗爭中，終難逃中國古代文人“道大難容、才高所累”“腹背受敵、一生凡九遷”的宿命。究其原因，既有北宋王朝政治制度本身“先天營養不足、后天畸形發展”，統治者在建國之初就制定“先本而后末，安內必先攘外”的基本國策導致黨派斗爭異常激烈和由黨派斗爭引起的“黨同伐異”“喜同惡異”等諸多客觀原因之外，還與蘇軾因自身耿介直率的性格總是讓自己置身于“眾矢之的”“不合時宜”的危險境地有著密切的關聯。蘇軾耿介直率的性格就是“不偽、不飾”的真性情。這種真性情讓具有經天緯地之才的蘇軾無論是在人格修養、待人接物、詩文創作，乃至風波險惡的仕途都追求“真我”的最高境界。在蘇軾身上，“真我”的顯著體現就是“說真言”和由“說真言”所致的“不慎言”。對此，他深有體會，很有自知之明，他在《密州■廳題名記》中說：“余生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疏，輒輸寫腹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之乃已。”又如其弟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說：“其于大，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于敢為，而不顧其害處。因此數困于世，然終不以為恨。”而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蘇軾的“真我”主要體現為“不論對象、不分場合、敢說敢罵”的政見抒發。

　　經“烏臺詩案”被貶黃州的蘇軾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與羞辱，然而慘痛的政治打擊并沒有讓他喪失對生活的熱情，相反，他用自己強大的心靈力量，走出了政治的陰霾，完成了心靈的超越。他努力用理性去釋散內心的痛苦，用超然曠達去平息心中的種種不平。正如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寫道：“蘇東坡現在過的是神仙般的生活。黃州也許是狹隘骯臟的小鎮，但是無限的閑暇，美好的風景，詩人敏感的想象，對月夜的傾心，對美酒的迷戀――這些合而為一，便強而有力，是以使詩人的日子美滿舒服了。”①雖然政治的傷痛不免讓他有如驚弓之鳥，逐漸地由鋒芒畢露的積極出仕轉向佛老心態的謙退之道。但是從林語堂的論述中不難看出，此時的蘇軾，活得是那么的痛快自在。渡盡劫波的蘇軾已對政治斗爭的戕害心有余悸，不想再涉足中央權力的中心，能夠在地方完成自我的一番逍遙云游、為百姓多做一些實事才是他的心中所愿。但是命運弄人，宋神宗駕崩之后，其母宣仁太后當政，即詔司馬光回朝，立刻將政令改弦更張，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北宋王朝的政治進入“元■更化”時期。就是在這個時期，蘇軾急劇得勢，走向了他政治生命的巔峰，由代罪之身的犯臣一躍成為炙手可熱的政治寵兒。僅僅在他到達京都的八個月內，朝廷將他擢升三次，官級由第七級上升，經過第六級，跳到第四級，最后止于第三級翰林，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離擔任宰相僅有一步之遙。極盡榮耀的蘇軾本以為自己可以大施才華、治國安邦、輔佐君王平定天下大事。只是，誰也不曾料想，這一次的飛黃騰達似乎是為了下一次跌得更重。厄運披著幸福的偽衣，帶著不懷好意的幽默，伸出手，無情地將蘇軾再次推向了政治的黑暗無底深淵。這一次，他被貶惠州，是距他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后的第十一個年頭。自此之后，蘇軾的政治生命近乎消磨殆盡、再無起色，與他晚年相依為命的是流放嶺南后的饑寒交迫、疾病纏身，克死回常州途中的悲壯與凄涼。

　　可以這樣說，被貶惠州是蘇軾政治生命隕滅的開始。尋根溯源，正如上文所述，紛繁復雜的政局是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而其自身耿介直率的性格是終招致禍患的內因，更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耿介直率的性格讓蘇軾在政見的抒發上，不論對象、不分場合、敢說敢罵。而經歷史證明，這種不分時宜的戲謔怒罵不僅讓蘇軾不能恰如其分地處理黨派之間的爭斗，相反，因一句不假思索的“戲謔”被推向了政治的“風口浪尖處”，于潛移默化間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殊不知，在復雜險惡的政壇，“不慎言”往往就是斷送自身政治前途的催命符。

　　元■初年，司馬光當政，由于多種政治力量暫時結合而成的反變法派在擊逐變法派的同時，內部因政見不和、權力之間不能達到很好地制約平衡等諸多因素，掀起了一場具有地方色彩的派別斗爭。這也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洛蜀朔三黨之爭”。在“洛蜀朔三黨爭斗”中，以“洛蜀”兩黨之爭最為突出、顯著。而“洛蜀”兩黨之爭的直接導火索就是蘇軾、程頤兩人交惡、失歡在前。而兩人之所以結怨、內心種下仇恨的種子，起因于哲宗元年，司馬光去世，蘇軾因程頤泥于古禮，在大庭廣眾之下，毫不留情地公然譏笑、嘲諷程頤，讓程頤在百官面前顏面無存。對于此段史實，彭百川在《太平治跡統類》卷二十三中云：

　　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即往吊喪？”坐客有難之日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卻，當往吊喪，于禮無害。”蘇軾遂戲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眾皆大笑。結冤之端，蓋自此始。

　　又如明人陳邦瞻在《宋史紀事本末》中特辟《洛蜀黨議》一章，詳盡記載此事：

　　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卒先，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吊，頤不可，曰：“子于是曰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歇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 由以上論述可知，在司馬光去世后，圍繞“敬與不敬”的問題，古板守舊、泥古拘方的程頤遭到了蘇軾嚴厲的戲謔與不屑。一句“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極為精當，堪稱妙語的評價可謂于詼諧幽默的談笑間，將程頤的缺點表達得一針見血、淋漓盡致、入木三分。蘇軾的一句戲言，直接引發了眾百官的哄堂大笑，程頤的面目難堪、無地自容。蘇軾作為一名天才級的大詩人與躊躇滿志的政治家勢必與守舊泥古、惟恭惟敬、迂執瑣屑的理學家程頤具有一種迥然不同的人格氣質、政治見解和人生態度。蘇軾用機智幽默的語言對程頤不留余地地抨擊與挖苦，完全符合他耿介直率的性格。而這種讓蘇軾本人拍手稱叫、大快人心的情感抒對于程頤來講，卻是一次終身難忘的奇恥大辱，他對蘇軾的恨是必然的，與此同時，以程頤為首的蜀黨更是對蘇軾恨之入骨，將其視為必須拔除、殺之而后快的“眼中釘”。這就不難理解，由最初的蘇、程二人憤懣不釋、宿怨難解直接導致的“蘇軾策題之謗”，并以此為導火索誘發的愈演愈烈的“洛蜀黨爭”了。可以說，“洛蜀黨爭”對于蘇軾的傷害是極為深重的，蘇軾自“烏臺詩案”后又為政治付出了慘痛的血的代價。他耿介直率的性格，刻意挑釁程頤在前，身陷政治斗爭當中，在沒有給政敵程頤留有一絲喘息余地的同時，也沒有給自己留有絲毫退路，他已自斷后路，不能再全身而退。自“策題之謗”后，蘇軾已然惹禍上身，并且殃及身邊的門人，深感力不從心的蘇軾調離京師，又一次前往杭州。但“樹欲靜而風不止”，他的原離京師并沒有讓他自此遠離政治的濃煙炮火，元■九年，蘇軾的政治守護神宣仁太后逝世，在政敵全力的排擠與打壓之下，蘇軾即獲外放。先被從杭州調為定州太守，然后被貶惠州，最后流放嶺南，謫居儋州。

　　試想，如果蘇軾能在第二次重返朝廷之時，學會隱忍，適當地收斂自身因耿介直率的性格所表現出來的張揚外露、嫉惡如仇、敢說敢罵……是不是就會有另一番柳暗花明的政治局面？即使沒有他的一句戲謔也終不能阻止洛蜀二黨的爭斗和廝殺，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明哲保身的蘇軾可以在自身能力范圍內不受黨爭的波及，擁有更多的時間去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在其位謀其政治，造福社稷；或者他可以在羽翼尚未豐滿、不足以完勝政敵的情況下，韜光養晦、積蓄力量，以備在時機成熟之時絕地反抗，給予政敵以致命的一擊；又或者，他可以選擇相對含蓄的言語進行內心的闡釋，相對弱化的語言可能不會讓程頤在眾人面前抬不起頭，進而對蘇軾的怨恨也不會如此之大，之后蘇軾遭到的政敵打擊也或許就不會那么大……但是耿介直率的蘇軾偏偏不會為求自保，咽下要說的“真言”。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小不忍，亂大謀”，“逞一時的口舌之快”，他的“雖萬千人吾往矣”讓自己活得瀟灑坦蕩，卻也自此喪失了自己的政治壁壘，進無門，退亦無路。由此，我們聯想到蘇軾曾在《賈誼論》中別具慧眼地寫道：“夫才之難所以自用者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這種觀點正確與否姑且不論，但蘇軾意在從主觀內因去探析賈誼的“不遇”已是一個全新的思維與角

　　度。沿著蘇子匠心獨運般的巧妙構思，從探求自身內因的維度出發，解析蘇軾自身的“不遇”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蘇軾因“洛蜀黨爭”被貶惠州不僅僅是“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等紛繁錯雜的外因促使，更是自身性格讓其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不能很好地規避性格中的弱點，進而讓萬丈雄才為“不慎言”所累、難以有施展平臺的內因所致。

　　誠然，蘇軾耿介直率的性格讓他在血雨腥風的政壇吃盡了苦頭，撞得頭破血流，或直接或間接地演示了他命途多舛的一生，但若是他真的如上文所述能夠很好地規避自身性格的弱點，學會適當的“合時宜”“明哲保身”“趨利避害”“隱忍收斂”……恐怕也就不是那個魅力無限、追求彰顯“真我”的蘇軾了！正如《宋史蘇軾傳》最后一句精彩的論贊所言：“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是的，“不易其所為”，才是真正的萬古風流蘇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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