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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親情詩的文化蘊含與文學母題
《詩經》是中國詩歌的源頭，自然也是中國古代親情詩的源頭。“詩三百”中有關人倫親情的篇目和詩句隨處可見。
一
“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1]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重視人倫理常的國度。所謂人倫，是指存在於人類社會中以維系道德秩序的人際關系，是人們應當遵守的行為準則。中國古代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種人倫關系稱為五倫。《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圣人有(又)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2][P125]《禮記·中庸》又稱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為“天下之達道”[3](P28)，《左傳·文公十八年》稱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為“五教”[4](P523)，足見其重要性①。在古代人看來，人倫乃人之為人的基本要求，所謂“無所逃於天地間”者是也。在這五倫之中，夫婦、父子(包括母子)、兄弟(包括姊妹)這三種關系，發之於“人之大欲”，歸之於社會倫理，中國人常稱之為“天倫”②，是因婚配、血緣和長幼等而產生的親情。夫婦之道、孝道和悌道倫理，即是分別協調夫婦、父子和兄弟這三種基本家庭關系的規范和準則。“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禮記·中庸》)。親親，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一整套人倫規范。“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 [5](P292)，由對故土的眷戀而產生的對家人共同生存的期望，既是中國人最為根本的本性與本質的關系，也是中國人最基本的情感需求。可以說，以家族為本位的人倫親情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它一切的社會關系都是以此為基點而衍發的。
中國古代詩歌以情之抒發為本質特征，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毛詩序》)。由于中國古代有這種重視人倫親情的傳統，親情詩在中國詩歌中是一個重要的題材領域。《詩經》是中國詩歌的源頭，自然也是中國親情詩的源頭。翻開《詩經》，有關人倫親情的篇目和詩句隨處可見。“詩三百”中，表達親情者不下20首，帶有親情的成分者更多。家族人倫親情對“詩人”們來說，不只是提供了一種文化背景，更是一個重要的創作母題。在中國古代家國一體的禮義規范中，親情一直處於“禮義”的嚴密框架之內，由情發禮止情感抒發機制而融鑄的“溫柔敦厚”詩教原則，於親情之表達得到鮮明體現。
二
夫婦人倫是周人的首重之情①。“丈夫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2](P143)。新婚是男女生活中幸福的起點，是人生的終身大事;男女兩性的結合組成家庭，由此衍生出父子兄弟之家庭倫理親情關系。《詩經》以《關雎》為首，即含有敦厚夫婦之意，正如《詩大序》所云：“風天下而正夫婦。”有夫婦始有人倫，《韓詩外傳》卷一載孔子與子夏論《關雎》，借子夏之口云：“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6]夫婦乃是人倫禮義中極重要之一環，如《禮記·內則》云：“禮始於謹夫婦。”[7](P759)《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3](P23)《周易·序卦》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8](P294)只有夫婦關系和諧了，才談得上其它。故《禮記·昏義》云：“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 [7](P1418)人倫造端乎夫婦，而后有五倫次序，從而構成君臣之國家關系。東漢荀爽延熹九年對策云：“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9](P2052)所以，可以認為《詩經》以《關雎》始，即象征它對人倫的關切。夫婦間的道德，是平等相待，互相尊重，方能維系夫婦之間的關系。作為一首結婚典禮上的樂歌②，《關雎》“以琴瑟之悅擬好色之愿，以鐘鼓之樂擬□□之好”[10](《孔子詩論》10、14、12)，既有在雎鳩關關和鳴的河邊與淑女邂逅的一見鐘情，又有“寤寐思服”、“輾轉反側”的急切相求;既有 “求之不得”遭拒后對“淑女”情真意切的相思愛戀，又有“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中夫婦和睦的摯情美滿。
《詩經》寫夫婦之義的詩篇尚未被后世儒家導向君臣國家的政治倫理軌道，而是充盈著濃濃的天然溫情，從中可以領略到上古婚姻家庭生活的多彩圖景。如《王風·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 ，左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此詩題旨，朱熹《詩集傳》認為是婦人樂其夫不再行役之辭：“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嘆美之。”[11](P43)詩人捕捉了一對情真意摯的夫婦奏樂舞蹈，相招相樂的行為片斷：夫婦貧賤相守，心樂情爽，雙雙同歌共舞，自娛自樂，其形陽陽(洋洋)，其情陶陶，於流美歡快的格調中，不難想象這是一對相敬如賓、魚水情得的恩愛夫妻，和睦愛敬，其樂融融。如果說這里體現的是對“禮義”所倡導的夫婦之道的禮贊的話，那么《鄭風·女曰雞鳴》則恰似一幕夫妻家庭生活小劇，在率性樸質中表現出夫婦間溫磬的愛戀：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雁。”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聞一多認為此詩是“樂新婚也”[12]。全詩通過這對勤勞的青年夫婦維妙難肖的對話，以幾個依次展現的特寫鏡頭表現出二人世界的無限溫情，夫婦間互敬互愛、互助互勉，和睦的生活、誠篤的情感和美好的心愿得以淋漓盡致的表現。春秋時期征戰頻繁，夫婦分離是家常便飯，《詩經》表現情深意篤的夫婦再次被宙斯之劍劈為兩半時對當事人所造成的觸及生存本質的深深挫傷，今天讀來仍使人有心靈震撼之感。這方面以《衛風·伯兮》、《王風·君子于役》為代表。兩首詩均為“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11](P40)。《伯兮》共四章：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首章夸夫，次章思夫，三章寫思之切，末章寫思之苦，聰明英武的“伯”(夫君)使她自豪，分離又使她陷入生活紊亂的無盡痛苦之中，“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愿言思伯，甘心疾首”，“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對“伯”的刻骨相思丟不了、治不好，一層深似一層，委婉曲折，真切感人，活畫出一個鮮明而生動的思婦懷人形象，堪稱千古“閨怨詩之祖”。《君子于役》共兩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茍無饑渴?
見景懷人，情思悲切，日落黃昏，這位思婦獨自依門而望，雞棲于窠，牛羊歸欄，行役夫君，還未還家，“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一聲深情的嘆息，感人至深;“君子于役，茍無饑渴”，默默的祝愿中更見思之切、憂之深，在帶有某種樸野色彩的情性表達中，顯示出對自己生命要求的尊重，呼喚著生命性靈的完整;同時也以對“最難消遣是昏黃”的國人共通心理的敏銳捕捉，唱出了千載以下人們的共同心聲。《邶風·綠衣》抒發對亡妻的深切懷念，他穿上妻子生前親手縫制為自己的綠衣黃裳，睹物思人，不禁悲從中來，啟后世“悼亡”詩之先河。《邶風·擊鼓》寫一位“從役者念其家室，因言始為家室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3](P19)感真情惋，動人心魄;《豳風·東山》寫一位九死一生的戍卒在細雨濛濛的歸鄉途中思念家室的內心活動：“鸛鳴于垤，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心心相印，心靈感應，將征夫、思婦相互懷戀的真切感受和盤托出。此外如《邶風·谷風》、《衛風·氓》，雖寫棄婦之怨，不能算是親情詩，但其中有很多對過去夫婦家庭生活的回憶，把那種愛恨交織的心理刻畫得惟妙惟肖，或哀怨或決絕，均表現出在合法婚姻家庭關系惡化破裂時對周禮所規定的夫婦正道的渴望。
“父母者，人之本也。”[13](P2482)父母子女間有著直接的血緣的關系,存在著最為濃烈、深摯的親情。中國古代，父母子女之間天然的至性至情，既關聯著人倫理常也關聯著國家社會的治亂興衰，成了中國古代詩歌重要題材之一。《詩經》中出現一些關於父母子女親情的篇章。如《邶風·凱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詩序》云：“《凱風》，美孝子也。”父母作為子女的直接養育者，“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豳風·鴟鸮》)，是子女終生難以報答的。全詩表現母親撫育子女的辛勞和子女的感激之情，而為不能回報母親養育深恩和期望而自愧自責。無私的母愛像長養萬物的“凱風”(夏日的南風)一樣，溫潤哺育著年幼的兒女，兒女長大成人母親負出了多少辛勞，耗費了母親多少心血!而自己卻未能報效母愛以慰母心①，“其自責亦深矣” [11](P19)!全詩用的是《詩經》中常見的比興手法，以凱風、棘樹、寒泉、黃鳥起興，興中有比，在有聲有色的夏日圖景中蘊含無限溫暖的母愛親情，“寄意遠而感慨深，婉而不露，微而甚切”[14](卷一)，在重章疊句的復沓中，貼切地表達了對母愛的深情贊美和反躬自責的愧疚，“悱惻哀鳴，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與《蓼莪》皆千秋絕調。”[15]相比起來，《小雅·蓼莪》中的情感表達更為直接和強烈。父母生我養我辛苦勞累，恩深似海，而自己長年行役在外，未能慈烏返哺以盡孝心，返回家中時，父母竟然逝去，他看到家里野草叢生，想起“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父母的無微不至的養育之恩象昊天一樣浩大無私，而自己卻不能報答于萬一。這些呼喊與痛哭，讀之幾令人泣下。《孔叢子·記義》載孔子語：“于《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全詩抒情跌宕起伏，回旋往復，藝術感染力強烈。“詠《蓼莪》則孝子悲”[16](卷五五)“蓼莪”成了后世表達悼念父母之情慣用的意象。西晉初王裒父母逝去后(裒父王儀任司馬時為司馬昭所殺)，“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并廢《蓼莪》之篇。”[17](P2278)曹植《靈芝篇》：“蓼莪誰所興，念之令人老。”唐人牟融《邵公母》：“劬勞常想三春恨，思養其如寸草何……傷心獨有黃堂客，幾度臨風詠蓼莪。”《翁母些》：“獨有賢人崇孝義，傷心共詠蓼莪詩”。清人楊貞《聞鴉喧憶親抒懷》：“三復蓼莪詩，嘆息欲廢書。”張夢蓮《憶親》：“幼累爺娘長適他，傷心生女負恩多。風詩不少閨人淚，只有男兒賦蓼莪。”《凱風》、《蓼莪》是《詩經》中表達對父母深情的最感人的篇章，此外，《豳風·鴟梟》以禽言形式表現母親不畏艱險保護子息，《周南·葛覃》描寫已出嫁的女兒將回娘家前的喜悅，《唐風·鴇羽》寫兒子因服役不能親自侍奉父母的痛苦，《小雅·四牡》寫外出為官的兒子思念父母而不能相見的苦悶，均真切感人。
一母同胞，情同手足;同宗共祖，血緣情深。《尚書·君陳第二十三》：“惟孝友于兄弟。”孔疏：“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18](P270)父子、兄弟同屬天倫，兄弟之間友恭相處，也是對父母的孝行，因此兄友弟恭，就成了協調家庭內部兄弟之間橫向關系的倫理規范，推而廣之，則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從而形成“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念。《詩經》中涉及兄弟之情者，如《唐風·杕杜》、《王風·葛藟》，都是寫流浪異鄉無兄弟相助的孤單和哀傷，《邶風·燕燕》寫衛君作為兄長涕泣送別遠嫁的妹妹。聚族宴饗是周人“親親”的重要方式，《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大雅·行葦》是一首周王宴饗族人的詩歌，以叢生聚居茂盛的蘆葦起興，引入此次宴饗的對象“戚戚兄弟”，以宴饗禮儀之隆重來歌詠兄弟之情。《小雅·頍弁》展現了一幅宴請兄弟親戚們的和樂場面，十分熱鬧，最后又有一些傷感和及時行樂的思想透露出來：“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小雅·六月》亦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兄弟共享美食，孝友亦體現于其中。而《小雅·常棣》更是專寫兄弟親情的名篇：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兄弟鬩于墻，外御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詩補傳》：“言兄弟之相親出於自然也。”表達的是兄弟在一致對外、平定喪亂之后相聚宴會的情形。以常棣華則覆萼，萼則承華喻兄弟間之自然親情，以常棣花盛開之明艷起興，贊美族人兄弟之親近美好，極寫兄弟歡宴，敦睦和好，張揚兄弟之情以鞏固宗族。全詩共八章，從多個角度和層次來表現兄弟之情，朱熹《詩集傳》對此詩的解說較為透徹：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后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御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后，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11](P103)
“常棣”①、“脊令”已成為兄弟的代稱，被后世詩文廣泛運用。如王勃《自鄉[還]虢》：“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良。”張九齡《和蘇侍郎小園夕霽寄諸弟》：“興逐蒹葭變，文因棠棣飛。”杜甫《至后》：“梅花欲開不自覺 ，棣蕚一別永相望。”白居易《棣華驛見楊八題夢兄弟詩》：“遙聞旅宿夢兄弟，應為郵亭名棣華。名作棣華來早晚，自題詩后屬楊家。”高駢《塞上寄家兄》：“棣萼分張信使希，幾多鄉淚濕征衣。”薛稷《餞許州宋司馬赴任》：“令弟與名兄，高才振兩京。別序聞鴻雁，離章動脊令。”孟浩然《入峽寄弟》：“淚沾明月峽，心斷脊令飛。”《洗然弟竹亭》：“俱懷鴻鵠志，共有脊令心。”杜甫《得弟消息二首》其一：“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其二：“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其一：“鴻雁影來連峽內，鶺鴒飛急到沙頭。”戴叔倫《舟中見雨》：“功名何鹵莽，兄弟總凋零。夢遠愁蝴蝶，情深愧鶺鴒。”宋范成大《山會同館兄弟南北萬里感悵成詩》：“把酒新年一笑非，脊令原上巧相違。”明馮惟訥《秋日寄懐家兄》：“明月雙懸江海淚，秋風一寄脊令詩。”
以上所述的是《詩經》中有關夫婦、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親情詩，另外一些篇章涉及到祖孫、姑侄、甥舅等親情，茲不一一述及。《詩經》中還有很多篇章雖不全然是親情詩，但也有涉及到人倫親情的地方。如《邶風·擊鼓》寫戍卒思歸，其中的“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數句，抒發對家中妻子的深深思念，非常感人。還有一些詩里面涉及不止一種人倫關系，如《常棣》中既有“脊令在原，兄弟急難”，也有“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還有“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更涉及到朋友一倫。《魏風·陟岵》中既有“瞻望父兮”、“瞻望母兮”，也有“瞻望兄兮”，這首詩中父子、母子、兄弟間的三次對話雖然簡單，但“猶來無止”、“猶來無棄”、“猶來無死”深切叮囑，其“父子兄弟相望之真情”[14](卷一)，足令全詩生出一種動人心魄的力量。其它篇章中如《邶風·泉水》寫外嫁別國的女子思歸，回憶起當年出嫁的時候：“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也從一個側面表現出大家族間的濃濃親情。
三
家庭倫理是道德生活的核心，個人道德之養成以家庭倫理為基礎。尊老愛幼、贍養父母、兄弟友愛、夫妻和睦是家庭道德的倫理規范，以此來協調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形成親愛和睦的家庭氛圍，從而締造全社會的和諧。家庭親情是生命存在的最基本形式，作為一個特定的生存空間，是個體身體與靈魂的棲居地。在中國文化中，家與國具有同構性，“‘家族’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最主要的柱石，我們幾乎可以說，中國文化，全部都是從家族觀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觀念乃有人道觀念，先有人道觀念乃有其它的一切。”[19](P51)在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中，“家”是“國”的起點，“國”是“家”的擴大，從家庭、親戚到鄉黨、同窗，從社團、族群到社會、國家，人與人之間的一切社會關系都是以血緣親情為主軸聯結起來的，“家”不僅組織著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而且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結構和價值指向;從個體來說，“事親”又關聯著自身的社會聲譽與社會地位，所謂“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13](P3295)因此，人倫親情不但是人類社會的基本關系，而且是保持社會和諧安定減少紛擾的重要精神力量。作為一部最具奠基意義的文化典籍，《詩經》以形象而質樸的語言寫出上古時代的濃濃親情，體現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敬婦愛的人倫理想，并由此而形成愛國愛家的鄉土情結，憂國憂民的思想意識，以孝為本的倫理觀念，禮樂相配的文化制度，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對培育中華民族獨特的民族精神，構建鮮明的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的融合統一和社會的和諧穩定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詩經》不僅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淵藪，而且對中國文學而言也具有某種文化原型的意義，這是任何一部后代文學作品都無法與之相比擬的。“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0](P65)血濃于水的親情，形諸語言，協以音律，便成詩章。《詩經》以下，親情詩不絕如縷，蔚為大觀，歷代以“思親”、“省親”為題的作品每每見諸載籍，膾炙人口，一曲“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孟郊《游子吟》)，把充盈于天地人間萬物的偉大母(父)愛予以藝術定格，給萬千兒女以強烈感染，給人間眾生以親情的滋養。不勝枚舉的親情佳作，凝結著豐富深厚美好淳真的至情至性，其中所體現的天倫親情，“家”、“國”同構的倫理觀，維系著國家與民族血脈的傳承，維系著五千年中華文化的輝煌，也構成了中國文學的華彩樂章。除直接在題材上開啟后來的親情詩外，《詩經》中一些有關人倫親情的詩句、詞匯，后來還變成典故、代稱以及成語，在后世詩人的詩句中反復出現。如“凱風”、“寒泉”以喻母愛，“琴瑟”指夫婦(《鄭風·女曰雞鳴》)，“脊令”或“鹡鸰”指兄弟(《小雅·常棣》)，“渭陽之思”指對舅氏的思念(《秦風·渭陽》)，傷父母辛勞則曰“哀哀”(《小雅·蓼莪》)，祝夫婦和諧則曰“偕老”(《邶風·擊鼓》、《鄭風·女曰雞鳴》、《鄘風·君子偕老》)，說新婚則曰“于歸”(《周南·桃夭》、《邶風·燕燕》)。這些都表明《詩經》中的親情詩對后世的巨大影響 。此外，《詩經》中的比興手法、美刺意識、復沓疊章的表現方式等，也為后世親情詩創作所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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