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 國風》中的怨刺

　　《詩經》的“怨刺詩”不僅具有它的審美價值、文化價值，更具有其獨特的社會功用。

　　《詩經》在戰國時就被應用為外交辭令，不會《詩》的使者就如同聾子、啞巴，使于四方而不能專對。而對于孔子更看重的是《詩經》的教化功能，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孔子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孔子也曾用“不學《詩》，無以言”來教育兒子孔鯉。可見《詩經》在孔子的教育理念中占據重要的位置。漢代獨尊儒術之后，《詩》被奉為儒家經典被納入五經之中，同時也作為文學作品而被納入評論家的研究范圍。“怨刺詩”在詩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尤其《國風》中的怨刺更顯豐富多彩，而“怨刺詩”本身也具有它獨特的審美價值和社會功用。“怨刺”是作者心理狀態的一種展示，是當時社會歷史進程的真實記錄，并作為一面鏡子被各個時代的理學家所推崇。下面就《詩經・國風》中的“怨刺”談一談我的一些淺顯的認識。

　　一、關于“怨刺”

　　《說文解字》釋“怨，恚也。”“刺，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怨”字從心，是指人的一種情感。人產生了“怨”的情感，才會指責、痛斥使他們“怨”的事物，就是“刺”。孔穎達在《毛詩正義》指出“怨亦刺之類，故連言之。”也就是說“怨”就是“刺”，“刺”是“怨”的感情外化的表現。

　　鄭玄說：“后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后，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孔穎達說：“怨與刺皆自下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責其愆咎，大同小異耳，故《論語》注云：‘怨謂刺上政。’”在此看來，這里的“怨刺”更多的是“怨責”之意，而不是《辭源》所說的“怨恨諷刺”。《詩經》中一部分的確來自民間，而老百姓更多的是關心自己的切身問題，是否穿得暖、是否吃的飽、一家人生活是否安樂等等，所以他們有怨時多是指責統治者，指責社會，而沒有“諷刺”的意識。而當官者有怨時，能夠言于國主的也是“諫”多于“諷”。所以我也傾向于把“刺”理解為“指責”而非“諷刺”。

　　二、“怨”與“刺”的內容。

　　孔子認為只要符合“仁”的要求，合乎“禮”的范疇的“怨”都是合理的、正當的，所以在他看來《詩經》中的“怨”是在“思無邪”基礎上、在“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感情范疇之內，且“怨”的目的在于“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安國、毛萇、毛亨等學者再作注時也繼承了孔子的思想，所以在我們看到的《毛詩》和朱熹的《詩集傳》以及方玉潤的《詩經原始》有許多不同。周振甫在編《詩經譯注》時也不能全部指出誰對或誰錯，畢竟時間久遠古人尚且不能追溯原委，何況今人。我暫且以我個人的判斷把《詩經・國風》中的“怨”大致分為以下幾種。

　　1、“君子”不遇之“怨”

　　自古懷才不遇都是讀書人的一大“怨”，寒窗十載卻屢試不第;出仕做官卻屢受打壓，才華不得施展;身居高位卻逆臣當道不得賢主。這種“怨”可以追溯到周代的知識分子身上，如《邶風・柏舟》。《毛詩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方玉潤：“賢臣憂讒憫亂，而莫能自遠也。”高亨注：“作者是衛國朝廷的一個官吏，書寫他在黑暗勢力打擊下的憂愁和痛苦。”劉熙載亦云：“柏舟與離騷同旨，讀之當兼得其人之志與遇焉。”。歷來《柏舟》都被《詩經》研究者看作是“變風”之始，《國風》中的“怨刺詩”也由此篇為開篇之作。

　　2、百姓徭役繁重之“怨”

　　后稷創造了農業文明，作為后稷的子孫周人更熱愛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和平穩定的農業勞作的生活。但是，諸侯國的連年征戰和外族的不斷侵擾使男子放下鋤頭走上戰場，他們厭倦戰爭，思念家鄉妻兒。歸家的遙遙無期和戰爭帶來的死亡的恐懼讓他們不得不“怨”。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春秋初年，衛國公子州吁殺死衛桓公，做了衛君，聯合陳國、宋國，去侵略鄭國，強迫人民出征。打完了仗，領兵的將官把一些反對戰爭、口出怨言的士兵拋在了關外。這首《擊鼓》就是被拋棄的士兵所唱。

　　男子出征在外，最掛心的當屬妻子，她們無時無刻不思念遠在邊關的丈夫，企盼丈夫早日歸來，怨恨無休止的戰爭以及戰爭的發動者，最具代表的就是《王風・君子于役》。

　　3、世人仁德敗壞之“怨”

　　周懿王之后，周室大壞，統治者不尊不賢、驕奢淫逸，當官者無功受祿、貪贓枉法，國民不尊教化、無視禮儀，全國上下莫不怨恨君王無道、仁德敗失，妻怨其夫、子怨其父、臣怨其君。衛宣公淫亂，殺其庶母夷姜，為兒子娶了齊國之女，看到齊女美貌便占為己有，生了壽和朔，想殺死�，立壽做世子，派去坐船，叫船夫翻船淹死。壽知道了，就同一起去坐船，船夫因此不敢翻船。《新臺》、《二子乘舟》兩篇便悲怨斥責此二事。當時衛國宮廷尚且如此，更何況于百姓，所以民間“棄其舊室、淫于新婚”者層出不窮。《衛風・氓》和《邶風・谷風》就是為這些棄婦所作，詩中充滿了對負心人的控訴、怨恨和責難。《魏風・碩鼠》，詩中把統治者比作大老鼠，由于統治集團的上下盤剝致使民不聊生，無奈之余，忍無可忍的人民不得不逃離自己的家園。

　　對于作者來說，怨恨也是作者的一種內心情感狀態，正是由于“怨”的積淀形成“刺”的發泄，才造就了“怨刺詩”的出現，為“詩緣情”的文藝美學理論提供了現實論據。而對于讀者來說，被“刺”者能夠接受指責、認識錯誤并及時更正;旁觀者可以以此為鑒，塞違正法。所謂“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于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無論“怨”者為何，“怨刺詩”的功用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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