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墳》雜文集:《論睜了眼看》

　　引導語：《論睜了眼看》是魯迅在1925年7月22日寫的一片雜文，出自他的《墳》雜文集，下文就是小編收集的原文，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論睜了眼看

　　虛生先生所做的時事短評中，曾有一個這樣的題目：“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氣”(《猛進》十九期)。誠然，必須敢于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并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么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別一方面——

　　中國的文人，對于人生，——至少是對于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圣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至于說對外卻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視”問題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視，不見了。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群人圍著呆看，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發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并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這閉著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為。”于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費話，就有“不合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呸!

　　我并未實驗過，但有時候想：倘將一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拋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將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拖到曠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閉了眼睛，暫續他們殘存的舊夢，總算并沒有遇到暗或光，雖然已經是絕不相同的現實。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于有“終身之約”。但約定之后，也就有了難關。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和戲曲或小說上尚不失為美談(自然只以與終于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實際卻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離異。明未的作家便閉上眼睛，并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說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這大帽子來一壓，便成了半個鉛錢也不值，問題也一點沒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決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來有人以為新詩人的做詩發表，是在出風頭，引異性;且遷怒于報章雜志之濫登。殊不知即使無報，墻壁實“古已有之”，早做過發表機關了;據《封神演義》，紂王已曾在女媧廟壁上題詩，那起源實在非常之早。報章可以不取白話，或排斥小詩，墻壁卻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還有破磁可劃，粉筆可書，真是窮于應付。做詩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卻要隨時發表，雖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難以杜絕的罷。)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于實寫的，而那結果也并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斗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圣超凡”無疑了。至于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或續或改，非借尸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后快。赫克爾(E.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

　　“作善降祥”的古訓，六朝人本已有些懷疑了，他們作墓志，竟會說“積善不報，終自欺人”的話。但后來的昏人，卻又瞞起來。元劉信將三歲癡兒拋入蘸紙火盆，妄希福佑，是見于《元典章》的;劇本《小張屠焚兒救母》卻道是為母延命，命得延，兒亦不死了。一女愿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還說終于一同自殺的;后來改作的卻道是有蛇墜入藥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經作者粉飾，后半便大抵改觀，使讀者落誣妄中，以為世間委實盡夠光明，誰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岳飛的被殺，便只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飛;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了。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后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贊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后，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也就是和我們的先輩走著同一的路。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這是互為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為上，就不必說;否則，當參入別的東西，或水或堿去。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于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

　　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贊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只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著。

　　沒有沖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作者簡介：

　　魯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為豫才。20世紀中國重要作家，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評價為現代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的作品包括雜文、短篇小說、評論、散文、翻譯作品，對于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文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魯迅是我國“五四”以來現實主義文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他不僅以其表現深刻、風格獨特的小說創作和富有批判精神、鋒芒犀利的雜文創作顯示了他的現實主義精神；而且，還以其對現實主義的清醒認識和精辟見解，呼喚著、指引著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產生和發展。寫于1925年7月22日的《論睜了眼看》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論睜了眼看》最初發表1925年8月3日《語絲》周刊第三十八期，后收入雜文集《墳》。

　　魯迅指出：“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文學擔負著關系著國民的精神，無疑，也關系到國家的興衰。文學家必須責無旁貸地擔負起引導國民精神，挽救國家危亡的重任；必須正視并反映現實人生的境遇和問題。魯迅認為，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文學家，首先必須敢于正視現實。不幸的是，中國的文人恰恰缺乏敢于正視現實的勇氣，而且向來如此。“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 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人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于已經自己不覺得。”這種由瞞和騙的歷史積習孳生出來的文 學，便是反現實主義的文學，其所起的作用只能是使這兩種積習更加鞏固和蔓延。因為“凡有缺陷，一經作者粉飾，后半便大抵改觀，使讀者落誣妄中，以為世間委實盡夠光明。”而且，這種“瞞和騙”的反現實主義的文化產品還會使國民＂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

　　在這條所謂的“正路”上，國民變得“怯懦、懶惰而又巧滑”，且“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 卻還覺得“光榮”。陶醉于“光榮”之中的國民以及國民的文學家，豈有思考變革之理？因此，魯迅指出，要使社會有所變革，要清除歷史的積弊，必須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必須敢于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他又進一步指出：“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人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魯迅的呼聲響徹一個世紀，至今聽來還如雷貫耳。

　　“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是魯迅“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的核心，按照此一精神的要求，理性地揭露、批判國民的劣根性和社會的黑暗，以求社會之變革和人心之改造，是魯迅終生不渝的使命，魯迅一生的言說和他的實踐都是對我們這些后來者的號召和吁請。

　　這是一篇說理性雜文，但沒有流于枯燥的說教。作者或以生活現象，如壞汽車與社會矛盾的類比，拋到曠野里的千金小姐與萬事閉著眼睛的中國文人類比，將深邃的思想表達得平易而又淺近；或引人歷史掌故作佐證，如才子佳人小說家為不合理婚姻制度的辯護，《紅樓夢》作者安排的“團圓”結局，都有助于我們對“瞞與騙”文人及其危害的認識與理解。文章語言凝練、深邃、犀利。有熱情的呼喚、冷峻的針砭，也有人木三分的諷語，還有凝結濃烈情感的警句。所有這些都增強了文章的說理效果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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