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育人術”

　　教書育人是教師的天職。作為一名教師，越來越體會到教書與育人相互關系的重要性，只有關心學生的成長才能達到最佳的教學目的，才能使學生既能學到更多的文化知識，又能養成良好的做人習慣。

　　郭橐駝，雖然駝背，卻是個種樹天才。他技術高明，長安富豪人家爭相雇傭。其他種樹人，偷偷地仿效他，卻無人能及。郭橐駝認為種樹的竅門，不過是“順木之天，以致其性”而已，只要“不害其長，不抑耗其實”，樹木自然就會長得好，而且結果多。據此，柳宗元在文末感嘆曰：“吾問養樹，得養人術”矣。

　　“養人術”即“育人術”，用現在行話說，就是培養人的方法，其核心就是“順木之天，以致其性”。所謂“天”是客觀規律，是樹木生長的自然規律。“順木之天”當然是順應樹木生長的內在規律，不可隨心所欲地折騰樹木。當然，這并不是說人完全可以無為而治，關鍵還要在“致”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要著力營造一種環境，創造一種氛圍，使得樹木能夠在順應其“本性”的土壤里，得以枝繁葉茂，早實果多。

　　伊尹說：“治大國若烹小鮮。”這位輔弼商朝五代帝王的賢相，談治國之道時并不唱高調，而是拿自己當廚師的經驗來比方。細想此話，不無道理。如果煎一條小魚，不時翻動，結果是不等魚熟，小魚早就被翻成爛渣了。治理國家，如果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就像翻煎小魚，對人民來說，又怎不是浩劫呢?

　　移植教育，教師順從學生天性，采取得當方法，讓學生盡性發展個性特長，在快樂情境中成人成才。如果怕出事怕考差，就一個強調接著一個強調，一個規定接著一個規定，那就適得其反了。郭橐駝說，“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獲。早繅而緒，早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還一針見血地批評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就如批評罰站請家長，好像對學生極負責，而在郭橐駝看來，“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啊。

　　曾聽同行教師說起“稱豬子”的典故，忍俊不禁。飼養員每月把豬子綁起來稱一稱，本意是檢查喂養效果，但于生長來說，恐怕適得其反，就如一棵樹不斷被剝皮驗看、一條小魚被反復翻煎。這樣教書育人，必然會使學生缺失主見，缺失個性，缺乏恒心和毅力。柳宗元說：“傳其事以為官戒也。”其實，官戒也好，民戒也好，關鍵是要心戒。丟掉那種不顧一切，急于求成，盯得過死，管得過寬，種種瞎胡鬧行為，而應是順其自然，循序漸進。那么，很多學生很多事情，都有可能獲得更好的發展空間。

　　盧梭認為，教育即自然生長。教育不是強行把一些能力從外面放到人這個容器里面，這些能力在人性中本來就已經存在了，教育只是提供一個良好環境，讓它們正常地生長。他說：誤用光陰比虛擲光陰損失更大，教育錯了的兒童比未受教育的兒童離智慧更遠。今天，家長也好，老師也好，惟恐孩子虛度光陰，驅迫著他們做無窮無盡的作業。盧梭會說：什么叫虛度?快樂不算什么嗎?跑跑跳跳不算什么嗎?如果滿足天性的生長行為就算虛度，那就讓他們虛度好了。

　　杜威說：用什么尺度來衡量成功的教育呢?應該用人性的尺度，看教育是否使學生的天性和與生俱來的能力得到了健康生長，包括同情心、好奇心、思考力和感受能力等等;應該用生長的眼光，看受教育者現在的生活是不是幸福而有意義，看受教育者現階段的價值是不是都得到實現。這意味著生長本身就是目的，并不是在生長前頭另外還有一個目的，比如：說適應社會、謀求職業、做出成就之類。當然，那些謀職之類的東西不是不要，但它們不是生長的目的，只要你生長得好，成為一個優秀的人，那些東西自然就能夠解決。因此，我們不應該用狹隘的功利尺度來衡量教育。

　　可喜的是，新課改要求教師：順應天性，培養學生。即橐駝總結的，順“其本欲舒，其培欲平”的“植木之性”，以助學生個性得到長足發展。果真如此，則萬事皆幸矣。知識的積累、興趣的激發、習慣的養成、方法的指導、意志的鍛煉、人格的熏陶、個性的發展，統統將納入新課程的主渠道，納入柳宗元提出的“養(育)人術”的發展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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