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德育思想體現在哪里

時間：2024-10-31 08:28:13 柳宗元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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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德育思想體現在哪里

　　柳宗元的作品除蘊涵豐富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宗教思想、法學思想外,也包含了一些心理學思想和教育心理思想,這其中就有他的德育思想。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今山西省運城市永濟縣)人。生于唐代宗大歷八年,卒于憲宗元和十四年。因其祖籍河東,人稱柳河東;曾貶官柳州,故又稱柳柳州。他是我國唐代杰出的文學家和著名的思想家。

　　柳宗元的作品除蘊涵豐富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宗教思想、法學思想外,也包含了一些心理學思想和教育心理思想,這其中就有他的德育思想。

　　一、德育的目的

　　柳宗元重視德育,認為德育的目的就是為了培養行道的君子。

　　柳宗元否定天命而重人事,認為封建王朝施行德政才能得到民眾擁護而鞏固其統治。他在《貞符》中說: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

　　柳宗元對于君子,表明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首先,君子應該“無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心乎生民而已”(《伊尹五就桀贊》)。其次,君子作了官吏,也應該認識到“為吏者,人役也”(《送范明府序》),而不能顛倒主仆,奴役人民。再次,君子是人格高尚的人,內外兼修,“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與楊誨之第二書》)。最后,君子為國家所用,就出而施行治道,“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不能得到使用,就居家修養以完善自身,“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后”(《寄許京兆孟容書》),“能著書,斷往古,明圣法,以致無窮之名”(《與顧十郎書》)。

　　二、德育的過程

　　1.五常為規――道德認識

　　五常是五項常行的道德規范,沿著五常而行就是圣人的中正之道。柳宗元在《時令論》中說:“圣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常行者也。”五常之中,基本的是仁義兩項。他在《四維論》中說:“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禮,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可見,柳宗元的道德認識就是以五常為規。

　　2.誡懼憂道――道德情感

　　柳宗元作《誡懼箴》,說“禍至后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意思是說禍患臨頭才害怕,這是不明智的;君子在禍患發生前,就知道提高警惕。一些人干丑事、壞事,往往有前懼早畏與后懼晚畏之分。善于前懼早畏的人,一般當自己的惡念萌發之時,或當自己的惡行實施,或畏于人知,或畏于法紀,立馬排除惡念,中止惡行,這樣,可使自身及時躍出泥潭,避免無力自拔,避免付出高昂的代價。

　　柳宗元作《憂箴》,說“所憂在道,不在乎禍”。這表明了他拋開個人的得失,一心只為“行道”的思想。《憂箴》中還以“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猶不及。憂之大方,惟是焉急”,說出了值得憂愁的幾件事。

　　3.植志篤道――道德意志

　　立志對行道非常重要,是能否成為君子的關鍵。柳宗元說:“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送薛判官量移序》)。柳宗元自己是立志信道的人,實際上,他少年時就樹立起宏偉的志愿,他在《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中寫道“始仆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又在《送婁圖南秀才游淮南將入道序》中說“夫形軀之寓于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

　　4.行本誠先――道德行為

　　柳宗元非常重視道德行為。他認為作家從事寫作的首要條件,是必須有好的行為和品德。“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這里不單指個人道德行為,同時是指堅持一定的政治理想和倫理道德的各種行為活動。

　　三、德育的原則與方法

　　1.方中圓外,經權結合

　　柳宗元在《與楊誨之書》中說“吾故欲方其中,圓其外,今為足下作〈說車〉,可詳觀之。”然后在《說車贈楊誨之》》中把個人立身處世比喻為一輛“任重而行于世”的車,且說“中不方,則不能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要求做人既要有原則,又要靈活。換一種說法,就是要做到經權結合。

　　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知,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斷刑論下》)

　　這段話的意思是:經,是常規,權,是實現經的手段。都是為了達到仁和智。把經和權割裂開來,那就十分糊涂了。沒有權的經是拘泥的,沒有經的權是背理的……懂經而不懂權,并不是真懂經。懂權而不懂經,也不是真懂權。

　　在這里,經就是原則性,權就是靈活性。道德實踐要遵守一定的原則,否則就談不上道德,但實踐中遇到具體情況時也要求一定的靈活性。只有經權結合,才是真正的知經又知權,才符合大中之道。

　　2.韜義服和,剛柔兼濟

　　柳宗元在《佩韋賦》中說“執中而俟命兮,固仁壽之善謀……故曰:純柔純剛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義于中,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主張純柔弱或純剛強都是片面的,不會長久,應該剛柔兼濟,避免偏向。這實際上是一種中和思想,符合儒家一貫的“中庸”論。

　　3.學焉至道,周乎志藝

　　柳宗元認為,有道的君子并非天生而就,而是后天學習而成。他說:圣人之道,學焉而必至(《送從弟謀歸江陵序》)。他學習非常勤奮,即使在疾病纏身的時候也不忘讀書,有言為證“仆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圣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與李翰林建書》)。又要求君子在藝能方面具備相當的條件。他在《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中說:“周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4.要有乎內,而飾乎外

　　柳宗元主張作人要內有德才,外有文才;作文要內有思想性,外有藝術性。他在《送豆盧膺秀才南游序》中說“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

　　有了德才,還需要去表現。只有磨練掌握了真才實學,又把它很好地發揮了出來,這樣“有乎內”,還“飾乎外”,形成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就可以達到圣賢所看重的理想境地。

　　柳宗元對德育的諸方面都有所論述,可見他的德育思想也是比較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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