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三戒是指

　　《三戒》是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寫的一組寓言，寓言中的哲理對后世有著警示作用。下面是小編分享的柳宗元的三戒，歡迎大家閱讀。

　　柳宗元的三戒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其一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

　　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眾，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注釋

　　畋：讀音tián， 打獵

　　麑：讀音ní ，一種小型鹿類

　　怛：讀音dá ，嚇唬

　　偃：讀音yǎn ，互相碰撞翻滾

　　啖：讀音dàn，吃，這里解釋為舔

　　習：常常

　　抵觸：相互親近地碰撞

　　其二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

　　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后，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沖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其三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

　　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馀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嚙斗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

　　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后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臭數月乃已。

　　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注釋:

　　1、〔畏日〕怕犯忌的日子。

　　2、[恣(zì)] 放縱。

　　3、〔僮〕仆役。

　　4、〔椸(yí)〕衣架，晾衣竿。

　　5、〔盜暴〕盜吃食品、糟踏物品。

　　6、〔闔門〕關閉門戶。

　　7、〔購僮〕這里指“獎勵仆人”。“購”這里是獎勵的意思。

　　作品集賞析

　　在《三戒》文首有一小序說明作者的寫作意圖，警戒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的世人。常安認為：“麋不知彼，驢不知己，竊時肆暴，斯為鼠輩也”（《古文披金》卷 十四）。

　　《臨江之麋》賞析

　　在通讀《臨江之麋》后，我們很難把麋看成是“干非其類”的動物，而是“以為犬良我友”的天真、幼稚、思想單純的形象。它幼小之時便被“臨江之人”收養，且與家犬為友日久，稍大，“忘己之麋”乃情理之中，未經教化之麋如何知曉敵友？故而是缺少善惡意識、不辯敵友、是非不分的糊涂蟲。同時，它是一個十分奴性的形象，唯主人是從。它與犬相處，完全是一種友善的表現，我們看不到它“干”（干,犯也。——《說文》）的行為，而是一個被主人愚弄的化身。我們很難將麋與“依勢以干非其類”相聯系，如果說其“不知推己之本”是再恰當不過了。“不悟”，可見其主題。也就是說，它的行為是由于主人的袒護造成的，以至于使自己的防患意識淡漠了，不知道弱肉強食的自然規律。正如林紓所言：“麋之恃寵，稚耳。”（《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總之，麋給我們的形象就是一個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無知的白癡，它的死，讓我們感到它是可憐的。

　　《黔之驢》賞析

　　在《黔之驢》一文中，“好事者”也真好事，把一頭很好的力畜，以為“無可用”擱置在山下，使這頭立志于田間耕作的驢有才不能施展，使驢子成為“廢物”，真乃英雄無用武之地也！“好事者”其用“驢”之道可見一斑。我想，在此，黔驢的悲哀不亞于“祗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雜說》韓愈）的千里馬，不知道柳宗元有否自喻，但我們依稀看到了柳宗元的影子，“材不為世用，道不行于時也”（《柳子厚墓志銘》韓愈）。沒有人賞識千里馬的才能，是別人的無知，“好事者”認為驢子無用是“好事者”的無知。驢子初次見到虎時，想必它也一樣不了解對手：它過去的環境或許是一片祥和的田園生活環境，沒有爭斗和角逐，這個善良的毛驢無從知道這個世界上竟有不事農活的食肉野獸。毛驢一鳴，亦如千里馬“鳴之而不能通其意”（《雜說》韓愈），或許也像柳宗元一樣，因“以生人為己任”，而銳意改革弊政吧？我們知道：毛驢的本性是善良的、勤勞的；其志不是動物之間爾虞我詐的角逐，其志在于田野，在農耕，在運輸。如果我們說:“黔驢技窮”，也只不過是黔驢的斗技窮已。而柳宗元筆下的虎多代表君權、宦官勢力、黑暗的社會制度等，如《捕蛇者說》。柳宗元“不知愚陋不可以強……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寄許京兆孟容書》）的情景與黔驢無異。文尾：“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這句話與“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如出一轍。宦官的勢力是強大的，出技以怒“宦”使他觸罪被貶乃至終身不赦；也許，這恰恰表現了他在政治失敗之后的復雜的心理過程：沮喪、懊悔、乃至絕望。《愚溪對》有：智者“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愚者“觸罪擯辱愚陋黜伏”。這些深曲的反語潛藏著牢騷與譏諷，是對那個是非不分、賢愚顛倒的世道的譴責；誰又能說《黔之驢》沒有反意哪？

　　“悲夫！” 黔驢。它的悲慘是因為它還不曾學會“格斗”，而如果驢子學會格斗就不稱其為驢了；黔驢是可悲的，因為它不能歸田。如果“好事者”將“驢”歸田，那么驢一定是農夫的得力助手；至于可悲，則為“好事者”的無知且無聊。“黔驢”：前有古人——屈原，后有來者——岳飛，他們志在報國，而君主以為“無可用”將他們“置于山下”；屈原尚有《離騷》一鳴；而岳飛不曾“出技”，便以“莫須有”之罪，最終被“虎”所害。其死不悲嗎？

　　寓言故事

　　可見，驢虎相見，若無“有人力能舉之”（《柳子厚墓志銘》）則驢必死無疑。

　　對一篇文章的解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林紓認為《黔之驢》：“驢果安其驢，尚無死法。惟其妄怒而蹄之，去死始近……故君子身居亂世，終以不出其技為佳”（《韓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在此我不能茍同：“向不出技”，何時出技？難道遇到弱者時再出技嗎？面對強大的惡勢力，坐以待斃嗎？我們應推崇“行天下之大道……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初生牛犢不怕虎”畢竟是一種精神。

　　《永某氏之鼠》賞析

　　《永某氏之鼠》成功塑造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鼠輩：

　　在正常的生活環境中，沒有哪一個人為“忌日”而豢養老鼠；但在正常的生活環境中，有太多的有權有勢的人，出于種種緣故，寵愛、任用一些無能無德的“鼠輩”為官，致使鼠輩的勢力越來越大，可謂“小人得志”。宦官專權，是非顛倒，正氣不樹，正是柳宗元等鏟除弊政的目標。

　　永某氏完全是一個病態人格的形象，“畏日，拘忌異甚”，其錯誤的世界觀，其齊家之道必定也是錯誤的。一個“禁”字，表現其權甚大；雖然他昏庸無才，但他仍然是一家之“主”，或許他就是我們中間的一人。在他權力的轄區內，“因愛鼠，不畜貓犬”，他良莠不分，敵友不辯，遠君子，親小人，足見主人的昏庸。所以他的用人之道必定是任人唯親，而不是任人唯賢。在永某氏看來，鼠的行為都是正常的，他為老鼠提供了很好的社會環境。于是它們有了地位，有了特權。老鼠得此機緣便肆意暴行，惟利是圖，巧取豪奪，恰似一群貪官污吏的行為, 真是禍國殃民。“晝累累與人兼行”，白天他們前呼后擁，大搖大擺，招搖過市；甚至夜間還要“竊嚙斗暴”騷擾百姓，而永某氏“不厭” ，故“僮”無權擊鼠。現實也是如此，百姓是無權責打貪官的。想來鼠洞內已經積聚了大量的財物，其財物無一不是“民脂民膏”，但由于主人的庇護，他們便“飽食而無禍”，用一丘之貉來形容永某氏及老鼠是比較相宜的。

　　歷史已經過去一千余年了，但現在我們仍可以看見“永某氏之鼠”。社會上的種種腐敗現象，都濃縮在作者的筆端。作者寥寥幾筆，便淋漓盡致地勾畫出千古不變的貪官形象，其形可見，其聲可聞。

　　通讀全文我們看到，一個迂腐、蠻橫、糊涂無知的典型的心理變態人物，由于掌握了一家的權利，便構成了特定的典型環境，人鼠共生，烏煙瘴氣。永某氏病態心理是老鼠為患的前提，可以說老鼠的存在有其偶然性，同時也有其必然性。歸根結底，是永某氏用人的腐敗。令人鼓舞的是明智的“后人來居”假貓，購僮，殺鼠。

　　在《永某氏之鼠》中，作者的態度是比較積極的，結尾略點一筆，著墨不多，但揭示人生哲理：物極則必反、福禍相依。示意人們不要逞一時之威，竊時以肆暴。總之，《永某氏之鼠》像一把鋒利的匕首，直刺社會上的腐敗現象，精警深刻，對現在的一些社會現象也仍然具有諷刺意味。

　　寓言的精髓是其寓意，而寓意應具有教化意義，讀后使人的靈魂受到震懾，如夢方醒，引以為戒，其主旨應是積極向上的。

　　《黔之驢》雖廣為流傳，但讀后，總會使人產生壓抑感，或許是用驢作比喻有些欠佳吧，不知道農夫讀罷有何感想？取喻動物應恰如其分，使人讀其事即明其理。如將永某氏之“鼠”換成象征和平的鴿子，勢必產生歧義，可見設喻的重要性。而作者對于“鼠”的形容，形神兼備的形象，恰如其分，讓人不由得產生憎惡之情。麋、驢都是一些與人為善的動物，很難讓人產生惡意，這可能是我們不能完全領會其真正寓意的障礙。而鼠讓人一見便嗤之以鼻，令人厭惡，同時“鼠輩”本身的就有不光彩的寓意；這里，我們不禁想起《碩鼠》，“碩鼠”已成為貪官代號。所以永某氏的“鼠”設喻可謂貼切。總之，讀完三則寓言，我們看到：麋是可憐的，驢是可悲的，而鼠是可惡的。

　　三則故事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生動刻畫了六種動物各具特異的形態，仿佛使人身臨其境。

　　文章通過夸張的運用，增加了文章的幽默感；人格化的描寫增強了故事的趣味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完全是人格化的心理活動；又如：“虎因喜，計之曰：‘計止此耳’”，仿佛老虎在那里自言自語一般；“由是鼠相告（永某氏勿擊鼠）”，好象老鼠明白了人類的語言。

　　總之，柳宗元的這三則寓言，以敘述故事為主，在結尾出有一句議論，以發揮其寓意，如《臨江之麋》的“麋至死不悟”，領悟什么，讓讀者自己去思考，或引出其寓意：“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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