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劉禹錫的天人關系理論

　　在《天論》中，劉禹錫全面而辯證地闡明了天人關系，在豐富天人關系理論的層次與內(nèi)涵方面都超過了前人，從而為先秦以來的天人關系之爭做了一個較為圓滿的總結。

　　天人關系問題，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史上一直備受人們關注的核心命題。所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就不僅僅是司馬遷個人的抱負了，而是眾多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理想。在先秦，周公、孟子等人倡導“天人合一”，強調天與人的和諧、統(tǒng)一;荀子提出了“天人相分”、“人定勝天”的著名論斷。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王充對董仲舒的學說進行了批判，恢復了荀子的“天人相分”的思想。到了魏晉時期，天人關系以自然和名教的關系表現(xiàn)出來，王弼倡導“貴無論”，主張“名教出于自然”;嵇康、阮籍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最后，在郭象的“獨化論”的中，實現(xiàn)了名教和自然的完全統(tǒng)一。到了中唐后期，韓愈、柳宗元和劉禹錫就“天人之際”的問題進行了辯論。韓愈堅持了唯心主義的“天人感應”論，柳宗元為了反擊韓愈作了《天說》一文，提出了“天人不相預”的主張。但是柳宗元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把天與人完全分割開來。劉禹錫看到了柳宗元的《天說》“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因此，劉禹錫續(xù)作了《天論》上、中、下三篇，獨創(chuàng)了“天人交相勝，還相用”的學說，闡明了自然和人的辯證關系，深化了“天人之際”的論辯。

　　1 “陰騭之說”與“自然之說”

　　劉禹錫在《天論》中，首先對先秦以來在天人關系問題上的各種爭論進行了系統(tǒng)的理論總結，區(qū)別開了“古之言天”的兩個對立的哲學派別和認識路線，即唯心主義有神論的“陰騭之說”和唯物主義無神論的“自然之說”。劉禹錫說：“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厄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泥于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嬌介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陰騭”一詞出自《尚書・洪范》：“惟天陰騭下民”，意思就是只有天在暗中決定著人的命運。因此，“陰騭之說”是天意論，主張?zhí)焓怯幸庵尽⒂星楦械娜烁裆瘢�能賞善罰惡，可以給人類帶來禍福，作惡的人必然會遭受天降的禍，行善的人必然會享有天降的福。而“自然之說”是自然論，主張“天與人相異”，天與人之間沒有感應關系，天沒有意志、沒有情感，也不主宰人間的福禍。所以，好的東西也不免于禍患，善人(孔子、顏淵)也可能遭受厄運;壞的東西，在春天也能同樣地生長，惡人(跖、嬌)也可能長壽。這樣，劉禹錫就從哲學意義上劃清天道觀上“陰騭之說”與“自然之說”的根本界限。同時，劉禹錫看到了雖然“陰騭之說”誣妄不足信，但是“自然之說”也“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暴露了“天人相分”，“天人不相預”等觀點的缺陷。因此，在劉禹錫看來，這兩派都不能完整、準確地把握天與人之間的辯證關系。故劉禹錫提出了自己的“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天人關系學說。

　　2 “天人交相勝，還相用”

　　劉禹錫在分析了“陰騭之說”與“自然之說”之后說，“大凡人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劉禹錫的這一段話是說，天是有形物體中最大的，人是動物中最優(yōu)異的，天的功能和人的功能各不相同。在天所能而人所不能的地方，就是天勝人，在人所能而天所不能的地方，就是人勝天。這就是“天人交相勝”。為了從理論上論證“天人交相勝”，劉禹錫還具體地論述了“天之所能”和“人之所能”，并闡明了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劉禹錫說：“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擎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堅，液礦硎锘;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這就是說，“天之所能”和“人之所能”各不相同，“天之所用”和“人之所用”亦各不相同。自然界的功能在于生長萬物，在自然界中，強者為王，生存競爭、優(yōu)勝劣汰的規(guī)律在起作用。人的功能在于治理萬物，在人類社會中，人們制定的判斷是非善惡的法制在起作用，強暴者要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制約或制裁。劉禹錫對“天之所能”和“人之所能”的區(qū)分，是繼承了先秦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這與柳宗元的觀點也是一致的。為了使自己的學說能使更多人知曉，劉禹錫還舉了個例子。

　　劉禹錫說：“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圣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群次乎邑郛，求蔭于華榱，飽于餼牢，必圣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劉禹錫認為，在原野里，誰身體強壯，誰就能先趕到樹下休息，趕到泉邊飲水，即使是圣賢也不能與之爭，因為人的體質是屬“天”，這就是“天勝”。但是，到了城里，情況就不同了，在食宿方面，圣賢都被優(yōu)先安排，即使是強壯者也不能與之爭，因為人的道德行為和社會行為屬“人”，這就是“人勝”。因此，同一群人在一日內(nèi)在不同的地方就表現(xiàn)出了“天勝”和“人勝”，二者在不同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而且天人之間，可以相互配合，相互利用。同時，劉禹錫還進一步把“天人交相勝，還相用”的天人關系理論視為世界萬物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劉禹錫說：“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可見，劉禹錫的“天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說明他已經(jīng)初步探索到人與客觀世界有著既對立有聯(lián)系的辯證關系，是對柳宗元的關于天人關系的辯證發(fā)展。

　　3 “人之能勝天之實”

　　劉禹錫在論述“天人交相勝”的辯證關系時，還進一步分析了“人之能勝天之實”，即人之所以能勝天的實質和根據(jù)。劉禹錫認為天勝人，只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因為天沒有意識。但是人勝天就不同了，因為人是有目的性、有意識的，再加上人可以務求，也即人有主觀能動性，決定了人務勝乎天。

　　首先，就人和自然界的關系來說，人之所以能勝天是由于“夫物之合并，必有數(shù)存乎其間焉。數(shù)存，然后勢形乎其間焉。”“數(shù)”就是指事物之間固有的規(guī)律性，勢就是指事物發(fā)展的必然趨勢。正因為事物之間有數(shù)，所以其間必然會有勢。劉

　　禹錫還以天體為例，他說：“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shù)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由此可見，劉禹錫在當時自然科學的基礎上，已經(jīng)接觸到了自然界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和可知性，正是因為如此人可以發(fā)揮主觀能動性有目的地認識和改造自然，即人能勝自然。這不能不說是劉禹錫哲學的光輝之處。

　　其次，就人與人的關系說，人之所以能勝天，是在于人能組織社會，能制定一整套社會規(guī)范，劉禹錫提出以“法制”作為社會秩序的準則和判斷是非的標準。所以劉禹錫說：“人能勝乎天者，法也。”為了論證這個問題，劉禹錫分了三種情況。第一種“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在這種情況下，法制健全，是非曲直清楚、公正，善惡各有所終，則天下安定、太平。第二種“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辱，時以不辜參焉。”法制稍微松弛，天在人心目中的作用就開始顯現(xiàn)了，“天勝”的現(xiàn)象就開始出現(xiàn)，第三種“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法制混亂、是非顛倒、德福錯位時，天的“強弱”就戰(zhàn)勝了人的“是非”。由此可見，天勝人并非天的作用，而是人類社會沒有法制混亂的結果。所以，劉禹錫認為，人要勝天必須建立嚴明的法制。劉禹錫這種重法的思想，顯然是受到先秦法家思想的影響。這樣，劉禹錫就進一步把荀子的“人定勝天”的思想深化了、辨證化了。

　　綜上所述，劉禹錫的天人關系理論既批判了“陰騭之說”的荒謬，又彌補了與“自然之說”漏洞，辯證地論述了天人關系。但是，由于受到歷史和階級的局限，劉禹錫還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劉禹錫看到自然界存在著客觀規(guī)律和人要勝天必須發(fā)揮主觀能動性，但他對二者的理解是粗糙的，根本看不到只有社會化的人通過社會性的勞動才能實現(xiàn)人對自然的反作用。劉禹錫抽象地談論法制，甚至仍然把社會治亂或政權的得失歸之于所謂圣人制定的理想“法制”。當然，劉禹錫的這些局限性，都蓋不住他的主要哲學貢獻，劉禹錫全面而辯證地闡明了天人關系，在豐富天人關系論的層次與內(nèi)涵方面所達到的理論水乎都超過前人，從而為先秦以來的天人關系之爭做了一個較為圓滿的總結，在中國古代唯物主義思想發(fā)展史上樹立起一塊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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