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與柳宗元散文的構思立意

　　劉禹錫和柳宗元作為唐代杰出的文學家，因生平交游及難分伯仲的詩文成就而被人以“劉柳”并稱。

　　構思是創作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環節,其質量直接關系到文章的優劣。劉熙載《藝概・文概》云:“文以煉神氣為上半截事,以煉字煉句為下半截事。”[1]此中“煉神氣”即指構思,可見構思的重要性有時甚至要超過語言的運用。

　　嚴謹縝密的構思是劉、柳散文創作的共同特點。劉熙載說:“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為‘牢籠百態’,固宜。”[2]柳宗元的各類文章之所以能夠做到“形容盡致”、“牢籠百態”,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嚴謹縝密的構思。他的論說文往往論證縝密,富于邏輯性。如《桐葉封弟辨》一文,文意有多處轉折,縱橫捭闔,層層辯駁,層層推進,一段比一段精彩,理路明晰而意味深長,筆無虛言而論證精密,給人以警快銳利之感。柳文還常以奇峭的構思引人入勝,如《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一文便構思別致,失火當然是件壞事,而柳文的標題卻冠一“賀”字,大反邏輯規律,引發讀者的閱讀興趣,極有意致。文章開篇敘述作者得知王家失火后由驚駭到大喜的心情變化,說:“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余儲。仆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然后再解釋其中的緣由,原來王氏是富豪子弟,雖然工文章、善小學,但由于家中過于富有,廉潔之士因避嫌紛紛退避三舍,以致牽累其才能的顯揚;同時又表明自己雖曾夸贊王氏,但總因其富有而擔心自己為人詬病。爾今一把大火,燒盡了王氏財產,反倒讓他有顯揚才名的機會,因而可喜可賀。文章以奇特巧妙的構思,表現了嚴肅的主題,反映了當時社會以財論交的不良風氣和科場腐敗的種種弊病。

　　劉文嚴謹縝密的構思主要體現在其論說文中,此類文章通常說理詳密、論證深入,有些作品完全可與柳文相頡頏,柳有《天說》,劉有《天論》;柳有《非國語》,劉有《因論》。《天論》是劉禹錫論說文中的代表,從中可以見出該類文章的一般特點。該文分上、中、下三篇,是一組思慮精微的哲學論文,全面表述了作者在自然觀、天人關系、天命論根源等方面的認識,論證犀利、邏輯嚴密。作者在論證中時時設問,多有辯駁,將其哲學觀點作了透徹的表述。劉禹錫曾自信地與韓愈相比,說:“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盾,卒不能困。”[3]這里的“筆”指各體散文,“論”專指論說文。王應麟曾譏嘲劉禹錫的這一言論是“不自量” [4]的行為。雖然,劉禹錫可能有點自負,但他只標榜自己的論說文,而不及其他,這不會是偶然的。韓文雖氣勢雄壯,但劉文嚴密的邏輯思辨和深刻的理性分析是韓愈所不及的,劉禹錫深知這點,故而會有此說。所以,清人李慈銘就認為劉禹錫“于韓、柳外自成一子。……王厚齋笑其‘不自量’,未為知言。”柳宗元的論說文雖也以構思嚴密著稱,但從劉禹錫作《天論》以補正《天說》一事來看,劉文的構思有時比柳文更為嚴密。除了論說文,劉禹錫的其他散文的構思也具有類似的特點。如科技類說明文《機汲記》,此類文章為了符合實用的目的,必須將個個環節交代清楚。文章充分體現出作者在構思上的用心,把繁雜的機械制造安裝工藝寫得有條不紊,清楚明白。此外,劉禹錫多年的仕宦生涯,讓他轉徙各地,從而創作了一批廳壁記之類的文章,這類作品常融人事變遷、地理沿革等內容于一篇,文字儉省而法度井然。無論長篇短制皆能巧于構思,嚴于組織。如《連州刺史廳壁記》一文,既表現了山水風景之美,又達到了實用的目的,在條理分明的敘述中顯現出作者的謹嚴構思。

　　結構也稱“文法”,既是文章謀篇布局的方式,又是文章構思的外在顯現。如果把語言比作是文章的血肉,結構就是文章的骨骼,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柳文就十分重視謀篇布局。結構上,既有條理清晰、環環相扣的一面,如《封建論》、《天爵論》等論說文,不僅于外在的文字上有連結、轉折和呼應,在段與段之間也有內在的邏輯聯系,《段太尉逸事狀》等記敘文也是精于剪裁,結構清晰;但同時又具有平中見奇,層見迭出的特色。其山水游記的謀篇布局絕不雷同,結構變化多端,各極其妙。柳文不僅講究一篇之內的巧妙布局,有時在篇與篇之間也存在獨具匠心的結構。如《永州八記》,既各自成篇,又前后連貫。每篇的開頭與上篇互相關聯,合則似山水長卷,分則為八折屏風。這樣巧妙的布局,有利于突出了八處山水各自的特點,避免了重復雷同。結構上的靈活多變,造就了柳文“奇峰異嶂,層見疊出” [5]的特色。

　　相對而言,劉文的結構較少變化。他的論說短文和雜文,如《因論》七篇、《觀博》等,都是先敘事后說理,條理是清楚了,但缺乏新意。此外,他的廳壁記、驛路記之類,如《和州刺史廳壁記》、《武陵北亭記》等文,往往依照地理位置逐一寫去,似乎形成了一種特定的程式。他為友人寫過不少集紀,往往是先議后敘。他的碑傳文被譽為“饒有史才” [6],但也缺少結構上的變化。當然,劉文在結構上也并非毫無變化。洪邁便指出,劉禹錫的一些表文在結構上存在打破舊套、不依程式的現象。他在《容齋隨筆》中說:“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誥命,授臣某州,已于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后入詞。獨劉夢得數表不然。”[7]《夔州刺史謝上表》即是如此,作者在“授臣某州”之后,即接以長篇自明的文字,最后才說“臣即以今月二日到任上訖”。這些表文能夠不依固定的格式規范,打破舊時謝表的俗套,可算是劉文在結構上的閃光點。

　　立意指文章主題思想的構建與表達。柳劉散文在立意上都具有新奇而深刻的特點。柳文往往能從平凡的、人所常見的事物中出人意表地歸納出有意義的主題。比如他的寓言作品,就善于通過日常事務來揭示生活的本質或某種普遍的哲理。他以卓越的見識和敏銳的觀察,擇取具有社會意義的典型事例,把豐富的現實人生寫進寓言之中,透過現象深究本質,寓意深刻而發人深省。如《三戒》中所諷刺的對象,既是現實政敵的化身,又包含了自己無法言說的隱痛。他的山水游記也是如此,永州山水在南方的景色中并無獨特之處,但柳宗元能以獨具匠心的象征手法,借助平凡無奇的山山水水來表現自己的悲劇命運。其傳記散文大多有所寄托,人物的事跡和品格,往往只是感想的觸發點,常以類比的方法引申出某種深刻的哲理。

　　劉文在立意上也有相類似的特點,同樣善于從生活中歸結深刻的道理。其《救沉志》、《觀市》等篇,都借題發揮,揭露世間丑行,文短意長。《因論》七篇,往往一事一議,從習見小事中提煉出人生哲理,或將其與治道聯系起來,以小見大,表達深刻見解。并且注意發掘客觀事物中普遍存在的各種互相對立的矛盾因素,富于辯證思想。如《嘆牛》一文,也是借題發揮,通過對牛“用盡身殘,功成禍歸” [8]的描述,告誡人們應采取一種“執不匱之用而應夫無方” [9]的立身處世之道。作者有感而發,以牛譬人,立意巧妙,說服力很強,令人深受啟發。

　　總體而言,劉禹錫和柳宗元都很重視的散文創作的構思立意,從而使他們的文章大都兼具深刻的思想和新穎的結構,達到了形式美與內在美的統一。相較而言,則柳文以結構多變取勝,劉文以構思慎密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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